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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共15册，由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完成。qXM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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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是晚清民国的着名教育家、文献学家、金石学家、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一生都致力于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的研究，他在学术上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是清代最后一代理董旧籍学者的典型代表。
缪荃孙着作宏富。本全集收录了缪荃孙的文集（包括诗、文、词、赋、词话），史传、史表，碑传，日记、年谱、家谱，目录，金石，笔记，校记、辑佚等在内的全部着作，共十五册，对于深刻认识缪荃孙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从而理清近代学术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主编张廷银、朱玉麒，古文献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古代文献与典籍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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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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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金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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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金石2 江苏金石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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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金石3 江苏金石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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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金石4 金石分地编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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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金石5 金石分地编目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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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日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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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日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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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日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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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日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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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诗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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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诗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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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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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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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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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 目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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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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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册 日记 1
艺风老人日记不分卷（1888-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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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日记 2
艺风老人日记不分卷（1899-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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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日记 3
艺风老人日记不分卷（1909-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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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日记 4
艺风老人日记不分卷（1917-1919）附所见书名索引 附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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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目录 1
艺风藏书记八卷
艺风藏书续记八卷
艺风藏书再续记七卷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卷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一卷
词小说谱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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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目录 2
唐书艺文志注四卷
辽艺文志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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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金石 1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
艺风堂金石文字续目三卷
再补环宇访碑录不分卷
辽金石录存目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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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金石 2
江苏金石记不分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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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金石 3
江苏金石记不分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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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石 4
金石分地编目三十二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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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石 5
金石分地编目三十二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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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诗文 1
艺风堂文集七卷 外篇一卷
艺风堂文续集八卷 外集一卷
艺风堂文漫存辛壬稿三卷 癸甲稿四卷 乙丁稿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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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诗文 2
四川郷试朱卷一卷
会试朱卷一卷
艺风堂诗存四卷
碧香词一卷
艺风堂赋稿二卷
艺风堂集外诗文不分卷
艺风堂书札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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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笔记
云自在龛随笔六卷
云自在龛笔记一卷
艺风阁校书随笔不分卷
秦淮广纪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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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杂着
补五代史方镇表不分卷
艺风老人年谱一卷
顾亭林先生年谱校补一卷
厉樊榭先生年谱一卷 清 朱文藻撰 清 缪荃孙重订
孔北海年谱一卷
魏文靖公年谱一卷
韩翰林诗谱略一卷
补辑李忠毅公年谱一卷
缪氏考古录二卷
蜀石经校记一卷
孟子音义札记一卷
东都事略校记一卷
大金集礼校勘记一卷
安禄山事迹校记一卷
南朝史精语札记一卷
云韬堂绍陶录校记一卷
蜀梼杌校记一卷
九国志校记一卷
金石录札记一卷
金石例札记一卷
宋台州本荀子与熙宁本同异记一卷
邵氏闻见录校记一卷
欧阳行周集校记一卷
皇甫持正集校记一卷
乐章集校勘记一卷
文潞公文集校勘记一卷
东坡集校记一卷
剡源集校记一卷
循良传稿不分卷
羽琌山民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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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缪荃孙全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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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这套《缪荃孙全集》很值得一读，刚开始不了解缪荃孙，只买了5册金石，阅读下来一发不可收拾，前段时间终于攒够了阿堵物，一掷千金买下了15册缪荃孙全集。冬夜漫漫，窗外飘雪，围炉夜读缪荃孙全集，人生最快乐莫过如此，向天长啸一声：夫复何求！