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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库《熊希龄集》共8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秋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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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库：熊希龄集》收录了熊希龄生平着述及各类文件，包括试卷、奏折、呈文、条陈、政论、专着、演说、谈话、函电、札记、诗词、启事、序跋、联语、题词、祝辞、祭文以及由他签署的各类公文、命令、批示、布告、委任状、证券、合同、数据等，均按时间顺序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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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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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第一册：1891年至1909年
熊希龄集第二册：1910年至1912年
熊希龄集第三册：1913年1月至6月
熊希龄集第四册：1913年7月至12月
熊希龄集第五册：1914年至1916年
熊希龄集第六册：1917年至1918年
熊希龄集第七册：1919年至1926年
熊希龄集第八册：1927年至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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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详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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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第一册
一八九一年至一九○四年
考卷一（1891年）
附录 张亨嘉批语
考卷二（1891年）
附录 张亨嘉批语
考卷三（1891年）
附录 张亨嘉批语
考卷四（1891年）
附录 张亨嘉批语
考卷五（1891年）
附录 张亨嘉批语
《熊希龄集》第二册
一九一○年
催还所垫官电费致广州袁海帅电（1910年1月1日）
盐务应加价不包商致广东督署刘白庚电（1901年1月1日）
请速来致上海张舜琴电（1901年1月1日）
为营口关道税务改革等事致度去部曾刚甫电（1910年1月2日）
告知春夏两季去款报告册已送吉林财政局来电（1910年1月3日）
请假十日致度去部电（1910年1月4日）
为电报事致度支部财政处电（1910年1月4日）
询问季报支出册事致黑龙江财政局电（1910年1月4日）
辨吉林商会经费性质等事事致吉林财政局电（1910年1月5日）
《熊希龄集》第三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六月
乞派财政局员来京致热河昆都统电（1913年1月1日）
告因筹款暂缓赵热河致热河王道台暨军、警、绅、商、学五界电（1913年1月1日）
告以自家房产抵押贷款致上海沈若愚电（1913年1月1日）
就抵押贷款事致上海朱其慧电（1913年1月1日）
就交款事致南京应季中省长电（1913年1月1日）
为军票事宜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1月2日）
告目前状况致沅州熊捷三电（1913年1月2日）
告知缓来致安庆陆军学堂李冰澄电（1913年1月2日）
为汀中选举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1月2日）
《熊希龄集》第四册
一九一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请拨赈洋并妥为散放致孙知事冯税员电（1913年7月1日）
转米统领报捷电致大参陆两部电（1913年7月1日）
衣报剿匪有功名单并请严加警备致林西米统领电（1913年7月1日）
就抚恤阵亡厉副哨事致赤峰陈会办电（1913年7月1日）
就前敌军需事致林西米统领电（1913年7月1日）
就休整与军需等事致林西米统领电（1913年7月1日）
就购械事致上海叶揆初电（1913年7月1日）
附录 上海叶揆初来电（1913年6月30日）
告知债票归还方法致天津祝毓瑛电（1913年7月1日）
《熊希龄集》第五册
一九一四年
请与银行接洽催款致伦敦刘公使电（1914年1月5日）
请北上面谈致南京庄督办电（1914年1月5日）
就贺款及威、泰两款事致伦敦刘公使电（1914年1月5日）
附录 英就刘玉麟公使来电（1914年1月4日到）
拟请简任赵从蕃呈袁世凯文（1914年1月6日）
为宋教仁母身故请酌邓抚恤呈袁世凯文（1914年1月6日）
附录 袁世凯批
钞安福县李光焘条陈呈袁世凯文（1914年1月6日）
附录 袁世凯批
《熊希龄集》第六册
一九一七年
告颁“博爱谓仁”匾额事致辰州教堂黄济中电（1917年1月3日）
告颁“博爱谓仁”匾额事致长沙红十字会电（1917年1月3日）
告颁“博爱谓仁”匾额事致堂德教堂罗感恩电（1917年1月3日）
告颁“博爱谓仁”匾额事至沅州教堂包格非电（1917年1月3日）
告获褒奖救济人员名单致堂德抚绥处电（1917年1月3日）
就赈款等事致常德抚绥处电（1917年1月3日）
就永桑赈事致常德抚绥处电（1917年1月3日）
为向中日兴业公司借款事致长沙谭督军电（1917年1月3日）
附录 长沙谭督军来电（1917年1月8日到）
《熊希龄集》第七册
一九一九年
告知南下日期致李纯电（1919年1月1日）
为致谢代租房屋致上海佘桂生电（1919年1月1日）
为南北事宜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电（1919年1月1日）
预为申明劝和宗旨致京省通电（1919年1月2日）
请奖办理水灾河工各员与曹锐呈徐世昌文（1919年1月5日）
致南通张季直电（1919年1月6日）
告知到宁日期致永州谭组安等电（1919年1月6日）
告知卅一电已转呈在京汀议员致长沙张督军电（1919年1月6日）
附录 长沙张督军来电（1919年1月5日到）
《熊希龄集》第八册
一九二七年
为华昌案了结事致陈霆锐、王云五函（1927年1月12日）
请将存款迅即拨还致督办道胜银行清理事宜王函（1927年1月18日）
