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全30册 2015 白寿彝夏曾佑吕思勉等着

 注意：《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BR9万圣书城

民国视角，华夏历史；名家手笔，大师风范。研读修身，典藏馈赠；传世价值，文史精神。中国文史出版社规模推出《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包括《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教育史》《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散文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词曲史》《中国考古学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书学史》《中国报学史》《中国娼妓史》《中国商业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共26种。这些出自民国时期的名家之手的史学专着，集学术性与文化性于一体，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华夏历史文明与民国史学精神的经典读本。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30册书目：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文学史 上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文学史 下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教育史 下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教育史 上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文化史 下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文化史 上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现代中国文学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音乐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史学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散文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伦理学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建筑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近代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佛教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词曲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道教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通史 上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通史 下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考古学史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古代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民族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报学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绘画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交通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风俗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书学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娼妓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商业史BR9万圣书城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美术史（本册电子版暂缺，用2005版代替，作者和内容相同）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年间，是我国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过渡。民国史学发展有三条主线：一是传统旧史学的没落。民国初年，封建主义史学有所回潮，随着尊孔复古思潮的兴起，一些守旧文人坚持按封建正统观念和旧史法纂修史学，其典型是《清史稿》的编修。封建史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的批判。二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资产阶级新史学继续搏击封建旧史学，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并在思想文化史、清史、交史等领域的研究和历史资料（包括文物、古文字）的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出现了“古史辨”派、考据派、“史科学”派等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以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剪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辛勤开拓，不懈求索，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通史撰着、考古学等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实现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整个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史学也是其中最见“实绩”，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门。BR9万圣书城第一节  传统史学的余绪BR9万圣书城    民国初年，政治复辟势力为配合帝制复辟活动，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以尊孔读经为内容的复古逆流，与“孔教会”一班人、林纾、辜鸿铭等守旧文人的保守言论互相呼应。这股复古主义思潮影响到了历史学，其表现就是一批清朝遗老、旧文人刊行了各种用旧史观、旧史法纂修的史书。BR9万圣书城一、《清史稿》的编修BR9万圣书城    【资料】二十四史BR9万圣书城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BR9万圣书城1914年，袁世凯政府按照历代修史的惯例，设立清史馆编纂清史，其用意还在于笼络清朝遗老，以文事饰治。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馆长（初名总裁），参加编修的有柯劭？、缪荃孙、吴廷燮、朱师辙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在政治上反对共和，主张复辟，他们修史的宗旨是“修史以报故君”，借修史表达对前朝的忠心，史学观念陈旧。在体例上，他们商议怎样编纂，多数参加者同意采取《明史》体裁，沿用传统的纪传体。1927年，初稿写成，尚未综核，馆长赵尔巽虑及时局多变，又自感年已垂暮，急于刊行，定名为《清史稿》，交金梁等印行。金梁在办理刊印时，乘史馆诸人无暇顾及之机，擅将部分文稿增改，并作《清史稿校刻记》，印成后即运往东北400部，是所谓“关外本”。后来，原史馆之人发现金梁偷改了史稿，乃将金梁窃改的部分抽换，并把金梁私作的《校刻记》及增入的康有为、张勋列传抽出，是为“关内本”。BR9万圣书城    《清史稿》承袭旧史学的正史系统，分本纪12（25卷）、志16（142卷）、表10（53卷）、列传18（316卷），共536卷，起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与传统的正史体例相比，《清史稿》有所变通，新立了《交通志》、《邦交志》2志，《畴人传》、《藩部传》、《属国传》3传，《诸臣封爵表》、《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表》、《藩部表》等6表，反映了社会部分新现象。BR9万圣书城    由于纂修者多为清朝遗老，《清史稿》宣扬了封建正统观念，站在清统治阶级的立场，对清王朝倍加赞颂，对清代诸帝歌功颂德，对清统治者的暴政劣迹曲意隐讳，面对反清者则竭力贬低、否定，诬称明末反清义士为“土贼”，太平天国起义为“寇”、“粤匪”，辛亥革命为“革命党倡乱”、“兵匪构变”，徐锡麟等英勇就义为“伏诛”。《清史稿》还为卒于民国的清室遗臣立传，以表彰其“不忘故君”之忠，记民国事皆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而不认民国正朔，还把溥仪于逊位后所颁“谥典”书于遗臣的列传中，表明了编史者敌视民国、鼓励复辟的反动立场。BR9万圣书城    《清史稿》是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仓促付印的，缺乏总阅审定，故体例不一，纪、传、表、志不相配合，重复、疏漏甚多；内容也繁简失当，且与目录、序例互相牴牾，史实错讹不少。由于《清史稿》在体例、思想、技术诸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曾于1930年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后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清史稿》并非一无所长，它汇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整理为读者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BR9万圣书城二、传统史学的其他成果BR9万圣书城    民国初年的史学园地里，除编修《清史稿》外，还有其他大量的旧史类着作问世。较重要的有：BR9万圣书城    1．《新元史》  明代初年所修的《元史》纰漏甚多，当时人就有所不满。从明初到清末，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柯劭？于1920年修成《新元史》，集明代以来元史研究之大成。该书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作序，明令公布，列为正史。全书257卷，包括本纪16（26卷）、表5（7卷）、志13 (70卷)、列传17（154卷）。《新元史》继承了明清两代学者元史研究的成果，并吸收了民国研究蒙古史的见解，纠正了旧《元史》严重缺漏史实，详略失当和重复立传等问题，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增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列传，编制体例较更为整齐。但柯劭？史观陈旧，编纂体例仍依正史，采用新资料未注明出处，书首未叙义例，未补《艺文志》，存有许多缺点。BR9万圣书城    2．《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撰，初版于1915年。全书80卷，每卷立一标题，搜集史料，按年月编排，说明其始末。从满族兴起（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叙述到清宣统退位，把有清一代的史事作了一番概括。该书取材主要依据《东华录》，并汇参其他各书。编者于短期内草草完成，取材、叙事、史料每有不当者。BR9万圣书城    3.《清续文献通考》  清代所修“清三通”迄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1785BR9万圣书城年以后的典章制度变化较多，初无专书记载，读者视为憾事。刘锦藻于1894年着手编撰，历时28年，1921年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起自1786年，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把126年间的清代典章制度荟萃于一编，此书合前人所修“清三通”，使清全一代典章制度灿然大备。全书400卷，立有30考和136细目。其中，《外交》、《邮传》、《实业》、《宪政》是新增的，其他各考的子目也多有新意，如《征榷考》增加了“厘金”、“洋药”；《国用考》增加了“银行”、“国运”；《四裔考》不仅列举边邻诸国，还涉及远隔重洋的英、美、法、意、德等国，比较合理地反映了清代后期的社会变化。 BR9万圣书城    4．《清儒学案》  撰者署名徐世昌，实为徐的门客代作，主要执笔人吴廷燮。BR9万圣书城全书208卷，于1938年正式刊行。《清儒学案》吸取了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着作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唐鉴的《学案小识》等书的成果，沿袭旧学案体例，将清代各学派学者网罗殆尽。全书列入正案者179人，附案者922人，诸儒案者68人，共1169人，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清代的学术史资料。BR9万圣书城    5．《碑传集补》  清道光年间，钱仪吉编有《碑传集》，收自清初至嘉庆朝共2010人。宣统年间，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收道光至光绪共1099人。清末人物未有碑传，民国以来死者，子孙本于传统习惯，请文人作传，当有搜集的必要。闵尔昌编辑《碑传集补》60卷，又卷末1卷，以清末人物为主，并补前两集之未见者，共834人，于1932年付印。BR9万圣书城    6．《清季外交史料》  清末王彦威充军机章京时，利用在方略馆值宿的机会抄录外交档案，为编辑本书积累了材料。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王彦威死后至清王朝结束的外交文书，编成此书，于1932-1935年出版。全书包括《清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首1卷，《清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又《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又《约章分类表》1卷，共273卷；此外尚有《边疆划界图》、《中日战争图》等共6种。体例依照《筹办夷务始末》，所收文件限于上谕、奏折以及少数进呈皇帝阅看的条约、照会等，文件有标题，按年月日排列。此书正好上续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上了光绪、宣统两朝外交史料的空白。BR9万圣书城    7．《清鉴》  印鸾章撰，全书16卷，沿袭传统纲鉴体例，分纲、目两种，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叙述自清太祖开国(1583)至宣统退位(1911)共300余年的清代兴衰史迹。BR9万圣书城    此外，还有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列女传》、张尔田的《史微》、孙德谦的《太史公书义法》、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这些旧史的史观、体例都比较守旧，这类着作一时大量问世，适应了当时鼓噪复古的政治气氛，是复古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这些着作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搜集和增补历史资料，考证和纠正前人错误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妨说，旧史的大量问世，是封建旧史学的回光返照。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BR9万圣书城    20世纪初崛起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在继续批判封建史学、探讨史学方法论、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及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并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在展开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斗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盟军，但其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立的，两者的方法也有区别，因而在史论上常有冲突。随着形势发展，资产阶级史学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成为拥蒋反共的御用文人，挑起了长达10年(1927-1937)的社会史问题大论战，并最终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一部分爱国学者，通过斗争和学习，逐渐熟悉并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化；一部分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专心致志于史学研究，继续辛勤开拓和耕耘。BR9万圣书城一、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BR9万圣书城    尽管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但直至五四运动前，近代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仍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有所改观。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稍加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史学文化遗产，并努力使二者融会贯通，努力建设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BR9万圣书城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纷纷涌入。当时出版了多种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译着，除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的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瑟诺博司(C.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张宗文译法国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薛澄清译美国弗林BR9万圣书城(F. M. Fling)的《历史方法概论》等。BR9万圣书城    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探讨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起了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史学家写出了一批有关史学原理、史学方法的专着，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和《历史统计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史地新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罗元鲲的《史学研究》，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等。当时，各地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如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就请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还请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BR9万圣书城    20世纪20年代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BR9万圣书城    梁启超在“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日不可能”。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前进和“文化共业”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这种对进化论及因果律的怀疑，与其前期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相比，无疑是一大变化。梁启超史观的前后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思想界盛行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BR9万圣书城    梁启超继续论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他指出近期史学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客观资料的整理，表现在对史料重新估价，如以往不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归为史料，以往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重加鉴别，被弃置散佚的史迹，须通过各种渠道“钩稽”出来；二是主观观念的革新，从“一人一家之谱录”的狭隘范围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的史学。他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基本主张：史书应供一般民众阅读，而不是仅供帝王、人臣和少数学者阅读，作史不是只为藏诸秘府、名山，而要为“国民”、“民族”服务；把以死人为本位的史学改造为以生人为本位的史学；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史实要忠实于客观，不能为了“明道”、“经世”、“为亲贤讳”而强史就我，颠倒事实；既要取资于旧史又要对旧史重新估价，对史迹多作搜补考证的工作；要全面再现历史，不能孤立地叙述史事，要说明历史背景，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区分一般史和专门史。他认为建立新史学必须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方面的条件，史德除过去讲的心术端正，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事实，持论客观；史学即善于挖掘、搜集材料，“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包括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能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两种精神；史才是指“作史的技术”，即文章的构造、文采等。BR9万圣书城    梁启超重视研究和编着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等5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判断真伪，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作了论述。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中西兼采，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的辨伪、考据等与西方近代的归纳法、演绎法综合运用。