劝君更读一页书，西出阳关有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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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全集》出版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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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者张廷银研究员、朱玉麒教授主编的《缪荃孙全集》不久前由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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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缪荃孙研究开始成为热点，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对其着作的整理仍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其着作多是早期的刻本、稿本、抄本，均不便于识读，给一般的学者带来许多障碍。同时，还有很多着作散落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处，搜寻不便。这些均给缪荃孙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阻碍，不能不说是缪荃孙研究的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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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与现实背景下，2013-2014年间，为了纪念缪荃孙诞辰170周年、逝世95周年，由张廷银研究员、朱玉麒教授主编的《缪荃孙全集》由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缪荃孙全集》共分“目录”“金石”“诗文”“日记”“笔记”“杂着”六大类，全15册，皇皇800余万字。这是缪荃孙着述的首次结集出版，不仅对研究缪荃孙的学术贡献、人生经历，以及厘清近代学术脉络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推动当代缪荃孙的研究进程，也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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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字季直，晚号啬庵）与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一是着名实业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一是着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他们与赵尔巽、王闿运一起被誉为清末民初四才子，都曾用超人的智慧和杰出的创造给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作为近代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张、缪二人交游广泛，与那时代的诸多名人、名家结为知交，而他们之间也过从甚密，交往二十余年，堪称“挚友”。张、缪二人，对彼此的交往情况，在各自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载。其中，张謇日记中记载约有30余次，而缪荃孙在其《艺风老人日记》中提及张謇的则多达432处。此外，今天出版的《张謇全集》和《艺风堂友朋书札》中尚刊有张謇致缪荃孙的信札21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交往的频繁，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情谊的深厚。因此，他们共同的好友文廷式就曾对日本友人西村时彦说过：在江宁的士绅朋辈之中，缪荃孙是张謇最信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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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张二人为江苏大同乡，缪氏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祖籍江阴，张氏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祖籍通州，二人年齿相差9岁。在科举仕途上，缪荃孙出道较早，先后在同治六年（1867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举人、进士，后入翰林院、国史馆任职。至光绪十一年（1885）和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取举人和状元之时，缪荃孙已充任国史馆总纂及提调之职。因此，二人交往之中，张謇始终以晚辈自居，信札中多尊奉缪氏为“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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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张交识应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当年四月九日（5月13日），《艺风老人日记》有“拜张季直謇”之语，而按缪氏记录的习惯，初识者在姓氏与字号后加上名讳，以后交往记载则不录名讳。两人初识之时，张謇正在京师静候会试结果，之后又经复试、殿试，在帝师翁同龢的提携之下，最终摘得状元桂冠；而缪荃孙则在前此一日保和殿御试之后的陛见中，因得罪过的权臣徐桐从中作梗，受到降置三等、罚俸二年的侮辱性处分，由此萌生退隐之意。缪氏缘何专程拜访张謇？他在日记中并未明说。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张謇与文廷式、王懿荣、曾之撰一起号称“四大公车”，已是名动公卿的江南名士，在京师士林尤其是城南清流之中交结甚广。在缪张二人结识之前，他们与盛昱、黄体芳、文廷式、沈曾植等京师名流都已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缪氏在张謇进京参加会试之时专程拜访也应在情理之中。初识之后，缪、张二人先后丁忧南归，因而未有机会加深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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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与张謇交谊渐深应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岁末开始。其时湖广总督、清末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事，先后起用守制闲赋的缪、张二人。因为，缪荃孙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门下弟子，曾积极参与张之洞主持的学术活动，协助编撰过《书目问答》、《顺天府志》等；张謇则在光绪十年（1884年）接到张之洞征其入幕的多次邀请。此时，张之洞聘用缪荃孙到汉口修志书、任自强学堂分校，请张謇办理通海团练、筹办纱厂、兴办商务、校书修志。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又分别聘请缪荃孙、张謇主持江宁城内的钟山、文正书院，这是他在回归湖广总督本任前的一种特别安排，也为缪、张二人的密切交往提供了客观基础。