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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集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创刊于2007年4月。本刊采取轮流主编制，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目前已出版8卷，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现已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认定为cssci来源集刊。DPB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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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发表100周年而召开的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主题的新史学会议的成果之一，《新史学》集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创刊于2007年4月。本刊采取轮流主编制，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多年来，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现已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认定为cssci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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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记忆，既相关又根本不同，在没有接受“认识论的转向”洗礼之前，历史学者不可能摇身一变而为记忆研究者。于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外，正如利科所警示的，历史学者最需要的是直面当下的发问，套用佛经起首的一句话：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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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首尾生态史与救荒史两综述气象宏阔，针砭犀利，个别结论略觉不明。近代满洲形成一文多维视角交错，令人脑洞大开。摩尔从世界体系说谈生态与资本主义兴起、侯深从荒野改造谈美国城市建设和自然观念变迁两文富有启示。常熟水利、晋北山林、西湖景观三文史料丰富而稍显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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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算是一本被忽略的好书。摩尔的文章显示了极佳的理论功底。封建主义的生态危机-欧洲扩张-世界生态的变化，这条线索并不特别惊艳，但反方向的思索就难能可贵了。惜其对封建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实在不该，二手史料的运用未必不是一种功力。深尾叶子、安步富的书并未如我所料的运用空间理论，不过解释亦有说服力。邱文还是一如既往的扎实。汪利平的文章启发甚大，有一定的景观生态学意识。后二文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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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的导论洋洋洒洒真能写……喜欢现代世界体系、杭州景观建设、救灾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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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集刊》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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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1卷 感觉·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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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2卷 概念·文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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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3卷 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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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4卷 再生产的近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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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5卷 清史研究的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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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6卷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世界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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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7卷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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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第8卷 历史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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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B万圣书城新史学：20世纪前后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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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和全球范围内殖民体系的扩张，使得人们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来关注人类社会的过往。中国史家为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所激发，在以新视角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更加自觉地从文明碰撞和世界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与世界，从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梁启超对“西欧中心论”、正统论的批判以及对进化论的改造，深化了对世界历史规律的认识。梁启超试图构建起恰当反映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世界历史体系，并陆续展开了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进而构成了反映新史学丰富发展内涵的另一重要维度。
一、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
(一)批判西欧中心论史观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1899年梁启超指出：“日本人所谓世界史者、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与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至欧洲中部人所着世界史，或并俄国、美国而不载。他更无论矣。”[1]批评了西方史家和日本史家所谓世界史的实质乃是“西欧中心论”。梁启超在1901年9月的《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指出：“今世之着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史家(凡着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摒而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2]对于梁启超此段话之分析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梁启超的历史观念中已然占据了支配地位，[3]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不满。[4]笔者认为对于这段话应该作完整的分析：首先，梁启超批评了当时西方史家撰写的世界史着作中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因而不能据此认定“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念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此前世界历史的编纂者以西方人居多，“西欧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没有被纳入到这一史观的视野之中。