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 上中下3册 北大民族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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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 上中下3册 北大民族史文库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3MZ万圣书城·页码:1403 页3MZ万圣书城·出版日期:2009年12月3MZ万圣书城·ISBN:97871010632953MZ万圣书城·条形码:97871010632953MZ万圣书城·版本:第1版3MZ万圣书城·装帧:平装3MZ万圣书城·开本:323MZ万圣书城·正文语种:中文3MZ万圣书城·丛书名:北大民族史文库3MZ万圣书城·套装数量:33MZ万圣书城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简介: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3MZ万圣书城

3MZ万圣书城目录 :3MZ万圣书城前言3MZ万圣书城凡例3MZ万圣书城上编 突厥第二汗国前史编年辑考(六三○-六七八)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四年(庚寅六三○)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五年(辛卯六三一)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六年(王辰六三二)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七年(癸巳六三三)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八年(甲午六三四)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九年(乙未六三五)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年(丙申六三六)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六三七)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戊戌六三八)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己亥六三九)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庚子六四○)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六四○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壬寅六四二)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癸卯六三四)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甲辰六四四)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六四五)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丙午六四六)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丁未六四七)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六四八)3MZ万圣书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六四九)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一兀年(庚戌六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六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三年(壬子六五二)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六五三)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五年(甲寅六五四)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六五六)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显庆二年(丁巳六五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显庆三年(戊午六五八)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六五九)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显庆五年(庚申六六○)3MZ万圣书城唐高宗龙朔元年(辛酉六六3MZ万圣书城唐高宗龙朔二年(壬戌六六二)3MZ万圣书城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六六三)3MZ万圣书城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3MZ万圣书城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六六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干封元年(丙寅六六六)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干封二年(丁卯六六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总章元年(戊辰六六八)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总章二年(己巳六六九)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咸亨兀年(庚午六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咸亨二年(辛未六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咸亨三年(壬申六七二)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六七三)3MZ万圣书城唐高宗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3MZ万圣书城唐高宗上R1一年(乙亥六七五)3MZ万圣书城

下编 突厥第二汗国历史编年辑考(六七九!七四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调露五年(已贝六士力)○匹匹五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隆元年(庚辰六八○)四五九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开耀元年(辛巳六八四七二3MZ万圣书城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四九○3MZ万圣书城唐高宗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四九九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光宅元年(甲申六八四)五○八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五一五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丙戌六八六)亘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仪凤兀年(丙子六七六)3MZ万圣书城唐高宗仪凤二年(丁丑六七七)3MZ万圣书城唐高宗仪凤三年(戊寅六七八)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丁亥六八七)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戊子六八八)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永昌元年(已丑六八九)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庚寅六九○)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天授二年(辛卯六九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寿元年(壬辰六九二)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寿二年(癸巳六九三)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延载元年(甲午六九四)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六九五)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一RJd<丙申六九六)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神功功元年(丁酉六九七)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戊戌六九八)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圣历二年(己亥六九九)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久视元年(庚子七○○)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安兀年(辛丑七○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壬寅七○二)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安三年(癸卯七○三)3MZ万圣书城唐武则天长安四年(甲辰七○四)3MZ万圣书城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七○五)3MZ万圣书城唐中宗神龙一一年(丙午七○六)3MZ万圣书城唐中宗景龙元年(丁未七○七)3MZ万圣书城唐中宗景龙二年(戊申七○八)3MZ万圣书城唐中宗景龙三年(已酉七○九)3MZ万圣书城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七一○)3MZ万圣书城唐睿宗景云二年(辛亥七一一)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七一三)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一年(甲寅七一四)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二年(乙卯七一五)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四年(丙辰七一六)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五年(丁巳七一七)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六年(戊午七一八)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七年(己未七一九)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八年(庚申七二○)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3MZ万圣书城唐玄宗开元十年(壬戌七二二)3MZ万圣书城……3MZ万圣书城引用书目3MZ万圣书城后记3MZ万圣书城

…… 3MZ万圣书城序言 史料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历史首先要遇到的难题。这个问题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民族大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传世,主要只能片面地依赖汉文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二是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汉文史料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数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利用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与大多数周边民族不同的是,有关古代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鲁尼文撰写的碑铭和大批用回纥文撰写的与古代突厥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突厥基本同时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文献中也有与突厥相关的历史记载;此外,西方希腊、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也为了解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3MZ万圣书城