此后，张謇几乎每至江宁必与缪氏会面，这种频繁交往一直持续到宣统元年（1909年）缪荃孙进京担任京师图书馆监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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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张交游，有唱和雅集，有砥砺切磋，有议事共谋。他们共事之地大多在江宁。晚清之时，江宁乃南洋大臣、两江总督驻跸的东南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地，名流云集，人文荟萃。当时，这里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他们山水登临，酬唱频频。缪荃孙与张謇都是名盛一时的文学之士，因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首先是“文学之交”。在金陵，他们身边自然形成了一个文人圈，时时与郑孝胥、刘世珩、徐乃昌、蒯光典、王仁东、顾云、薛华培、邓嘉辑、傅春官、秦际唐、吴学廉等人赏花览景、吟诗作赋、谈文论道，其宴饮雅集之所多在当时金陵城乡别具林壑之趣的吴园、刘园、薛庐和濠堂等处。值得一提的是，郑孝胥任职江宁之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筑“濠堂”于金陵城北棉鞋营附近，其地“山色溪光收满几席，隔岸梨花淡白，小桃深红，尤助诗兴”，因而宾朋数集，宴游忘返。缪、张二人同为郑氏挚友，特为其新居作铭题诗。缪氏先作《濠堂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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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山卸麓，淮水分渠。杨吴旧濠，高密新居。地疑城野，迹狎樵渔。申屠树屋，诸葛草庐。小筑三弓，疏棂五尺。隔岸桃红，横碕柳碧。巢燕话晴，沙鸥盟夕。随意琴书，成行蓑屐。织云卷幔，新月舒钩。茶香沁梦，酒乳盈眸。访碑抚象，谈天揖邹。霸图阒寂，诗意夷犹。东岛采风，西槎欲聘。吏隐如仙，书工近圣。心远自闲，境虚称静。笔乘茗谈，不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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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后和有《题太夷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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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荡残春，白日笑羁客。亦有窅眇心，胡为聊浪迹。惠施与蒙庄，由来视莫逆。招呼钟山云，出入长安陌。悠悠二十年，壮盛未容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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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策昔从军，东登箕子台。君从叒木下，弄摩日珠回。当时一张口，气尚凌八垓。风轮倏旦暮，亲见扬尘埃。蓬莱已陵陆，沧溟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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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久雨云，混混下江水。水去不复回，云开故有俟。坐怜浩荡中，万亿流离子。虚望将焉酬，空悲亦可耻。天地有端倪，俯仰究终始。及时且宁静，丈夫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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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苟怀禄，退亦非迷邦。看君百僚底，磊砢无等双。一堂据濠上，不厌邻家厖。鸡犬瞰其落，日月临其窗。高枕睨万里，白鸟横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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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有汲汲志，尽日常闭关。遂谓崭崭人，开门容荆菅。群詉理孤笑，时复相往还。临流弄清泚，忧来替以欢。君其理渔具，我亦投朝冠。明年富春渚，一路寻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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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咏物抒怀，字里行间都有着一种落魄失意，抱负难成，自我放逐的心迹流露。也许，正是这种共同境遇与书生性情，成为缪、张二人结为至交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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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通过投身于士大夫所不屑的实业与商战，创办纱厂，经营垦牧，张謇逐步成为近代实业界的佼佼者。面对张謇这位艰辛执着地拉着“实业救国”之车“飞奔喘息”的忠实实践者，“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挠乱者之人”，而缪荃孙则在张謇身边扮演了一个道义、精神和实践上的支持者的角色，给予他诸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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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宁，缪荃孙的身份、地位特殊。一则，他执掌的钟山书院是清代江苏书院之首，创办最早、声誉最隆，前后担任山长的大多是海内闻名的着名学者。因而，缪氏也由是成为当时江宁乃至江苏学界、文坛的领袖之一，地位尊隆。二则，他是张之洞在江宁布下的一个棋子，发挥着交通官府、了解舆情、联络士人的作用。所以，缪氏也成为历任两江总督，如刘坤一、魏光焘、周馥、端方等的座上宾，时而参与要政的谋划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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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缪荃孙的特殊地位，首先张謇经常请缪氏代理文正书院事务。因其忙于纱厂、垦牧事务，张謇不能时时到院打理，缪氏便承担起寄送文正课卷的任务，甚至于代为披阅，代拟课题，还有时帮张謇代领束修。对此张氏深为感激，因而在致函中常有所谓“课事承教，甚感”，“课卷重累我公，不安之至”等致歉之语。