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 全4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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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全4册）2004年，在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神德寺塔一个藏经洞，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据考证，可能是唐五代宋初的写经、刻经和版画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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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收录全部图片，二是录文及其校勘整理，三是相关的研究资讯和索引。本书属“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彩色影印，首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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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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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28至29日，我应陕西省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和市政府研究室的邀请，带领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前往铜川市进行为期两天的学术考察，这期间考察了隋代的神德寺遗址和现存的神德寺塔，并在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亲眼查看了隋代神德寺的佛舍利与碑铭等佛教文物以及现今神德寺塔中发现的佛经图片。其后，我主持的一个由铜川市委託的横向项目，对铜川市照金香山旅游区的佛教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神德寺的佛教文化。记得我在和铜川市陈俊副市长商谈这个项目的进展时，陈市长对大香山寺和神德寺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围绕具有广泛民众性影响的资源展开研究。后来，我们课题组完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调研报告，主要关注的是大香山寺的民间观音信仰和神德寺的舍利崇拜，而神德寺塔所发现的佛教藏经在当时并未纳入研究的範围。但根据耀州区博物馆人员的介绍以及我们的初步观察，我们知道这是一批新发现的极为珍贵的古代佛教文献。我们课题组的王雪梅博士对此兴致极高，并多次表达了希望对这批经捲进行整理和深入研究的愿望，经过与耀州方面的多次沟通，最后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範大学教授黄征先生和王雪梅博士共同承担这一光荣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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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德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据耀州区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969年4月，在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的寺坪村，出土了隋代仁寿年间隋文帝赐赠神德寺的佛舍利及其石函等系列文物，从而发现了神德寺的最早位置。如今这裏早已没有任何寺院建筑的蹤迹，遗址上仅留下一些残破的石刻和隋唐时代的瓦砾，我当时还捡回一块唐砖，留作纪念。据《耀州志》记载：“仁寿四年四月，大德法师沙门僧晖奉敕于神德寺安放舍利，建造灵塔。”《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释静琳传》也记载：“仁寿四年，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之神德寺。”可见，当时的神德寺的确是隋代安奉舍利的重要寺院。如今寺坪村周围还有寺坡、寺沟等村落，均与当时的神德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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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代，神德寺转移到耀州城北的步寿原下。至于为何转移，没有留下任何历史文献说明。估计是原来神德寺所在的石门山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加之隋代的仁寿舍利也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地位，所以神德寺便迁到耀州城附近。而步寿原这个地方在汉代的时候曾经建有宣帝的步寿宫，可见是一个景致与底蕴均佳的福地。据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记载：“唐神德寺碑，八分书，不着书撰人名氏。神德寺，故后魏之会同寺也。唐垂拱三年（687）有司奏自华原之石门山徙于祋栩城北魏龙华寺故基而立之。碑以开元八年（720）立。”可见，隋代的神德寺原是北魏时代的会同寺。唐代开元八年，神德寺碑迁移到北魏时代龙华寺的故址，从此龙华寺就变成了新的神德寺，而原来的神德寺则逐渐废弃，连同昔日的地宫和舍利一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一变迁还可以从明代乔世宁的《耀州志·地理志》中得到证实，该书记载：“大像阁在步寿原南崖下，元魏时龙华寺也。隋仁寿中建阁覆弥勒像，高二十余仞，故名焉。唐改神德寺。宋时人游览最盛，有富郑公登阁诗石刻，宣和时兵火，阁废。金承安中再建，更寺额曰明德。今阁与像久废，寺改书院，独故塔存。”总之，从唐代以后，神德寺就一直矗立在耀州城北的步寿原下，并在明代的时候曾一度改名明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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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以后，这裏还曾成为当地的教育中心。据清陈仕林《耀州志·学校》记载，明嘉靖二年（1523），知州赵时在原明德寺旧址驱逐僧尼，成立文正书院，因宋代名相范仲淹（字文正）曾担任耀州知州，故以“文正”命名。嘉靖十八年（1539）刻立“皇明科第题名碑”，镶嵌于塔上。但是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之后，书院逐渐荒废。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州侯钰将文正书院迁建于原布政使司旧址——即今西街小学，而神德寺也由此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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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德寺留给后人最显着的遗物就是一座高达35米的佛塔。该塔为仿木楼阁式砖塔，底围25.04米，内径2.9米，八面八棱九级，斗拱挑角，密檐环围，雕刻精美，结构紧凑，气势雄浑。塔正门面东，高两米，宽1.26米，青石门楣上线刻一佛二菩萨，门框南北两面分别线刻持弓箭和宝剑天王。第四层正南、正北，第三、五层正东、正西各设有一面拱券窗洞。1956年8月6日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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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24日维修塔身时，在南面第四层的拱券窗洞中发现了一批当时认为是“金元时期”的佛教经卷。遗憾的是，这批新出土的文献自发现以来一直藏于当地博物馆而不为外界所知，既没有修缮保护，也从未编目整理，学术界的研究利用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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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底至今，黄征教授和王雪梅博士花了近两年时间对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整理，揭示了这批出土佛经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物与学术价值。现在学界能够确证为北宋以前的刻本佛经，不过十件上下，而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就有40多个卷号为刻本，虽然有的残缺但也弥足珍贵，写本中更有长达十米的抄写精良之作。他们亲手打开了全部文献，对所有文献都拍摄了精美的图片，并对文献逐一编号，现已编定306个卷号，足见数量之大。他们还编制了经名索引、印刷品索引、绘画索引、避讳字索引、俗字索引、古今字索引、简体字索引等，可谓全面而精细。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有明确纪年的两件文献以及名讳制度等，确定这批文献的时代为唐五代宋初，可见其时代之早，比当初认为的“金元时期”大大提前了。在整理编目的同时，他们还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而且部分论文已经发表，如《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物考察》（在2010年8月“饶宗颐先生95华诞暨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上宣读）、《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Y0237-3<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校录考订》（在2011年11月“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宣读）、《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Y0004〈佛说随愿往生经〉校录整理》（在2011年10月“第九届吴越佛教研讨会”提交并宣读）、《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出土文献Y0001〈金光明经〉卷第二为唐人写经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如今，他们将这些整理研究成果彙聚成这部煌煌巨着，并有幸纳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计画之列，将于2012年4月在凤凰出版社出版。这既是他们智慧与汗水的凝结，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又一重要财富的首次公开呈现，必将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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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梅副教授从2007年开始跟随我学习佛教史，2010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在理论思维能力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养成了考索原始文献的习惯，逐渐形成对古代佛教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兴趣。她天资聪慧，做事严谨认真，为人善良厚道，心地纯净宽广，尤其是吃苦耐劳，勤奋上进，助人为乐，善解人意，这些美丽的性情既支撑着她的人生之路与生命品质，也成为我精神世界裏足以享用一生的欣慰。如今，因缘和合，陕西神德寺塔赐给她第一个文献整理的机会，她的欣喜我最能理解，她为此付出的辛劳我也完全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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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征教授的因缘始于2009年。那一年，我作为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率领十多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与韩金科副主任一起，承担了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工作。黄征教授应邀光临了那次会议，我有幸在会前认真拜读了他的文章，为其在佛教文献研究方面的慧眼与精湛的手法而感到欢喜赞歎。几个月后，即2010年5月，又因为铜川市耀州区这批藏经的因缘，我们请黄征教授再次光临西安，考察、整理这批经卷。黄教授不辞辛劳，以其多年的文献研究经验与卓越的学识，对这批文献的价值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交谈甚欢，黄教授广博的兴趣和儒雅的气质使孤寂的学术工作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恬淡与安详。作为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这种工作风格与人生境界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感慨。去年，我们荣幸地聘请他作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兼职教授，从此我们的因缘也翻开新的一页。如今，黄教授又与我们开始了新的合作，对陕西洋县保存的明代藏经进行整理研究，他的人品与学品再次得以彰显，这已经成为足以影响我们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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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征和王雪梅两位学者的《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既是与陕西佛教文献的第一次结缘，也是他们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他们深知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珍贵及其在佛教文献与佛教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也对这批文献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相信在《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出版之后，他们还会继续对这批出土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是一批崭新的从未研究的古籍，其中的诸多历史谜团急需揭开。例如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只有两个有明确纪年，可见还需要对这批文献的具体年代作进一步考订；这批文献破损严重，还需要对名称缺失的残片做定名、考释研究。其次，无论是从文献内容、书法艺术、雕版印刷还是汉字流变，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都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其中很多佛经不仅可以提供历代大藏经未收录的所谓“疑伪经”的研究，也可以为校勘历代大藏经提供较早的版本。第三，还可与其他相关文献古籍诸如敦煌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第四，利用神德寺塔出土的这批文献，还可促进地域宗教文化的研究，为研究中古社会佛教的信仰形态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等。