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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碑刻全集(套装上下册)》以概况、正文、图片的形式,将这些珍贵资料汇集为一体,形成图文并茂的灵石历代金石集大成,从而为我们研究利用这份遗产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料。VSb万圣书城
《灵石碑刻全集(套装上下册)》介绍物华天宝的灵石,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地,林立的石刻,丰富的内涵,为世人所瞩目。然年湮代远,风雨沧桑,岁月的剥蚀及来自各方面的破坏,损失惨重,令人痛心。尽管如此,从北魏至宋元间仍有少量遗存,明清及民国遗物则随处可见,堪称一部集石雕与书法艺术为一体的灵石千年“通鉴”,同时也是一部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简明三晋乃至中华千年历史的缩影。它是灵石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灵石地方史、明清晋商史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料,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出版《灵石碑刻全集(套装上下册)》不仅是热爱本土文史事业、对地区文史强烈的追求、探索与解释,更是期待文史研究的大丰收,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开发,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它、辨别它,揭示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由来,让古老深厚的灵石文化,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VSb万圣书城作者简介VSb万圣书城刘秋根,男,1963年生,原籍湖南新邵县,1983年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同年师从着名历史学家漆侠教授学习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1986年河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97年河北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典当业、合伙制、商业信用等课题的研究。已经出版专着两部(《中国典当制度史》、《明清高利贷资本》),发表相关论文近六十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合伙制研究》,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曾获河北省社科学优秀成果专着一等奖、专着二等奖、论文三等奖。所参与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获郭沫若历史着作二等奖。VSb万圣书城VSb万圣书城景茂礼,1953年生,山西灵石人,2002年加入灵石县文史研究会、《灵石文史丛书》编委会,2005年受聘灵石县志编纂办公室编辑。参与编撰《灵石县志》(1978-2011)、《中共灵石历史纪事》(1949-2011)、《历史人物与灵石地名》、《王家大院志》等多部灵石志丛书,撰写编辑《日军侵灵行实录》,景、何、梁、张多家族谱等地情资料专辑,着有《介子推与灵石》、《历程》等书,为灵石文化艺术中心、灵石介林、王家大院、厦门古堡、红崖沟等单位撰写了大量文字资料。在省、市、县报刊杂志发表文章100余篇。论文《大禹治水始于厦门》获晋中市社会科学研究优奖。VSb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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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碑刻全集(上)》VSb万圣书城前言VSb万圣书城凡例VSb万圣书城北魏·唐·后梁VSb万圣书城两渡镇圪台村石佛寺造像碑记VSb万圣书城绵山大唐汾州抱腹寺碑记VSb万圣书城南关镇崇徽公主手痕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县瑞石文VSb万圣书城灵石唐河东节度使王宰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高壁镇新建通济桥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唐故宋府君墓志铭VSb万圣书城宋·金VSb万圣书城灵石资寿寺大宋受公预修幢题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公主圣母庙碑记VSb万圣书城抱腹山回銮寺及诸寺院灵境之碑记VSb万圣书城汾州介子推庙可洁惠侯制碑记VSb万圣书城河东陕西路经制使司文件记VSb万圣书城张壁村张氏古墓地志VSb万圣书城交口乡马家庄村马公墓地志VSb万圣书城英武乡卧牛神庙幢记VSb万圣书城灵石古太平村杨氏墓地志VSb万圣书城交口乡马家庄村马氏墓地志VSb万圣书城段纯镇翟家山村经幢记VSb万圣书城重修回銮寺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女娲庙铭碑记VSb万圣书城南关镇乔家山村重建可汗庙碑记VSb万圣书城两渡镇南续村王高墓志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洁惠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公主圣母庙碑记VSb万圣书城元VSb万圣书城交口乡温家沟村温元帅墓志铭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洁惠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静升镇苏溪村资寿寺幢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建洁惠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南关镇仁义村重修城隍庙碑记VSb万圣书城静升镇南浦村天齐庙兽头记VSb万圣书城马和乡葫芦头村重建广禅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静升村庙学碑记VSb万圣书城交口乡西庄村重修介庙碑记VSb万圣书城南关镇乔家山村重修可汗庙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汉淮阴