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山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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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謇经常通过缪氏订阅报刊，递送公文、信函，乃至于联络江宁地方政要。例如，由于通州相对闭塞，当时还未有近代报刊杂志的派送点，因此，1901年以前总是由缪荃孙在江宁代订《时务报》、《商务报》，并定期寄送。再如，由于张謇在地方举办实业取得成功，有“霸才”之誉，又为人正直、不贪私利，深得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经常受邀至江宁参与谋划机要之事。而张氏又时时与缪氏相商。特别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面对北方义和团运动和联军侵华的统治危局，张謇应刘坤一之邀至江宁，参与谋划联合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要员“退敌迎銮”、“东南互保”之策，缪荃孙亦参与其中。据六月二日缪氏日记记载：“晚诣恽心云、张季直谈，晤汤蛰仙、刘聚卿、陈百年。制军以招抚徐老虎事略见示，与季直上书制军，借小轮送蛰仙追李鉴帅”，并“公推合肥统兵亟北，内卫外戬”。至是年五月，张之洞约请张謇、沈曾植代表刘坤一前往武昌，“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缪氏全程陪同、参与，不久“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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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近代事业的艰难历程中，缪氏始终给予积极地支持。他时常与张謇促膝长谈，帮助他排解因厂事艰难而淤积起的愤懑情绪；缪氏也时常向他们的一些朋友转述张謇办厂的情况，如当时任职湖北武备学堂的陈庆年就经常向缪氏询问：“季直所办之厂能否开工，何时到宁？均以为念。通州如何阻挠，于彼事有无窒碍掣动之处，统乞示之。”而当缪氏函告有关情况之后，陈庆年则在回函中慨叹说：“季直厂事，竟如此折磨，为之发喟。”除在道义、精神上给予支持外，缪氏自己也在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投资入股，并帮助张氏集股。从《艺风老人日记》中我们可以查到缪氏入股大生纱厂大约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其四月三日日记记载：“诣张季直面交大生纱厂股份数目”。之后，缪氏对有关大生交割股票、息折，提取股息，增加股份等事项都有简略记载。而在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缪氏投资事宜大多由张謇亲自操办，这也说明张謇对缪荃孙的尊重。缪氏还曾积极帮助张謇集股。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余联沅调任上海道台，余氏是缪荃孙任职国史馆时的老友，因此张謇通过他敦请余联沅联络数家钱庄为大生纱厂注入股本。此外，缪荃孙还让自己的好友瞿庚甫与他一起购买大生股份，并兼管瞿氏的股票、息折等。瞿氏在清末曾先后担任武昌盐法道兼江海关监督、湖北布政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的叔祖父。如，据缪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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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日）抵上海，……诣大生纱厂账房，晤林兰生，交缪耕云堂息折四件，又领瞿澹远堂股票、息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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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一日）赴大生取股票四份回并取息折，入新股一千两，存银五百五十四元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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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知，缪氏股票称为“缪耕云堂”，瞿氏股票称为“瞿澹远堂”，缪氏新入股份及存银则可能是领取的股息数。那么，按大生纱厂股份年息八厘计算，缪氏在1902年前的股金大概在银2000两左右。在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张謇又创设通海垦牧公司，再次请缪荃孙帮着筹集股份，瞿庚甫因此答应出资银二万两。七月十四日张謇致函缪氏，请他敦促相关投资到账。信函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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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股略缓无妨，然此为公言之，为朋友好效力，尤謇之本愿。若瞿赓翁及他处，则愿公力为推助报名及先缴二成，尤盼早示。不先得二成，公司房屋不能起，无屋人如何能办事。伯约、次山两前辈亦有志入股否？入股能大者，以刘澂如四万为第一，二成亦缴到矣。月底且须至海滨规画基址。水灾之后，本地集股须少疲，亦自然之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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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事第一、第二堤成。一二年后，承佃之压租即可当收回成本，而更得倍利。謇家人入股五千，愿公之勿馁，謇不欺公也。湖北要一的实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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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謇的劝说下，八月十二日，缪氏“诣大生账房填牧垦公司股份，共填一千两，先付二百两，存兑一百四十五元二角。”虽说他在纱厂和垦牧公司的股份并不多，但挚友之情、赞助之意张謇则铭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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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清末兴学的浪潮中，张謇和缪荃孙一起参与“江宁兴学”，研订教育方针，谋划学制体系，举办各级学校，为江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戊戌变法前后，缪、张二人即开始关注近代新式教育，他们在所执掌的书院分别进行了一些改革，附设西学堂，组织书院诸生学习数学、英文等课程，张謇还建议举办明算、方言小学堂，并被刘坤一奏派在上海筹办工艺学堂。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政府颁兴学谕旨。