总之，对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我期待着他们未来新成果的早日完成，也欢迎学术界有兴趣者充分利用这批出土文献，开展各具特色的研究，不断挖掘和彰显这批珍贵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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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神德寺塔藏 洞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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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发现纯属一个意外。历史上有太多的发现都出自意外，似乎没有意外就没有发现。据说牛顿由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砸到了脑袋而意外发现了万有引力，哥伦布寻找印度和中国而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许这些都是传说。可是王道士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确实是个意外，斯坦因发现古长城烽燧垃圾堆汉简也是意外，陕西临潼县杨新满等农民在田裏发现秦兵马俑也是意外。意外造就传奇，意外引发创新，意外让我们活得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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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的馆长、副馆长和工作人员的口述，和我们对神德寺塔周边居民的调查询问，我们确信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发现就是一个意外。由于耀州区的神德寺塔多年失修，塔砖风化破损严重，铜川市耀州区政府拨款对神德寺塔塔身进行了全面修缮。2004年9月24日，当时负责修缮神德寺塔的工匠宋政权在修补第四层塔身南边的破损拱券时，看见拱圈内尘土很多，于是拿铲锹刬除洞内堆积的“尘土”往塔下抛撒。宋政权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一铲，使得一些积土中的经卷散落披挂在塔周的脚手架上，从第四层塔一直垂挂到地面，长达十多米，于是被他意外发现。宋政权师傅回头发现了披挂在脚手架上的经卷之后，非常吃惊，于是在第一时间就报告给监管工地的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领导，馆长孙兆君立即前往神德寺塔修缮工地，将经卷一一收起，装进一个蛇皮袋背回了博物 。博物 的文物保管员左小琴听说发现经卷之后，也随即前往塔下察看，发现地上还有许多碎片，于是她又捡起了不少。由于当时下着小雨，地面灰土堆积，还有不少巴掌大的碎片就没有来得及收取，以后就混入碎砖乱瓦成了垃圾被推下到塔坡下的菜地裏了。在此之后，博物 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又爬上脚手架查看了“藏经洞”，并且也察看了塔身的另外几个拱圈，都没有再发现新的文物。根据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回忆，当时他们在发现经卷之后马上就到了现场，因而经卷没有被别人拿走过，现在保存在博物馆的就是经卷的全部。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来到神德寺塔做实地考察和对周边居民口头询问时证实基本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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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德寺塔发现经卷之后，耀州区博物馆主管业务的王建域副馆长曾经接受了记者採访，报导了该消息。现将该报导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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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县宋塔”惊现手抄佛教经卷

2004年10月10日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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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铜川讯（记者张海鹏通讯员高开庆）近日，铜川耀州区文物部门在对一座宋代古塔进行抢救维修时，在塔身发现一批手抄佛教经卷及彩绘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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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古塔位于耀州城区北端塔坡。据省文物部门鑒定为宋代建筑，称之为“耀县宋塔”。该塔为密檐式结构，八角九层，高35米，塔身中空，原有木梯可盘旋登上，现木质构件已毁，整个塔身外部为砖雕、斗拱，飞椽雕刻精美。1956年8月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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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耀州区博物馆副馆长王建域介绍，经省文物局批准，近日耀州区对该塔进行抢救维修。匠工修补第四层塔身南边的拱券窗时，在窗内的砖地上意外发现了大量古代文字经卷。经博物馆工作人员初步清理，可以辨别的经卷有30多卷。其中，手写体纸本经卷10余卷，彩绘本画卷2种，绢本画卷1种及部分经卷残片。由于经卷长期露天堆放，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大多数经卷已腐蚀、残破。据铜川市文物局专业人员初步鑒定，经卷种类较杂，从书法特征分析，应为元、明时期的作品，从打开的《金光明经卷之二》观察，该卷纵高26釐米，横长283釐米，为黑色小楷写经，卷首残破，纸质泛黄，字迹清晰，无落款，无书写者署名及年月。目前该批经卷已由耀州区文体事业局暂存，具体情况尚待专家做进一步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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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导的时间来看，自发现到媒体报导才15天，应该是很及时的。与此同时，网上转载，一时成为新闻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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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神德寺塔藏 洞的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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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新闻媒体铺天盖地一阵报导之后，并没有什么人来深究，直到2006年王建域副馆长亲自撰稿发表署名文章《耀州区神德寺塔发现的经卷》，刊登在《铜川日报》2006年8月15日第三版上，指出“与唐宋写经体有相近之处”，也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更不用说编号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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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直到五年后的2009年12月28日，才忽然有了转机。这天下午，时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在职博士生、西华师範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雪梅一行人在其导师李利安教授带领下，前往耀州区博物馆等处参观考察神德寺遗址，瞻礼舍利子，发现该馆藏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特别是那天王建域副馆长介绍的在神德寺塔发现的经卷。王雪梅当时向王馆长请教了几个小问题，了解了大概情况，回西安后通过网路把消息告诉了我。因为我刚刚在此之前出席了10月27-30日在西安隆重召开的 “首届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会上王雪梅既是专家代表也是会务人员，而我提交的《敦煌愿文研究》则是纯文献研究论文，我们在一个组研讨，所以她认为我是“一位专门研究古代写本文献的专家”，把消息告诉我看我如何评价。我当即回答说，这些经卷肯定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参与整理研究。为了更好地判断出土经卷的性质与时代，我请她发个图片过来看看。果然，她发来一张自己用相机穿过玻璃橱窗拍到的经卷照片。根据这张照片，我初步确定为唐五代宋初的写本。为了准确判断，我又请她直接从王馆长处获得了一张清晰照片。我在看了经卷照片之后，马上确认是唐五代宋初的写本，因为与敦煌写经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我回答说：“看到经卷照片了，很精彩。跟敦煌卷子一样。如果塔是宋代建造的，那么这些经卷的时间下限可能就是宋代，再后面的就不会有。”因为我相信这些经卷就是造塔时放进去的。这张照片就是后来我们整理编号的Y0001号《金光明经》卷第二的一段，该卷是当时唯一整卷展开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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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我请王雪梅向王馆长了解更多情况，包括：1.经卷数量：一共包括多少件，多宽，加起来总长度有多少；2.经卷形式：这些经卷都是写本，还是说也有刻本，如有的话，刻本多少，写本有多少；3.纸张形式：拼接的每张纸高度和宽度，每张纸抄写多少行，每行多少字；4.经卷内容：都是佛经？除了已经看到的《金光明经》之类的，是否还有完整题名的经卷？有没有非佛经的，例如发愿文之类？等等。过了一些天，王馆长回答了问题，不过比较笼统，说“有十几捆”，当时民工拿铁锹往塔下扔的时候，经卷残片挂的满脚手架都是，他还为此专门攀爬到第四层去看了看。但是收集回来的经卷确实太多，无法一一打开。有些残破的就剩下了一个木轴，有些的木轴也已不存，粘结在一起。之后，他们随即请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鑒定组进行了鑒定，他们的回复是“金元时期作品”，也顺便对其价值做了肯定，说是陕西关中地区第二次出土。关于这批经卷的出土，王馆长个人认为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极有价值的发现，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和人力缺乏，这些经卷又损坏严重，他们不便于进一步地探究它的数量、种类。因为每一次的察看都是对它巨大的破坏。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经卷的具体数量和种类不甚了了，当然也无法详尽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关于尺寸、内容、体例等问题。他认为，这些写经，相比之下《金光明经》的确是写经中的精品，从打开的几幅可见一些残破的粉彩画，也有一些刻本印刷，隐约可见楼阁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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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描述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忽然大增。难道真的还有“十几捆”的唐五代宋初经卷摆着没有人整理？莫非真的又发现了一个“藏经洞”？浮想翩翩，不禁要马上去亲眼看看。我们很快向博物馆方面提出了合作整理与出版的建议。我们提出自己出资以及争取一些支持，儘快地将这些写卷编号整理。如果写卷丰富，我们可以合作署名研究出版等。如果能够这样做全面的学术研究，就可以使深藏库中的这些残卷得到充分的利用，并充分展示其自身的价值。我 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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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13日，当我结束了将近一周的学校统战部组织的河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之后，就顺便来到了西安。这次西北之行，也是浙江大学召开敦煌学研讨会之际，我放弃了学术研讨会，特意参加了西北文化考察活动。铜川市耀州区，以前是耀县，由于紧挨汉唐首都，所以历史上很着名。我们从西安乘坐了长途汽车，行程70公里，在当天中午就到达了耀州区，很快找到了耀州区博物馆，与馆长孙兆君、书记张军民、副馆长王建域等人见面，看了全部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拍了许多照片，并且达成了共同整理出版的意向。这批经卷用旧报纸一个一个卷着，然后包成一大包一大包，真的有如先前的描述“十几捆”那么多。不过经卷大多都泥水粘结，无法自然打开，往往解开一个头，就揭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也就只能看看外观，凭着感觉，判断这批出土文献就是唐五代宋初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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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耀州之行，我们还一起考察了神德寺塔，考察了药王山摩崖石刻和碑林，还有西安的青龙寺、大慈恩寺等，试图对当地文化的联繫找出点有用的信息。4月18日，我坐上火车返回南京，一路上都在琢磨如何整理这批文献。回到南京之后，我就真的一件一件细心准备起我的整套设备来。我的设备有：单反索尼相机，加长焦镜头，是我儿子拍摄油画风景资料专门购置的，适合专业拍摄，尤其是可以远距离拍摄高高在上的神德寺塔藏经洞；古代妇女使用的银簪子三枚，购自南京艺术学院后街的古玩市场，磨尖磨扁之后特别适合挑开粘结的经卷；蓝色背景布6条，将用作铺垫，确保展开经卷时能够安全清洁，拍照时背景一致；塑胶透明文件夹片两大盒共400个，准备插入被我们打开、编号的经卷碎片；不乾胶标籤500个，准备一个经卷碎片一个编号；染黄蔡伦纸一封，准备铺垫经卷或修补经卷用；喷壶一把，准备在打开经卷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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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6日傍晚，我们再次到达耀州区博物馆。次日早晨，我们再次考察神德寺塔，我用长焦距镜头拍下了神德寺塔藏经洞的精细照片，看到了洞口的封堵痕迹。根据我们的两次实地调查和考察，这批经卷、绘画当时是堆放在已经两头打通的拱券窗内砖地上，尘埃、鸟粪覆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根据神德寺塔的其他拱券至今仍有两头封堵的情况来判断，这个拱券门洞原先也应该是两头封堵的，不知何时可能由于古塔修缮或自然风化造成两头通透，从而使得“藏经洞”外露，并且终于在一千多年后的2004年9月24日上午被修塔工人宋政权发现。因此，这个秘藏经卷、绘画的古塔拱券门洞，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藏经洞，是继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之后的又一个被意外发现的藏经洞，我们把它叫做“神德寺塔藏经洞”，或可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些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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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位于今西安市以北大约七十公里远的铜川市耀州区老城区，矗立在着名的塔坡史前遗址上。