还主张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认为统计学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也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还提出了编着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对专史、史学史、方志学等也作过一些论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BR9万圣书城    胡适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宋儒的怀疑精神和乾嘉学者的考据手段，吸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任意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偶然因素的凑合，就像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他反对把经济基础作为“最后之因”，提出“思想”、“知识”都可以支配人生观，都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他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BR9万圣书城    胡适在《实验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等文中，BR9万圣书城论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把这一方法分为疑难产生、指出疑点、假定、假定试用、证明五个步骤。指出对于习惯传下来的习俗，古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可进行怀疑，都可以提出疑点，可以进行大胆的“假设”，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求证”结合起来。他尤其提倡疑经、疑古。主张对儒家经典持“质疑”、“纠谬”的态度，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盲信《六经》。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都可以先放过。1921年，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对提倡信古、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BR9万圣书城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1933年，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纲要》。1945年，吕思勉出版了《历史研究法》。此书谈到要重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信仰。一些史学家还开始反思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探索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规律，撰写了10多种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着。金毓黻、魏应祺各撰有一部《中国史学史》，两书均在1944年出版；周谷城撰《中国史学之进化》；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顾颉刚撰《当代中国史学》，这些着作是我国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批专着。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BR9万圣书城二、“古史辨”派的疑古考信BR9万圣书城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迷信、疑古疑经、提倡实证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阵营内，崛起了一个“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BR9万圣书城【资料】顾颉刚BR9万圣书城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近代着名史学家。他远承郑樵、姚际恒、崔述等疑古惑经的传统，近受章太炎“六经皆史”的思想、康有为“上古事茫昧无稽”的思想及胡适讲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的影响，形成了怀疑古史、怀疑古书的观念。BR9万圣书城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本科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BR9万圣书城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BR9万圣书城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着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BR9万圣书城他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BR9万圣书城1923年5月，顾颉刚把他写给钱玄同讨论古史的一封信题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刊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有三皇，汉以后才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更成了孝子的模范了。“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如我们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通过这些古史观点说明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古史不可信，有些是后人依据某些需要编造的。顾颉刚在剖析古史之伪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六经》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经》中记载的。BR9万圣书城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支持，这批史学家被称作“古史辨”派或疑古派。他们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古书、古事进行考辨，指出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值得怀疑，这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学科，有重要意义。BR9万圣书城    “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遭到了守旧的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对。刘掞藜首先在《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继而又发表了《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章。胡堇人、柳诒征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等质难文章，指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牵强附会”、“妄下断语”，讥刺他们“失于肤浅”、“疏于读书”。顾颉刚等进行了答辩，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于是，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辨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汇集成《古史辨》第1册，后来，至1941年连同第1册共编成七册。第1册经书辨伪；第2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别人对《古史辨》第1册的评论；第3册主要研究《易》与《诗经》，打破《周易》中伏羲、神农的古圣地位，认为它是卜巫书，又将《诗经》还原其乐歌面貌；第4册主要讨论诸子；第5册讨论汉代今古经文问题；第6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7册是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古史辨》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绩。BR9万圣书城    顾颉刚在回答刘、胡的质难时，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古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神被人化后，古代就被描绘成黄金世界，好像越古越快乐，因此要揭开这种欺骗。可见，古史论战实质上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BR9万圣书城三、新考据学派的成就BR9万圣书城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典籍、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史学家，利用新的历史考据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世入瞩目的丰硕成果。新考据学派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其论学大旨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古史辨”派的疑古批判到新考据学派的考古建设，是五四后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发展。BR9万圣书城新考据学派影响最大者为王国维。BR9万圣书城【视频】孤寂人生——王国维、王国维之死BR9万圣书城【资料】王国维BR9万圣书城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着。BR9万圣书城1、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BR9万圣书城2、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BR9万圣书城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着有《人间词话》等名着。BR9万圣书城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着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着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BR9万圣书城3、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BR9万圣书城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BR9万圣书城4、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BR9万圣书城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BR9万圣书城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BR9万圣书城“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BR9万圣书城“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BR9万圣书城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BR9万圣书城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BR9万圣书城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BR9万圣书城“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BR9万圣书城“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BR9万圣书城“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BR9万圣书城“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BR9万圣书城“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BR9万圣书城“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BR9万圣书城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考证方法，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把地下材料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对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是一大突破。BR9万圣书城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成就。他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互证，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得出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殷》所载商代帝王世系基本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把中国的信史至少推到了商代。他进而根据甲骨金文，参照经传等古籍作《殷周制度论》等文，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如殷代无嫡庶之制一变而为周代的立子嫡之制，对周代的宗法，丧服等制度作了缜密的研究，肯定周制优于殷制。他结合汉晋木简和史籍，考证了秦汉郡县，写成《秦郡考》、《汉郡考》等文，并在与罗振玉合编的《流沙坠简》中考证了古长城、玉门关、古楼兰等古址。他利用敦煌文书等资料，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户籍及均田制等。他还利用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考订旧有史料，撰写了《鞑靼考》等蒙元史论文。总之，王国维把实物与史书结合起来，把出土的材料与纸上的文献结合起来，以实证史，以史考实，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和古代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BR9万圣书城【视频】陈寅恪（25分钟）BR9万圣书城【资料】陈寅恪BR9万圣书城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着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BR9万圣书城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BR9万圣书城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BR9万圣书城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BR9万圣书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BR9万圣书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着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BR9万圣书城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BR9万圣书城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BR9万圣书城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着《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BR9万圣书城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BR9万圣书城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着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着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BR9万圣书城陈寅恪的“四不讲”：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着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BR9万圣书城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BR9万圣书城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BR9万圣书城陈寅恪很注重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深受王的影响。他治学严谨，不仅长于校勘版本、鉴别材料、考订事实，更重视在考证出史实的真伪与是非后，对史实作出综合分析，即着眼于在许多事物的联系中看某一事物是否存在、发生及发展变化的情况。他力求在完备、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他利用诗、小说、小品等文学作品证史，另辟了新的治史途径，后来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以诗文证史的代表作。他还利用域外文字证史，如通过比勘互校《蒙古源流》的蒙文本及满文译本等，发现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和体裁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论证关于蒙古族起源由西藏而上续印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1940年，他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某些制度的演变，指出隋唐制度主要源于北魏、北齐外，还来自梁、陈，来自西魏、北周。1941年，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以大量史料分篇论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形成与贵族集团的升降过程，并论述了唐代衰亡的原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也有精深研究，曾编《魏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和讲授有关专题，他在1947年至1948年的讲授内容被编成《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BR9万圣书城【视频】陈垣（22分钟）BR9万圣书城【资料】陈垣BR9万圣书城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BR9万圣书城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全身像。BR9万圣书城他是一位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人物，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BR9万圣书城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BR9万圣书城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BR9万圣书城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1年，创建北京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BR9万圣书城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BR9万圣书城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着作等身，成绩卓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BR9万圣书城“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着，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BR9万圣书城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BR9万圣书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着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BR9万圣书城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他先后写成专着《火祆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BR9万圣书城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BR9万圣书城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BR9万圣书城他的主要贡献在中国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宗教史方面的着作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被称为“古教四考”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人中国考》和《摩尼教人中国教》，被称“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撰写于抗战时期）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着述。元史研究方面，撰写了《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了《元典章》，并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两书，胡适在为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陈垣校《元典章》“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在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都有造诣，着有《二十史朔闰表》、《校勘学释例》等。他写于1943-1945年的《通鉴胡注表微》共20篇，前10篇言史法，后10篇言史事，前10篇反映了他在校勘、辑佚、目录、避讳等历史文献学领域内的成就。陈垣治史讲究类例，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资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这一方法给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仅平列一些事例难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BR9万圣书城    新考据学派当中，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历史考据方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方法被不少史学家所普遍接受。BR9万圣书城四、“史料学”派的崛起BR9万圣书城    “史料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因其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傅斯年(1896-1950)，其中心是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BR9万圣书城【视频】傅斯年（3分钟）BR9万圣书城【视频】“大炮”傅斯年（3分钟）BR9万圣书城【资料】傅斯年BR9万圣书城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BR9万圣书城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BR9万圣书城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BR9万圣书城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BR9万圣书城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BR9万圣书城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修物理学、化学与数学。