此前，张謇已在讨论朝廷新政举措的“变法平议”中提出“兴学堂”的主张，并提议改各州、县书院为普通小学堂，由江宁首先举办，这一建议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一致赞同。之后，张謇受刘坤一的委托，开始“订初高等两级小学、中学课程”。九月，张謇应邀至江宁，“与缪艺风论学校尚近。主中宾外，不废诵读，是定向方针。” 十一月缪荃孙受聘担任两江、湖广会设的“江楚编译书局”总纂，负责组织编译各级学堂课本。十二月，两江决定先在省城江宁裁撤六大书院，试办各级学堂。期间，张謇、缪荃孙与罗振玉、施炳燮、刘世珩等反复讨论如何兴办学校的问题，尤其是大、中、小学堂的兴办次第。研讨之中，曾出现“省府县学校并建”（即大学、中学、小学并建）与“先建中小学、师范”两种争论。缪荃孙与两江主持学务的江宁布政使吴重熹、江安粮道胡延、江南盐巡道胡延等主张前者，而张謇、罗振玉、施炳燮等主张后者。为此，张謇专门致函分析说：“公主并建之议，盖恐阻新宁之兴，落山东之后。然事固有序，与其尽做补习功夫，不若以中学先做补习，后做豫备工夫，且师范不立，不特教法不齐，即管理法亦无从取，则恐非计之得也。”同时，张謇提出在省城可以规划将格致、惜阴、钟山、文正四书院分别改建为实业学校、高等师范、中学和高等小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清政府再次谕令地方“妥速开办”各类学校，为此张謇、罗振玉应邀到江宁参与讨论学务，经过一番争辩，刘坤一最终赞成罗、张二人“先立师范中小学议”，这就是后来江苏教育史上所谓的“江宁兴学”。之后，张謇负责为刘坤一拟定“学制奏略”，与缪荃孙一起“定办高等师范议”，改定“高等师范学堂章程”，商定“师范学堂条例”。缪荃孙则于七月担任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监督，并兼“领高等、中、小三堂事”；十二月他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他所经办的中、小学皆建成开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被派任两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缪氏先后辞去两江师范和高等学堂任职，赴任江南图书馆总办。期间，张謇还曾推荐向两江总督周馥推荐缪氏主办江阴南菁文科高等学校，而缪氏也积极参加张謇担任会长的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的各种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在兴学讨论之后，刘坤一曾致函张之洞说明有关情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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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直殿撰来宁，与筱珊、叔蕴面商学制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开具条例由江鄂会奏，并云办高等师范学堂更可为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治弟因事属创始，请其代拟折稿。而此间议论不无参差，谨将条例、奏稿并钞呈核，以期折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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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张謇、缪荃孙和罗振玉三人对江苏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因为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开办师范学堂受到具体主持学务的官员的阻挠，张謇遂决定在家乡通州以民间集资的方式首先开办，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经刘坤一批准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在筹办通州师范学校的过程中，张謇得到了缪荃孙、罗振玉、徐乃昌等友人的鼎力相助。如，是年八月一日张謇致函缪荃孙请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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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师范学校刻已赶造校舍，礼堂在楼上，奉孔子象，觅象不得，即设主。曲阜有吴道子画象石本，公处若有之，拟乞布施。或别有石刻精本，不便乞与，请买绢觅画师钩摹一分见寄；抑或他处有可代觅者亦可。都不可，则设诶。礼堂之上拟陈礼乐器，公处有殿本《大清会典》，乞赐分摹簋、簠、铏、郭及尊、斝及镈钟、编钟之属，并大小、高下、围径、对径之尺寸各一图见赐。又前闻淮安丁氏藏有通州学宫礼乐器，丁是公戚，能赐一书迅叩之，傥以见还，謇当略备价值。所以不能按买价者，一本州学官物；一现在火毁之铜佛象，其铜可以自铸，而厂中又有翻砂，作成之不难也。以上数事，均乞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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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氏遂将所藏成都学宫元至正年间刻孔子像摹本交给张謇，又和徐乃昌一起帮张謇赎回了通州旧学宫礼乐器。这些当年都供奉在通州师范学校的礼堂之上，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规划在通州城乡普遍设立小学，于是将孔子像刻成石碑，让各个学校拓成摹本在礼堂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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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着名文献目录学家，缪荃孙对古籍及相关版本有精深研究，自己也收藏了大量古籍，并整理出版各类书籍。因此，在张謇经常向缪氏借阅各类书籍，以资研究。《艺风老人日记》中先后记有张氏借阅的一些书目，如《困学纪闻》、《盐法议略》、《洪福寺碑录》、《东坡志林》、《刘文清遗集》、《永清县志》等，而缪氏还将其刻印的《秋涧集》、《旧德集》、《孟子》和《唐荆川集》等相赠。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六日张謇为通州博物馆搜集地方先人着作，请缪氏代觅稀见的北宋教育家胡瑗所着《洪范口义》一书，十一月六日缪氏终于找到，并于十一月廿三日抄录寄送。这一事例亦可略见缪张友情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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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古人有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子之交，往往也会有一些仁智各见的思想和行为冲突。如，在兴学问题上他们有各自的观点，在江苏学务总会的组织问题上亦曾“显持异议”。但他们都能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共谋合作。