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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共10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完成，本书是明代着名理学家刘宗周的全集，收录了刘宗周现存于世的全部着作。dp0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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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着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本书以《刘子全书》道光四年重刻本、《刘子全书遗编》光绪十八年补刻本和《水澄刘氏家谱》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为底本，再加上新近发现的若干种刘氏着作，并附录以相关的传记资料、着述资料，重加编辑、整理而成。将《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及新增资料依着作性质重编分为“经术”、“语类”、“文编”、“补遗”、“附录”5种6册；为便于查考，在各册目次中加注《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原编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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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绍兴山阴人，因曾讲学于山阴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刘宗周是明代着名理学家，也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其生平着作，后人汇刻为《刘子全书》。《浙江文丛：刘宗周全集》以《刘子全书》道光四年重刻本、《刘子全书遗编》光绪十八年补刻本和《水澄刘氏家谱》名国二十二年排印本为底本整理，另编入新发现的若干种刘氏着作，是完备的刘氏着作全集，并附录相关的传记、着述资料，以备学界研究。整理中将上述着作依性质重编为“经术”、“语类”、“文编”、“补遗”、“附录”五种十册，以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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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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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1册 经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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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2册 经术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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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3册 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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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4册 文编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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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5册 文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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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6册 文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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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7册 补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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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8册 补遗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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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9册 附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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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全集 第10册 附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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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后世学者尊为蕺 山先生。他为官为学、读书讲道四十余年，其为学之道内蕴着“学凡三变”、“严辨儒释”和“为学自得”的心路历程。
学凡三变
蕺山“为己之学”经历了由“敬”而“慎独”、由“慎独”而“诚意”的三次转变。
蕺山为学主“敬”，始于执贽许孚远为师那年。《年谱》载，是时（1603年），许氏以“敬身之孝”激励宗周，他即“励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他《与以建四》信指出，“敬”就是“不敢”，是“战兢惕厉心法”，是“言行交修”的理想效果。蕺山于四十岁撰就的《论语学案》，正是他“敬”修工夫的真切展示。