梁启超对此加以批驳，恰恰表明了梁启超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思想。其次，梁启超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乃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流和交汇。在梁启超看来，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小亚细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冲突、交流和交汇，直接表现为泰西文明勃兴、扩张。这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大发展阶段，在这段世界历史中是以泰西文明即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承认这一点与“西欧中心论”思想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其时，中国正在经历“中国之中国”的“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和“亚洲之中国”的“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以今天的眼光看，“亚洲之中国”，尽管也属于世界历史的范畴，但在整个世界历史舞台上不是主角和主流，而其配角和支流的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在这里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情绪色彩，而是异常冷静的客观分析。再次，梁启超认为他所处时代正是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相会合时代之初始，即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冲突、交流、交汇的时代，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潮流和发展趋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成为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左右世界”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很显然这是就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大势而言的。最后，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梁启超得出了现阶段中国史在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外，即中国没有融入世界史的结论也就可以自圆其说了。
(二)对正统论的批判与改造
中国古代史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皇朝正统地位的阐述来表明该皇朝确立的合法性。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由于正统思想作祟，在呈现客观历史方面造成的隔离、阻隔之弊：“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5]同时梁启超又指出：“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日：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6]梁启超的这番论述可以说是一语破的，正统论在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理论支柱的同时，也成为束缚历代史官的一大绳索。二十四史也罢，稗官野史也好，均难以摆脱这一局限。
梁启超创新之处在于将中国史学所独有的正统论思想加以发挥，用来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他指出：“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则其统不得不讬始于哈密忒人”，“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特人”，“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则希腊也”，“其在第四段，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7]梁启超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所谓“正统”，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联系梁启超关于正统论成王败寇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改造的“正统论”已经带有了进化论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果断地抛弃了沿用了两千年的这一作史标准，而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却又作为重要标准，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表面上，梁启超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统”思想来绳矩“世界史”，实则是他找到了中国与“世界史”上诸雄角逐消长的契合点。换句话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进化论的表现形态。这里“正统”的实质与“世界史”上的“庸俗进化观”，有许多暗合之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抛弃的“正统论”，又在其世界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张扬，成为他认识和研究世界历史的一把标尺。这样的双重标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新旧杂糅和不彻底性，带有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发展的过渡性。
(三)对进化史观的反思与发展
在1898年之前，梁启超的进化观念极其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康有为和严复的影响。[8]康有为传统的“合群”、“变法”和“三世”观念，以及严复的《天演论》对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代表梁启超进化史观思想的主要有《论中国之将强》(1897年)、《自由书·豪杰之公脑》(1899年)、《新民说·论进步》(1902年)。像康有为一样，梁启超在“三世”之中又分不同的“世”(“三世六别”)，“《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9]梁启超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形成了最初的进化论史观。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进化论理论还是深信不疑的：“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10]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西人之着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虽然，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故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着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虽曰‘武断’，亦不得已也。”[11]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分期研究历史的局限性，进而指出历史分期乃是为便于研究而不得已采用的方法。很显然，历史进化论在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中占据了崇高的位置，历史分期法只是呈现历史规律的手段和方法而已。运用这一理论，他将要着手编纂的中国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也。[12]这种历史分期法确实有利于纠正旧史那种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的弊病，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学科分类意义”。[13]
1923年，梁启超重新检讨了他一直信奉为圭臬的进化论作为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与修正，尽管没有完全抛弃，但也作了重大的调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仅够成立哩。”[14]梁启超列举世界历史上物质的停滞乃至退化与世界文化的日益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整个欧洲经过一战，资本主义的弊端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梁启超对历史进化观点的认识，较之以前更加谨慎和深刻。
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类历史发展观，在西方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但在梁启超那里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唤醒了梁启超深沉而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促使其投入到更加轰轰烈烈的救国救亡运动中去；另一方面，它为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奠定了理论依据，从而成为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话语，为其以后丰富与发展基本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这是中外治史方法和学术话语在梁启超头脑中的深层次交汇和碰撞，很快就被梁启超运用到构建新史学的世界历史体系实践之中。
二、构建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历史体系
梁启超在谈及世界历史观时曾作了如下比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15]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对世界历史发展之联系的辩证认识。梁启超有关世界历史的认识，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世界历史脉络的把握方面。