后记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研究工作,始终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罗新两位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的,我首先要对两位老友表示深切的谢意。徐俊、孟彦弘先生审阅过初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历史系涂逸姗(IsenbikeTogan》教授多年来给了作者许多帮助和鼓励。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向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一不衷心的感谢。另外,这项研究的部分工作曾有幸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科学合作协议项目」的支持,谨一并申谢。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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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历史首先要遇到的难题。这个问题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民族大多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传世,主要祗能片面地依赖汉文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二是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汉文史料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数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利用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与大多数周边民族不同的是,有关古代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鲁尼文撰写的碑铭和大批用回纥文撰写的与古代突厥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突厥基本同时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文献中也有与突厥相关的历史记载;此外,西方希腊、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也爲了解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3MZ万圣书城

突厥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从事突厥学研究,特别是从事突厥历史的研究,高度依赖对汉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正如从事突厥史研究的许多中国学者对相关的古代民族语文资料和多种现代西文工具语言望而却步一样,对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卷帙浩繁的汉文传统文献,几乎是他们研究突厥历史时不可逾越的障碍。其实即便是中国学者,要从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爬梳鈎稽有关突厥历史的零星记载,也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奏功的事。正是因爲汉文史料对突厥历史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它对东西方学者来说又都是一项非常烦难的工作,所以汉文突厥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先后出现了沙畹 西突厥史料 (Edouar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刘茂才东突厥史料(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T’u-Kue] Wiesbaden, 1958.)和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等以辑录和研究汉文史料爲主要内容的突厥史料学着作[1]。这些着作对突厥学和突厥历史研究起的作用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可以说正是这些着作奠定了突厥史研究的基石。3MZ万圣书城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晚近新发现了大量汉文突厥史料,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前辈学者辑录的内容。比如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中祗辑录了突厥人澈墓誌、毗伽公主墓誌、契苾嵩墓誌、史继先墓誌等四通用汉文撰写的突厥族人的墓誌,而近年来新发现的汉文突厥族人的墓誌有李思摩墓誌、阿史那摸末墓誌、阿史那感德墓誌、阿史那婆罗门墓誌、阿史那忠墓誌、阿史那勿施墓誌、阿史那哲墓誌、沙陀公夫人阿史那氏墓誌、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誌、契苾夫人墓誌、契苾通墓誌、执失善光墓誌、执失奉节墓誌、炽俟弘福墓誌、舍利石铁墓誌、俾失十囊墓誌、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契苾李中郎墓誌等近二十通,数倍于岑仲勉先生辑录的内容。新发现的与突厥历史有关的唐人墓誌,更是不胜枚举,而且这些墓誌往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新发现的张去逸墓誌记载了金吾将军张去逸开元十九年出使突厥汗庭,爲阙特勤立碑的事件,可以与传统文献的记载相印证,爲阙特勤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新资料。将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汉文墓誌资料与汉文传统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不仅可以爲突厥历史研究增添新的资料,而且它本身应该也是突厥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3MZ万圣书城

除了新史料之外,汉文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许多常见古籍有了新的校本,而且随着古籍整理的发展和电脑检索手段的进步,有些原来不易见到的古籍现在也都比较容易利用,爲整理和研究汉文突厥史料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基础文献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与现有的突厥史料整理工作长期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文献学的进步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促进突厥史研究的新发展。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贞观二十一年骨利干向唐朝献马百匹,其中非常神骏的十匹深受唐太宗赏识,被太宗称作「十骥」,这是唐代非常着名的一件事。唐会要卷七二保留了唐太宗本人的一段描述文字: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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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塼,腿像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后桥之下,促骨起而成峰;侧鞯之间,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掘塼非拟。……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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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常具体入微的观察描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爲了解北方草原以及突厥马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卷六编年中辑录了这条史料并做了校勘,但由于缺乏善本和相应的记载,上面引的这段关键文字一如其旧[2]。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这节文字的问题是比较多的,「骨大丛粗」、「鬣高意阔」、「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的意思都无法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史料的深入认识。幸运的是,玉海卷一四九「唐骨利干十骥」下也保留了这段记载,两相对勘,「骨大丛粗」应作「骨大筋粗」,「鬣高意阔」应作「鬣高臆阔」,「长筋密而如瓣」应作「长肋密而如辫」,「耳根铁勒」应作「耳根纤锐」,「杉材难方」应作「杉竹难方」,「尾本高丽」应作「尾本高麤」,唐会要错讹字太多,以致无法卒读。玉海在当时并不常见,所以岑仲勉先生没有能够利用玉海的记载来校读唐会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由于玉海影印本在学术界的普及和电脑检索手段的应用,可以很轻易地发现相应的记载,并对文字错误进行订正。但是事实上,虽然晚近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也屡屡引到这段记载,但未见有人对如此明显的文字错讹提出怀疑,更没有进行过校勘。在有关的汉文突厥史料中,类似的问题是很普遍的。所以无论从传统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而言,还是就突厥学研究的发展而言,重新进行汉文突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都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基于以上考虑,作者不揣浅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汉文突厥史料重新进行了系统的编年整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就是这项工作的部分内容。3MZ万圣书城