告知撤销代表名议并不再派员出席致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函（1927年1月26日）
就盐商期票事致朱作舟函（1927年2月2日）
拟将疏浚京通湖河筹备处事宜暂行委托顺直水利委员会继续办理请备案致内务部函（1927年2月12日）
题并蒂莲贺赠芷儿完婚（1927年4月3日）
赠芷儿与霖婿（1927年4月3日）
告知无法拨款相助贵校扩充校舍致湖南常德私立沅澧中学校函（1927年4月21日）
题寥名缙遗照（192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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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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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慈善家。熊希龄出生在清末湘西的一个军人家庭。当地教育事业并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对他的教育很严格。熊希龄在幼时就体现了他的聪慧，只用了三天就能背下整部《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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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不仅聪慧,还极其勤奋。天道酬勤，他在十四岁那年中了秀才。这对熊氏一族来说是荣耀，那时整个湘西都没几个秀才。为了继续深造，熊希龄的父母把他送到了芷江县。可是该地区教育水平不高，熊希龄没有中举。当地新太守决定振兴教育，开办了一所新书院。教导方式非常特别，不仅教授经史等传统课程，还增加了实学课程，农业、军事等都有所涉猎。熊希龄立即报考。在这里，他的学问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二十一岁，熊希龄高中乡试，次年参加会试。熊希龄认为自己书法不佳推迟了殿试，后来他高中光宗耀祖。当地太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熊夫人聪慧娴熟，是熊希龄一生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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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熊希龄目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决心加入到改革的队伍。变革失败，他被削职。辛亥革命后，熊希龄拥护共和，任北洋政府高官。因为与袁世凯政见不一被迫辞去一切职务。1918年，熊老先生创办香山慈幼院，带领家人与师生加入抗日队伍。熊先生在上海与革命同仁一起创办了医院与收容所。熊希龄在1937年赶赴香港募捐资金，因脑溢血逝世。这就是熊希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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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记载了1891至1914年熊希龄所有的着作和他书写的文件。凡是有关于熊希龄的资料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连他的祭文、合同数据、委任状都有。熊希龄集是国务院批准的人物集，由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收集资料整理得出，总共约一百五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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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时分成了三册，是目前国内外关于熊先生资料最详细的书籍。网上所售熊希龄集被封为了八册，价值约八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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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集上册约五十八万字，不仅提供了熊先生革命思想演变的过程，维新运动中与各革命人员的联络方式，还详细记载了熊先生如何在维新变法中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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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也较多记载了他在东北建办实业的往事，这对研究东三省的历史也有极大的好处。善于理财的熊希龄被北洋政府聘为财政司长，他这一时期签发的所有文献都被收集进这本书中，这些资料方便了研究北洋政府的历史学家们。上册还收集了早期熊先生向世界各大银行借贷的资料，至于他抗战后的一些文献资料则被收集进了后面两册中。上册的编辑也不是非常完美，在书中，经常是用揣测性的语气得出结论的，说明对资料的找寻还不够充分。书中也遗漏了一些内容，但是这些缺点不影响它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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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是民国早期颇具影响的实业家，他希望能够集合起大家的力量救国。晚年的熊希龄总是利用他名流的身份捐集物资，帮助难民和伤员。熊希龄集让大家能够窥探到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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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一共有三个夫人。第一任熊希龄夫人姓廖，贵州人，婚后二人琴瑟和鸣。但好景不长，廖氏后因病去世。熊希龄第二任夫人朱其慧是个才女。当时熊希龄在沅水校经堂念书，当时的书院院长就是朱其慧的哥哥。