BR9万圣书城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BR9万圣书城“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BR9万圣书城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BR9万圣书城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BR9万圣书城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BR9万圣书城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BR9万圣书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BR9万圣书城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BR9万圣书城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BR9万圣书城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BR9万圣书城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着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BR9万圣书城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BR9万圣书城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BR9万圣书城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BR9万圣书城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BR9万圣书城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BR9万圣书城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着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BR9万圣书城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BR9万圣书城主要着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BR9万圣书城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委托傅斯年等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即认为历史语言之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搜求材料、处置材料，“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BR9万圣书城    1928年9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办所方针。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样。”他指出：“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主张客观地研究材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BR9万圣书城    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该所收购了险些化为纸浆的8000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加以整理，至1937年共出版《明清史料》38本。又派董作宾、李济等发掘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先后发掘15次，共发掘遗址11处，为考古学、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外，史语所还搜集《明实录》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派人发掘城子崖等。也正是基于“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宗旨，史语所成立之初，没有人参加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BR9万圣书城    傅斯年的代表作有《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考》、《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BR9万圣书城    “史料学”派的形成，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泛科学主义思潮在史学界的反映。这一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一直有人对“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提出批评，他们强调除史料外，史观、史论和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BR9万圣书城五、文化史、通史、清史等领域的建树BR9万圣书城    中国思想史、学术文化史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得显着成绩的一个领域。梁启超于1920年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于1924年发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破经学史的狭隘范畴，对清代的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他还于1922年整理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对先秦儒、墨、道、法各派思想进行研究。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抛弃了儒学独尊的传统，把孔孟学说与诸子学说“平等”看待，各有褒贬。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史着作有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1926)、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连载于《学衡》 1925年5月至1926年7月各期）、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谢勖之的《近世文化史》(1926)、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史专着有杨东尊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3)、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杰作。此外，20世纪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分辑40种专史，如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郑振铎撰《中国俗文学史》，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顾颉刚与史念海撰《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这套丛书较有影响。BR9万圣书城    资产阶级史学家重视通史的编纂。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多卷的中国通史，但未实施。李泰禁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1卷，1932年至1933年完成第2、第3卷。吕思勉于192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20世纪40年代又出版两卷本的《中国通史》，是适应当时大学讲授需要的历史着作。邓之诚于1934年写成《中华二千年史》1～4卷，要求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不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章太炎在为此书作的“序”中阐述了“读史救亡”论。周谷城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通史》2册。1940年，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2册。1942年，金毓黻编写了属“青年基本知识丛书”的《中国史》。1946年，缪凤林着《中国通史要略》共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BR9万圣书城    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于1920年出版上册和中册，次年又出版了下册。此书以大量事实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BR9万圣书城    资产阶级史学在断代史方面也卓有成绩。除已提及的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元史研究等外，吕思勉先后完成了《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8)、《两晋南北朝史》(1948)。邓广铭撰写了《宋代职官志考》。蒙思通与沈曾植潜心于元史的研究，蒙思通着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沈曾植撰成《元秘史补注》。谢国桢和吴晗专于明史，谢国桢侧重晚明史的研究，撰有《顾宁人先生学谱》、《晚明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等论着；吴晗尤长朱元璋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等。清史研究以孟森、萧一山贡献最多。孟森撰有《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香妃考实》、《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讲义》等论着；萧一山在1923年就出版了《清代通史》上卷，1930年完成了下卷，此后又经不断修订补充，成为400多万字的巨着，其他着作有《清史大纲》（又名《清代史》）、《曾国藩传>、《洪秀全传》等。中国近代史的着作有沈味之的《近百年本国史》(1930)，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32)，罗元鲲的<中国近百年史》(1935)，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6)，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陈安仁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1943)．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44)，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1947)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萧一山、王重民、刘复等人从英、法、美等国抄回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有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社会政治思想》(1935)，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第1、第2辑、《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4)，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1946)等着作。BR9万圣书城    专史除已提及的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着作外，政治史方面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等。中西交通史方面有张星？的《欧化东渐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等。民族史方面有王云五的《中国民族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宋文炳的《中华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华民族演进史》等。外交史方面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最后三十年中国外交史》，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等。BR9万圣书城    新中国成立前，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蒋廷黻、萧一山、张其昀等去了中国台湾；钱穆、简又文等移居中国香港；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留在内地。胡适移居美国，后去中国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创获BR9万圣书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上异军突起，并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进步，逐步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五四前后至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草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传播唯物史观，并初步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1927-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论战中产生，郭沫若等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古史、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1937年至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时期，毛泽东对研究历史作了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中国通史、社会史、思想史、中共党史以及专史、专题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BR9万圣书城一、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上的初步运用BR9万圣书城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也把唯物史观介绍到了中国。1919 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等精神上的构造是表面杓造；精神上的构造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表面构造视基础构造为转移。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指出“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又阐述了道德、风尚、习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动而变动，所以没有永恒的道德价值。BR9万圣书城    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了《社会进化史》，此书依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3篇叙述了“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外加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说明一夫一妻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BR9万圣书城    李达于1921年翻译出版了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是当时国内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他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已经历了4种社会形态，现正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BR9万圣书城    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1920年至1926年期间，他写成《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圣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今与古》、《演化与进步》、《时》等大量史论文章。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着。BR9万圣书城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根据唯物史观解释了以下6个问题：(l)什么是历史。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不是陈编故纸，不是僵石枯骨，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过去遗传下来的卷帙册籍，只能说是历史的材料，是人类生活行程的部分缩影，不是“活的历史的本体”。(2)什么是历史学。指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3)历史学的系统。指出广义的历史学分二大部分：一是记述历史；二是历史理论。记述历史又可分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6个部分，历史理论也相应分为6个部分。史学家还以特殊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这就有了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经济史等。他还说明了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的区别及联系。(4)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指出唯物史观“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研究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因果律，这样，就把历史研究提到了科学的地位，并使“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5)史学与其他相关学问的关系。着重阐述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6)现代史学的研究与对人生态度的影响。指出现代史学应教育人民具有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应启悟人们一种奋往向前、奋勇冒险的人生观；要使人民觉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李大钊对构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BR9万圣书城    李大钊还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观察中国历史问题。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就是这方面的作品。他结合地下发掘和古代传说重新审视古史，指出我国原始社会经过畜牧业经济到农业经济阶段，还经过“女权”即母系社会的阶段。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近代因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我国原有的农业经济发生动摇，大家族制度崩颓粉碎了，孔子主义也不能不崩颓粉碎了。这种解释是深刻的，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BR9万圣书城    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党史、工农运动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新课题。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一文中，提出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民族革命史”。他还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自太平天国以来，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恽代英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简史》也是这方面的着作。工农运动史方面有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着作。党史方面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等着作。BR9万圣书城    初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粗线条的、不成熟的，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发展的进步方向。BR9万圣书城二、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BR9万圣书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产物。BR9万圣书城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必须弄清“国情”，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8年6月，中共六大正确指出现阶段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仍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结论遭到了陶希圣、周佛海等国民党御用文人（因创办《新生命》月刊而得名“新生命派”）和严灵峰、任曙、李季等托派文人（因创办《动力》杂志而得名“动力派”）的反对。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于1929年11月创办《新思潮》杂志，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进行批驳。