此地早在西汉景帝二年（西元前155年）始设县治，初名“祋祤（duì y 常 ”[1]；魏改“宜州”，隋改“华原”；唐复“宜州”，后又复“华原”；唐哀帝天祐三年李茂贞据凤翔，始改“华原” “耀州”[2]，直至清末；民国时改称“耀县”。耀州地理位置特殊，古有“关辅襟喉”、“北山锁钥”之誉，亦 兵家必争之地。耀州城地处漆水河与沮水河交汇之处，四面环山，背靠步寿原，神德寺塔就坐落在城北步寿原南缘的塔坡中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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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德寺塔（旧名耀县塔，亦名宋塔）是耀州城最古老的建筑实物。据明代乔世宁的《耀州志·地理志》记载：“大像阁在步寿原南崖下，元魏时龙华寺也。隋仁寿中建阁覆弥勒像，高二十余仞，故名焉。唐改神德寺。宋时人游览最盛，有富郑公登阁诗石刻，宣和时兵火，阁废。金承安中再建，更寺额曰‘明德’。今阁与像久废，寺改书院，独故塔存。”[4]该塔建造年代无明确记载，据陕西省文物部门鉴定 懰未 建筑风格，1956年陕西省政府公布 戗 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公布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根据实地考察，我们认 懮竦 寺塔也可能是唐塔。[5]之所以会被当地文物部门定 “宋塔”，是由于早年文物普查的时候对于一批难以定年的古塔都笼统命名 “宋塔”，不足 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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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7日上午9时许，在考察完神德寺塔之后，我们与耀州区博物馆的三位领导再次见面，商谈合作细节，并且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签订之后，我们当即进入了博物馆的整理室，开始逐件打开经卷并给予编号和简单修复处理，例如除尘、压平、粘接之类。就这样，我们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合作正式开始了。如果说宋政权发现了神德寺塔藏经洞，那么我们两个人是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再次发现者，而且我们的再次发现更有意义。这就跟我在南京栖霞山石窟飞天被媒体报导之后再对其进行考察、确认和研究一样，二次发现的意义或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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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德寺塔藏 洞与莫高窟藏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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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藏 洞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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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的藏经洞，目前所知最着名的当属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容积大小约三个立方米。这个藏经洞也可以说是目前所存最大的藏经洞了。与此相反，肯定是世上最小的藏经洞，杭州雷峰塔藏经洞——在一块块塔砖的最小侧面钻挖约8釐米深的圆洞，洞内只藏一卷印制精美的佛经，可谓匠心独具，令人赞歎。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杭州雷峰塔藏经洞有得一拼的是耀县神德寺塔藏经洞，它是利用塔身第四层南边通风採光的拱圈门洞封堵而成的。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耀州区博物馆的人员时，我几次询问拱圈门洞是封堵的还是通彻的，他们都说是两头通的。两头通，这是他们看见时的情形。可是，我的问题马上就来了：如果是两头通，拱圈门洞摆放的经卷怎么能摆放得住？就不说摆放1000年吧，放一年也不大可能，放一个月都危险。因为这个拱圈门洞不是在月球上的，没有风没有雨可以纹丝不动，而是高高建在大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年到头风驰沙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稳稳当当摆放其中，何况是轻飘飘的经卷呢？这批经卷、绘画等文物，纵然是各自成轴，其自身的重量肯定无法久留在一个风洞中。不仅如此，神德寺塔在民国之前，从内部可由旋转梯磴攀爬到上端，如果第四层拱圈一直敞开通彻，其内存放经卷、绘画等文物，必定早就被人发觉取走。有鑒于此，我们认为神德寺塔藏经洞早先一定是两头封堵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藏经洞。虽然“藏经洞”的名称，现在往往特指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但其实藏经洞各地都有所发现，算不上是个专名。况且，从“洞”的形制上来看，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其实不是一个“洞”，而是第十六窟的一间耳室，就是进入第十六窟的甬道旁挖制的一个小房间，原无编号，后来补编为第十七窟，所以莫高窟藏经洞本质上是“藏经室”。雷峰塔藏经洞虽然确实是个“洞”，但是严格说那只是个“孔”，本质上是“藏经孔”。而神德寺塔藏经洞，它是一个两头堵的拱圈门洞，是名副其实的“洞”——我们总不能叫做“门”吧？“门”是两头通的，这个可是两头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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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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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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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雷峰塔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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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形制，人们在发现经卷之时就已两头通，所以所发现经卷之类一度被认为是古人的“废弃物”。如果是这样，经卷之类文物的性质就很不一样，不管我们看来是否有价值，当初被“废弃”就是目的不明的行为。然而，随着我们的实地考察和深入探究，我们很快搞清楚这个神德寺塔藏经洞其实多年来都是两头堵的，直到民国之后[6] 近些年才因自然风化或被鸟雀、野蜂钻穴筑巢而砖损门破。为了更好地了解神德寺塔藏经洞的细节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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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拱圈口半块砖深度的地方留有旧的砖封痕迹，痕迹的宽度恰好是一块砖头的厚度。这个砖砌痕迹说明拱圈门洞曾经是封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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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与藏经洞相邻的拱圈门洞内部，我们看到裏边的那一头是砖砌封死的。原来，塔的拱圈门洞，虽然每一层都有对称的两个，但是通风採光每层只要保留一个就够了，所以塔身的诸多拱圈门洞，最初可能就有一半是两头堵的。只是这些被封堵的拱圈门洞，封堵的砖面并非与外墙齐平，而是缩进半砖，给远处的观众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拱圈形状，好像并未封堵的样子。我们不仅看到裏边砖砌封死，而且外口曾经被封堵的痕迹也十分明显。我们不知道这个曾经两头堵的门洞内是否也曾藏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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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显示的也是与藏经洞相邻的另一个拱圈门洞，我们看到裏边的那一头是砖砌封死的，而且在那砖壁上还有野蜂建筑的一个巨大蜂巢，门洞外口封堵痕迹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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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显示的是神德寺塔内部结构，有一根钢筋避雷针线通达之处就是藏经洞，而其下一层显然是封堵住的，一点也不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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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显示的是藏经洞向下隔层的拱圈门洞，洞上镶嵌了一块石碑，石碑首题“皇明科第题名”，然后是一批明代及第进士的姓名，可见是明代的人在古塔上补嵌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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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显示的是神德寺塔底层拱圈门洞内部情景，我们实测了拱圈的深度、高度和砖块尺寸。虽然藏经洞的尺寸我们现在无法上去测量，但是通过底层资料由于是砖的尺寸资料来推测藏经洞大小，也是很好的方法。根据曾经进入藏经洞的塔下居民口述，藏经洞内他何以伸脚躺下，可见颇深。根据我们的估算，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容积至少有1.5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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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推断了神德寺塔藏经洞的閟藏之后，我们同时在网上查阅到毗邻的富县也有相同的砖塔，而且根据照片分析认为也具有相同的拱圈门洞，也完全可能閟藏着经卷。果然，近日又查阅到消息，陕西富县的开元寺塔在2009年修缮时发现了两个保存完好的经卷。这条消息的完整报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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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鼐侔 “ 元寺塔宋代藏 ”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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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nwu.gov.cn/contents/511/18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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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日期：201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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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十一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为了纪念文化遗产日，宣传富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富县文物旅游局于6月10日到6月11日，在富县鄜州博物馆举办了“开元寺塔宋代 i经”临时展。富县文体广电局局长任宏江和文物旅游局局长为展览开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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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寺塔宋代 i经”是2009年6月开元寺塔体维修过程中在塔体五层的塔龛中发现的宋代经卷，经卷全长1910釐米，宽27.8釐米，折叠成页共137页。据记载，该经卷属于佛教陀罗经，为宋代绍兴元年开元寺塔维修时藏在塔龛中的。它的发现，对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富县馆藏文物中宗教纸质文物的空白。本次展览，对宣传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具有积极的作用。（富县鄜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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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内容的报导，此后还有几家媒体，此不赘述。不过来自富县政府的官网报导《富县举办“开元寺塔宋代藏经”文物展》（6月13日，http://www.yanan.gov.cn/ structure/xwzx/qxdt/zw_40745_1.htm），加了两张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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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照片可以看出，经卷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受到虫鸟雨水和尘土的严重损害。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纸张与众不同，而是因为经卷曾经长期被閟藏在砖塔拱圈门洞内，而封堵拱圈门洞的砖没有像神德寺塔藏经洞那样早受损塌落，因而虫鸟雨水和尘土侵入拱圈藏经洞的时间要晚，造成的损失也就小一点。我们在获得媒体报导的消息之后，打电话联繫上了富县旅游文物局陈兰局长，向她了解了一些细节。根据陈局长的陈述，拱圈门洞发现经卷的时候，门洞已经破损塌落，但是门洞中有个巨大的马蜂窝，经卷就在马蜂窝下，因此经卷仍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展出的只是两件经卷中的一件，由于太长，分为两段陈列。另一件品相要差一些。陈局长还发两张局部图给我们，其中一张有年款。陈局长认为年款中“绍兴”二字下没有“某年”，应该是“元年”的省略，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解释。我们细心释读了年款：“绍兴捌月十二日陶轲写此《真言》。”补足了就是：“绍兴元年捌月十二日陶轲写此《真言》。”