朱院长见书院里有不少俊杰，想要从中挑个妹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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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二人决定通过对对联的方式选郎官。在他们出了上联后，整个书院男生都激动不已，绞尽脑汁想下联。一心读书的熊希龄觉得这样的行为有失君子风度，为了停止这场闹剧，他对了个下联。朱院长觉得这下联对得妙极，把妹妹许配给了他。两人成亲前一起散步，熊希龄谦虚地表示他本不想高攀，现在只怕会让其慧失望。事实上其慧非常心仪熊希龄，立即表示，愿意从此之后同甘共苦，宛若溪流决不回头。婚后两人的家庭幸福美满。不知怎么一回事，朱其慧的才貌传到了袁世凯的耳里。袁世凯在称帝前夕给熊希龄写了封信希望其慧能够成为国妇。朱氏见了这封信立即以丈夫的名义回信，贱内是一个乡野中人，不懂礼节，夫妻二人希望过山野生活。熊希龄看见妻子的行动觉得她更加美丽了。两人生下三个儿子后，朱氏因病去世。悲痛的熊希龄为了怀念爱妻，续须持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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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熊希龄夫人是毛氏，本是熊希龄女儿的同学。那时两人有很多话说，熊希龄深感毛氏是他的知己，又见她聪明活泼，便向她求婚。毛氏只有一个要求，让熊先生割须弃杖。熊先生答应了这个要求，两人在上海举行婚礼。这对老夫少妻既是生活中的伙伴，也是事业上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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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故居坐落于凤凰古城，离湘江不远。整幢建筑极具苗族风格。这座建筑是熊希龄的祖父在道光年间建造，熊先生就诞生在这座屋子里，并在这度过了童年与少年。熊希龄故居总建筑面积八百平方米，平房建筑，木质结构。故居是四方形，院落中间就是一口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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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左边的房间时会客室，右边的房屋里是杂物房，放着一些家具。熊希龄小时候喜欢到杂物房玩耍，对存于里面的家具都能熟练应用。熊希龄为此也培养出了关心劳动人民的情操。在故居的正室两边挂着一对对联，上联写出了熊希龄的爱国志向，下联写出了熊先生为国家作的好事。在正室里放置着熊希龄的曾用品，悬挂着的一张张图片记载了先生的脚步。门窗上都刻着木雕，做工精美，保存完好。熊希龄故居自从二十一世纪初正式对外开放，已经接待了百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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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年少的时候就有神童的美誉，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从秀才完成了到翰林的蜕变。青年的熊希龄目睹清政府的无能弃笔从戎。北洋政府成立后，熊希龄先后担任财政司长、总理等职务。五四运动中，熊希龄不仅要求政府拒绝签署屈辱条约，还为被捕的学生到处奔波。五卅惨案后，熊希龄组织救恤会在天安门游行追悼死难者，后整个队伍达到十万人。李大钊同志逝世后，熊希龄冒险将李家遗孤接到香山，并把他们安排到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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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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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凤凰县人,1870年出生于凤凰县一个官宦家庭。幼年入私塾。14岁中秀才。人称湘西神童。20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协助湘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延聘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参与办理和兴办湘省近代航运。他创办了南学会、《湘报》；成立了“延年会”、“妇女不缠足会”等维新社团,促使“讲堂工场林立”“各州府学校纷起”,“民智骤开”。湖南维新变法独步一时,为全国之先。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谭嗣同等参与变法的六君子被杀。他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因而幸免于难,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此后,他蛰居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
1902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他一同前往,为其策划创办了西路师范学堂和常德中学。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访知他办学成绩斐,便上报朝廷,请撤了对他“严加管束”的处分。他力助赵尔巽在湖南推行新政,实现其以“教育救国”的理想。
1904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和工艺。回湘后,他捐出沅州住宅,设立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还创办了醴陵瓷业公司。1905年由赵尔巽再度保奏解除了对他“永不叙用”的枷锁,恢复原官。同年由湘抚端方奏保,以二等参赞身份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适赵尔巽改任川督,由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调,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充苏属咨议局筹办处会办。旋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为督署文案,兼宁属咨议局筹办处总办,又任南洋印刷官厂监督。其时,还与人在民间筹办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并兼顾湖南醴陵瓷业公司,成绩广为时人称道。