BR9万圣书城    论战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新生命派”认为近代社会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但还存在封建势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动力派”片面地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无视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广大农村还占绝对优势，武断地宣称“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及其他进步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发生了“一正一反”的作用，一方面打击了封建自然经济和城市的行帮制手工业，“相当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严重阻碍和压制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并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维持封建剥削，因此，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BR9万圣书城    另一方面是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问题。论战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陶希圣、梅思平、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任之等人反对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他们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制，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封建制，把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针对他们的种种曲解进行了批判。关于是否存在奴隶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专着中阐述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论着中提出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主张；翦伯赞、邓拓、何干之、邓初民等在他们的着作中进一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郭沫若、吕振羽等虽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对于奴隶社会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认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吕振羽认为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形态，但他们都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认为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种在中国的特殊表现而已。BR9万圣书城    “新生命派”和“动力派”所谓“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独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等，无非是想说明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无非是想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从而取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与他们的争论，锻炼、培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参加论战的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人都成为了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初步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了贯通性的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确立。BR9万圣书城    何干之在1937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总结了大论战的情况，并加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析评论。BR9万圣书城三、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树BR9万圣书城    在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锻炼和造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BR9万圣书城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是民国时期着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杰出的奠基人。BR9万圣书城【资料】郭沫若BR9万圣书城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BR9万圣书城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流亡日本BR9万圣书城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BR9万圣书城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国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BR9万圣书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BR9万圣书城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着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其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被选入七年级人教版课本。《雷电颂》被选入八年级课本。为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BR9万圣书城对于郭沫若的人品和文品的评价，历来颇有争议。郭沫若因私生活中的问题饱受指摘，也在各种运动中春秋笔法，所谓毫无气节，但郭沫若于中华危难之时投身革命、投身抗战，足见其是一个能分清大事大非的人。而在晚年的各种明哲保身，更多的也是出于无奈。郭沫若身为文人，不仅对新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也对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极大贡献。BR9万圣书城在古史研究方面，郭沫若于1928年根据《易》、《诗》、《书》等先秦典籍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1929年又根据甲骨文、金文写成《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上5篇论文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于1930年出版。这一划时代的史学着作，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研究方法的向导，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着者自称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着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有一条共同规律的原理，在“自序”中称：“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该书成功地证明了中国西周存在过奴隶社会，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到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从而第一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就与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是分不开的。随后，他在这方面又陆续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编》(1932)、《卜辞通纂》(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殷契粹编》(1937)等数百万字的着作。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作出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开拓者。他不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BR9万圣书城    吕振羽（1900-1980），湖南武冈（今属邵阳）人，是继郭沫若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史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34年春，他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一文，认为中国社会在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为奴隶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7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书，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着作的精神，以仰韶各地出土器物为主要史料，并结合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探求中国史前社会的特征，认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填补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他在上书中已初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继而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书中，对殷代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作了具体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殷商的奴隶社会性质。《殷周时代的中国》中另一重要结论是主张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从而提出了着名的“西周封建说”。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在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翦伯赞、邓拓、范文澜等史学家都支持他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翦伯赞在论战中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文，支持吕振羽的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论，并从“农村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农民的土地问题、“商业资本”的作用等方面，批判了“封建主义破灭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邓拓也主张殷商时代是奴隶制、西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他在论战中写了《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特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等文，指出“奴隶制度是世界一般民族共同经过的历史阶段”，从劳役、贡隶、课耕、佃役4种封建剥削形式，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创立期、发展期、转向期、烂熟期4个阶段。BR9万圣书城    中国近代史方面，华岗于1930年写成《中国大革命史》，记述了国民革命的历程，并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早期之作。李平心（署名李鼎声）于1933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该书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着者认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而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波涛所袭击而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该书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突出反映了从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1937年，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此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思想运动的历史，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邓拓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以确凿的史实阐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驳斥了中国近代为“资本主义社会”说和中国进化的“外烁论”等错误观点。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占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阵地。BR9万圣书城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其着作中初步理清了先秦天道思想演进的脉络，使人们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流派的产生和变异有了大致正确的认识。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对近代以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演绎更替，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各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加以论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通史着作。侯外庐在1934年写成《中国的古代社会与老子》，此书将老子的思想放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去评价，着重研究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为他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基础。BR9万圣书城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种种建树还不很成熟，明显存在着草创时期的痕迹。BR9万圣书城四、毛泽东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BR9万圣书城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历史学，把学习历史尤其是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步骤，并就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作了阐述。BR9万圣书城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要求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不能没有历史知识。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不注重研究历史”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并列为3种“极坏的作风”，要求加强历史特别近百年史的研究。中共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的结论来。BR9万圣书城    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把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屡有阐述，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毛泽东又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从实际出发，尽量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根据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BR9万圣书城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大家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中国经过了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以后，也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这种起义和战争终归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些观点，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产生了很大影响。BR9万圣书城    在近代史方面，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着两个过程，即BR9万圣书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为日后的中国近代史框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BR9万圣书城    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提出中共党史有两大基本特点：一个是它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一个是武装斗争。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基本经验。毛泽东对民主革命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评论，对同资产阶级两次合作、两次破裂的总结等都成为了经典性论述。BR9万圣书城    总之，毛泽东有关历史的论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沿着正确方向迅速发展，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BR9万圣书城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此期也有了新的进展。吕振羽于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批判了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等反动历史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文化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翦伯赞于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和历史研究的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性。指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主观创造作用”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辩证发展，人民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但不应抹杀、贬低个人。在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之后，他指出必须依据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提出历史研究既要以一般法则为前提，又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如历史上各民族都经历过奴隶制，但希腊、罗马而外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此后，他又写了《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论刘知几的历史学》、《略论中国文献上的史料》等文。华岗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的探讨作出了贡献。此外，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有影响的着作。BR9万圣书城五、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成就BR9万圣书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通史、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显着成就。BR9万圣书城    通史方面，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上、下册分别在1941年和1948年出版，这部着作依次叙述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的图腾社会、“尧舜禹”的氏族社会、西周的初期封建社会至秦汉以后的诸封建王朝，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着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BR9万圣书城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他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在国统区上海出版。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一部系统论述先秦至鸦片战争的通史着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之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认为“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夏商是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建立的过程”；“商汤革命，是私有制的进一步完成”，因而“商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从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作出解释。首先，强调由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尤其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其次，批判了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以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如从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因袭嬗变说明三代不是循环不前而是不断进步的，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不是没有发展而只是进展缓慢；再次，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表述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起义，在涉及民族矛盾时，着重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等。