陕西多塔，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有北宋初年开宝九年款、雍熙二年款，而富县开元寺塔出土文献有绍兴年款，二者都出自塔身中段相同的拱圈门洞内，可见这一时期人们习惯于在此藏经，而不是把这样隐秘的地方作为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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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县开元寺塔出土南宋绍兴元年捌月十二日陶轲写经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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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县开元寺塔出土南宋绍兴捌月十二日陶轲写经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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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富县开元寺塔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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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清晰地显示，砖塔的拱圈，每隔一层就有一个被封堵着，而这被封堵的拱圈门洞就都可能是个绝妙的藏经洞。根据资料介绍，富县的 元寺塔亦名西山塔，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740-741），位于富县城西西山（亦名龟山）半山坡上，为四角十一级（原十三级，年久塌落两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1.8米。塔底层边长8.14米，高7.13米，由13层砖叠涩出檐，平枋上有两朵一斗三升仿木结构斗拱，斗拱上的檐坊用菱形图案的砖雕砌筑。塔门向东，面阔1.46米，高2.75米。塔体中空，原有木扶梯与木楼板攀登，现已无存。塔2层以上均四面筑有券门。第4层正东塔门两侧，各有一直棱假窗。塔 已毁，形制不详。1992年4月20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开元寺塔是唐塔，而不是宋塔，报导称“据记载，该经卷属于佛教陀罗经，为宋代绍兴元年开元寺塔维修时藏在塔龛中的”（陈兰局长介绍有“绍兴”某月题款），“陀罗经”应是《 u罗尼经》，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有《佛顶尊胜 u罗尼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 u罗尼经》、《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 u罗尼神咒经》等，究竟是哪一部经，有待于直接根据经卷文字来考证。经卷全长1910釐米，宽27.8釐米，也就是说每一个平均长度是9-10米，比神德寺塔所出最长的经卷还略长，说明两端应该完整无损，应有木轴装裱。至于说“折叠成页共137页”，就有点不妥，因为这显然是卷轴，不是册页，也不是摺本，古人是从一头捲到另一头，无法用“页”来计数的。也许博物馆在收存之时，没有按照原来的卷轴形式捲曲，而是改成了折叠的形式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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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拇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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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打开，我们都是慎之又慎，儘量不造成新的损失。由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在藏经洞中已越千年，特别是后来洞门被鸟虫风雨破坏，沙尘、雨水、鸟粪粘结在一起，使得有些经卷半边酥 睿 难以展开，给修复整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博物馆收藏之后，只打开了一个保存很完好轻而易举就打开的经卷（现编为Y0001号），别的当时就只掰开开头的一点点看了个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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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作为文物保存，这批经卷本来也许可以不必一一打开，那样虽然看上去是一团泥巴却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可是，如果我们不仅把他们当作文物看待，而且还要把它们当作文献看待，要拍摄卷内的文字内容，要全文抄录出来，那就不得不全部一一打开。我们事先作了全套程式所用工具的准备，购置了挑开经卷的银簪子，敲松泥块的棕把，清除尘土的猪鬃漆刷，铺垫经卷的背景布，添加编号的不乾胶标籤，夹插经卷碎片的透明塑胶薄片，丈量经卷的卷尺，压平经卷的玻璃，甚至喷壶、湿布，手打浆糊，等等，一应俱全。在备足工具之后，预设好工作程式，分工合作，有的挑开经卷，有的拉尺丈量，有的打字记录，有的编号收藏，有的来回运送，等等，运作得有条不紊。总之，我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在十天之内把这道基础工作就基本做完了。兵贵神速，当我们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做着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编号整理工作时，我们的工作效率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做到了我们想做的，虽然由于全天弯腰人人都腰酸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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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编号、修复和整理是很注意及时跟进的。如果一个经卷打开了，不及时採取基本的修复措施，不及时给出编号，过后就可能混为一堆破烂了。例如Y0002号，当我们打开到中段时，发现有一张纸脱落了，细心查看，原来这张掉下来的纸，原先就是手写贴补的，前后都是雕版印刷，就这一小片是为了改错或补脱而手抄添加的，胶粘得不牢，现在脱落了。如果我们不马上粘接回去，使之保持原先应有的连属关系，过后就可能出错，甚至丢失小碎片。而且由于前后断裂，可能造成经卷的捲曲出现皱褶或者破裂，以后每拉开一次就会多一次损伤。为此，我们王建域副馆长专程赶回家去调制了手打浆糊，使得粘贴之后与原貌一致，既美观又不损伤纸张。还有的经卷打开之后，由于原有折痕、皱褶、鼓翘等状况，我们就採取湿布轻轻压平，然后让它慢慢风乾，也对经卷不造成什么损伤。所以我们在没有任何经费资助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对于宗教的信念，对于文物的爱护，对于学术的追求，把本来可能要耗资费时还未必能搞定的事情一鼓足气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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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我们非常紧张而艰苦的整理过程中，也有好几次爆发欢笑的场面。尤其是王雪梅的工作，由于她的勤奋和细心，在逐个解开经卷的过程中都十分留意经卷内容和题款，终于在2010年5月9日发现了Y0032北宋雍熙二年的纪年题款和Y0041北宋开宝九年的纪年题款，使得整个工作间一片欢腾，大家精神倍增。这两个纪年题款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我们早先的鑒定意见，而且是铁证如山，毋庸多言，以前的重重疑惑霎时间涣然冰释。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和证据，我们建议购买珍宝盒分别单独安放这两个经卷，同时还告诫管理员一定要把我们刷下来的泥土都收集起来装在塑胶袋中保存，以备日后查验。此外，我们也拍摄了大量工作照，尤其是还建议馆方拍摄一段录影，保留珍贵史料。可是事情有点意外，当时博物馆内没有摄像机。怎么办？馆长灵机一动，打电话请来了街上婚庆公司的摄影师，他扛着摄像机端着照相机从博物馆外一路拍摄进来，足足拍摄了一个小时，直到带子拍完为止。摄影师复姓第五，拍完后自豪地说，他的设备是很高级的，拍摄的影像可以直接上中央电视台播放。看来真的不错，这段录影迟早是要上中央电视台的，例如《走遍中国》栏目就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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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快要完成这项基础工作的时候，回顾经历，真是惊讶：我们怎么那么能干，那么有成就！以往我们经常看到外国科学家，无论是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的野外研究，还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的实验室研究，都倾心尽力，一丝不苟，有的甚至奉献终身，让我们赞歎不已。现在我们自己也体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一种绝对忘我的境界。我们很感谢博物馆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他们也一直陪同我们从早到晚进行着整理工作，我们的合作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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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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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编号，我们提出仿照敦煌文献的编号来编码，即设定一个英文字母或中文拼音的大写字母作为标誌，然后按照流水号往下编写。在敦煌卷子中，英国藏卷採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姓名的一个字母S作为标誌，例如S.328号，就是表示斯坦因收集品第328号；法国藏卷採用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姓名的一个字母P作为标誌，例如P.2001，就是表示伯希和收集品第2001号 [7] 。我们认为这样的编号比较科学，也比较好记好区分，便于学者引用。有的国家，敦煌卷子或分藏不同机构甚至个人，或同一机构、个人而前后採用几种不同编号，造成种种混乱与麻烦。例如中国的敦煌卷子，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江苏、安徽，到处都有，都没有很好的代码标誌。国家图书馆的现在使用“BD”两个拼音字母作为代码，让不明就裏的人还以为是“北大（北京大学）”的简称，而其早先有陈垣先生的《千字文》编号，又有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新”字编码[8]，引用的人如果手头没有一个新旧编码对照表就无法搞清楚哪是哪了。这种状况使得“敦煌学”变成了“绝学”，绝了许多原本有兴趣征引敦煌文献的学者的学术兴趣，宁可避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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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于此，我们提出在耀州区博物馆的这批神德寺塔出土文献还未有任何编号之前，我们就设定一个永久不变的代码，以便日后学者广泛引用。由于这批经卷现藏于耀州区博物馆，所以我们提议使用“耀州”之“耀”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并且大写，即“Y”，作为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代码。虽然我们似乎也可以选用“神德寺塔”之“神”的第一个字母“S”来表示，但是考虑到“S”与英藏敦煌文献的编号代码相同，所以应该坚决回避。就这样，我们的提议当即得到了耀州区博物馆的馆长、书记等领导的赞同，立即付诸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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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的估算，同时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发现文献预留空位，我们决定採取四位数编码，即“Y0001”为第一号，“Y0002”为第二号，“Y0003”为第三号，以此类推，直至“Y9999”为止。由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并没有批量流失，所以即使将来续有增补，也不会陡增至万，所以我们认为四位数编号足够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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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整理结果，我们将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一共编 242个入藏号（Y0001—Y0242）。有的卷号夹杂了不同经卷的碎片，因此我们在后来的整理中又逐步分离出续加分号。例如Y0013号、Y0014号，我们发现实际上包含不同写本或刻本的几个经，于是分别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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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3-1《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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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3-2《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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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4-1《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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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4-2《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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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4-3《写经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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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本来只有 絺 号，现在变成了五个号，这使得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总号数增加了不少。我们在统计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总号数时，必须把加了分号的卷子都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号，因为它们不是写在或刻在一张纸上的不同内容（敦煌卷子经常有一张纸写多种互不相干内容的现象），而是本来就互不相干，只是被工人从藏经洞中铲出洞外散落满地后混在一起了，或者有的本身是不同的经卷因千年的泥土雨水混合而粘接在一起了，所以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分离出来的内容另外编号，加在所有已编号码之末，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经过第一轮编号之后，每一号都分别保存收藏，如果我们这裏编书挪动了，就会与博物馆的收藏号不完全一致，就会对将来的保护与研究造成困惑和麻烦。这样的续加分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以后的引用者、研究者清楚这些分号的关系，原来是混在一起的，对于进一步研究可以提供最初的存在面貌。