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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墓志铭汇考》共计收录了约643方隋代墓志（不含塔铭、塔记、砖志）,其中有近230方未见着录。全书体例为先图后文,每方墓志汇集了卒葬时间、行款书体、撰书人名、志文标题、志盖标题、形制纹饰、出土时地、存佚状况、主要着录情况等九个方面的信息。全书对每方志文进行了隶定和标点，并附有相关金石志着录和研究文献对各方墓志的考证和整理者评语。UOg万圣书城本书收录墓志包括河南283种，陕西144种、河北63种、山东27种、甘肃7种、安徽6种、江苏3种、广东3种、北京2种、辽宁2种、湖北1种、四川1种、浙江1种、宁夏1种、内蒙古1种、湖南1种、不能确知出土地的64种、新疆90种（高昌）等。UOg万圣书城《隋书》列传收录传主362人，本书收录的志主643余人中绝大部分与《隋书》列传不重复。由此可见，对隋代墓志及人物“志”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已可达到与正史对等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UOg万圣书城历史主要着录名称 收录隋墓志数量UOg万圣书城1 寰宇访碑录、补录、续补、再续 71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2 古志汇目 112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3 墓志征存目录 214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4 石刻名汇 217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5 隋代石刻目录初辑 296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6六朝墓志检要 301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7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229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8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228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9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298种（含塔铭、塔记、砖志）UOg万圣书城本项目是迄今为止隋代墓志断代性资料最齐全、完备的出版物。为隋代历史UOg万圣书城研究和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有价值的基本史料。UOg万圣书城出版物目录:UOg万圣书城第一卷―第五卷：隋代墓志汇编UOg万圣书城第六卷：附一：存目目录(未见图版者)；附二：存疑目录； 附三：买地券目录；UOg万圣书城附四：伪刻目录；附五：高昌国砖墓表目录；UOg万圣书城附六：卒于隋而葬于唐者墓志目录；附七：人名索引及地名索引。UOg万圣书城
UOg万圣书城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其祎研究员主持的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并由西安碑林博物馆组织实施的科研项目《隋代墓志铭汇考》，作为二〇〇一年全国文博系统人文社科重点研究课题，历经五载辛勤努力，已于2007年10月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书不仅是对纪念西安碑林920周年华诞的献礼，更是嘉惠于学林的丰富而珍贵的石刻文献资料，因此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UOg万圣书城
《隋代墓志铭汇考》由着名学者黄永年先生和台湾着名学者毛汉光先生分别作序，该书效法了毛汉光先生编纂《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的基本体例，举凡志墓性质之人物志皆予收录，并尽可能将相关史料求全留眞，以补备《隋书》人物传之不足。全书统分六册，共搜集墓志六四五种（包括存疑、买地券、存目诸类），着录主要包括图版、基本要素、录文、附录、附考五项内容，总计九十万字，七百余幅图版。 UOg万圣书城
隋代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与秦代颇相仿佛，其存在的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即结束了一个长期混乱与分立的历史时期，却又旋为另一个王朝所取代。隋代墓志铭在数量上虽然较少，但在人物志与承先启后的环节上，更能建立其显着的特色和地位，实较唐代墓志具有更为突出的价值。《隋代墓志铭汇考》尤以史料价值堪称富赡重要，亦最为研究者所关注：如对于考量隋代前后政权与社会的推移有重要的补正参详作用；又如隋代处于南北融合之际，文章体例又尚未固定，墓志文正可作为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再如隋代是一个多民族时代，不同族属的墓志主生平记载又可反应和研究当时的民族与社会状态。 UOg万圣书城