翦伯赞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史前史和殷周史，论证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第二卷是秦汉史，论证了秦汉是中期封建社会。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着作，但它重视考古材料，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吴泽在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简史》，扼要叙述了中国史前时代至七七事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特点。后经增补扩充更名为《中国历史简编》。此外还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1940)、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等。我国第一批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着作的问世，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逐步趋于成熟。BR9万圣书城    中国古代史方面，研究较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原始社会史研究又有新作问世，出版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1943)和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是许多人关切的领域。郭沫若于1942年4月发表了《殷周奴隶制度考》-文，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的观点。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和<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对古史的分期和划分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范文澜在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殷代在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了封建社会。尹达等也参加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对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华岗、吕振羽、吴泽等参加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则强调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史实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BR9万圣书城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范文澜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册，此书阐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阶级走了两条不同路线，“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投降路线”，揭露了清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行径，讴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部着作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体系和线索。胡绳子1948年出版了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揭露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分析了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损害。上述两书以大量事实阐发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BR9万圣书城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华岗在1940年出版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旨在坚定和增强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了张闻天主持编写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此书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这部着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叶蠖生于1939年编着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该书分5章：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革命低潮时代1927-1930）；新高潮时期苏维埃之巩固与其扩大(1930-1934)；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全国红军大转移——长征与会合(1934 1936)；陕甘宁边区之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1936-1937)。它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十年内战期间苏维埃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政策转变的全过程的着作。整风运动的开展，推动丁学习、研究党史的高潮。为配合干部学习党史，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六大以来》成书于1941年12月，收录从1928年7月至1941年11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会议纪要、决议、指示、声明、通告、电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各种文献556篇，280多万字。《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编印，共收入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99篇，136万字。整风运动期间，出现了一批研究党史的着作，如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专门着作；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着作。BR9万圣书城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全面开展。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共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秦汉之际的儒者》、《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书着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青铜时代》等10篇论文，3篇附录，诸篇文章的考证对研究先秦思想史是颇有学术价值。《十批判书》则偏于学术的分析，该着作收集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秦王政的批判》等10篇论文，考察了先秦诸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渊流、思想观点及相互关系等，形成了着者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体系。郭沫若倾向于尊孔抑墨，这种观点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研究。BR9万圣书城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县人。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起于殷代，终于战国，是一部先秦思想史专着。此书注重以古代社会史为基础评估古人思想，具体分析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概念，对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作出了独到的评论。《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全书分3篇，分别论述17世纪清初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着重发掘宣传近300年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颢、唐甄、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史的拓荒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外庐和杜国库、赵纪彬、陈家康等人计划编写一部从古代到五四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与杜国庠、赵纪彬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底本，很快完成了第一卷，于1949年出版。第二、第三卷编写时，邱汉生参加，也于1949年前基本定稿。前三卷分别是先秦、两汉、南北朝部分，内容较为丰富，尤其是第一卷，集中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各方面的成就，其中，对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发掘尤为深入。后来，侯外庐把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鸦片战争前部分加以充实和修订，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鸦片战争后部分更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并约请白寿彝等撰写了隋唐至明末的第四卷上、下两册。可见，《中国思想通史》五卷6册除第四卷外，初稿均于民国时期编写。BR9万圣书城    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专着还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三民主义研究》(1941)、《鲁迅思想研究》(1946)，李平心的《论鲁迅思想》（1941年再版时改为《人民文豪鲁迅》）、《近代社会思想史》(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44)及范文澜于1940年秋在延安新哲学会上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BR9万圣书城    中国民族史方面，吕振羽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着作。这部着作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了驳斥，提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还有一些次人种成分如所谓高加索人种，指出每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发展变化都会融入和混合其他民族的血统，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人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汲取中国各民族的血液，这本书也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纯雅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否定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大汉族主义。BR9万圣书城    通俗史学方面，除了郭沫若所写的《屈原》等5部大型历史剧外，抗战时期的通俗历史着作还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等。BR9万圣书城    综上所述，1937-1949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基础逐渐成长和成熟，撰写了一大批既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并有独立学术见解的史学论着，可谓研究成果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第四节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BR9万圣书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20世纪初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的发现，成为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前兆。BR9万圣书城【视频】解放初期风云录：甲骨风云BR9万圣书城民国初年，研究甲骨文最有成绩的有罗振玉、王国维、容庚、唐兰等人。1911BR9万圣书城年，罗振玉从历年收集的甲骨中精选3000余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8卷，于1913年出版；1914年，他又在日本编成《殷墟书契菁华》，后两年又作《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王国维为英人哈同将所得甲骨编成《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他还利用甲骨文资料写成《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8篇重要论文。其他还有黄心甫的《邺中片羽》，容庚、瞿润缗的《殷墟卜辞》，唐兰的《北京大学所藏甲骨刻辞》，孙海波的《诚斋殷墟文字》，李亚农的《殷契摭佚》，胡厚宣的《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华西大学所藏甲骨文字》。研究汉晋简牍的着作有向达的《斯文海定楼兰所获缣素简牍遗文抄》，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及其《考释》、《补遗》、《附录》，王国维的《屯戍丛残》、《流沙坠简补正》，罗振玉的《简牍遗文》，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等。研究敦煌文书的着作有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向达的《敦煌丛钞》等。BR9万圣书城    1912-1927年期间，我国开始出现了初期的科学考古活动。BR9万圣书城    1918年起，中国北洋政府开始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聘请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作矿业顾问，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的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采集到一批化石，1926年，师丹斯基在研究这批化石时，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BR9万圣书城    1921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及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地质学家袁复礼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石器和陶器，其中以彩陶为显着特征，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之后，安特生又到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又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安特生根据在仰韶和甘青地区的发掘着有《中华远古文化》、《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朱家寨遗址》、《河南史前遗址》等论着，将这些地区远古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期，并认为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地区传来的，甘肃北山与南山之间及兰州附近黄河流域为其交通上的孔道。BR9万圣书城    安特生所做的考古工作比较粗糙，他的一些结论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受到了修改和否定。但他在周口店首次发现第一枚人牙化石，以及在仰韶进行的首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仍具有重要意义。BR9万圣书城    和安特生大约同时在我国搞考古调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于1922-1923年在河套地区的宁夏银川水洞沟和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了河套人。BR9万圣书城    在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影响下，中国开始建立考古学的学术团体，并主持野外发掘工作。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研究室，马衡任室主任。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又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并不很大，主要是一些石器、骨器和陶器，发掘报告《西阳村史前的遗存》于次年出版。这样，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近代考古学就开始了。BR9万圣书城    1927-1937年，是我国在考古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BR9万圣书城    1．史前遗址的发掘方面  1927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北京猿人”遗骸。1929年12月，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该地发现了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1933年后在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又发现18 000年前的8个人类个体，其中较完整的有3具，为我国新人化石，蒙古人种的祖先。1930-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的李济和梁思永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着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它区别于仰韶彩陶，被称为“龙山文化”。这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着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梁思永又在安阳后岗进行发掘，发现小屯殷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叠的地层关系，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就是着名的“三叠层”的发现。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更昕在杭县发掘了良渚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这是在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报告《良渚》于1938年出版。这一时期，还在甘肃的河套、吉林的顾乡屯等地发现了与“山顶洞人”同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重大的发现，对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史前期考古学由此兴起。BR9万圣书城    2．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方面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等对殷墟进行发掘，前后共15次，获带字甲骨24 832片，董作宾编为《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亦将部分编入《卜辞通纂》。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对殷墟进行发掘，得到甲骨3656片，由关伯益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BR9万圣书城    3．简牍发掘方面  1927年中国以学术团体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由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西北进行考古工作，考察持续到1933年，于居延故塞发现汉代居延都尉府的简牍11 000多枚，于罗布淖尔得汉代简牍及其他古物，于吐鲁番发现高昌古墓群得陶砖甚多，又于库车得壁画及写经，还有其他出土文物，以后陆续发表了《罗布诺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这就是着名的新疆考古“三记二集”。劳干则根据“居延汉简”写出了着名史着《居延汉简考释》。BR9万圣书城    4．西安宝鸡周秦墓的发掘  这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成果。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组织到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由徐炳昶领导，黄文弼、苏秉琦等参加，发掘了这一地区的周秦及汉代墓葬，历时两年。后来，由苏秉琦将宝鸡斗鸡台处的周秦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于1948年发表了《宝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报告》，在报告中，苏秉琦首创按器物形制学划分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共存关系，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方法，为后来的形制学研究树立了楷模。同时，他在研究中还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把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BR9万圣书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肆意摧残中国文化事业，对文物或掠夺或焚毁，据1945年10月“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登记，战时文物损失共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为避免文物少遭日军破坏，中国考古机构将所藏文物西迁。