有鑒于此，我们认为现在的增加分号的方法还是比较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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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的整理结果，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已编为242个入藏号，加上续加编号，共计306个卷号。其中手写纸本经卷241个卷号，雕版印刷纸本经卷54个卷号，包含带有版画者10种；此外还有几种纸本彩绘、绢本彩绘。这批文献除尚未定名的经卷外，包括40余种佛经，内容丰富，部份经卷还尚存题记、发愿文等，其中有两个经卷标有明确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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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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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整理，远比我们起初想像的要复杂。起初我们只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录文，最多加一些校勘记，说明一下与《大正大藏经》等有何异同就完事了。可是，随着我们具体操作的展开，我们发现这批文献中衍文、脱文、倒文、错简、讹字、俗字、古今字、繁简字、借音字、避讳字等等语言、书写现象，敦煌文献有的这裏都有，所以必须得像治敦煌学那样才能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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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整理，内容包括：一、全文直录；二、标点文句；三、着录解题；四、年代判断；五、校勘字词；六、考证疑难；七、注释佛教术语；八、辨析正俗字、古今字、繁简字、避讳字等等；九、编制索引。全文直录，是将原卷文字一一录出，原文如果是简体字就录简体字，如果是古字就录古字，而不擅加改变。尽可能保持原卷原貌，这一点对于古籍整理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用字情况是时代信息的重要表现，根据这样的信息我们可以追蹤该项文献的历史真貌。原卷如果是俗字，如今电脑又能方便输入者，保留原形，例如“ ”、“ ”、“万”、“ ”之类；否则录为当今通行繁体字，而将原形图片择要剪切到校勘记中加以说明。例如Y0011号“颇有比丘，名曰 冥”句，“冥”字下校注：“冥，原卷写作‘ ’。《大正藏》作‘冥’。按：颜元孙《干禄字书》：‘冥 ：上通下正。’下同。”标点文句，一般遵循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範。由于佛经存在大量偈语，往往四字一句，注重念诵节律，很难完全按照逻辑关系、语法关系断句，所以在标点时适当考虑偈语的断句形式。《大正藏》的佛经文本，有的已作标点，有的只是句读，我们在标点时只用作参考。着录解题，先列编号，再据原卷前题、后题定名。原卷失题者则查考《大正藏》等拟定经名。然后是说明原卷情况，包括纸张、尺寸、行款、书法、装潢、《大正藏》参照文本、抄写印刷绘制年代，等等。例如Y0052的《着录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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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Y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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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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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卷首尾俱残。染黄细纸，写经，楷书，以细线画出边栏及行线。残长140釐米、残高26.5釐米，天头高2.8釐米，地脚残高3釐米。残存4页，每页长50釐米，每页28行，满行20字。另有一引首竹签和本卷放在一起，根据泥土沾染后的色泽判断，应该属于本卷。有几个绘画碎片伴随，因不连属，难以确定是否为同一经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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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卷经名据《大正藏》No.0262《妙法莲华经》确定，残存经文有《妙法莲华经》卷第三以及卷第六的内容，《大正藏》第09册第22页上至第49页下有相应文本可供参阅，原卷阙文据此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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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残卷内容虽分属《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第六，但考其书法，书体一致，当为同一人抄写，故放在同一卷号。另，本卷书法严谨，应为抄经生书写，并作为寺院课颂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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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写经的抄写时间应是宋太祖到宋太宗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卷内“世”字不缺笔，“光”、“义”、“敬”等字亦不缺笔，说明是入宋不久之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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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所列资料，都是我们目验与实测所得。年代判断，根据纸张、行款、书法、装帧、内容等综合条件判断，尤其是以敦煌文献作为参照系，细心考察每一个经卷的避讳字、俗字、古今字、繁简字的使用情况，得出全部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为唐五代宋初时期文献的初步结论。分析表明，避唐讳者唐五代可能性大，不避唐讳者宋代以来可能性大，或避或不避者初入宋可能性大。校勘字词，是对录文中所见各种字形、词语作出校订，或据《大正藏》等补出阙文，扫除拦路虎，使得文从句顺，便于阅读。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在用字方面与敦煌文献后期部分高度一致，因而我们大量借助于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来解决问题。考证疑难，是指在卷子内容、时代等方面遇有疑惑问题时，广泛征引资料而加以证明。注释佛教术语，就是针对经卷中出现的佛教术语作出今人容易理解的解说，主要是为阅读理解与疏通所校订字句而作。辨析俗字、古今字、繁简字、避讳字等等，是在逐字逐句整理文本之时，将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字加以细心辨别，纵横考察，既录准文本，又比定时代，为读者提供最有证据价值的细节材料。俗字就是不规範的异体字，在唐五代宋初非常流行，因此佛经的抄写也大量使用俗字。古今字是一对或一组为了区分一字多义现象而形成的古本字与后起字的关系字。在古书的校勘、注释与考证中，遇到古今字问题，要特别注意“古今字可注不可改”的原则。有的人不知道某字是某字的古字，还以为是古人文化水准低，写了同音替代字或错别字，于是有的就直接替古人改字；有的则在古字的后面加上括弧，括弧内加上他想当然的那个“正确的字”。这些都是很错误的。当一个字各种本子写法完全相同时，我们要校改它应十分谨慎，而不足以“据文意改”。这种妄改古今字的现象，在此前的敦煌文献录文中最为习见，同时最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果有哪一个古字没有被改或用括弧括出来，如“差（瘥）”，反而可能招致怪笑。因此，这个问题是不能不说。作为一种既能“整旧如旧”，又能不使读者疑惑的方法，我们在遇有古今字情况时，可以出校记注明一下，起码第一次出现时可以这样做。繁简字是一对或一组书写笔划有多有少的异体字。一个繁体字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简体字与之对应；反之，一个简体字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繁体字与之对应。所有繁简字之间的关系无一例外地都是异体字。汉字的发展史，不仅有趋简的规律，有时也有趋繁的“返祖”规律。趋简还是趋繁，主要取决于字义的区分度，当字形太繁而需要简化时，简化的极限就是不与别的字混淆；当字形太简不容易区分或不容易理解、记忆时，就可能被改变构造、替换偏旁甚至使偏旁返祖。因此繁简字的问题也有比较复杂的一面。避讳字是指由于避讳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关文字而改变了部件形状的字。避讳字有少数是法令颁布的，有其合法地位，但是大多数是约定俗成者。唐太宗《二名不偏讳令》：“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 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唐高宗《临文不讳诏》：“孔宣设教，正名 首。戴圣贻範，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不过社会风俗并未遵从皇帝旨意，大量避讳字随处可见。我们必须细心考辨这些用字情况，既保证录文的准确可靠，又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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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哪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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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内容，我们通过本书的总目和索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总体而言，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都是与佛教相关的文献；分而述之，主要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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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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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的“佛经”意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正统佛教的佛经，也包括不见于历代藏经收录的所谓“疑为经”。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现在共计306个卷号，佛经编号有287个，除去28个尚未定名的佛经残片外，原卷有题名或我们依据藏经等传世文献、敦煌等出土文献确定经名的佛经有259个。从这些经名明确的佛经来看，神德寺塔出土的不同佛经有40余种，每种佛经从一个到数十个卷号不等。卷号数最多的佛经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0个卷号、《妙法莲华经》42个卷号、《金光明经》40个卷号等，如《佛说解百冤家陀罗尼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灌顶经》、《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等都有20个到十个不等的卷号，其余的如《般若波罗蜜心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佛顶尊胜 u罗尼经》、《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佛名经》、《佛说天地八阳经》、《佛说续命经》、《佛说阎罗王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佛说阿弥陀经》、《天地八阳神咒经》、《 愿往生经》、《佛说无常三启经》、《佛说北斗七星经》、《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在唐都数目录》、《大 积经》等，虽然卷号不多，仅数个甚至一个，但也足以引人入胜。此外，这批佛经中还有比较重要的如《北斗七星护摩法》、《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密教经典以及一些难以定名的佛经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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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出土佛经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佛经的义理注疏文献，这或许正是一个所谓“理论兴趣的衰退”时代，相反的，那些关注功德果报、死生利益的佛经，如《金刚经》、《法华经》、《金光明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佛说 愿往生经》、《佛说解百怨家 u罗尼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等    却是非常集中，显示出佛教在当时民间社会的“信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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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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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绘画作品数量不算很多，不足20个编号，但是有彩绘与黑白两类。由于原作已经破碎，所以很难确定原作名称，这裏基本上都是拟名。主要有：《版画残片》、《彩绘残片》、《彩绘绢画锦 [袈裟残片》、《彩绘绢画龙残片》、《彩绘绢画描金璎珞残片》、《彩绘绢画菩萨残片》《彩绘绢画人物残片》、《绢画残片》、《妙法莲华经》卷二《譬喻品第三》卷首版画残片、《舍卫国王等听法图版画残片》、《手绘彩画残片》、《消 制 萨版画残片》等。黑白版画残片不仅线条清晰，有的还有牓题留存，彩绘图画不论是绢画还是纸画，有的都涂有金粉，色泽鲜亮、金光熠熠，可惜都已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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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经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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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不论是写经还是刻本，一律是卷轴装，由于有的佛经卷纸和木轴已脱落，我们就把散落的几个木轴合编了一个“木轴残片”卷号。实际上，除了这几个散落的木轴外，还有20个连卷木轴。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曾经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记录，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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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01《金光明经》卷第二，卷尾木轴，连纸如初；轴长30.8釐米，两端生漆涂黑。Y000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涂有红色生漆，轴下端修削成尖头状，轴长31.7釐米。