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四日缪氏日记有载：“与季直、积余夜谈学堂事，委屈迁就，尚未知能成否也！”但翌日他则继续和张氏一同草拟“高等师范议”，六日又一起“相度惜阴书院，拟改为两县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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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之洞调任学部尚书，奏派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缪氏进京任职。因为南北相隔，缪张二人由此渐行渐远。辛亥革命以后，缪张政治取向不同，缪氏以逊清遗老自居。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缪氏虽卜居沪上，与张氏仅一江之隔，但以往的密切交往已不复存在。当然，作为故交，1912年张謇60岁和1915年张謇儿子张孝若大婚之时，缪氏仍不忘派送贺礼，以表旧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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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缪荃孙、张謇二人的一生交往，在他们各自的交游圈里，能像他们一样，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于一身，兼及君子风范、事业雄心的友朋并不多，而他们之间则又可谓性情相近、志趣相投、能交心、能谋事，所以他们都有磊磊硕果留存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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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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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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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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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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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被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88年起，陆续任多座书院院长。1902年起，负责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后与徐乃昌、柳诒征等赴东洋考察学务，回国后仿照日本东京大学，在南京国子监旧址筑校，以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及复建南京高师，为南京大学近代校史之开端。1 907年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出任总办。1909年受聘创办北京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任正监督。1914年任清史总纂。1919年12月22日在上海逝世。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缪荃孙爱读书、爱藏书，一生治理国学，于图书馆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金石学、方志学都有划时代的贡献。他辅助张之洞编制了传诸百年、影响多位学人的《书目答问》，为古籍善本作定格。“图籍艺风充馆长”(陈寅恪语)，而经办江南图书馆和北京京师图书馆——这近代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功绩，正如他的学生柳诒征所说：“南北二馆，先后嶷立，号为册府，笃古之士犹能钻仰胝沫其间，不令中国历代巨刻珍钞，万国希望之瑰宝，流放沽鬻于东西都市者，荃孙力也。”
苦读《永乐大典》
早年缪荃孙就爱读书，十二三岁，住江阴申港老家，家居有四大橱史籍，每逢读了规定的经书后，就躲进室里，取而阅之，特别爱读其中的野史杂家，就此掀开了读书和藏书的兴趣。
1864年，20岁的缪荃孙随父入川，在成都浓郁的学术风气里，研读“三通”、(《御览》和《皇清经解》等大部头书，因为涉及图书版本优劣，必须作考订，而为搜集佐证论定是非，也得研究目录之学，因而更得读大量的书，多多益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致使他到每地必逛书坊，搜寻未读之书，以便对照考订。
缪荃孙走的是清儒博通之学。知无涯，有书必读。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之初，就像翰林前辈询问所藏《永乐大典》，并请借阅之；却得到的是同僚冷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不急不务为；且官书，焉能借”。行行10年后，当他借阅，即日日夜夜，两年间就读了900册，从中还抄录了罕见本本，如《曾公遗录》(朱曾布)，他说：“此录记在政府奏对之时，世无传本。”缪荃孙是近代中国苦读和利用《永乐大典》最多的学者之一。
缪荃孙一生走遍关内16省，购书为乐，积聚图书10余万册。此中不少藏书是借自友朋录副的，如向王先谦借录浙本《沈文起两汉书疏证》，向张元济借录《芦州词》。在出任两大图书馆馆长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先后雇佣抄手，誊写、传抄了善本《草堂雅集》等书。缪荃孙藏书是以目录学入门径、考源流，搜集珍本、善本，见自《艺风老人年谱》，有时为购得称心如意的书，还典衣货柿呢，也有的确是无力购买。光绪十年(1884)，在京都火神庙见有湘中藏书家袁芳瑛出售藏书，触目琳琅，但索值极昂，只得逐日徘徊于书摊之侧，见有友人购得，逐作记录，以备他日借阅一日见宋版《河南志》首册，仪价未成，次日已为他人购去，懊悔不及，后知此书归于常熟铁剑铜书楼，乞归录写，而细校之。
缪荃孙收藏有很多善本，其中如旧钞本《续资治通鉴》、明弘治本《黄山谷全集》和宋版《尚书》，乃是访日考察学务时，从东京书肆里寻访的；其中最为欣慰的，是在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得到的宋版《窦氏联珠集》，版刻清朗、精印俱佳，为宋刻中最精善者。辛亥革命后，谬流寓上海，所设藏书室就题为“联珠楼”，楼上楼下大量置书，而这本《窦氏联珠集》和若干自视为宝的古籍放置于卧室，至使卧室亦是一个珍本藏书室了。此间所藏，还有不少是清初禁书，如无名氏《崇祯新政要略》、李逊之《崇祯朝野纪》、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他是很懂得它们的文化价值的。
缪荃孙藏书也是为考订、校勘，因此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收藏有大量抄本，其中有不少名家抄本，可以与刻本互校；二是很多书是一种多家版本，便于考据。
勤编《书目答问》
缪荃孙是目录学大师。他编撰的第一部目录是《书目笞问》。