辛亥革命后,他草拟的全国财政纲要,为孙中山、黄兴所称赞。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名义,率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致电袁世凯,要他不要为清室而战。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负责组织内阁。他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其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之称。他发布了《就任国务总理布告》、《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宣言》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上层希望健全法制,发展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真正共和国”的愿望。这与袁世凯企图实现封建–大相径庭。袁世凯以大总统名-散国民党和国会时,他均为副署,遭到了国人非议。1914年2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统治,辞去财政总长和总理职。袁世凯死后,他返回北京,力陈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表明其坚持共和的立场。1917年7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熊希龄为政务评议会评议长。他目睹当局独断专行,政出私门,无可评议,即辞去职务。他各方奔走,调停南北战争,力求国家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他偕同蔡元培等24位名流,联衔成立南北和平期成会,他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但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
1920年秋,他回到湖南,帮助谭延闿推行“地方自治”,企图实现通过“分治”、“民治”、“总治”的途径来治理国家。但是在军阀混战中,“自治”变成“割据”,无助于国家统一。1917年,直隶京畿一带103县遭受水灾,25万多顷田土无收,有灾民600多万人。他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以救灾赈饥为职志,浚河修堤,复平土地,“救活灾民逾数百万”。1918年又设立慈幼局,收养灾童1000余名。1920年冬设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长,收养无人领回、无家可归的孤儿“达数万人”。慈幼院逐步变为集家庭、社会、学校为一体的新型学校,成为当时国内外闻名的最完善的慈幼教育机构。
他从改良社会出发,以爱国爱民之心,做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从1917年到1934年,历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董、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日本筹赈会会长、湘灾筹赈会名誉会长、永定河督办、陕甘赈灾委员、北平红十字会会长。与西人合办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筑成潭宝公路。还创办了水利善后委员会,除急赈湖南滨湖十数县外,“尤努力洞庭湖之疏浚”。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义愤填膺,在北京发起“沪案失业同胞救国会”,召集各界人士在天安门追悼死难同胞。由他主祭,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会后还组织10万人大-,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全国掀起了救亡运动。他组织国难救济会,致电张学良、冯玉祥及东北各将领,坚持抗日,挽救国难。淞沪战起,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他痛心疾首,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号召全院师生以实际行动抗日救亡。“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随即组织全家和慈幼院师生200余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携长女熊芷组成救护队,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日出于枪林弹雨中”。还设立朱其愁义助儿童幸福社基金。七七事变发生时,他乘船到上海,有人劝其回避。他说:“我是国民中的一员,国难当头,应尽义务,岂能回避!”即会同上海红十字会,从事救护工作。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出伤员1000余人,由战场救入安全地带的难民20余万人。
1937年12月18日抵达香港。25日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68岁。葬于香港。1992年迁葬于北京香山。其着述甚丰。今人辑有《熊希龄集》行世。诗词文字原稿藏于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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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东先生的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分量却十分沉重。这份沉重出自顺东先生对于芷江历史人文的乡土情怀和挚爱之心，经过长达20余年的不懈努力，勤奋不辍、孜孜以求，查阅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书籍；又广泛地访求当地知情人士，发掘民间口述传闻；再又四处奔波，做田野调查，特别是实地查勘和搜集熊氏家族墓碑文字，最后综合所得，写成了这部凝聚着他汗水和劳绩的感人之作。并且为了完成这部书稿，他还一度累成重病。他寄给我的7月10日的《写书历程》中有这样一段话：