Y000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留存木轴，轴长30.2釐米，木轴两端残留染色黑漆。Y0004《佛说 愿往生经》，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残留黑漆，轴长29.5釐米。Y0009《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末留存木轴，轴长26.8釐米，已虫蛀。Y0010《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有绿色生漆，轴长31.8釐米。Y0011《金光明经》卷第三，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有黑漆，轴下部腐蚀，轴长29.2釐米。Y0012《金光明经》卷第三，卷末留存木轴，轴下部虫蛀，轴长28.3釐米。Y0013-2《妙法莲华经》卷第五，留存木轴，木轴两端留有绿漆，轴长29.7釐米。Y0015《佛说天地八阳经》，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有红漆，轴长31.3釐米。Y0020《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九，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有红漆，轴长30.3釐米。Y002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红漆，轴端有虫蛀，轴长29.7釐米。Y0029《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卷末留存木轴，木轴两端有红漆，上端虫蛀。Y0030《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留有木轴，保持完好，两端有黑漆，轴长31釐米。Y0031《金光明经》卷第四，卷末留存木轴，上端破损，下端留有黑漆。木轴残长29釐米。Y0041《北斗七星护摩法》，卷尾有木轴，两端有黑墨色，木轴长30.7釐米，直径1釐米。Y0050《金光明经》卷第三，卷尾留存木轴，长28.7釐米，直径0.9釐米。轴两端有黑漆。Y0075《佛说解百生 w业报经》，有木轴，轴两端有黑漆，木轴长27.7釐米。Y0076《佛说阎罗王经》，有半截卷轴，长17釐米，下端虫蛀，一端涂黑漆。Y0077《阎罗王经》有半截木轴，长15釐米，轴上端有红漆，下端虫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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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按照我们的目录内容分类外，如果我们从史料价值角度来说，还可以分为：手写佛经、雕刻佛经、彩绘作品、版画作品、木轴、纸张，等等。如果我们再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还可以有俗字、古今字、繁简字、避讳字等内容。总之，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有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从不同专业的不同领域来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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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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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性质是个谜，有待于我们细心研究，慢慢揭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古人把废弃不用的佛经塞进古塔，为的是“敬惜字纸”。这种说法起自敦煌文献性质的探讨，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废弃说”。难道这批神德寺塔藏经洞所秘藏的文献真是古人的“垃圾”？否。首先，这批文献内容单纯，全部属于佛教文献，佛经、佛画，而不夹杂外道文献和世俗的契约、籍帐、教材、文学作品之类，因此不会是一批混杂的废纸；其次，这批文献虽然破损严重，但是从保存的原貌看，木轴俱在，卷卷独立，在最初入藏的时候应该都很完好，不是废弃物的常见状态；第三，这批文献不仅有很多手抄本，也有很多雕版印刷品，而“废弃说”的一条重要理由是雕版印刷流行之后就把手抄本废弃了，这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手抄本、印刷本并存的事实不一致；第四，这批文献秘藏在佛塔的中部拱圈内，其位置是整座砖塔最安全的地方，既不容易随砖塔的塌顶而毁损，也不容易因文物盗贼盗挖地宫而失去。有鑒于此，废弃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批文献的秘藏情况。还有一种说法是“避难说”，认为明代的时候神德寺被改造为书院，寺庙中的僧人不得不离开寺庙，就把带不走的一批佛经、佛画秘密藏入古塔，以期将来回来时能够再取出来使用，然而后来僧人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这个说法听起来还颇有道理，因为神德寺在明代确实被改造为书院，地方志上有记载，而且塔身第二层至今还镶嵌着书院学子的进士题榜石碑。可是，随着我们对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内容的全面了解，我们发现这批文献的内容似乎大多都与“塔”有关，而且还有许多民间流行的“疑伪经”——中国人自己编造的佛经，例如《十王经》、《佛说解百生 w家 u罗尼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等皆是。这些疑伪经都是民间祈福消灾的功德经，一般来说会在某次佛教斋戒、祈祷仪式上使用的，因此它们不像是仓促逃离时胡乱塞入拱圈门洞的。它们的汇集更像是围绕一个主题的聚合。还有一种说法是“装 ”，即佛塔、佛像等神圣物在制作过程中或制作完成时，将佛经装入其中，使得塔、像具有“灵气”。这种说法好像更加真切些，许多地方的古塔、佛像中也确实都有佛经被发现。然而，我们的疑问也不是没有。既说是“装 ”，那就应该是事先精心书写、雕印的佛经装在裏面，可是这批佛经、佛画不仅有寺庙正宗的佛经，例如《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还有许多疑伪经，通常不是僧人所念的经，而是民间百姓尊奉的经，为何也塞进塔中了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杭州雷峰塔的装 佛经，就会发现那些经全是最正宗的经，而不包含疑伪经。有鑒于此，我们认为这批神德寺塔藏经洞所出佛经、佛画，是宋初雍熙二年或稍后在神德寺塔举行的一场僧俗共建的祈福禳灾活动的功德经和水陆画。《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等寺庙常用正经，应该是僧人供奉的；《十王经》、《佛说解百生 w家 u罗尼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等疑伪经则是附近民间百姓供奉的。为了使得这次祈福禳灾活动显得更加庄重，他们不仅焚香献花、念诵佛经，还把用过的佛经、佛画秘藏在砖塔拱圈门洞中，并且封闭两头，使得能够长期保存下来。至于这次祈福禳灾的缘由，文献中似乎没有讲清楚，或者是由于讲到缘由的经卷毁坏了，因而我们无由见到。我们判断，当时可能是修缮佛塔，或者遇上诸如皇帝登基、驾崩等国家大事，或者偶发严重自然灾害，所以僧俗共建一场斋会，举行祈福禳灾仪式，因而有了这么一批佛经、佛画聚集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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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这批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似乎是有人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取出佛经佛画带到耀县，然后秘密藏入神德寺塔藏经洞，由于民国时期塔梯毁坏而致多年未被游客发现。这有可能吗？无法断定，但是存在一丝可能。尤其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约1850～1931），虽然祖籍湖北麻城县，但是他本人却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他在此期间入道修行，因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他最初从莫高窟藏经洞取出的许多佛经、佛画之类，曾经到处送人，当地的官员都曾得到一些；他还在自己雇人塑造的泥像中塞入几百个佛经，后来被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发现，如今收藏在敦煌研究院；他还四处云游化缘，随身也可能携带一些经卷作为交换条件。有鑒于此，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来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可能性。总之，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来源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考，但从已知的几个发愿文以及几张写有地名、姓氏的残片信息看，我们主要倾向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就是当地的产物，至少这些经卷不会来自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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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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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时代，指的是它们的抄写时代、刊刻时代，以及入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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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鑒定，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时代。要给一个古代文献断代，确定是什么时间创作、什么时间抄写或印刷，这无疑是高难度的研究课题。我们当然最寄希望于能够找到纪年款，因为根据敦煌文献的许多例子可以推断，在写经、刻经的最末尾处，常常会出现写经、刻经、施经者的题记，说明在何时为何事而写经、刻经或诵经之类，不少都明明白白写 懦 代年号、具体年月，等等。然而，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几乎都没有题记，直到绝大部分卷子被我们一一打开，我们才偶然发现了两个年款，一个是“雍熙二年”，即宋太宗雍熙二年，亦即公元985年；一个是“开宝九年”，即宋太祖开宝九年，亦即公元976年。此外还有两个题记，但是都没有纪年。如果我们只根据这两个纪年题记来确定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年代，那么就只能断为北宋。“北宋经卷”虽然比此前陕西省文物专家鑒定的“元明时期”、“金元时期”往上提了一大截，但是与我们的直觉并不吻合。我们的直觉是，这些文献是唐五代宋初的东西，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后期文献时间上基本吻合。因为我们看到，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纸张、行款、俗字特征，等等，都与敦煌文献高度一致。难道我们最初的直觉真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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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断代问题，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例如纸张、行款、墨色。然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却没能找到可以上推至唐五代的铁证。最后，我们幸运地在文字避讳方面忽然有了惊人发现，得到了只有唐、五代才可能出现避讳的铁证——唐太宗李世民之“民”的缺笔避讳。因为有些避讳字，例如“世”字缺第四笔小短横，“叶”字中间“世”改为“云”，“民”改为“人”，“治”改为“理”，等等，唐代避讳之后，往往代代相因，便很难作为断为唐代的铁证。而且由于是佛经，照理也可以不遵循世俗的一些避讳规矩，典型就是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凡遇“世”字都不缺笔避讳。例如“世尊”、“世界”二词在《金刚经》中反复出现，柳公权无一例外地都直书其字。可是我们惊异地发现，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却遵循 攀浪椎 避讳法则，而且就在Y0001卷被多位文物专家细心鑒定过确定为“元明时期”或“金元时期”的写经中，我们找到了“民”字缺末笔的例证。“民”字缺末笔的这种避讳法非同一般，它的字形太特殊。唐代创造了这样的缺笔避讳法，并且在李世民登基之后通代避讳“世”字、“民”字；唐代灭亡之后，五代时期继续这样避讳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弱，因为五代的一些政权源自唐王朝，将唐朝诸王奉为不祧之祖，因此也因袭唐代的某些避讳法，但是避讳的严格程度显然大大降低。一旦入宋，改朝换代，毫无瓜葛，那是根本不可能再这样避唐讳“民”字了，连照抄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不为别的，只为“民”字缺笔的字形太特殊了，影响到了字的平衡与稳定。因此，“民”字缺笔避讳字的发现，就为我们突破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为宋代文献之说找到了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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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形成证据链，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避讳字都一一搜剔了出来。试看下面真迹照片中的一些字形，就都是避讳造成的特殊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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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Y0001卷中部片段：“民”字缺笔避讳（右起第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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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Y0001卷中的避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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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避讳字之中，“心生慈愍”的“愍”字是缺笔避讳，缺的是左上角“民”的最后两笔。“愍”字的避讳大多如此，为了书写便捷，这裏避讳缺的是最后两笔，而不是一笔。“愍”的另一种避讳法是把上半部改成“敏”字，这在敦煌写本中比较常见，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也偶然出现，例如Y0009卷即有其例。“愍”字虽然由于贪图书写的省便，有可能在某些人的书写中也出现过非避讳性的缺笔，但是这裏显然不是，尤其是与“民”字、“世”字、“叶”字等等同时出现在一个写本中的时候。“根茎枝叶”的两个例证是相同的避讳法，“叶”字中间的“世”被改为“云”了。“正法治世”条，“世”字避讳，缺第四笔小短横。综观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世”字几乎都缺笔避讳，只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是唐太宗登位之前或是入宋之后的写本才不缺笔避讳。