黄永年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近时治国史者多习于断代，断代则多言隋唐，言隋唐实多略隋详唐，以唐之天可汗自豪，而隋享年短促若不足道者，其实非也。……杨隋之所以盛及其所以能统一，治史者岂不宜熟虑深思也？”诚然，《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书的出版，将会对隋代综合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而近乎齐备的墓志铭资料平台，同时对提升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全国石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UOg万圣书城
UOg万圣书城欧阳修撰着《集古录跋尾》，没有收录一方北朝墓志，这说明在北宋中期碑刻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北朝墓志还很不受金石学者重视。到北宋末期，赵明诚撰述《金石录》，始着 录《后魏张夫人墓志》、《后魏瀛州刺史孙惠蔚墓志》等北朝墓志，其中也包括有《隋齐国太 夫人杨氏墓志》等十多方杨隋墓志，并在《金石录跋尾》中对数方石志做有考释，堪称包括 隋朝在内的北朝墓志研究之嚆矢。 及至清朝嘉庆年间，王昶编纂《金石萃编》，广泛集录元代以前各种石刻文字，并汇聚 诸家题跋考释，其中收有十四卷北朝碑志铭文，而仅隋代就有三卷之多；其中虽然包含有各 类石刻碑铭，但墓志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在里面占有很大比重。紧随其后，有陆耀遹撰《金 石续编》、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皆增订王氏《金石萃编》的遗略，于隋代等北朝墓 志，亦续有补充。因其收罗详备，查考便捷，晚近学人研究北朝史事，乃多有取资，几近首 选读物。 20 世纪50 年代，赵万里出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开始了整理研究北朝墓志 一个新的阶段，亦即使之更趋于系统化、专门化。除了伴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其考释史事 较诸以往更为深邃之外，随着印刷技术手段的现代化，赵氏此书在形式上还有一项重大改进， 这就是利用摄影制版技术，影印志石拓片，为读者展现了更为全面、准确的墓志形态。以后， 随着新出土墓志的大幅度增多，赵超又在1992 年出版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一书，增 补很多1949 年至1986 年间陆续出土的志文。基于中国历史学界时下比较通行的时代划分观 念，赵超将隋朝从南北朝时期当中剔除出去，所以，在这部书中没有收录一方隋朝墓志；同 时，除了个别文字注释之外，赵超此书基本上只是移录志文，没有考释墓志记述的史事，就 其着述意义而言，内容远不及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丰富。后来罗新、叶炜又在 2006 年出版《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收录20 世纪50 年代至2003 年底以前发表 的隋代墓志，还有1986 年以后至2003 年间初次公开发表的隋代以前墓志（并补充个别1986 年以前发表但为赵超漏收的隋以前墓志）。罗、叶此书虽然没有影印志石拓片，但却与赵万 里书一样，附列疏证，对墓志所涉史事做有考证和说明。美国学者陆扬撰写评论文章，称誉 此书是南北朝墓志研究的里程碑式着述。 虽然从赵万里开始的汉魏南北朝墓志研究，就上及东汉三国，但从前述各项书籍所着录 的情况可以看出，汉魏直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只是中国墓志的发轫滥觞阶段，不仅数量相对 较少，而且还没有固定名称；大量普遍使用墓志，是在南北朝时期，就连“墓志”这一名称 也是出现并定型于这一时期，而在南、北两方诸朝廷之间，南朝墓志的数量又大大逊于北朝， 所以，对迄至李唐以前地下志墓铭文的研究，是以北朝时期的墓志内容最为丰富。 中国古代自唐朝以来的历史分期作法，是将隋朝与元魏、北齐、北周等国一同划作北朝， 与南方宋、齐、梁、陈诸国的通称“南朝”相对应。赵万里的着述将书名题作“汉魏南北朝 墓志集释”而于书中一并收录有隋朝墓志，应当就是在承续着这一传统。再说按照通行的惯 例，墓志的朝代归属，基本上是取决于墓主的卒年或是下葬时间，卒葬于隋朝者即被列为隋 代墓志，而由于隋祚短促，杨坚父子有国总共不过三十八年时间，有很多隋墓志的主人是由 北魏、西魏、东魏、北齐或北周诸国入隋（也另有一小部分人是由南方的梁、陈两朝入隋）， 这些人的墓志会涉到及许多隋以前北朝各国的历史问题，将隋墓志划归于北朝，可以为研究 南北朝时期北方诸国的历史问题提供更多便利。另外，过去北朝墓志收藏和研究的兴盛，本 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书法上慕从研习北碑的需求，而隋代墓志的书法，与魏、齐、周诸朝一脉相承，风格属于同一系统，故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法推重北朝碑刻，而径谓 之曰言魏碑即足以兼赅齐周杨隋。所以，除了历史发展上的内在关联之外，这种书法风格上 的同一性，也是过去将隋代墓志划入北朝进行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因。较赵超《汉魏南北朝墓 志汇编》的印行时间稍早，王壮弘、马成名二人在1985 年出版《六朝墓志检要》一书，乃 一如赵万里旧式，收录有隋朝墓志；后来罗新、叶炜撰着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在收志范围这一点上，同样也是回归于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 就大的历史阶段划分而言，综合各项因素，将隋代墓志并入北朝进行整理和研究，自属 最为合理。不过，随着出土墓志数量的持续增加和研究的日益深化，当前也很需要将隋代墓 志单独汇编整理成书，以便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些墓志，研究隋代的历史问题。 