与古代中国大多数周边民族一样,在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的类传中,都专爲突厥立传;在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等政书或地理书中,也都设立了「突厥」专目,记述突厥的历史。如果仅就类传和专目而言,有关突厥历史的汉文记载应该说是非常集中的。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与突厥历史有关的更多的是类传和专目以外的所谓「旁见侧出」的记载,这些记载大都散见于隋唐时代的各种历史文献之中,与类传和专目相比,这些资料数量很大,但缺乏系统性,而且分布也非常分散,不易蒐集。可以说「局部集中」和「整体分散」是汉文突厥史料的最突出的特点。3MZ万圣书城

对于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史料,以往的处理方法是将类传和专目中的史料集中予以辑录,对其他散见的资料则加以编年或另做其他处理。比如,西突厥史料中将有关的汉文史料分作「西突厥列传」、「关于西突厥之其他史料」两个部分,「其他史料」下又分了「北方民族」、「西域诸国」、「其他列传」、「僧人行纪」、「册府元龟中之表册文」五目,分别对有关西突厥的汉文史料加以论列[3]。东突厥史料对汉文突厥史料的处理方式与西突厥史料约略相当,大体按照本纪、相关列传(如吐谷浑传、蠕蠕传等)、突厥传分别论列,对于大唐创业起居注、曲江集等相对比较集中地记述突厥历史的古籍中的资料,也採取特别设立专目的方式予以辑录。突厥集史在汉文史料的蒐集和研究工作方面远远超出了东突厥史料,但对汉文史料的处理方式,却没有脱离沙畹的旧规,也将汉文史料分作「编年」、「突厥传」、「突厥属部传」、「突厥部人列传碑誌」等几个部分,并在「突厥传」下增加了通典中的「突厥」目,整体构架和思路与西突厥史料、东突厥史料基本是相同的,即保留类传和专目史料的原状,对其他散见资料另行辑录。3MZ万圣书城

前辈学者创制的这种体例充分考虑了汉文突厥史料的分布特点,特别是保持了类传和专目中的突厥史料的完整性,优点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体例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类传与专目中的史料与数量更多的散见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繫,使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孤悬在各处,这样既不利于完整地了解历史事件,又无从发现不同来源的史料中自身存在的问题,无法对史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爲了更好地将类传与专目中的史料与散见资料结合起来,我改变了以往的惯例,尝试将集中在类传与专目中的突厥史料分解开来,与其他散见的突厥资料放在一起,统一进行编年辑录。这是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与前辈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3MZ万圣书城

传统意义上的编年体的优点是历史线索清楚,但缺点是史料容易分散,不利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把握。同时,隋唐时期汉文史料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同一事件往往有各种相近的记载,这些记载或出自不同的史源,或来源相同而取捨不一,或者乾脆是辗转钞录。如何处理这些内容大致相同但性质各有差异的史料,是在进行汉文突厥史料的编年工作中特别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如果悉数具录,则重复太多且丧失了编年体线索清楚的优点;如果有选择地辑录,又很可能会丢弃一些重要的讯息,去取之间,不易把握。爲了既保持史料编年线索清晰的特点,又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我针对隋唐时代汉文文献的特点,在体例上对传统意义上的「编年」做了较大的变通。以下试略作解释。3MZ万圣书城