有鑒于此，我们考定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为唐五代宋初的文献，而其入藏时间，则应在雍熙二年或稍后的一段时间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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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西神德寺塔出土文 椎 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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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要略而言，至少有下列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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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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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经文本的校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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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佛经的流传，自东汉以来便不曾中断过。然而，由于佛经载体的毁损，越早的文本保存下来的就越少。因此，早期的文献真迹，无论是简牍的、绢帛的、石刻的、纸质的，都十分珍稀。早期汉译的佛经，其文本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衍、脱、倒、错之类讹误，因此我们得到的出土佛经文献就具有特殊的校勘价值。敦煌文献是这样，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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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经尊奉考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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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历史时期，被广泛尊奉的佛经就可能不一样，因此考察神德寺塔出土佛经的内容，搞清楚哪些经、哪些品在当时比较流行，这对于佛教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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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信仰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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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信仰，指的是下层百姓的信仰，他们更多关注生老病死等非常现实的问题，因而信奉的经典往往与僧侣尊奉的经典有所不同。例如神德寺塔藏经洞所出疑伪经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疑伪经，就都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经典。这些疑伪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佛学研究意义，能够让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某个时期人们的真实思想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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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寺塔制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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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寺庙、佛塔，往往由于历史文献记载不够详明，以至于我们现在难以 浭 清楚其建造、修缮和毁坏的实际情况。因此，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神德寺和神德寺塔的历史真貌，了解其规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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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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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间祈福禳灾风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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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民间都有一些祈福禳灾的活动，或借助于佛教，或借助于道教，或以原始宗教形态出现。这些活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以至于形成了民间风俗。由于民间活动的文献记载大多都是零散笼统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来深入考察，来深入探讨。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保存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民间信仰资料，值得细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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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间避讳风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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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宋初民间避讳的资料，例如对于皇帝名字的避讳，谁当避讳，谁当整个朝代避讳，等等，都有十分精细的区分，摸清楚这些情况对于了解当时老百姓的风俗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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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间写经风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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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经发愿是中国古代民间的重要风俗，我们从神德寺塔出土佛经的书写精美程度、纸张与装潢的规格高低，都可以了解当时百姓对于佛教的敬仰程度，了解写经风俗的兴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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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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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本制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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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经制度是指抄写佛经的规定程式，不同时代会有所不同。例如隋代以前，纸张的大小、每行写经的字数、每张纸的长度都与唐代以后的不同。我们考察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可以看出隋唐以来的制度相一致，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后期佛经也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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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雕版制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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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唐，但是要到宋代才广为流行，逐渐取代写本形式。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写有北宋年款的雕版印刷佛经，是非常珍稀的北宋雕版印刷品实物，具有很高的雕版制度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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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系统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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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书写、雕刻，都使用了不少特殊符号，这对古典文献的点读、校勘都十分重要，值得我们细心研究和概括。例如雕版印刷品的版心往往刻有数字，究竟表示何种意义，就非常值得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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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本校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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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是一批保存相对完好的经卷佛画，其手抄本或雕印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因而文献价值非常之高，做全文校录的意义非常显着，因而我们有必要细心迻录，认真比勘，则要注释，完成一个与图录能够对应的校补本。如今，我们通过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样的校录文本，相信很快就能凸显其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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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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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寺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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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神德寺的建制，文献记载都比较笼统，往往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了。可是如今在神德寺塔中发现了这么大一批文献，其中必然隐含着不少历史资讯，有待于史学研究者去条分缕析，细心抽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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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塔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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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建造于何时，至今没有发现史料记载，包括当地的地方誌《耀州志》等都语焉不详。一座高大的古塔，何时建造、何时修缮，本来应该史料非常丰富才合乎常情，但是神德寺塔偏偏就是缺乏史书记载。这次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发现，相信必定有些资讯有助于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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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雕版印刷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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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曾有着名的《开宝大藏经》，即北宋初开宝年间雕印的《大藏经》。然而，《开宝大藏经》未能传世，只有散页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之类的机构中，奉为珍宝，价值连城。如今，我们打开的神德寺塔出土文献，赫然显现与《开宝大藏经》同时刊刻的“开宝经”，使得我们见识当时雕印佛经的版式与行款、尺寸，意义自是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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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言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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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俗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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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人们以为只有敦煌文献才“讹俗满纸”，现在我们一看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作为近在首都之侧州县，竟然也是充斥着俗字。