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建洁惠侯庙碑记VSb万圣书城明VSb万圣书城两渡镇冷泉村关帝庙幢记VSb万圣书城夏门镇文殊原村庙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介林曾柴诗碑记VSb万圣书城静升镇旌介村闲云和尚道行碑记VSb万圣书城夏门镇沟东村刘氏圣旨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重修资寿寺碑记VSb万圣书城马和乡尽林头村重修三清岩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介林李东阳诗碑记VSb万圣书城交口乡东逻村柏山清烟寺碑记VSb万圣书城交口乡马家庄村重修兴国寺碑记VSb万圣书城交口乡马家庄村兴国寺布施碑记VSb万圣书城灵石资寿寺药师佛殿碑记VSb万圣书城夏门镇峪口村重修河东公祠碑记VSb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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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碑VSb万圣书城碣就是其中的一种。现在人们所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VSb万圣书城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VSb万圣书城类。 VSb万圣书城所谓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实际上,在汉代以前的碑是无字的,论起这种无VSb万圣书城字碑的前身则是木质的,是随着人们开采山石本领的提高而逐渐转变成石碑。无VSb万圣书城字碑的用途主要有3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VSb万圣书城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VSb万圣书城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利用墓前的石碑,刻上亡人的功绩,让别人都能看到,随着此风的日渐盛行,碑的VSb万圣书城字义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VSb万圣书城倒不能称其为碑了。 VSb万圣书城碣是指圆顶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时,碑和VSb万圣书城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的丧葬制度就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准许立碑,以龟为底VSb万圣书城座,顶部刻有螭龙图案五品以下的官员只能立码,底座为四方形,顶部为圆形。VSb万圣书城由古及今的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VSb万圣书城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VSb万圣书城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石鼓文》就是碣,其VSb万圣书城形状上面小而下面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4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VSb万圣书城在这4个面上。 VSb万圣书城中华第一古物——石鼓文碑上所刻的文字中华第一古物——石鼓文碑上所刻的文字,最初仅是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VSb万圣书城位、卒葬年月。后来文辞逐渐增多,加入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VSb万圣书城悼念的诗铭,使碑文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过路的人可以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VSb万圣书城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也叫做墓表。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栓VSb万圣书城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堂是子孙纪念祖先、人们纪念清官的地方,VSb万圣书城神庙是信徒群众纪念圣贤神仙的地方。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VSb万圣书城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VSb万圣书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碑的意义也在不断地变化。南北朝时期,VSb万圣书城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表示这是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其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VSb万圣书城人物,开始有记事、颂扬功绩的成份。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VSb万圣书城书法艺术的碑,主要是为了艺术鉴赏。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阙、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VSb万圣书城一块碑,主要包括碑额、碑身、碑座三个部分。 VSb万圣书城碑石的上端,刻碑文题目的地方,称为碑额。用篆字书写题目的,叫做篆额,VSb万圣书城用隶书书写题目的,叫做题额。早期的碑,碑额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整块石板。VSb万圣书城汉碑都比较矮小,魏晋以后,愈来愈高大。唐时,碑额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VSb万圣书城好后装配而成。碑额正面被雕上精致的螭龙花草纹样。碑额的宽度和厚度都超过VSb万圣书城碑面,保护碑面不至于受到雨雪的直接浇淋。 VSb万圣书城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为碑阳。其反面则相对称为碑阴。