在有关古代突厥汗国的汉文记载中,资治通鉴具有独特的价值。通鉴不仅保留了大量突厥汗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在参考和研究了唐代历朝实录、国史、诏敕、谱牒、别集以及各种野史资料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完备的年代体系。从整体把握突厥历史脉络的角度而言,通鉴建立的年代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在它保留的大量突厥历史的具体记载之下。爲了说明这个问题,试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证。突厥集史卷六编年在贞观二十年之下辑录册府元龟卷三五八的一条记载,称:「张士贵,贞观中爲屯卫大将军。时薛延陀犯塞,士贵督夏州骑士倍道邀击,大破之。」这条记载没有指出具体时间,旧唐书卷八三和新唐书卷九二张士贵传又都没有这条记载。岑仲勉先生根据乔师望任夏州都督期间,曾在贞观二十年出击薛延陀,将本条记载置于二十年击薛延陀之后,称「旧书八三、新书九二本传均不载,当此时事。」但是通鉴卷一九六明确记载此事在贞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而且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册府元龟卷一二五、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张士贵墓誌等也都记载张士贵在贞观十五年爲庆州道行军总管,督领夏州骑士击薛延陀,可证张士贵击薛延陀确在十五年。岑仲勉先生漏检了通鉴的记载,从而误将贞观十五年营州、朔州、灵州、夏州、凉州等五路唐军合击薛延陀,救援突厥可汗李思摩的着名战役,与贞观二十年夏州都督乔师望与突厥将领执失思力出击薛延陀的战事混淆在了一起。这条例证虽然很简单,但它却反映出了通鉴建立的年代体系对于整理和研究汉文突厥史料的重要意义。3MZ万圣书城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编年工作,完全是在通鉴构建的年代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来说,就是以通鉴爲纲,按照通鉴的编年体系,以年爲单位,对通鉴中有关突厥的记载逐条顺序编号,以此作爲辑录汉文突厥史料的主干。同时在通鉴每条记事下,以「参见资料」的形式,分别辑录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太平御览、全唐文以及唐人别集、碑誌、笔记等其他载籍中与通鉴各条记事有关的汉文史料。这样既保持了编年体裁的年代框架,又可以将同一事件的相关记载集中在一起备检;同时围绕通鉴的记述,对各种载籍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发现和解决史料中存在的问题。我以爲这种体裁最大的好处是兼具了「编年」和「纪事本末」两种传统体裁的优长,在以年代爲纲的同时,以历史事件爲中心来研究资料,将不同来源的史料繫于同一事件之下,既便于对史料的考辨,又有利于从整体上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史料编年中常见的重罗列、轻研究的通病。因爲体例的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通鉴也捨弃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突厥史料。对于未见通鉴记载的有关史事,以「补录」的形式予以辑录。有明确繫年者,附见于每年记事之后;没有明确繫年者,则附见于每朝之后,希望能够更全面、系统地辑录出汉文突厥史料。3MZ万圣书城

除了辑录史料外,史料的考辨和研究,也是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重要内容。有关文字异同的校勘,以「校注」的形式标出。「校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尽可能吸收了近些年来新出点校本古籍的校勘成果,反映文献学研究的新进展;同时对已有校勘成果中不尽完善或错误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我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比勘,这部分内容也放在了「校注」之中。3MZ万圣书城

在整理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我还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具体的考证工作。凡是涉及史实考证和说明性质的内容,都统一放在了「备考」之下。说明性质的文字主要是对史料的来源、性质及与其他同类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解释,意图发现和提示来源不同的史料之间的联繫,从多种角度加深对史料的理解;考证史实的部分主要是作者本人对史料和历史事件的考证。希望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尽可能全面、系统辑录汉文突厥史料的同时,做一些具体的基础研究工作,爲突厥史的研究提供一点便利。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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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贵3MZ万圣书城

二○○七年初稿3MZ万圣书城

二○○八年改定 [1] 岑仲勉先生另作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着重对西突厥史料的编年史料做了补充。3MZ万圣书城

[2]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新点校本对这段文字也未作校勘。引文的标点和专名号据点校本加。3MZ万圣书城

[3] 此据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中华书局,1958年。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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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3MZ万圣书城后 记3MZ万圣书城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研究工作,始终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小甫、罗新两位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的,我首先要对两位老友表示深切的谢意。徐俊、孟彦弘先生审阅过初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历史系 涂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多年来给了作者许多帮助和鼓励;于涛先生爲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裏我也要特别向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这项研究的部分工作曾有幸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科学合作协定项目」的支持,谨一併申谢。3MZ万圣书城

吴玉贵3MZ万圣书城二○○八年于北京3MZ万圣书城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 凡例3MZ万圣书城

一 本书辑录史料的範围限于记载突厥 第二汗国(又称后突厥汗国)的汉文史料。对与此相关的,突厥第二汗国建立之前的东突厥及铁勒诸部的汉文史料也予辑录;同时代的西突厥、西域、吐蕃及契丹、奚、靺鞨等,祗辑录与突厥第二汗国有关的汉文史料。3MZ万圣书城

