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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共1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完成，由刘琳等校点。Vaw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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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历时8年编纂、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会要辑稿》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巴蜀全书》现有成果中规模质量的之一。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云海先生为首，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但未能展开。
本世纪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形成了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后来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纠正年月日错误。《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处）。第二，鉴别非“会要”之文。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记事的体裁与风格、所记的时代与地域，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第三，移正错简之处。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少的地方有10余字，多的有3000余字，总字数达3万余字。第四，勘正错误的行款。《宋会要辑稿》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不当，正文、注文互混，标题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参与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一丝不苟，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第二，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第三，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完成，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如何打造精品，树立了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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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学者认为，《宋会要辑稿》校点本也有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建议，在16册之外再出一个索引，作为补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朱瑞熙希望出版方能够推出可供检索的电子版，方便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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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清代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十之七八为《宋史》各志所无，是研究宋朝法律典制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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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从内容上看，《宋会要辑稿》己较原本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说过，宋修会要，共有十次，应有十部，但现在《宋会要辑稿》中注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乐大典》时，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难保没有遗漏。三、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一千余册，并非全帙。四、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遗漏。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宋会要辑稿》对照，已发现若干条佚文。五、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
第二，从形式上看，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原本《宋会要》，各本分类稍有不同，分门更有差异。辑本合为一本，门类全部打通。
第三，经过多次转抄，脱、衍、误、倒之处，触目皆是。
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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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着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前，张之洞、屠寄已先后离开广雅书局，《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宋会要》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于是，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费有容等进行整理。刘、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成初编291卷，续编75卷。刘富曾又参考各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史料，录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由该馆编纂，叶渭清对照研究。叶氏认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不复原来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永乐大典》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
根据叶氏的研究，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因经费所限，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将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会要稿》，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会要辑稿》，以精装8大册发行。1964年，台湾世界书局以《宋会要辑本》之名，以《中国学术名着》第六辑，影印装成16册发行。197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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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宋会要》。《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原稿，未经彻底整理。宋朝前期由崇文院三馆官员编纂本朝史事，后期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专修本朝《会要》。两宋修成的会要计有《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等纂)、《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李德刍等纂)、《政和重修会要》(曾肇等纂)、《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删定)、《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编类)、《淳熙会要》(赵雄等奏进)、《嘉泰孝宗会要》(邵文炳汇次)、《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嘉泰宁宗会要》(陈自强等奏进)、《经进总类会要》(张从祖类辑)和《经进续总类会要》亦即《十三朝会要》(李心传修)等十一种。此外，《宋史》的《理宗纪》和《礼志》，计有四次进呈《会要》的记载，但史文不详，诸家书目皆不着录，详细情况难以查考。这十一种《会要》，内容虽往往相互交错，总的时间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对两百六十五年史事，作了分门别类的记述。入元之后，《宋会要》已有所散佚，至明修《永乐大典》时，所收已非原书之旧。
明初保留下来的《宋会要》，佚于明朝中期。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着录《宋会要》两百零三册，下注“缺”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宣重编的《内阁藏书目录》，已无《宋会要》之名，知此时业已散佚。此后叶盛编《菉竹堂书目》所载《宋会要》，焦觉《国史经籍志》所载五种宋代所修本朝《会要》，都是抄录旧目，并非实有其书。