1626年黄尊素被逮事件促使刘宗周“专用慎独之功”。《年谱》载，黄氏被逮之日，蕺山为其饯行，促膝谈国是，危言深论，涕泣流涟，自知利害当前，生死观尚未打通，自觉“事心”工夫当有所改变，遂携子刘汋读书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独”只是“静存”，惟“静”时用力做工夫，“动”时自然“随心所欲”。“慎独”即是能够将“心”与“事”、“已发”与“未发”、“静”与“动”圆融一体的工夫，诚如《中庸首章说》所言：“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
从1636年始，蕺山治学专提“诚”。《年谱》载，当时他爱举“天下何思何虑”、“诚无为，无欲故静”等语，认为工夫修养只在“略绰提撕”之间，因此将“慎独”置之为第二义。他在《答史子复二》信中论述了“诚”的双层含义：其一，“真切笃实”为“诚”。“真切笃实”既描述事实，反映“心”之诚实无欺性和真实无妄性；又描述过程，反映“心”真实无妄地、诚实无欺地体知自我、体认万物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其二，“诚明合一”为“诚”。“诚”既是“心”上做工夫的状态，是“道心”的体露；又是“心”上做工夫的过程，是人去“探求”自我的“纯真”。体露“道心”，就是“明”心，使心“澄明”；探求“纯真”，就是心之“诚实无欺”性得以自在地显明。而“意”则为“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答叶润山四》）。“意”好善恶恶，“心”即能“彰善抑恶”。《答史子复》云：“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谓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谓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无恶归之至善谓之物。识得此，方见心学一原之妙。”心、意、知、物四者圆融统合，则无论个体之“人心”如何，人之所以为人之“本心”自能知善知恶、彰善抑恶。即此而言，“诚”与“意”皆是动作性与过程性、描述性与状态性的和合体。那么，“诚”与“意”统合而成的“诚意”便有四种意义：表明“诚”之自觉性的客观性的“诚意”；表明“意”之好恶性的正确性的“诚意”；表明“诚”之能力、自觉性被诚实无妄地发挥和自觉发挥的“诚意”；以及表明“意”之通过“好恶”去真实无妄地“体认”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的“诚意”。总之，“诚意”是“工夫与本体”合一的“真功夫”（《学言》）。
蕺山“学凡三变”虽体现为阶段性的“为学之要”特征，但其本质是“即工夫证本体”，力求达致“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
严辨儒释
明末学术界涌动着一股儒学“杂”禅的暗流，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答王金如三》）的危局。儒家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被弱化和异化，儒家君子人格所强调的真、善、美被玄虚泛化。因此，蕺山主张“严辨儒释”，明辨圣学路向。
蕺山认为，读书学问要有基本为学路向，方于视听言动中有亲切体会、深切感悟。儒、释分属不同为学路向，故可多元并存。他在《答王生士美》中提出了理性处理儒、释关系的原则：既不强求二者“同一”，因为“自其同者而视之，无往而不一也”；亦不强分其异，因为“自其异者而视之，无往而不分也”。因此，勿“以异端摈同侪”，立定所选择的为学路向，真切体悟、悉心践履。
但是，蕺山自身所主张的“为己之学”能“严辨儒释”，挺立“醇儒”路向。他于《学言》指出，儒学言心与意、知、物和合融通，又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通贯，既凸显“道”、“理”、“心”的至上性，又彰明本体与工夫的通合性，从而“即理即物”、“即道心即人心”、“即心即物”；而释教将“道”与“物”、“道心”与“人心”割裂，言“道”即是“空”，言“人心”即是“危”，终归于“虚空圆寂”。蕺山即此意于《与王右仲问答》中评价朱、陆、王三人为学路向的弊病：“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即是说，朱子将儒学“静定虚无”之最高境界的归于禅门，理物二分、存心致知二分，表现为“支离”；象山虽直信“本心”，却置穷理为第二义，知有“本心”，不知有“习心”，只知立定本体作工夫，不知于工夫中见本体，因此遭朱子“心行路绝”、“语言道断”之讥讽；阳明于“本心”中标示“良知”，但其教人，倦倦于去人欲、存天理，又常发“妄心亦照，无照无妄”等禅学语，说得“良知”高妙虚玄。
蕺山论学虽也参悟禅学话头，且时常引用禅学术语，但能“严辨儒释”，其学不为禅学所沾滞，“醇儒”证“心”的为学路向明白清晰。
为学自得
中国古代哲学家以“自得”为体认真理的正途，尤其是宋明理学诸大家。如邵雍“道尽于人”、“物观于心”的“以物观物”法落脚点即是“自得”（《观物篇》）；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是“为学自得”（《程氏遗书·外书》）的真情流露。
蕺山也以“自得”为为学“精要”。《学言》指出，圣贤教人多随地指点，以“使人思而自得”。所谓“自得”，“无所得，故名自得”（《年谱》）。前一个“得”当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知识”，后一个“得”当为自我反思与体悟，是主体自我生命智慧的真切感知。要实现“自得”，须破除“先入未见”，搁置“前人话头”（《与履思三》）。做学问不是要墨守陈规，而是要学会歧路开新。但“自得”亦非“无忌无惮”，而是要回归自我“本心”，即求达内心的澄明无碍、无思无虑心境。学人讲学论道正是要培养、体悟此种“自得”心境。
刘宗周“为学自得”，“接着”先儒讲，而非“照着”先儒讲，讲出了自己对理学的体悟和思辨，即在“本体论”上提倡“生生”道体、在“方法论”上主张“圆融”思维、在“知识论”上坚持“德性闻见本无二知”，通过深层解构宋明理学，实现对先儒哲学思想的创新诠释。
刘宗周“学凡三变”，即工夫证本体，探赜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能“严辨儒释”，倡明证心以证人的“醇儒”路向；且“为学自得”，远承孔孟、近接朱王，发先儒之未发，其心路历程昭示出一代大儒为学与为道的自信和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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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宗周对道统的追溯与“慎独”的提出