隋朝虽然上承齐、周、梁、陈，与南北朝其他各国存在诸多同一之处，但同时也下启唐 朝各项制度建设，有很多自身独有的特点。赵超编撰《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时不收隋代墓 志，应当就是基于隋朝与南北朝其他王朝的这种差别。近来国人研治中国古代历史，群相踵 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分期学说，盛谈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内藤氏这种分期学说，固然 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社会阶段性变化的认识，但它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是照应西洋的历史分期 范式，而按照中国学者传统的看法，唐承隋制，犹如汉承秦制，都是中国历史面貌的重大转 折性变革。譬如选官用人的科举制度、地方官员的权力性质与任用方式，都是在隋唐之际建 立了全新的机制，或是做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性意义的调整，这些继往开来的变化，至少都并 不亚于唐宋之际的制度性迁改；即使是在内藤虎次郎着重强调的文化因素方面，像隋唐之际 出现的王通着《文中子》和唐代初年孙思邈的《素书》这样一些着述（关于《素书》的作者， 请别详拙稿《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附载于周绍良遗着《绍良书话》书中）， 也体现出与南北朝时期判然有别的思想趋向，值得着力研究。至于像隋代的正书笔法在唐人 楷书字体形成中显而易见的先导作用，更是早已受到书法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楷书字体的 形成与广泛流行，在促进文化流通方面的功效，实际上与当年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以 及汉隶的通行，亦可谓差相彷佛，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件，并非只是单纯 的书法技艺演替问题。 隋唐之际历史问题的研究如此重要，而有关隋史和隋唐转换时期历史的资料却远不如唐 宋之间丰富，这就愈加增强了单独纂录隋代墓志资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7 年10 装书局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适时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文总汇性巨着，足以令中国古代史学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者为之欣喜兴奋。 按照本书作者王其祎、周晓薇所做的说明，其编纂旨趣所在，乃是“悉数统合并系统化 编理迄今所能见知之隋代墓志铭的原始文字与拓本资料以及相关信息，更附以前人考跋之主 要和编者校勘之杂识，以期为隋代历史研究的进步援以推力”。本着这样的宗旨，为尽可能 完整、清晰、便利地向学术界提供墓志的史料信息，作者具体做了如下五项整理研究工作： （1）叙述墓志铭的构成要素。（2）正字录文与标点断句。（3）集录前人主要研究并做出标 点。（4）附以编着者所做考校。（5）按照同一规格摄制图版。上述各项要素的全面性，超越 以往所有北朝墓志的汇编考校研究，逐石搜集，逐字辨识，成之洵非易事，编着者需要付出 长期艰辛努力，而仅此综合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赞誉此书是 一部有关隋代墓志的空前杰作。 与每一方墓志要素的完整性相比，编着这样一部断代墓志资料汇编，收录墓志的完备性， 或许更具有基础性意义和学术史料价值。王其祎、周晓薇合着《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书总共 收录隋代墓志643 种，原则上是无论志石抑或拓本现今存世与否，凡是获以识见的墓志铭文 均在收录范围之内（只是不收录塔志铭，作者拟另行编着专书《隋代塔志铭汇考》），大大超 越前此同类着述，当世知见者可以说已经网罗无遗，堪称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隋朝墓志总集。 这种前所未有的完备性，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隋代墓志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便捷的支撑，是本书值得称颂的另一显着优点。 丰富的出土墓志资料，可以弥补很多传世文献的缺漏。而今多数历史学者竞相趋从甚至 有人专门倚赖新发现史料来研究问题，以为若无新史料可资利用，历史学研究即无法取得新 的进展。作为学术研究的总体倾向或者基本方法来说，我觉得这样做似乎并不一定妥当，我 甚至认为这种趋向很可能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谬误。不过，作为众多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史料 之一，确实应当充分发掘利用墓志铭文的史料价值。王其祎和周晓薇两位作者在《隋代墓志 铭汇考》卷首的《导言》当中，分为“史料的价值”和“书法的价值”两大方面，对隋代墓 志的学术资料用途，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阐释。 在所谓“史料的价值”方面，仅《隋代墓志铭汇考》书中墓志所记墓主生平行状，总数 就比《隋书》有传或附传的人物，多出将近两倍；而在那些有志文存世的众多墓主当中，仅 11 人于正史有传，而且这些正史无传的墓主，其身份又是与正史所收权贵显要有所差异的 中下层庶族乃至身份更为卑微的平民百姓。