(一)对世界历史体系主体与主线的思考
有关世界历史源头的探究在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约30篇有关希腊历史的文章，如《雅典小志》、《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泰西学术思想演变之大势》等文章，既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精神需求，又反映出梁启超世界历史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梁启超在评价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时指出：“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16]将古希腊、罗马文明视为全世界文明之源，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体系的认识。梁启超还运用比较研究法，在《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论着中研究中国与古希腊发展的异同，从中西文明的本源上探讨了当时中西文明在发展方面产生差距的原因。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其世界历史观，透露出他对于世界历史主体和主线的认识。他指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随之，他又将人种分为两类：有历史的人种与“非”历史的人种，也可理解为有的人种有历史，有的人种没有历史，标准皆在于是否能自排自结。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梁启超认为：“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17]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世界史，梁启超世界历史的正统“不得不让诸白种，不得不让诸白种之阿利安种”的认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梁启超在此强调的所谓“世界历史”，实质上不过是强盛民族、种族、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史，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线。强盛民族、国家即世界历史的主体，非但有历史，而且亦可在世界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番；弱小民族、国家非但不能自立于世界之舞台，而且连历史亦无。很显然，前者即为历史进化中的主体，世界历史的正统，而后者只有沦为被淘汰的命运。
同时，梁启超还密切关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从现实审视历史，以历史反观现实。1899年，梁启超撰写的《瓜分危言》、《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之政策》，1903年撰写的《20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4年撰写的《世界将来大势论》、《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7年的《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社会主义论序》等论着，反映出梁启超试图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自觉。
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体系和世界主体的探讨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深入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继续探索，体现了梁启超进化史观的独特性。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梁启超撰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将中国的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印度学派相互比较，对这一思想给予系统阐述。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世界历史体系虽然并没有建构起全新的体系，整体上仍然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之中，但梁启超在这一世界史体系中竭力寻找中国历史的位置，竭力发掘中华文化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努力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二)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应该占有自己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梁启超的目光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比，而且还将日本这样一个与中国情况近似的邻国与西方列强进行对比，意将对世界史真意的探究引向深入。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理论铺垫入手，阐述了世界史为什么要突出中国史的地位和意义。梁启超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和四周围的民族和文化都有极其复杂和密切的关系。其间交互错综的情形，绝难划分得很清楚。因此，我们要划分中外历史的界限，不应仅以地理意义上的区域为标准，而应以民族和文化的源流、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为标准。这就是说：凡是和中国没有关系的民族和文化，固然是外国史的范围，就是中国史上大有影响于外国民族和文化的史迹，亦应属于外国史的范围。总而言之，中国史上有许多事迹应以外国史为背景，外国史上亦有许多事迹应以中国史为背景。研究中国史而能注意到外国的背景，研究外国史而能注意到本国的背景，那才是合理的办法。”[18]梁启超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又给予有了具体实例和研究实践的支撑。关于这一点，梁启超举古代史上的张博望事迹与近代史上的广东为例，阐述“真世界史”的涵义。
关于前者，梁启超说：“秦汉之间东西民族皆已成熟涨进，务伸权力于域外。罗马帝国将兴而阿里安族文明将驰骤于地中海之东西岸，顾不能越葱岭以求通于我国。据近世史家所考据：西域人呼希腊人曰伊耶安。Iaon即耶苑Yavan之转音。故大宛国者，即大希腊国之一部也。盖此地早为帕德利亚之希腊人所蔓延。……是黄种人与沁谟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沟而通之者，实始博望。博望实世界史开幕之一大伟人也。”[19]开世界史大幕之人，怎么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一席之地呢？梁启超又以“刘项之争，与中亚西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为例，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密切性。梁启超对这两个事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启超指出：“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玁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妄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到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20]梁启超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考证与梳理，有一些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例如匈奴西迁与欧洲中世纪之间的关系，塞尔维亚与匈牙利是否就是匈奴人的后裔，等等。但梁启超能够将人类历史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作为世界历史考察的重要内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将中国历史上两个似乎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量，发掘出了影响和左右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潮流的伟大意义，其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发覆、构建之功不可抹杀，首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的宏大器局。
关于后者，梁启超的阐述大胆而富有新意和远见。他指出：“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崎岖领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虽然，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21]“论泰西古代史者必以腓尼西亚Phoenicia占一重要之位置，谓其为小亚细亚埃及希腊三种文明之媒介也。求诸东方，则广东庶几近之。”[22]《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既捋述了中西交往海路开通之原因，又分南国海路之初开通期、发达期、全盛期、中衰期、苏复期、过渡期、忧患期梳理了广东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作用。梁启超以“广东与世界闻名之关系”、“广东人之海外事业”两部分阐述了广东在中国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最后，梁启超指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孔道，如唐宋时航路四接，轮樯充阗。欧洲线、澳洲线、南北美洲线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吨入口之盛，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若其对于本国则自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卢汉铁路、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23]梁启超关于广东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东西方两种文明交流、交汇方面，显示出了过人的史识。