有VSb万圣书城一些较厚的碑版,两边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这块由碑阳、碑阴、VSb万圣书城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VSb万圣书城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面上。碑阴一般都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的款式包VSb万圣书城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如河北邯郸的《礼器碑》,碑阴题名中有VSb万圣书城“赵国邯郸宋镇元世二百”,其意为赵国邯郸县人宋镇,字元世,出钱二百,捐VSb万圣书城助立碑。有些碑的碑阴并不是用来刻录题名的。有的碑阴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VSb万圣书城如《唐立纪信墓碑》。纪信是汉高祖时代的人,他的墓一直保存到唐代,可惜的VSb万圣书城是墓碑不知何时亡佚了,唐代人就为其重立一块没有字的墓碑,由于这块碑独立VSb万圣书城于田野之上,又怕后人误认此碑是汉时所立,就在着录的时候,加上“唐立”二VSb万圣书城字,又在碑阴刻上一篇《记得碑始末》的说明。北魏孝文帝的《吊比干文》与唐VSb万圣书城太宗的《赠比干太师诏并祭文》到北宋时都已经是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北宋人VSb万圣书城索性把原刻磨平,依据旧时的拓本将碑文重新刻于碑上,并在碑阴刻上一篇《重VSb万圣书城刻记》。这两块碑的碑面和碑阴虽然都是北宋所刻,但代表的时代不同,书法也VSb万圣书城不是同一时代,同一人所出。这种与碑面文章有关的碑阴刻字,除了题名以外,都叫“碑阴记”。也有一些古代碑碣,本来碑阴没有刻字,后人就利用这些空白,VSb万圣书城或者将原碑阳上的文字磨平,重新刻上新的碑文。例如,少林寺墙上有一块金代VSb万圣书城刻的《观世音画像碑》由于近年庙宇翻修,才发现其碑阴是失踪了800多年的《唐VSb万圣书城太宗教书碑》。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但是做着录的时候,VSb万圣书城还是以先刻者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VSb万圣书城有一些较厚的碑版,在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VSb万圣书城在左侧续刻。但一些着名大碑的碑侧主要是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VSb万圣书城饰。 VSb万圣书城有一些碑较为巨重,为了防止它们沉陷,人们就另外制成一块长方形或方形VSb万圣书城的平面石板,依照碑石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VSb万圣书城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也叫碑跌。跌是脚跟的意思,碑跌就是指碑的脚VSb万圣书城跟,用来维持碑的直立。现在常见的碑座是龟形,称为龟跌。唐代的大碑或御碑VSb万圣书城(碑文为皇帝所撰写),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乌龟,这个大龟叫做“赑屃”bìxVSb万圣书城ì。据说龙生九子,其中一个就是赑屃,它的力气最大,喜欢背极为沉重的东西。VSb万圣书城后人就是根据这个神话,把碑座制成龟形。 VSb万圣书城
赑屃碑座碑碣的制作是较为复杂的。首先要将由山上采来的碑石磨平,而后VSb万圣书城用磷笔将预先撰好的碑文书写在石板上,叫做书丹,然后由掌握精湛的摹刻本领VSb万圣书城的刻工在反复揣摩原作,领会了原作风格和特点,以及运笔的规矩法度的基础上,VSb万圣书城进行凿刻。凿刻时,刻工左手执刀,右手握锤,匍匐在碑石上,一锤一锤地凿刻VSb万圣书城碑文,无论是湿笔,还是枯笔,每刻一字都要刀笔俱见,浑然一体。这样雕刻出VSb万圣书城来的碑文,再经拓印,白字黑纸,倍觉醒目。古今如林的名碑大碣都是如此精雕VSb万圣书城细刻而成的。 VSb万圣书城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栓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 祠堂是子孙纪念祖先、 人们纪念清官的地方,神庙是信徒群众纪念圣贤神仙的地方。 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碑的意义也在不断地变化。 南北朝时期,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表示这是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其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记事、颂扬功绩的成份。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主要是为了艺术鉴赏。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 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阙、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一块碑,主要包括碑额、碑身、碑座三个部分。 碑石的上端,刻碑文题目的地方,称为碑额。用篆字书写题目的,叫做篆额,用隶书书写题目的,叫做题额。早期的碑,碑额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整块石板。汉碑都比较矮小,魏晋以后,愈来愈高大。唐时,碑额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碑额正面被雕上精致的螭龙花草纹样。碑额的宽度和厚度都超过碑面,保护碑面不至于受到雨雪的直接浇淋。 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为碑阳。其反面则相对称为碑阴。有一些较厚的碑版,两边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这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面上。碑阴一般都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的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如河北邯郸的《礼器碑》 ,碑阴题名中有“赵国邯郸宋镇元世二百” ,其意为赵国邯郸县人宋镇,字元世,出钱二百,捐助立碑。 有些碑的碑阴并不是用来刻录题名的。 有的碑阴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如《唐立纪信墓碑》 。