“201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让我无法再顺利进行研究，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血，是让世人真正了解熊希龄的绝佳机会。经过半年的休养，我又开始了研究之路，但是这条路走得很艰辛，我开始力不从心，大脑和手都不那么听指挥了，每天我坐在书桌前，翻看之前收集、写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回忆之前研究的内容。每天我都会在书桌前坐上七八个小时，我在看，我在写，我在听，但是我能总结出来的也许只有几个字、几十个字。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事情多么困难，不管道路怎么艰难，我所能够承受的、能够克服的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信念。我会把研究熊希龄之路走完，我想还原历史真相，我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
顺东先生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显示：他写这部熊希龄书是有目标和追求的，为了这种目标和追求，他迎难而上，顽强拼博，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毅力、意志和信念，令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感佩!
顺东先生写这部熊希龄书的目标追求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这样的立意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是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顺东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要改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熊希龄是凤凰人的说法。顺东先生认为凤凰只是熊希龄的祖籍，而熊希龄本人则是生在芷江长在芷江，是和芷江连在一起的地地道道的芷江人，是从芷江走出去的民国总理。顺东先生的说法能否成立，取决于他的立论依据是否确凿。然就目前而言，他的说法要想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恐怕还有困难。首先是凤凰方面是否认同和支持?其次是芷江自身是重视抑或冷漠?因为在熊希龄故居的问题上，凤凰和芷江曾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熊希龄故居时有感而发地说过两句话：“凤凰是没有熊希龄故居造了一个熊希龄故居；芷江是有熊希龄故居却把故居给折除了。”凤凰造熊希龄故居的过程我是知情的。那是在1990年年初，其时凤凰县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决定打地方文化名人的牌。凤凰的文化名人最突出的有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3个。沈、黄都有现成的故居存在，可熊希龄故居却没有，但有传说熊希龄是出生在沱江镇文星街熊家巷(即当时的文星街一条巷)。于是凤凰县便决定在1990年8月熊希龄诞辰120周年时办成两件事：一是开一个纪念熊希龄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由政协出面举办。1990年上半年凤凰县政协的主席(曾担任过县长)和文史委的主任周少连来长沙找我联系，委我担任筹办该次学术会议顾问，负责联络省内外学者以及海内外香山慈幼院校友撰写论文与回忆文字参会(这次会议于8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并帮助出版了会议成果《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二是造一个熊希龄故居。即由县里做工作，说服住在文星街一条巷的一个住户搬出，给其3万元的补偿，于是这里便成了现今供游人参观的熊希龄故居。故居里陈列的内容主要是报据我当时所撰《熊希龄简传》和《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故居里所陈列的物品、书籍和照片，也多由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和熊夫人毛彦文以及我所提供。应当说，凤凰县熊希龄故居的打造，对于该县地方经济即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推动效应，也表明了凤凰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成功。可是芷江县与凤凰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芷江县本来是有熊希龄故居的。沈从文曾经写了《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或许有可能成为国家或省级重要文物保护遗址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芷江县的城市改造中被折除了。我1987年3月到芷江县城考察，发现熊公馆的原址已经变成了道路。1990年9月，《民国春秋》想刊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要我提供一张熊公馆的照片，我竞无法提供，后悔没有在熊公馆折除之前到这里或托人拍下一张照片；而拜托熊氏亲族后裔张成霞、熊焕文去找一张折除前的照片，亦不可得。本来折除了的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也是可以恢复或另选一址重建的，我曾经就此多次向怀化和芷江提出过建议。但是20多年过去了，熊公馆仍未恢复重建。如今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就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不知道芷江县委、县政府获悉此情之后，是像凤凰县那样，建一座熊希龄故居?还是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熊公馆被折除后的现状?可见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是芷江人的说法，其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如何实现，最终还要取决于芷江县委、县政府对于此事的认识和态度。