对于世界历史体系的构建，没有宏大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而梁启超将汉永元一役看作是“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就体现出了他对于“史迹之论次”即历史联系的把握之深意。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清楚地反映出了他心中的世界历史。在这一体系中，孔子被编在《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当中，与希腊之德黎士、芝诺芬、尼额谟、吉拉图、毕达哥拉士，与梭格拉第、拍拉图、阿里士多德，与波斯之拉德士拉，与印度之弭曼莎吠檀、释迦牟尼等诸国大思想者相论次，[24]此后，中国境内的民族和中亚、北欧各民族均在汉永元一役所产生的连锁影响中，在因果律的支配下，渐次占据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央，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体系中，广东作为中西文明交流碰撞之地不仅因鸦片战争而垂青史，而20世纪80年代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因率先发展而在中国当代史上拔得头筹，更是再次印证了梁启超的非凡见识。
三、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
梁启超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一直贯穿在他历史研究的全过程，且不断深化，构成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一)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
1901年，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对地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探讨。梁启超对地理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25]他指出：“地势之于人事也，海所以为通，山所以为阻。上世埃及希腊安息之发达，全藉地中海为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邻，其造此大业者，亦自航海来也。而吾中国古代豪杰之通绝域也，乃不于海而于陆，是哥仑布伋顿曲诸贤犹为其易，而博望定远实为其难也。泰东发达之缓，实地理缺憾使然。而顾能以人事与天然争，以造震古烁今之大业。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而下拜也。”[26]接着梁启超从“地势”切入从理论上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作了论述：“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洋，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再加之“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雅山为大障也”，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文明”尚且不能，怎么能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呢？还由于中国作为封闭型的大陆文化，“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27]因缺乏外部竞争和不能吸摄新营养，构成了泰东文明“历久而无大异动”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两大文明形态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递嬗更迭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理也。”[28]在这里，梁启超将世界历史上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变看成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在梁启超看来，“世界大势”“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29]1902年，梁启超又撰写了富有历史哲学意味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以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文章，将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世界大势中，梁启超将地理因素看成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活在符合世界大势需求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就能够创造文明与历史，否则即便如中国拥有数亿之众的人口也与文明、历史无缘。
(二)英雄与世界历史发展
梁启超在构建了新史学的世界历史体系之后，对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作了深刻的对比分析，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也从整体上找到了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1900年，梁启超在《自由书》中阐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指出：“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30]梁启超还进一步区分了时势缔造的英雄和能造时势的英雄之间的根本区别。1901年，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的晚清重臣李鸿章辞世。1902年，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充分肯定了李鸿章之于晚清政府的重要性，认为“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望李之肩背者”，“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31]“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32]梁启超将李鸿章放到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大势中去评价，既对李鸿章给予了客观评价，又加深了对于英雄与时势关系的认识，同时还深刻地总结审视了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的原因。
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李鸿章时代的历史潮流和世界形势，将李鸿章放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审视其作为品评其得失。“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33]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可谓严厉矣，简直有点求全责备的意味。在梁启超的笔下，“不学无术”中的“学”与“术”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除了特指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外，还指对于国民历史作用的认识。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对李鸿章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对整个晚清政府的深刻反省，更是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与处于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比所得出的无奈结论。
具体到李鸿章本人，梁启超还是非常理性地给予了理解与同情。“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进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34]梁启超在将李鸿章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袁世凯作一对比之后，又与俾士麦、格兰斯顿、爹亚士、井伊直弼、伊藤博文等“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作了对比，彰显了李鸿章境遇的尴尬。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境遇的尴尬，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外历史发展形势的洞悉。
(三)民众与世界历史发展
对于英雄与时势的认识是古今中外史家认识历史的重要切入点。梁启超对历史人物和客观趋势的认识，既反映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也反映出了杰出人物之于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主观性。类似的对比还见之于梁启超对加布尔与诸葛孔明的研究中，但后者显然在凸显杰出历史人物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时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布尔谋意大利一统未竞而卒，卒后而一统之业终成；诸葛谋弱汉之一统未竟而卒，卒后而汉遂亡。此其故何欤？蜀汉之国民又非意大利国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画一统者，全国之国民也，而蜀汉之企画一统者，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专属于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谋国者必自养国民之气，开国民之智始。”[35]近代以来由于教育的盛行和普及，直接导致了民智大开，“昔所谓非常者，今则常人皆能之”，于是梁启超得出了“世界之无英雄实世界进步之征验也”的认识。梁启超还进一步分析了循环史观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36]梁启超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已经由英雄转向了民众。