二 全书分爲两编,上编突厥第二汗国前史编年辑考,时代断限爲唐太宗 贞观四年(630)至高宗 调露元年(679),即自突厥第一汗国灭亡之后至突厥 第二汗国兴起之前。下编突厥第二汗国历史编年辑考,时间断限爲高宗 调露元年至(679)至玄宗 天宝四载(745),自阿史德温傅举兵起,至突厥 第二汗国亡国止。3MZ万圣书城

三 资治通鉴的记载在隋 唐史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通鉴不仅参考了作爲旧唐书与新唐书史料来源的所有资料,包括唐代历朝实录、国史、诏敕、谱牒以及各种野史资料等,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对史料进行了严谨的甄别取捨,史料价值甚至超出了旧唐书和新唐书。尤其是通鉴构建的年代体系,是今人认识隋 唐历史演变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有鑒于此,本书以通鉴爲纲,照录相关记载,并以年爲单元,逐条顺序编号,以此作爲辑录突厥 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的时间框架。3MZ万圣书城

四 中华书局点校本通鉴保留了胡刻本依事分段的处理方式,用阿拉伯数字标识胡刻本原来的分段面目;又在每事之下细爲分段,不标号码。本书保留了点校本通鉴原有的分段,并且也以阿拉伯数字标识;对标点者所作的分段,则使用底点予以区分,如点校本卷二○六武则天 圣曆元年(6530页):3MZ万圣书城

7 六月,甲午,命淮阳王 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爲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3MZ万圣书城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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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六月,甲午,命淮阳王 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爲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3MZ万圣书城

2.2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3MZ万圣书城

点校本「7」,表示本条爲胡刻本圣曆元年第7段纪事,点校者根据文意又从「凤阁舍人」以下另作分段,但不标号码。本书分别标以「2.1」、「2.2」字样,底点前的「2」表示这段记载在本书中表示胡刻本圣曆元年有关突厥史料的第2段纪事;底点后的「1」、「2」表示中华书局点校本在胡刻本基础上细分的段落。3MZ万圣书城

五 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通鉴的分段作爲辑录史料的基本单位,凡文中提到的通鉴某条,即指点校本分段而言。3MZ万圣书城

六 当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重大歧异时,通鉴往往利用考异来表明取捨资料的根据,即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备引诸说,然后说明去取的理由。考异不仅有助于了解通鉴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而且也保留了许多现在已经佚失的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在辑录通鉴史料时,将考异中有关的内容,也一併以「校注」的形式附见于各条记事之下。3MZ万圣书城

七 胡三省以毕生精力研究注释通鉴,除了对前后史事的勾连贯通之外,尤长于地理、制度的研究,对于胡注有关内容,尤其是关于地理的注释,本书也选择重要者以「校注」的形式附见于各条记事之下,以备参考。3MZ万圣书城

八 点校本通鉴校文以小字夹注的方式随文标出,本书移置于每段之下,与考异、胡注一起,以「校注」的形式标出。「章」表示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张校」表示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退斋校」表示张瑛资治通鉴校勘记;「熊校」表示熊罗宿资治通鉴胡刻校字记;「严」表示严衍资治通鉴补。3MZ万圣书城

九 作爲一部编年体的着作,通鉴不可能穷尽有关突厥第二汗国的史料,在建立了相对科学的时间框架的同时,因爲体例的局限和其他原因,通鉴也捨弃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史料。本书在通鉴每条记事下分别辑录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太平御览、全唐文以及碑誌、笔记、别集等其他载籍中与通鉴各条记事有关的汉文史料作爲「参见资料」,儘可能在保留通鉴建立的年代体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弥补编年体史书剪裁史料的缺陷,以更全面、系统地辑录相关史料。3MZ万圣书城

一○ 对于未见通鉴记载的有关史事,本书以「补录」的形式予以辑录。有明确繫年者,附见于每年记事之后;无者,则附见于每朝之后。3MZ万圣书城

一一 各段史料之下「校注」的内容除了考异、胡注、点校本通鉴校文、各种史料点校本的校勘记外,还包括本书作者对有关史料所做的校勘工作。误、衍、倒字加( ),用小字表示;改正及增补的文字,加〔 〕表示。3MZ万圣书城