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在全唐文馆任职，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将《宋会要》随同全唐文签注，交书吏誊写，所以影印的原稿，在篇首或版心多有“全唐文”三字。这时《永乐大典》已残缺两千卷。此后徐松对稿本曾进行过校订和排比，由于篇幅大、问题多、限于人力，未能完成即去世。清光绪十三至十五年(1887～1889)，张之洞创置的广雅书局，委缪荃孙、屠寄接续整理，共录出清稿一百一十册，这就是“广雅清稿”。1915年，稿本归嘉业堂，并由刘富曾等再行整理，誊出清本，这就是《清本宋会要》。刘氏在整理过程中，对徐辑原稿，有所删并和丢失。1931～1936年，北平图书馆委叶渭清研究，发现《清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移改原稿、杂引他书不注所本等问题，在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主持下，将从《清本》中查到的原稿丢失文字补入，由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发行，名《宋会要稿》，约有八百万字。
该书保存了大量《宋史》及其他史书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其记述往往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便于查核元修《宋史》各志的纰缪和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岸”，“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宋志》所不载。《宋会要辑稿》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共三百六十六卷，其中有十卷分上、下卷，实有三百七十六卷。按《玉海》所载《庆历国朝会要》类目，分六十七类：帝系十一卷、后妃四卷、乐八卷、礼六十二卷(卷二十分上、下)、舆服六卷、仪制十三卷、瑞异三卷、运历二卷、崇儒七卷、职官七十九卷(卷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八分上、下)、选举三十四卷、食货七十卷(卷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八、七十分上、下)、刑法八卷(卷二分上、下)、兵二十九卷、方域二十一卷、蕃夷七卷、道释二卷。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不仅眉目清晰，便于检阅，且能将各种典章制度，没有形成制度的政事处理故事，以及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和不同意见，较完整地反映出来。
《宋会要辑稿》较之原书已大有残缺，除现存篇幅多不完整外，也有整门残缺的部分。如职宫一之四十七页注：“详载枢密院门”，但《宋会要辑稿》中并无此门。《永乐大典》采入《宋会要》时，还附入了一些从南宋晚期到明朝初年的着作，以《宋史》、《文献通考》、《玉海》最多，或作正文，或为附注。在礼、乐、蕃夷诸类中，有个别几门出现了宁宗以后的文字。其中礼五十四“改元诏”门还记载了赵昺改元“祥兴”的事情，这当然不会出自宋人所修本朝《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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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自2010年立项启动以来，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本报1月20日1版曾报道），《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廖平全集》《榖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苏辙诗文集》等重要子课题陆续编撰完成进入出版程序。史上最大规模巴蜀文献整理工程，在总计处理信息约4.6亿字的浩繁工程中，藏着哪些巴蜀文化密码？四川日报、川报观察客户端将推出系列报道“探秘《巴蜀全书》”，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黄里
“《宋会要辑稿》源出宋代四川学人张从祖、李心传《总类国朝会要》，800年后，今天的四川学人查漏补缺，用3年时间完成了点校本《宋会要辑稿》，作为《巴蜀全书》编撰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完成了一次巴蜀经典的传承。”1月22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告诉记者。
在当今研究宋代历史的浩繁资料中，《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文献资料宝库。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巴蜀全书》总编撰舒大刚介绍，《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辑本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2009年起，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宋会要辑稿》精校、精点、出版工程。
“会要”记载宋代“高考移民”
什么是“会要”？这是收辑某一朝代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内容的史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它历史文化信息。
什么是“宋会要”？宋朝各代编成的会要共十二部，其中四川学人张从祖编、李心传续编的《总类国朝会要》，是宋代记事年限最长，记载最连贯、最完整的一部会要。
专家组成员尹波教授告诉记者，在宋代就有“高考移民”。“宋会要”里有这样的记载，当年科举考试中，大量才子集中在江浙地区，当地有官员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脱颖而出，利用关系将儿子送到西北地区参加“乡试”，结果被查出受到处罚。“宋会要”还记载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当年的贡茶已经实行专业化生产，炒茶工人必须穿着统一制服等。
藏在《永乐大典》中的聚与散
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时，学人们没有将“宋会要”整体编入大典，而是将史料分散在数百个字韵条目中。《宋会要》虽幸运地留下了，却是破碎的。
清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的总纂官徐松非常有心，他利用职务之便，将湮没在《永乐大典》中的《宋会要》辑录而出，形成了共计五六百卷《宋会要辑稿》。由于是偷偷摸摸的状态下辑录，很难做到从容与精细，错漏问题不少。后来，徐松曾对一大堆草稿进行过初步的归类、整理，现存辑稿中还有他的一些批校，可惜徐松有生之年没有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但他慧眼辑出《宋会要》，已经是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刘琳说。经《巴蜀全书》编纂专家多方研究考证，认同了《永乐大典》所录《宋会要》，来自四川学人张从祖编、李心传续编的《总类国朝会要》。
徐松辑稿于同治初年散出，后辗转流入北京琉璃厂书肆，光绪年间为藏书家缪荃孙购得，共五百余卷。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广州创建广雅书局后，聘缪荃孙入局校刊书籍。缪将《宋会要》转让书局，校勘整理工作持续了不到两年时间。上世纪初，藏书家刘承干分两次购得500卷辑稿，与学人花费十余年整理、誊清为一部完整的大书，共460卷。《永乐大典》辑录的《会要》本已很散乱，徐松将“会要”文字辑出《永乐大典》时又添了错乱，再经广雅书局、嘉业堂等不科学的整理，错乱又加重了。
由于这些编纂只是将原稿打乱重编，并没有校勘，保留了原来的错乱，传抄过程中还出现了随意的增减。加上其他一些零散版本的收藏传递，《宋会要》在历代学人的努力下，艰难地传承了下来。
从刊刻本到现代川大电子版
在考证资料中，编纂专家还找到了《总类国朝会要》“刻于蜀中，其板今在国子监”的证据。张从祖是四川崇州人，李心传是四川井研人，两位四川人接力编纂，在成都刊刻《总类国朝会要》，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巴蜀文化的繁荣景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设计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却未能完成。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台湾相关机构合作，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挂在互联网上，供阅读和研究，完成了一次粗加工。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用4年时间完成了“会要”脱胎换骨的巨变。校记条数从14900余条，增加到19500余条，形成了现在的1250余万字、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作为《巴蜀全书》的标志性成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日出版。
“编纂过程中，我们基本上把《宋会要辑稿》读懂了，读通了，纠正了其中的大量错误，但肯定还有疏漏与误判存在。《会要》中藏着太多的谜，需要后来的人努力去解开。”刘琳说，《宋会要辑稿》还将编辑出版更详细的索引补充，推出可供检索的电子版等，为读者和使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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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30年之际，由全所学人校点，历时八年校勘、为卷十六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月29日上午，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出版暨学术研讨会在川大望江校区科华苑宾馆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四川大学党委书记、《巴蜀全书》领导小组副组长杨泉明，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四川省社科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原所长陈祖武，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等领导出席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省委宣传部出版社、省社科院、省图书馆、《巴蜀全书》评审组成员，来自国内外7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川大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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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在会上致辞，代表学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指出，深入挖掘、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国家战略。