七七事变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1939年5月重庆遭日本飞机轰炸，6月中央博物院文物分3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6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昆明遭日机轰炸，8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家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1937年8月运出第一批，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最后到贵阳安顺，1944年再迁巴县。第二批文物从水陆两路抢运，水路经汉口、重庆到乐山，陆路从南京下关装火车，经宝鸡、汉中、成都到峨眉。BR9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者在抗战后方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开展考古工作。BR9万圣书城    1937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留学欧美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冀、BR9万圣书城夏鼐等一批年轻的考古学者到筹备处工作。1938年，他们都来到了四川。冯汉骥只身一人前往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在汶川县清理了石棺葬，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这类墓葬。1938年11月，吴金鼎去云南苍洱境大理附近调查南诏时期太和故城、白王冢、三塔寺等遗址和马龙、龙泉、中和等史前遗址；次年3月．他和曾昭燏、王介忱发掘大理附近的马龙、清碧、佛顶等6处遗址，同时又调查发现了一些新遗址；他们将苍洱境发现的史前文化和华北仰韶、龙山文化做了比较，发现苍洱境文化中的断线压纹陶与半月形石刀具有独特性，故将其取名为“苍洱文化”。曾昭燏等对室内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在李庄等处举办了多次文物展览。BR9万圣书城    1941-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去四川彭山县双江镇附近发掘汉崖墓，清理了77座崖墓和2座砖室墓，出土陶俑等文物数百件，发现的一件陶质佛座对研究佛教传人具有重要价值。彭山崖墓还为研究汉代建筑和艺术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1942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取得了较大收获。BR9万圣书城    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敦煌组由向达负责，主要考察了敦煌千佛洞，针对少数人对敦煌壁画的破坏，提出了保护敦煌的措施。历史组由劳干负责，注重考察汉代遗迹，收集汉简。史前组由石璋如负责，开始在敦煌附近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后转往关中地区，在陕西调查了邠、乾、长安、武功、鄂、扶风诸县，共获遗址66处。BR9万圣书城    1944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向达、夏鼐、阎文儒负责。他们调查了兰州十里店、西果园一带的史前遗址，又自酒泉往金塔北海子探汉代烽燧遗址、瓜州故城；5月，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11月，考察汉玉门关、阳关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一批汉代木简。1945年春，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发掘中，从墓葬的墟土中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证据证明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他写了《齐家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正》一文纠正了安特生关于齐家期早于仰韶期的年代错误。BR9万圣书城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考古活动外，在四川还有不少零星的考古活动。1937年，中央大学金毓黻、常任侠等在重庆附近调查崖墓，后又调查清理沙坪坝汉墓。1940年，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调查重庆江北培善桥汉墓遗物。1941年，凌纯声、马长寿等在理番发掘汉墓。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进行川康古迹考察发掘，在陈家偏、牧马山老江口、李家沟等处发现了一批史前时期和汉代遗存等。BR9万圣书城    原在史语所、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尹达于1942年在延安大砭沟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还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6年，他又在华北解放区邯郸附近清理一座汉墓，首次发现了散乱的玉衣片。BR9万圣书城    1946年底，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与乐山两处人员暨文物返运南京。1947年，故宫博物院先将乐山、巴县、峨眉3处文物集中重庆，然后全部运返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大量文物运往台湾，其中有故宫文物231 910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11 729件。BR9万圣书城    从1926年李济主持西阳村史前遗址发掘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考古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粗具规模，做了不少调查发掘工作，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的科学资料，出版了一批考古学论着，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也号称自己喜欢历史很多年了，这么些年也一直断断续续地在读些历史书籍。很奇怪，对百年前的民国史却知之甚少。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中学历史课本里那种胡扯不算，在我读书那会的历史课本给今天的我是可以当笑话看的，我想在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会好些，至少我们在媒体上是比较容易看到关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所作贡献的肯定，也不知对于民国这段，现在的历史教材会如何书写，但想想也好不到哪里去。（突然想起我们一直指责日本右翼势力在篡改教科书的行径，有时也挺汗颜的，如我这般年纪的人似乎都经历了我们历史教科书的不停修改。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都如此不认真，又怎么好意思一直指责别人同样的错误？）话扯远了，还是说这本书。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市面上能找到关于民国史的书籍不多，不知道是涉及的时段太敏感，历史学家们不敢下笔；或是一部民国史太繁杂，搞历史的没有心力。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直到近年，先有了张鸣的《北洋军阀与五四》，后又多见海外作家早年的作品回流才对这短短十余年的风云际会有了些大致的了解。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此书便是海外作家回流的作品了，作者是胡适先生的弟子，一直在美国做着教书匠。这样的身份实在是好，两边不靠，起码可以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和书写这部民国史。这书，写的时候也对，作者教授历史四十余载，在退休后执笔写下这部民国史，能当得厚积薄发一词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开篇在序里，作者关于所谓马列主义历史观就有着这样的评述“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于白种民族［包含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还是回到这本书本身。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前十年，我们习惯叫做“北洋时期”，这一时刻的风云际会，各类牛逼人物闪亮登场，一时好不热闹。政治、军事、思想、文学、风俗、人心的急变让人目不暇给。我认为煌煌一部中国史，能与这一时期比肩的大概也就魏晋时期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袁世凯、孙文，该是治世之良臣、乱世之枭雄；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段祺瑞、冯国璋、蔡锷、蒋百里、孙其美……等诸多武人无一不是具有先进思想却传承儒家传统的一代儒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宋教仁、汪精卫、杨度这些时代俊杰醉心于西方各种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探索。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我所列的挂一漏万，整个民国史的精彩和纷杂不是我有心力在这里能重现的。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还好有这本书。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史料扎实、笔法却大刀阔斧，读起来让人大快朵颐，颇有重剑无锋的气势。更有漂亮翔实的细节，作者一幅好文笔也让这书具备了阅读快感，读史有如此体验，该是幸运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好了，多的也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记录下阅读时脑子里或长久思考，或闪回的片段，留在这里，以便日后翻阅。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问题一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如何评价袁世凯？”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提起北洋，袁世凯是绕不过去的。从小站练兵组建中国最早一支现代化军队起，袁世凯便把整个晚清和民国连接起来。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如果单论辛亥革命的贡献，袁世凯无疑该是第一功臣，这话不仅仅是我说的，孙中山也说了，当时的人大多是如此看待袁世凯在“驱逐鞑虏”中所作贡献。如果对历史有基本的尊重，应该明白，那时候真正有实力推翻清朝统治的，只有袁世凯。而袁世凯也的确是乱世奸雄，一方面大兵压境，给南方政府以压力，另一方面养“寇”自重，给清廷以压力，最后成功逼迫清帝退位。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在后来，袁氏犯了一系列错误，其实这些错误都是可以挽回的，但他最不该的是恢复了帝制，一失足成千古恨。（与他类似晚年犯错的还有汪精卫）如果没有称帝这一出，袁世凯在历史上的评价恐怕会大不相同。但是这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我们后人来看，觉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人看来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袁世凯本就是一老官僚，让他理解现代政治的运作和玩法，还是太难为他了。当所谓国会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的时候，袁氏对民主社会的失望直接让他想到最简单的回复帝制。转型期遇到这样的回流也实属正常，就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水平而言，要一下子有100年后的人们的思维，也是不可能的。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可惜可叹。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如何评价孙中山？”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现在我们对孙中山评价很高，但孙中山那会儿真要说起来，也不过是一民运分子，拿过法国的钱，跟日本人签过远比二十一条严苛的条约，也拿过德国政府的钱反对北洋政府的参战。二次革命是一种分裂行为，袁世凯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建立政权以后都要做的–削藩平叛，借助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成功削除了反对派的势力，迫使孙中山流亡海外。而袁世凯去世过后，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真要说起来也是一种分裂行为—-民国政府尚在，成立另一政府不是分裂国家又是啥。遇到问题不肯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而要诉诸武力，或许这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悲剧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几乎于袁世凯同时对民主失望。袁氏开始筹备回复帝制，而孙中山着手重组国民党，在党章里加入一条“入党时一定要宣誓对领袖效忠”，这领袖就是孙中山自己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照此来看，孙中山如果不是25年去世，焉知不是另一个蒋介石或毛泽东？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如今多好，国共两党一致推举为民国之父。实在是死的是时候。BR9万圣书城

还有许多问题BR9万圣书城“辛亥革命到底是谁领导的？”BR9万圣书城“孙中山以一个从未参加武装起义，从未流血之人，如何能成为辛亥领袖？”BR9万圣书城“宋教仁遇刺真相是什么？”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这些问题在本书里都寻找到了于我来说靠谱的答案。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至于其他人物，其他问题，待留在脑子里慢慢回味吧。BR9万圣书城——————————————–BR9万圣书城北洋大事记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海军和八十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统一过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七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鹊巢鸩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之战’。一九二○年八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整个北洋时期大致就是如此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名家中国近代史推荐阅读书目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教授推荐中国近代史必读书目BR9万圣书城一、 通史类：BR9万圣书城1、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着，修订第九版，人民出版社，1955BR9万圣书城2、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林增平着，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BR9万圣书城3、中国史稿第四册，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BR9万圣书城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胡绳着，人民出版社，1981BR9万圣书城5、中国近代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 1978-1984BR9万圣书城6、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7、中国近代史，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编着，中华书局，1994BR9万圣书城8、中国近代史新编，全三册，苑书义等编着，人民出版社，1981-88BR9万圣书城9、中华民国史，李新主编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李新主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 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2-1916年，李新、李宗一主编，上下册，1987 第二卷，1916-1920年，李新、李宗一主编，1987 第五卷，1926-1928年，杨天石主编，1996 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主编，2000 第三编，第六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朱宗震、陶文钊主编，2000BR9万圣书城10、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12卷本，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7BR9万圣书城11、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研究部着，解放军出版社，1991-92BR9万圣书城12、人民警察必读丛书：中国近代史（1840-1949），张海鹏主编，群众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3、中国现代化历程，全三册，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二、专史类：BR9万圣书城1、 美国侵华史，刘大年着，人民出版社，1954BR9万圣书城2、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荣孟源着，三联书店，1954BR9万圣书城3、戊戌变法史论，汤志钧着，群联出版社，1955BR9万圣书城4、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吴承明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BR9万圣书城5、中国棉纺织史稿，严中平着，科学出版社，1955BR9万圣书城6、台湾历史概述，刘大年等着，三联书店，1956BR9万圣书城7、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丁守和等着，人民出版社，1957BR9万圣书城8、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齐武着，人民出版社，1957BR9万圣书城9、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着，（1948年香港出版）人民出版社，1959BR9万圣书城10、太平天国，牟安世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BR9万圣书城11、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黎澍着，人民出版社，1961BR9万圣书城12、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着，三联书店，1963BR9万圣书城13、第二次鸦片战争，蒋孟引着，三联书店，1965BR9万圣书城14、沙俄侵华史，全四卷，余绳武等着，人民出版社，1978-90 1BR9万圣书城5、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聂宝璋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BR9万圣书城16、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张国辉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BR9万圣书城17、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BR9万圣书城18、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丁守和着，三联书店，1979BR9万圣书城19、辛亥革命史，三册，章开沅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0、辛亥革命史稿，四卷，金冲及、胡绳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BR9万圣书城21、伪满洲国史，姜念东等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2、蒋家王朝，荣孟源着，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3、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何干之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4、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宓汝成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5、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着，（194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BR9万圣书城26、捻军史论丛，江地着，人民出版社，1981BR9万圣书城27、义和团运动史，廖一中等着，人民出版社，1981BR9万圣书城28、中国近代报刊史，二册，方汉奇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BR9万圣书城29、鸦片战争，牟安世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BR9万圣书城30、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着，中华书局，1982BR9万圣书城31、南昌起义研究，张侠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BR9万圣书城32、旧中国的买办阶级，黄逸峰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BR9万圣书城33、北洋军阀史稿，来新夏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BR9万圣书城34、梁启超年谱，丁文江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BR9万圣书城35、鸦片战争史实考，姚薇元着，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36、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茅家琦着，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37、戊戌变法史，汤志钧着，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38、五四运动史，彭明着，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39、护国运动史，谢本书等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40、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姜义华着，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41、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张晋藩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42、中国近代战争史，三册，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85BR9万圣书城43、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王庆成着，中华书局，1985BR9