正如王其祎、周晓薇在本书《导言》中所说，墓 志提供的这些墓主的传记资料，“使《汇考》在身份上又庶几比附为《隋书》的增篇，从而 超越星录零拾的‘以碑证史’，使隋史的研究领域倍加扩大。” 在利用墓志补充、证释正史《隋书》的记述亦即清人钱大昕所说“以遗刻还正史传”方 面，王其祎和周晓薇两位作者还特别谈到，“以之作与《隋书》十志的比勘，则可以更多印 证和充实诸如礼仪、音乐、律历、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典章制度的沿革”。这 些话看似老生常谈，实则很容易被治史者忽略。也许时下大多数学者更为关注利用墓志资料 来解决诸如社会史、家族史、民族史等所谓新兴学科领域的问题，甚至提起更前卫的话题， 而我却妄自揣想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固有的问题，应当更具有基础性意义，从而在现时也应更 具有研究价值。道理很简单，由于时代相近，社会状况相同或相近，古代的学者一定要比我 们更能理解什么是左右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而这些核心问题，前人的研究不仅远远没有终 结，而且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荒唐错乱的看法。只要研究者能够潜 心揣摩，有效利用这批汇集在一起的墓志资料，我想一定会对一些传统的基础问题做出更为 深入的探索，提出更为准确的见解，这也应该是《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书最能发挥其史料价 值的地方。 隋代墓志涉及的历史文化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整理时断句、标点都需要广博的历史知 识，无法躲闪回避，不像写专题论文择取史料那样常常可以从疑难处绕行过去。王其祎和周 晓薇两位作者能够非常完满地一一校录整理这六百多篇志文，并做出诸多精湛的考证，充分 体现出二人学术修养之厚重深醇。他们二人在论述隋代墓志史料价值的时候，学术视野开阔， 目光所及，既有上述传统基础问题，也有社会成分、民生状态、家族婚姻、丧葬礼俗、宗教 思想、民族关系、文学艺术等现代学者乐于关注的问题，同样显示出学识广博的特点。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王其祎和周晓薇两人还特别关注文字音韵等所谓“小学”问题，指出隋朝书 写“字样的趋为规范，很大程度影响了唐代以《干禄字书》和《九经字样》为代表的官方书 写标准。又其铭文之用韵还可以比较从南北朝语音融合（如刘宋李槩《音谱》、北齐阳休之 《韵略》、隋陆法言《切韵》）到唐音（如孙愐《唐韵》）广为普及之间中古汉语语音声律的 变化”。这些都是现在的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不大乐于予以关心的问题，艰涩枯燥，与那些可 以临时抱佛脚随便敷衍的文化知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像《干禄字书》和《九经字样》更是 在历史学者之间久已罕少有人阅读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其祎和周晓薇二人能够顺利撰就这 部高质量的墓志研究着作，乃是本自他们多年的学术素养，厚积薄发，因而也才能够超迈前 贤，为隋代墓志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比较完整地汇集墓志资料，对采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最有助益。王其祎、周晓薇 两位作者在论述隋代墓志的史料价值时首先举例指出的就是这一点：“以之作社会基础与成 分的量化统计分析，则当能为前辈学者步步推进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之关陇集团‘入隋后开始解体’的新理论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以之作军府资料的统合，则可以规模出隋代鹰 扬府的分布态势、军事格局与府兵性质。以之作长安、洛阳的地名梳理考订，则可以补备隋 代两京城坊和城郊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之不足。以之作家族郡望世系及历官婚姻的透视，则可 以探讨士族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之关系。”所说提纲挈领，识其大要，颇具学术见地。 上面谈到的隋代长安、洛阳两京的地理问题，我在过去做过一些研究，其中长安城准确 地说在隋朝应当称之为“大兴城”，“长安”是唐朝改用的名字。基于大兴城在隋唐长安城发 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我曾写有一篇题作“隋大兴城坊考稿”的文稿，尝试尽可能详细地复 原隋大兴城的平面布局形态，但由于墓志资料零散，搜罗困难，箧存近二十年，一直没有能 够完笔定稿。现在有了这部《隋代墓志铭汇考》所提供的便利，估计若稍有闲暇，很快就能 够实现这一宿愿，为隋代西京大兴城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基础。 做出这样的基础工作，将有助于解决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譬如，城 市居民在选择住宅位置时，对东西方位的尊卑优劣观念前后曾经有过明显变化。UOg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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