一二 文字校勘以外,本书作者还对有关史料做了一些考释工作,这些考证和其他一些说明性质的内容,以「备考」的形式附见于各段史料之下。3MZ万圣书城

一三 对于所辑录的史料,除了加现代标点外,本书还依据点校本通鉴提出的原则加标了专名号。有些典籍已有专名号,本书所标或有不同,除关涉文意的理解外,对此一般不作特别说明。辑录史料中一些连属上下文的文字,加【 】表示,以与正文相区别。3MZ万圣书城

一四 每条史料都在末尾注明出处。内容及措词相同的史料,祗辑录其中一种,其他相同的记载祗在末尾以参见形式注出。内容相同而敍述各异的史料,分别予以辑录。辑录史料宁繁勿阙,希望能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便利。3MZ万圣书城

一五 通鉴记事顶格,「参见资料」及「补录」低两格。3M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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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上中下三册,作为《北大民族史文库》中的重要作品,展示了对突厥第二汗国的深入研究与精细编纂。该书通过整理和分析突厥汗国时期的汉文史料,填补了突厥历史研究中相关资料的空白,对突厥历史、文化与政治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评价。书中通过编年体的方式,将大量的汉文史料进行系统化的收集与整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入的研究深度。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史实依据,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多视角的解读框架,助力突厥历史学科的发展。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突厥第二汗国的历史背景与研究意义、该书的编纂原则与方法、书中所涉及的主要史料和文献资源、以及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1、突厥第二汗国的历史背景与研究意义

突厥第二汗国(公元682-744年),作为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实体,其历史地位与文化成就一直是中亚历史研究的重点。突厥第二汗国的建立,标志着突厥民族从分裂状态中恢复并重新崛起,且在此期间,突厥汗国与唐朝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突厥汗国的建立,不仅对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中原与中亚的互动提供了历史依据。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详细资料梳理,弥补了突厥历史研究中对该时期汉文史料的不足。以往,突厥历史的研究多依赖于突厥文献和其他外语资料,汉文史料的贡献相对较少。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学术意义,它不仅拓展了史料的来源,还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此外,突厥第二汗国与唐朝的互动也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在这一时期,唐朝与突厥汗国之间的外交往来频繁,突厥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深受唐朝影响。因此,研究突厥第二汗国的历史,不仅能加深对突厥民族的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对外政策与文化的传递。

2、编纂原则与方法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编纂方法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和系统性。全书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对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进行按时间顺序的记录与整理。这种编纂方式使得史料的呈现更为直观,便于读者从时间轴上理解突厥汗国的兴衰变迁。

该书在史料的选取上极为谨慎,编者通过对大量汉文史料的筛选,精选出与突厥汗国相关的重要资料。这些史料不仅包括了来自唐朝的官方记载,如《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相关条目,还涉及了大量民间文献、史官记载以及部分突厥汗国直接的交往记录。这些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全面了解突厥汗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此外,编者在资料的注释与解释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对一些较为晦涩难懂的古文和历史细节进行了详尽的注解。通过这些注释,读者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史料内容,还能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提升了书籍的学术价值。

3、主要史料和文献资源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所收录的史料种类繁多,涵盖了从唐代到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多个重要文献。这些史料包括了唐代朝廷的官方记载、史官的编纂文献、以及部分与突厥汗国外交有关的官方文书。这些文献记录了汗国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突厥汗国史料框架。

其中,《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突厥史记载,是研究突厥历史的基本文献之一。书中对突厥第二汗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关系以及突厥汗国灭亡的过程做了详尽记录。此外,唐代文人的诗歌、奏疏等,也为了解当时突厥汗国的文化风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此外,部分民间文献和地方志也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文献虽然偏向局部地区的记载,但通过分析这些地方史料,能够更好地理解突厥汗国时期社会的变迁、民族的融合以及民间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史料弥足珍贵,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4、学术价值与影响力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不仅在史料整理与编纂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其对于突厥历史的深入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该书的出版,突厥第二汗国的研究在汉学界取得了新的突破,填补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

从学术影响的角度看,该书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国际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随着突厥历史研究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为全球研究突厥历史的学者提供了基础性资料,进一步推动了突厥史学的国际化。

此外,该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思路与方法。通过对史料的系统整理和编年体呈现,它为后续的历史编纂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在多种史料的融合与对比分析方面,展示了极高的学术价值。

总结: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作为一部集学术性、系统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作品,为突厥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书中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编纂和详尽注释,使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全面。无论是对于学术界的历史研究,还是对于普通读者的文化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突厥第二汗国历史的回顾,更是历史学科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通过对汉文史料的深入挖掘,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也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本文由nayona.c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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