万圣书城44、辛亥武昌首义史，贺觉非等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45、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46、胡适研究论稿，耿云志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47、章太炎思想研究，姜义华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48、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樊百川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49、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吴承明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5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全三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93BR9万圣书城51、太平天国运动史，王戎笙等着，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52、帝国主义侵华史，丁铭楠等着，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58年，第二卷，1986BR9万圣书城5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齐武着，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54、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尚明轩着，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55、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熊月之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56、中国近代货币史，魏建犹着，黄山书社，1986BR9万圣书城57、孙中山论，张磊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58、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59、南京政府的覆灭，丁永隆、孙宅巍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60、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着，重庆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61、中国近代政派及其思想，陈旭麓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62、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林代昭等着，重庆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3、德国侵略山东史，王守中着，人民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4、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路遥、程歗着，齐鲁书社，1988BR9万圣书城65、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赵金钰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6、中国近代文化探索，龚书铎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7、中国近代思想史，李华兴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8、戊戌思潮纵横论，吴廷嘉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69、澳门四百年，费成康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70、近代经学与政治，汤志钧着，中华书局，1989BR9万圣书城71、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下册，严中平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72、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吴泽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73、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着，春秋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74、清代货币比价研究，王宏斌着，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75、湘军史稿，龙盛运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76、甲午战争史，戚其章着，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77、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路遥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78、民国初年政坛风云，朱宗震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79、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段云章、邱捷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80、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李侃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81、中国近代政党史，朱建华着，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82、中国大革命史 1924-1927，上下册，王宗华主编，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83、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84、太平天国史，全四册，罗尔纲着，中华书局，1991BR9万圣书城85、太平天国通史，茅家琦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86、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贾熟村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87、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林增平着，湖南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88、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朱英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89、灾荒与饥馑1840-1919，李文海等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0、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李文海等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1、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陈锡琪主编，中华书局，1991BR9万圣书城93、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朱宗震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4、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蒋俊等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5、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汤庭芬着，法律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6、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郑友揆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7、上海总商会史，徐鼎新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8、中国租界史，费城康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99、近代重庆城市史，隗瀛涛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100、太平天国宗教，夏春涛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1、洋务运动史，夏东元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2、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3、东北工人运动史稿，齐武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5、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严昌洪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6、中国近代社会史，乔志强主编，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7、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茅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8、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郑师渠着，（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09、近代天津城市史，罗澍伟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10、近代武汉城市史，皮明庥等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11、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王庆成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2、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李长莉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3、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着，人民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4、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朱英着，巴蜀书社，1993BR9万圣书城115、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贾熟村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6、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化，张静如等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7、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8、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19、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20、中国近代人口史，姜涛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BR9万圣书城121、中国帮会史，周育民等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BR9万圣书城122、中国近代海关史，2册，陈诗启着，人民出版社，1993-1997BR9万圣书城123、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郑大发着，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24、中美关系史（1911-1950）,陶文钊着，重庆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25、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薛衔天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26、十九世纪的香港，余绳武、刘存宽主编，中华书局、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4BR9万圣书城127、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28、中国托派史，唐宝林着，台湾三民书局，1994BR9万圣书城129、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册，丁守和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0、中国近代史大灾荒，李文海等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1、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2、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发着，中华书局，1994BR9万圣书城133、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宋士堂着，红旗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4、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马勇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5、淮军史，樊百川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6、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戴逸等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7、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戚其章着，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8、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139、近代冀鲁豫乡村，从翰香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1、20世纪的香港，余绳武、刘蜀永主编，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2、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着，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3、长城抗战，江绍贞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4、南社史长编，杨天石、王学庄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5、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贺渊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6、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杨奎松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BR9万圣书城147、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黄敏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48、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着，三联书店，1995BR9万圣书城149、晚清民族主义思潮，陶绪着，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50、中体西用之间，丁伟智、陈崧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51、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52、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着，三联书店，1995BR9万圣书城153、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着，学林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54、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李育民着，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55、鸦片战争史，上下册，萧致治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56、捻军史稿，徐松荣着，黄山书社，1996BR9万圣书城157、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58、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59、孙中山与中日关系，俞辛（火加享）着，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0、孙中山与日本，李吉奎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1、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刘曼容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2、抗日战争时代，刘大年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3、中苏关系（1917-1926），李嘉谷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4、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5、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王建朗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BR9万圣书城166、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李玉贞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BR9万圣书城167、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8、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刘佛丁等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69、台湾历史纲要，陈孔立主编，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70、新旧政学系，孙彩霞着，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1、日本在华经济统制掠夺史，居之芬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唐宝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3、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着，三联书店，1997BR9万圣书城174、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白介夫着，北京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5、南京大屠杀，孙宅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6、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全四册，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98BR9万圣书城177、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马勇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8、蔡元培与近代中国，蔡建国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79、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80、晚清政治革命新论，郭世佑着，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81、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182、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李洪岩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3、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王承仁等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4、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5、中国工人运动史，六卷，刘明逵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6、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姜涛着，人民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7、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隗瀛涛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8、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梁景和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89、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全四卷，吴雁南等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190、慰安妇研究，苏智良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1、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郑大发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2、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左玉河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3、