其次是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如何将熊希龄的研究推向深入，即面对和解决熊希龄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熊希龄研究中，熊希龄是哪里人，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熟悉熊希龄的人都知道，熊希龄是凤凰人。熊希龄担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时，国内的大小报刊上，都称他为“熊凤凰”。熊希龄本人也自称是镇筸(即凤凰)人。可是，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其祖籍是凤凰，其本人则生长在芷江，故熊希龄也可以说是芷江人。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既然符合事实也就不无道理。以往我们判断和确定一个人是哪里人，传统的标准和依据就是看其籍贯(祖籍)在哪里。现在审视这种只看籍贯的标准和依据，会觉得有欠准确和完整、存在某种缺失。因为有的人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乃至后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都不一定会是一个地方。如果仅以籍贯来确定其为哪里人，就难免存在片面性。倘若加以区分，那么哪里人的答案或许就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即就熊希龄而言，他的祖籍(籍贯)是凤凰，那么他是凤凰人；但是他的生长地是芷江，那么他也可以说是芷江人。所以熊希龄是哪里人的答案至少就有了凤凰和芷江两个。准此，我们今后对于像熊希龄这种类似的哪里人问题，恐怕就得改变过去只有一个答案的传统观念。这也就是顺东先生这种看法在我认为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熊希龄关于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自己早已就表述得很清楚。如1898年7月15日他为时务学堂事上书湘抚陈宝箴云：“龄本筸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这里所称筸即凤凰镇筸[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103页]。又1893年熊希龄为沅州(今芷江)建书院事致汪康年函中云：“龄籍凤凰，久居沅州，习沅州利病。”“以言畛域，则龄凤凰人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22、24页]。再1908年熊希龄在所作杨母张老孺人七十寿序中有云：“余家自先王父以来，寓居沅州者近百年矣。故希龄虽镇筸籍，然实生长于沅，其与往来游处者，皆沅人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443页]。综上所述，概括熊希龄对于自己是哪里人的定论便是：籍隶镇筸，生长于沅。至于这里的生长于沅可否理解为成长于沅?还是把生长二字折开，如顺东先生所解释的，是“生于沅、长于沅”?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长于沅即指在沅州成长当然没有问题。但生于沅即指出生于沅，我以为还需要进一步取证，现有的证据尚有不足。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倘若比较凤凰与芷江两地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眷顾程度，应当首推芷江。这就是因为芷江是熊希龄的生长地，是他从小接受教育和求学成才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有由他恩师沅州太守朱其懿创办的沅水校经堂，倡导书院改革，推行实学教育，让青少年时期的熊希龄获益匪浅，在此求学起步而终致科举功成。故他对芷江十分眷恋，一往情深。当1893年沅水校经堂一度发展受挫，他便千里奔波，“为沅请命”，“爇面求人，勤勤未已”，说是“亦以今日之所志所学，一知一解，皆受益于书院，而受恩于朱太守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24页]。特别到了后来，即1932年，他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创办“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共办12项公益事业。其中北京4项(即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场、北平昭慧民众学校、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天津1项(即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长沙1项(即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凤凰1项(即凤凰双陵第五小学校)，而芷江竟有5项(即芷江彝公图书馆、芷江双陵第一小学、芷江双陵第二小学、芷江双陵第三小学、芷江双陵第四小学)。由此即可见芷江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有多么的重要。
熊希龄是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他在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忘记家乡芷江，今天的芷江人，有顺东先生把他的名字与芷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表明芷江人们没有忘记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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