慎独学说是刘宗周一生治学的宗旨所在:“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虽然“慎独”一词并不是刘宗周所独创,但他却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有体系的学说。刘宗周慎独学说实际上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这与刘宗周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追溯其源,则始于明万历年间“群小”乱政的社会现实。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应礼部会试。通籍后,丁母忧,守制家居。两年后,与德清许孚远相识,投门其下。宗周“自此励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京师,授行人司行人,“先生谢一切造请,鼓箧遍读”。然其时沈一贯擅权,与钱梦泉朋比乱政,宗周不甘与之合流,请告归乡。万历三十九年(1611),当权者欲启用名流参政,由是宗周得荐,复原官。
明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顾宪成卒,朝中攻东林讲学之风复起。东林党在朝中处境愈艰。当时明神宗不理朝政,“日溺于宦官宫妾之近”。宗周目睹“治统”乱于“小人”,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月,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其子刘汋曰:“先生是疏逆睹东林后日之弊,而为之砭,要以化偏党而归荡平。藉令谋国有人,早为消弭,崔、魏之祸,可以不作。”然而,事与愿违,南京山西道御史孙光裕攻宗周,谓其颠倒是非,有袒护东林诸公之嫌,宗周不得不辞官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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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对晚明朝政之腐败感同身受,将之归咎于学术之未明:“窃见近日世道交丧,党论方兴,其病乃在学术未明。”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与周生书》中进一步论道:“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有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韩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刘宗周是时以韩愈相勖,颇值玩味。韩愈构建了由尧、舜、禹传道于周公,周公传道于孔子、孟子的儒家传道谱系,并以“学所以为道”的精神价值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宗周对“道统”的认识与韩愈有不谋而合之处。他曾追溯“道统”之源云:“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故世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长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功顾在万世。”[10]足见其已认识到“道统”对于挽救明末社会“治统”之乱的意义。故其将“以学济世”的希望寄托在孔孟之学上。孔孟之学的思路是从“内圣之学”向“外王之学”的推衍,因而宗周特别重视对孔孟“内圣之学”的建构。为此,他提出了“君子之学”:“君子之学,言行交修而已。孔门屡屡言之曰‘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不敢’二字,何等慎着!真是战兢惕厉心法。”将“敬”与“慎”看作是君子之学的两个重要因素。又进而从《大学》、《中庸》二书中加以推敲凝练,认为:“圣学要旨摄入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摄入在慎独,更不说知、说行。”“慎独”成为圣学心法的必要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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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士人对刘宗周以慎独为存养之功的观点有所质疑。据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天启六年条载,有士人问宗周曰:“慎独专属之静存,则动时工夫果全无功否?”宗周答曰:“如树木有根,方有枝叶。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叶上如何着得一毫?如静存不得力,才喜才怒时便会走作,此时如何用工夫?”可见,是时宗周主张以“静存”统摄“动察”。
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设立证人社,讲学其中。浙东学术自王守仁创立姚江学派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均本于守仁良知之说。在对待王守仁的态度上,宗周早年曾疑其近禅,然至天启七年(1627)时,“细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非复早年之态度矣”。刘宗周认为,圣学心法自孔孟殁后,隐而不传,直至宋儒出,而道复明:“孔孟既没,传圣人之道者,濂、洛诸君子也。”自宋儒而后,能够继承孔孟之学的,在宗周看来,当为明儒王守仁:“惟是斯文未丧,圣贤代兴,朱(熹)、陆(九渊)、杨(简)、王(守仁)递相承,亦递相胜,而犹不无互相得失,递留不尽之见,以俟后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尤其是守仁所主张的良知为知,致良知为行,知行合一,“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着明者也”。故宗周在证人社初登讲席时,便赞守仁之学曰:“此学不讲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但王守仁后学杂于禅说,以致流弊丛生:“石梁(陶奭龄)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实则与守仁宗旨相去甚远。有鉴于此,宗周在讲学中“专揭慎独之旨教学者”,以救其弊。宗周认为:“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工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因而,这一时期宗周的慎独学说中,在静存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格物”的工夫:“孔门之学,无往而不以格致为第一义。”格物是慎独“真下手处”,慎独是格物的内容,“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物之始事也。……慎独也者,人以为诚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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