在此，梁启超有关英雄与时势的认识，事实上转移到了对杰出历史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探讨，充分肯定了民众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梁启超在总结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时指出，张博望班定远其远识其毅力不让于泰西诸贤，秦汉唐清好边功辟疆土，其兵力所及威棱所播亦不让于近世所谓帝国主义诸大邦，然而“全世界主人翁”的称号在彼而不在此，这是为什么呢？“彼之主动力在国民，我之主动力在君王。辟地同而所以辟地之目的不同也。……中国数千年来沿用之名词，只有所谓属国者，更无所谓‘殖民地者’。辟地而以殖民虽劳费矣，而后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为之偿。故国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劳者，国未有不瘁者也。欧美民族之各竞于帝国主义也。彼其内力充实而膨胀于外，为生存竞争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国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时之意气以为名高耳。故往往不顾其民力如何，动摇之以从事于外。”[37]梁启超不仅指出汉武帝开边“举文景数十年来官民之蓄积而尽空之”，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皆不惟其实惟其名耳”。[38]还以民众力之所向、民众情之所愿为标准来审视中国史和外国史上许多相似的历史事件，以此来解释中西历史终究截然分野、划然两途，最终导致两种命运，现在看来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1903年，梁启超对意大利统一与建国三杰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此五端者不过对吾侪之缺点而举之以相劝勉相警励云尔。呜呼，我辈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险象，夫岂在吾下也。苟吾躬而愿学三杰其人者，则虽才力聪明远下于彼等，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等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39]在梁启超看来，学习意大利三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国民信心和爱国之情。造就百千万“无名之杰”之日，就是中国复为“中国人之中国”之时。与日本对待山田长政(曾为暹罗相)“尸祝之、歌舞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指出：“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业者几人？岂惟事业即姓氏亦莫或闻知也”，“国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国家遂不可问。八君子之见摒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摒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40]在此，读者似乎可以明白梁启超钟情于为伟大历史人物立传传名的原因了：乃唤醒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崇拜英雄之性，造就百千万的“无名之杰”，培育中华民族之雄武善竞之民气，预流于生存竞争界。
1906年，梁启超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一文，深入探讨了英雄、民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仑布以后有无数量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和之罪也。”[41]梁启超认为，造成中西历史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几个杰出的航海家而在于他们所生活时代之主题以及时代之精神，而铸造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的，恰是无数的民众。梁启超认为：“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为过其希望也。维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已达。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此后虽有无数量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42]梁启超在这里将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放置在其时代的趋势和潮流中考量，从而将对中西历史截然两途的认识提升一步。时代之需要与英雄(包括政治家)之欲求能否一致，换句话说杰出历史人物能否敏锐地感知时代需求、社会发展潮流并顺应之，这只是中西历史发展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由民众之诉求汇聚而成的时代诉求、时代精神才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能否振兴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当代性
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之所以后期又有发展，一方面他的史观由于其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愈发成熟，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变得更加富有辨证性和思辨色彩。他指出：“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43]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认清了中国人“褊陋”的缺点所在，而且也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偏执。可以说这是他史学思想的一大质变与飞跃。梁启超在这里借用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着名论断：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不是呈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他说：“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44]其表述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表述是非常相似的，“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45]这里再一次体现出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善“变”特色，其“世界历史观”，也恰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丰富、发展的。
梁启超是富有想象力的，这也在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历史编纂思想上体现出来。梁启超在提出“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的世界历史思想后。继而指出：“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挈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46]梁启超的想象使人们很容易想到号称“站在月球上”撰写全球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但实际上，梁启超与主张以一种“国际之眼光”来着述历史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韦尔斯有着共同的治学旨趣，以这种新世界史观为指导来编写新世界史着作成为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梁启超旅英期间曾与韦尔斯“晤数次，谈甚洽”，韦尔斯在其着作中也多次征引梁启超的观点。1920年韦尔斯着《世界史纲》初版。①梁启超便敏锐地认识到了该书的价值，倡导将其翻译成中文。梁思成诸人译出初稿后，梁启超详加审校并作了大量按语。梁启超甚至打算请韦尔斯为其译校的《世界史纲》中文版作序。由于把这一工作看得甚重，梁启超在审校的过程中，“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着书每日都在四千言内外)”，“实则无异我自译”。[47]梁启超对《世界史纲》的重视、认可程度可见一斑。②梁启超与韦尔斯数次晤面所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以整体视野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观与当时西方史学界萌生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以人类整体和全球为研究、撰述视角”的新历史观[48]是相契合的。这也表明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潮流，同世界日益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这从本质上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终于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的事实。
现在看来，梁启超的“世界史观”，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当中的历史变易论，也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的世界史观，更不宜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相提并论。梁氏史学理论体系中的“世界历史观”，“既不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翻版，也为中国前史所未有，展示了全新的时代风貌”。[49]梁启超世界历史观是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到辩证唯物史观过渡形态的典型代表，反映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不得不对中国自身重新定位，不得不对中国前途与命运重新阐发。应该承认，这也正是梁启超世界历史思想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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