作为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既是维系西南各族人民的血脉根基，也是丰富华夏各族文化宝库的精神家园。编好《巴蜀全书》，不仅是推进四川省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件盛事，也是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文化之举。杨书记说，《巴蜀全书》编纂工作自2010年启动，编纂组本着“务实、节俭、高效、优质”的原则，对整理书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修订，重点打造“联合目录”，全面展示“精品集萃”系列。经过四年多来的不懈努力，编纂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杨泉明书记感谢所有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出版付出艰辛努力的同志们，希望《巴蜀全书》编纂组、学校图书馆、出版社等部门，以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出版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将《巴蜀全书》编纂出水平，编成精品”的指示，精心组织，团结协作，群策群力，迎难而上，希望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该项工作，共同把《巴蜀全书》编成一部集巴蜀文明之大成的文化精品与传世盛典，为我国学术繁荣、中华文化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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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在致辞中表示，《巴蜀全书》编纂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性工作，此次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出版，实为我国文化界的一桩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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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原所长陈祖武在研讨会上谈了自己读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体会，他称赞研究成果“平实、务实、踏实”，不愧为大手笔、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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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介绍了此次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出版台前幕后的故事，他表示，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一如既往支持《巴蜀全书》的出版工作，共同为传承中华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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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科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在致辞中勉励全体《巴蜀全书》及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撰专家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祝愿大家“灵魂无困扰，肉体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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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杨泉明书记代表四川大学向四川省图书馆赠送了卷十六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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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围绕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出版工作以及《巴蜀全书》后续编撰出版工作进行了主题发言及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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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巴蜀全书》系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自立项以来，川大学人团结省内外同仁联合攻关，先后启动“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精品集粹”、“巴蜀文献珍本善本”三大系列共90余项子课题，目前大部分已经完成，即将全面进入出版程序。新近出版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一种。由于川大学人的切实工作，《巴蜀全书》已两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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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全书1400余万字，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辑，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鼎立而三，构成宋代三大资料宝库。经考订，该书原来编订者为宋代四川学人张从祖、李心传（分别编有《总类国朝要会》及其“续编”），最早刊行也在成都。自明初失传后，一直真相不明、内容不全，明代《永乐大典》尚收录其文，清人徐松从《大典》中将其辑出，当时未及系统整理。其后虽经广雅书局、嘉业堂两次整理，却是越整越烂，越整越乱，以致讹、脱、衍、倒，满篇皆是，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因此，自清中叶以来，一直有学人立意重新整理此书，可是300年来俱无结果，长期以来学界引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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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川大古籍所与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数据库”。目前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由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审稿加工，形成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前后历时8年之久，撰写校记三万三千余条，纠正原书错误数以万计，最终以其优秀质量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专家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标点准确，校勘精审，整理规范，使用方便。它的出版，不仅为这部宋代史料渊薮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厘清了利用的路径，还为《巴蜀全书》高质量完成打造出首批标志性成果，为全国古籍整理事业树立了严谨而科学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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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
一
历代史籍中之有断代的会要，自唐贞元中苏冕纂修唐会要始迄于大中，崔铉等又监修续会要四十卷，上之于朝。建隆初，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既增益苏崔旧本为唐会要一百卷，又采辑五季治乱兴亡之迹，为五代会要三十卷。自是以降，会要体史书与编年体之实录，纪传体之国史，鼎足而峙，皆足代表一代或一朝之故事，而赵宋一代，会要之辑，前后共历十次，成书凡二千二百余卷，开历代会要体史书未有之记录。政府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以专司其事，与国史实录院日历所互为齿，规模之大，惟元修经世大典，差可比拟。若明清两代之修会典，体制经纬，远不及焉。
永乐大典卷一万九百四十二引宋会要云：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秘书省言：本省编修国朝会要，已降指挥。自建炎元年接续修之乾道五年，续准指挥，许逐旋关用建炎以后日历编修。缘其间多经去取，未为详备。欲望特降指挥，在内令六部行下所属，在外令诸路监司行下所管州军，将建炎元年以后至乾道五年终，应被受诏书及圣旨指挥，内百司限一月，外路州军限一季，并录全文，赴省送纳，照用编修，所贵大典不致疏忽，从之。
据此知纂修会要时，其主要原料当是实录与日历。此外内而六部所属，外而诸路监司所有档案，无不在网罗收集之列。所不同者，实录与日历，月纲日纬，杂然胪陈，不以史实之内容为准。会要则就史实之性质，区别之，归纳之，不啻一史的类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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