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为莘莘学子选择图书作指引，知缪熟悉图书，命他编制书目。“藏书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孙庆增《藏书纪要》)。缪荃孙仅以不足一年时间完成了。《书目答问》很注意所列之书为大众容易找到且质量又高的精品，“多传本只举善本，见精本者举通行本，存明本”。由是，作者2400人，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书目举书2200种，涉及所举版本十之八九为清人版本，少者为一种，多者五种，总数达五六千种，每种介绍版本优劣。这部书目经张之洞审读，翌年由成都初刻，传播全国。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华学人很多就是因它指引，进入学问之殿堂的。
《书目笞问》也掀开了缪荃孙40余年的目录学生涯。他所治目录学领域甚广，有为自己藏书的目录(《艺风藏书记》八卷、《艺风藏书续记》八卷、《艺风藏书再续记》不分卷；有为他人编的藏书目录：《嘉业堂藏书志》四卷、《适园藏书志》十六卷、《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十八卷并附录二卷、《天一阁失窃书目》不分卷；有为图书馆编撰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一卷；有专为题跋编辑的：《艺风堂题跋》《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此外还有举要目录(《书目问答》)、专题目录(((词小说谱录目》)、版刻目录(《宋元书影》)、郡邑着述目录(《顺天府志·艺文志》)、金石目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等。
【名人与图书馆】缪荃孙与图书馆的故事
他根据不同的图书，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法。其中，四部分类是传统分类法，虽是继承，但也有改革，即是将丛书独立成部，与四部并列。盖丛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书目答问补正》)。《艺风藏书续记》乃是参考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将原书目12类归纳为10类。据书立目，不拘一格，便于利用。 缪荃孙所创造的善本分类法(按版本样式分类)，乃是为弥补《四库全书总目》等四部分类法，不讲究版本价值，参照《天禄琳琅书目》，在《艺风藏书再续记》中将它再作改造，又分为宋刻、元刻、明刻、旧抄本、抄本、写本和传抄本七类。由此还将善本定格，制定了善本与非善本之界限：(1)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其余皆非善本；(2)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3)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4)日本、高丽重刻中国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这个规定，有相当长时期为图书馆和藏书界奉为金科玉律。由是抄本皆为善本，若再加盖数枚印章或有几行题跋，那更为佳本了。
创办江南图书馆
缪荃孙创办了江南图书馆。
光绪十四年(1888)，他在任国史馆纂修总纂完成“国史五传”后，返回江阴老家，被推请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南菁书院有藏书楼，他力主此楼藏书对学生全方位开放，学生可自由进出藏书楼，查阅图书。1898年，缪任南京钟山书院、常州龙成书院的主讲，亦奉行此方针。他主张藏书楼之书必须流通，打破了传统藏书楼的封闭理念。
1903年，缪荃孙和徐乃昌等奉张之洞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他又重点考察了东京的帝国图书馆，回国后汇报建议在中国开办公共图书馆。后来端方赴欧美考察回来，也主张建立图书馆，由此促成清王缪荃孙手书朝实施新政，图书馆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在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里，公共图书馆必将替代传统藏书楼。当时中国民族资产濒临破产，多有藏书家因破产被迫。出售藏书，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启发民智，也是防止典藏散佚和流落海外。1907年夏，陆氏醑宋楼和十万卷楼、守先阁藏书为日本人购去，入藏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国人震惊。8月，缪荃孙得悉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要将藏书外售，立即建议端方购买，端方当即与陈庆年赴杭州，据丁氏藏书书目八大册，以7万3000元成交，两个月间将它全运至南京。翌年初，又选择了龙蟠里惜阴书院旧址，规划建造图书馆。他经常赴工地检查、督察。1909年10月，馆合建成，他又主持了图书搬运入库。书库有序排列了书橱书箱800余只，阅览室长桌长凳配备俱全，并由商务印书馆提供大批新版石印铅印图书。他对张元济说：“办图书馆，宜多备通行书供人阅读。”
【名人与图书馆】缪荃孙与图书馆的故事 龙蟠里的南京图书馆旧址
1910年8月18日，图书馆正式开放阅览。“先期广告，俾此邦人士及军学各界皆得到馆流览，以餍人士向学之心，而为增进闻名之地”。此后每日都有读者，络绎不绝。它就是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出任京师图书馆监督 1908年，主持北京学部的张之洞筹建京师图书馆，他采取端方建议，购置常熟铁剑铜书楼藏书，并委托缪荃孙赴常熟购书，但其藏主瞿启甲不同意，经缪协商、沟通，始先将其中孤本和罕见抄本选出71种，再加上旧刊本，共凑成100种送呈北京。次年3月，瞿启甲将抄成的37种汲古阁等旧刊本13种先行进呈；余下的50种，旋因辛亥革命而中止。
1909年7月25日，学部行文筹建京师图书馆，并任缪荃孙为监督(馆长)。缪还是从报纸知道自己任命监督的事情，几天后才正式得到学部专使来文，命赴北京就职。他非常乐意此项任命，不料忽闻张之洞逝世，大为伤悼。曾拟辞职，因学部不允，辗转多时方赴京，这时他已是67岁了。
在北京筹备学部图书馆的一年里，缪荃孙以很多时间整理图书和编制目录。当时图书馆已接收来自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以及敦煌石窟写经、唐开元御制故阙特勤碑拓片，其中内阁大库见存书籍，多系宋元旧椠旧钞，因岁月悠久，保藏不妥，多已烂脱散乱，他到京后旋在储藏处地安门外广化寺作开箱整理，检阅和登记。
整理图书长达五个月。在此同时，就编制《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并将不为外界所罕见、甚至未见的珍本整理集刊为馆藏《宋元本留真谱》，收录每书的序跋题识，并撰考证一篇。在整理过程中，出乎意外竟然发现各省方志，而且配备俱全，他大为欢喜，说“皆宝物也”。他用了三四个月时间边阅边编，终于编制出一部《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辛亥革命前夕，缪荃孙告假南返，随着清王朝灭亡，学部图书馆也为民国政府接收，隶属教育部，它历尽百年沧桑，演化为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图片说明：龙蟠里的南京图书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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