我们把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俗字全部搜剔出来，与同时期的敦煌文献俗字加以比对，辨别其异同，对于判断俗字究竟是偏于一隅的个性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共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一些俗字具有独特性，值得细心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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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讳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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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讳字问题在古代有着重要意义，他们就是时代打在文献上的烙印。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权区划有着不同的避讳字。因此，研究避讳字不仅是我们认字的要求，也是我们考证时代与地域的重要线索。我们通过对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避讳字的考察，使我们鑒定出大部分经卷的时代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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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今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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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字是古典文献非常习见的用字情况，以往学者注意得不够，以至于造成不少严重失误。这种现象敦煌文献非常普遍，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也频繁出现，我们有必要一一标注，加以说明，既帮助读者阅读，又理清文字应用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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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繁简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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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简字混用，这是敦煌文献的普遍现象，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也不例外。我们有必要考察哪些字繁简并用，哪些字只用简体而不用繁体，哪些字只用繁体而不用简体，这是很有意思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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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借音字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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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音字，就是用同音字或读音很近的字互相代替的现象。古典文献中借音字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情况：一种是文人的借音字，即“通假字”、“假借字”，只限于先秦两汉古籍中有过先例的借音字方可借用；一种是民间的借音字，只要同音或读音非常相似就可以互代。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就显示了这种特点，与敦煌文献的情况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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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点符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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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标点符号，指的是句读、重文、勾乙、删替等符号，是古人创造发明的一套符号系统。古人的标点符号虽然系统性不如我们现代的，而且所用符号的形状也不很固定，但是只要我们细心琢磨，都是能够一一破解。这些被破解的符号，对于我们研究标点符号发展史、对于阅读同类文献，都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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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法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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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五代宋初书法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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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宋初是我国书法史的高峰时期，然而流传至今的真本比较稀少，我们能够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出土文献，例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楼兰文献等。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得我们又看到了一批唐五代宋初的真迹，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民间书法的实际情况和水准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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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柳公权对其故乡书法影响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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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公权是唐代楷书四大家之一，其书法的影响遍及全国，延续至今。有趣的是柳公权就是陕西耀县人氏，他的墓葬至今仍在耀县故土。那么，柳公权的书法对于唐五代宋初的耀县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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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绘画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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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彩色绘画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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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虽然彩色绘画资料并不多，但是其研究价值并不受影响。因为在绢上绘画、纸上绘画，保存至今的唐五代宋初作品都非常至少，目前所见主要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些作品。因此虽为碎片，也价值非同小可。我们希望这些绘画资料能够有人来细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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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画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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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的版画，目前所见基本上都是碎片，推测原先应该是与佛经相连的佛说法图。因为五代的杭州雷峰塔出土经卷、明代的《永乐北藏》等，在佛经的首端大都有佛说法图，这正是延续了宋初雕版印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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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征主持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全4册），由凤凰出版社于2012年5月隆重推出（定价98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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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文献由彩色图片、图片录文及其校勘整理、相关研究资讯和索引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出土于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大量文献资料。2004年9月24日修缮时，人们意外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2006年，神德寺塔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底以来，黄征教授和王雪梅博士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拆解整理工作，对这批文献进行编号、拍照及考释研究。根据经卷所标年代、避讳情况以及与敦煌文献的比较研究，黄征教授等认为这是唐五代宋初的写经、刻经和版画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从研究角度看，这一出土文献对研究佛学、民俗学、文献学、语言学以及建筑史、印刷史、书法绘画史等均有特殊价值，尤其是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相比较。由于神德寺塔离古都长安仅仅70公里，处于政治中心地带，它会弥补以往边远地区出土文献孤立研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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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征先生在结束2012年6月23-24日在西安召开的“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之后，于 25日上午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一楼会议室，为西大佛教研究所二十余名硕博研究生作了题为“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也是黄老师作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兼职教授为本所研究生作的第一场讲座。

讲座开始之前，黄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由他和西大佛教研究所王雪梅博士一起整理完成的《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情况，特别指出他们正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指引下取得了这项研究成果，并高度评价了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这一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

    接下来，黄征老师围绕“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主题讲演。他首先介绍了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发现经过。2004年9月24日铜川耀州区因为维修神德寺塔而意外发现了一批经卷，2010年4月他和王博士一起前往铜川耀州考察，提出了神德寺塔藏经洞以及出土经卷极具价值的观点，使得神德寺塔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献第一次真正纳入了学术的视野。黄老师指出，就两次“发现”而言，二次发现的意义更为重大。在介绍神德寺塔藏经洞的同时，黄老师还展示了他们拍摄的精美图片，并将神德寺塔藏经洞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杭州雷峰塔藏经洞作了直观的图片比较，指出神德寺塔藏经洞才是真正意义的藏经“洞”，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实际更像一个“窟”，杭州雷峰塔藏经则完全是一个藏经“孔”。

    就大家关注的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内容，黄老师从佛经文献、绘画作品以及佛经木轴三个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目前这批文献依据藏经等传世文献、敦煌等出土文献确定经名的佛经有259个，其中属于不同类的有40余种佛经，每种佛经从一个到数十个卷号不等。神德寺塔佛经文献大都是一些关注功德果报、死生利益的佛经，还没有发现关于佛经的义理注疏文献；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中绘画作品数量不多，不足20个编号，有彩绘与黑白两类；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都是卷轴装，除了 20个连卷木轴，还有一些散落的木轴等。

关于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时代，黄老师分别从已发现的两个北宋初年的纪年年款、文献中出现的只有唐、五代才可能出现避讳的铁证——唐太宗李世民之“民”的缺笔避讳，以及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纸张、行款、俗字特征等情况来看，认定这些文献的时代为唐五代宋初，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后期文献时间上基本吻合。

    黄老师讲座之后，王雪梅博士作为参加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整理的推动者与亲历者，向在座的师弟师妹们讲述了自己跟随黄老师学习整理佛经文献的心得体会，呼吁大家珍惜生活中每一次的“意外”、“偶然”，要有细心周密、善于合作、虚心学习的心态，更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最后，大家就佛经定名以及文献断代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黄老师一一作答。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也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讲座，他对黄老师的讲座给予很高评价，并就神德寺佛教文献的特殊价值进行了说明，尤其强调了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