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刘俐娜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4、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发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5、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张海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6、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严立贤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7、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林家有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8、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着，人民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199、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王如绘着，人民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200、百年中国史话，全92册，王忍之、张海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1、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王建朗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2、近代中国大学研究，金以林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3、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李喜所等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4、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5、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庄维民着，中华书局，2000BR9万圣书城206、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郭双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7、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8、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全三册，汪敬虞主编，人民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209、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马敏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0、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罗福惠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1、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朱英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2、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池子华着，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3、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郑师渠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4、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田涛着，济南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5、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戚其章着，人民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16、张謇与近代社会，章开沅、田彤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三、传记类：BR9万圣书城1、 梁启超传，孟祥才着，北京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2、袁世凯传，李宗一着，中华书局，1980BR9万圣书城3、孙中山传，尚明轩着，北京出版社，1982BR9万圣书城4、蔡元培传，周天度着，人民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5、曾国藩传，朱东安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6、廖仲恺传，尚明轩着，北京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7、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章开沅着，中华书局，1986BR9万圣书城8、瞿秋白传，陈铁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BR9万圣书城9、胡适传，白吉庵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10、盛宣怀传，夏东元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11、汪精卫传，闻少华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12 曹汝霖传，贾熟村着，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13、洪秀全传，苏双碧着，大地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14、七君子传，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15、宋庆龄传，唐宝林、尚明轩着，北京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16、周佛海评传，闻少华着，武汉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17、张之洞评传，冯天瑜等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18、梁启超传，苑书义着，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19、何应钦传，熊宗仁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20、梁漱溟评传，马勇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21、闻一多传，闻黎明着，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22、宋子文评传，吴景平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23、蒋介石传稿，严如平、郑则民着，中华书局，1992BR9万圣书城24、陈公博传，闻少华着，东方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5、何香凝传，尚明轩着，北京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6、戴笠和军统，江绍贞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7、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8、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9、和谈将军张治中，汪朝光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30、章太炎评传，姜义华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31、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32、铁军名将陈铭枢，汪朝光等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33、书生从政—翁文灏，李学通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34、张君劢传，郑大发着，中华书局，1997BR9万圣书城35、民国着名人物传，全四卷，朱信泉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36、张东荪传，左玉河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37、蔡元培，崔志海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38、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夏春涛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39、蒋梦麟传，马勇着，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40、梁漱溟传，马勇着，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41、胡适评传，耿云志等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42、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王宏斌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43、孙中山评传，茅家琦等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44、黄兴评传，萧致治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四、论文集：BR9万圣书城1、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7BR9万圣书城2、中国近代史论文集，2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79BR9万圣书城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刘大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4、中国现代史论集，丁守和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5、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汪敬虞着，人民出版社，1983BR9万圣书城6、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彭泽益着，人民出版社，1983BR9万圣书城7、中国革命史论丛，丁守和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BR9万圣书城8、刘大年史学论文集，刘大年着，人民出版社，1987BR9万圣书城9、中国近代史论稿，苑书义着，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BR9万圣书城10、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中华书局，1989BR9万圣书城11、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陈胜粦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12、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13、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编，成都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4、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龚书铎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15、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杨天石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16、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4BR9万圣书城17、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李文海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18、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邱捷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19、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金冲及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BR9万圣书城20、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张海鹏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21、黎澍自选集，黎澍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BR9万圣书城22、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罗志田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23、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BR9万圣书城24、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BR9万圣书城五、工具书类：BR9万圣书城1、中国近代史历表，荣孟源编，中华书局，1953BR9万圣书城2、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重平等编，科学出版社，1955BR9万圣书城3、清代将军都统大臣年表，章伯锋编着，中华书局，1965BR9万圣书城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集，丁守和主编，人民出版社，1958-59BR9万圣书城5、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6、外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着作书目（1949-1978），杨诗浩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BR9万圣书城7、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1BR9万圣书城8、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全三册，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84BR9万圣书城9、辛亥革命期刊介绍，6册，丁守和主编，人民出版社，1982-87BR9万圣书城10、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陈恭录着，中华书局，1982BR9万圣书城11、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BR9万圣书城12、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徐立亭、熊炜编，中华书局，1983BR9万圣书城13、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张海鹏编着，地图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14、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张海鹏编着，长城出版社，1984BR9万圣书城15、中国近代经济史论着目录提要（1949-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16、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郭毅生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BR9万圣书城17、中国经济史辞典，赵德馨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BR9万圣书城18、辛亥革命辞典，章开沅主编，武汉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19、辛亥革命史地图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着，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20、中华民国史辞典，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21、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BR9万圣书城22、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23、国耻事典，庄建平主编，成都出版社，1992BR9万圣书城24、中国国民党大辞典，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BR9万圣书城25、孙中山辞典，张磊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BR9万圣书城26、义和团大辞典，廖一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BR9万圣书城7、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主编，武汉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28、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29、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黄光域编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BR9万圣书城30、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姚佐授等编，中华书局，1996BR9万圣书城31、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刘建业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BR9万圣书城32、中国现代史地图集，武月星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BR9万圣书城33、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杨奎松中国近代史推荐书目BR9万圣书城一、近现代通史类：BR9万圣书城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BR9万圣书城2.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BR9万圣书城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BR9万圣书城4.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BR9万圣书城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BR9万圣书城二、晚清史类：BR9万圣书城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BR9万圣书城2.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BR9万圣书城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95年BR9万圣书城4.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BR9万圣书城5.周锡瑞：《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BR9万圣书城二、中华民国史类：BR9万圣书城1.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书店，1980年BR9万圣书城2.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BR9万圣书城3.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BR9万圣书城4.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BR9万圣书城5.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BR9万圣书城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类：BR9万圣书城1.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BR9万圣书城2.费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BR9万圣书城3.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BR9万圣书城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BR9万圣书城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同上BR9万圣书城四、对外关系史类：BR9万圣书城1.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BR9万圣书城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BR9万圣书城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BR9万圣书城4.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BR9万圣书城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BR9万圣书城五、中共党史类：BR9万圣书城1.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BR9万圣书城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BR9万圣书城3. 李德：《中国纪事》，同上BR9万圣书城4.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同上BR9万圣书城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BR9万圣书城六、传记类BR9万圣书城1.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BR9万圣书城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BR9万圣书城3.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BR9万圣书城4. 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BR9万圣书城5. 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BR9万圣书城6. 山妹：《苦涩的回忆》，BR9万圣书城

 BR9万圣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