纪信是汉高祖时代的人,他的墓一直保存到唐代,可惜的是墓碑不知何时亡佚了,唐代人就为其重立一块没有字的墓碑,由于这块碑独立于田野之上,又怕后人误认此碑是汉时所立,就在着录的时候,加上“唐立”二字,又在碑阴刻上一篇《记得碑始末》的说明。北魏孝文帝的《吊比干文》与唐太宗的《赠比干太师诏并祭文》到北宋时都已经是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北宋人索性把原刻磨平,依据旧时的拓本将碑文重新刻于碑上,并在碑阴刻上一篇《重刻记》 。这两块碑的碑面和碑阴虽然都是北宋所刻,但代表的时代不同,书法也不是同一时代,同一人所出。这种与碑面文章有关的碑阴刻字,除了题名以外, 都叫“碑阴记” 。也有一些古代碑碣,本来碑阴没有刻字,后人就利用这些空白,或者将原碑阳上的文字磨平,重新刻上新的碑文。例如,少林寺墙上有一块金代刻的 《观世音画像碑》 由于近年庙宇翻修, 才发现其碑阴是失踪了 800 多年的 《唐太宗教书碑》 。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但是做着录的时候,还是以先刻者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有一些较厚的碑版,在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着名大碑的碑侧主要是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有一些碑较为巨重,为了防止它们沉陷,人们就另外制成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依照碑石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也叫碑跌。跌是脚跟的意思,碑跌就是指碑的脚跟,用来维持碑的直立。现在常见的碑座是龟形,称为龟跌。唐代的大碑或御碑(碑文为皇帝所撰写),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乌龟,这个大龟叫做“赑屃” bìxì 。 据说龙生九子, 其中一个就是赑屃, 它的力气最大, 喜欢背极为沉重的东西。后人就是根据这个神话,把碑座制成龟形。 赑屃碑座碑碣的制作是较为复杂的。首先要将由山上采来的碑石磨平,而后用磷笔将预先撰好的碑文书写在石板上,叫做书丹,然后由掌握精湛的摹刻本领的刻工在反复揣摩原作, 领会了原作风格和特点, 以及运笔的规矩法度的基础上,进行凿刻。凿刻时,刻工左手执刀,右手握锤,匍匐在碑石上,一锤一锤地凿刻碑文,无论是湿笔,还是枯笔,每刻一字都要刀笔俱见,浑然一体。这样雕刻出来的碑文,再经拓印,白字黑纸,倍觉醒目。古今如林的名碑大碣都是如此精雕细刻而成的。 追溯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今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首先,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可见于碑碣,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笔画完好,神完气足,或古茂浑朴,或苍劲雄健,或秀丽飘逸,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除此之外,在北魏、唐、宋的碑额、碑座、碑侧和墓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如唐《大智禅师碑》 ,不仅从中可以欣赏史维则的隶书,而且可以用来欣赏和研究我国古今装饰图案。这个碑的碑额左右各有 3 条龙并头吐气,周缘刻有云纹,中间是一尊坐佛,摆脱了一般碑式的俗套,给人以雄浑博大之感。碑身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 碑碣除了拥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以外,更拥有极大的历史价值,许多碑刻都记有当时的大事及重要人物,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历代的石经碑刻,也是古代的重要文献资料,称得上是石质书库。这些资料不仅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也称得上是颇有价值的史料,往往为专家学者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原始材料。 大智禅师碑总而言之,碑碣是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辈们对其加以了解和研究,从中深入地体察我国莽莽苍苍的 5 000 年历史。 二 碑碣渊源何处寻 碑碣之史,源远流长。若论有据可查的历史,当是应该首推秦代,而繁荣于 汉代,经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后世虽然承继了前代刻碑之风,但由于墨书的日渐普及,却少有能与前代气势、规模、制作之精美相提并论了。然而,若论起中国碑碣的渊源,依据古时的传说,当推到大禹时代。 相传《夏禹岣嵝碑》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岣嵝山位于湖南衡山,现名祝融峰。唐代时,有人发现山上刻有 77 个形象奇古的文字,无人认识,却被认定是夏禹王治水时经过此山,为记录治水之功而刻。有很多人曾专门去寻访,可惜一无所获。韩愈曾作诗来形容自己失望而归的情形 岣嵝山尖神禹碑, 字青石赤形模奇。 千搜万索何所有, 森森绿树猿猱悲。 后来,有个南宋人游衡山时发现了这个石刻,用白纸拓了 72 字回来,刻成石碑后安放于一个道院之中,与此前后又有人仿刻了一碑存于长沙岳麓书院,以后各代纷纷有人翻刻此碑,而宋代的两块碑,却再也寻不到踪迹了。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夏禹峋嵝碑》都是明代的翻刻本。该碑由于原石早佚,无法验证究竟是何代所刻,有很多人认为并不是夏禹王所刻,大概是刘禹锡、韩愈以后的人根据他们的诗文而刻制的。 另一块依旧时传说被认为较早的刻石是《周穆王坛山刻石》 ,上有“吉日癸巳”四字。该石刻位于河北省赞皇县坛山上,汉唐以来一直没有人提起过。北宋初年被发现后,开始有拓本流行,后来此块山石干脆被凿下来,嵌在赞皇县署的 墙上。后人多认为该刻文字的字形不像古文,反倒类似秦时的小篆,有的人干脆把它与唐代的李阳冰联系在一起,认为字迹极为相像,否定此刻石为周穆天子所刻。 周穆王坛山刻石此外,相传为夏、商、周三代刻石的还有《比干墓宇》 、 《吴季于墓碑》 、 《石鼓文》等,但在这些刻石中,只有《石鼓文》是有确凿证据,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的刻石。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优秀石刻书法作品,又称《猎碣》或《石碣》 。石鼓是 10 个像鼓形的圆石,四周刻着古字。大约是每一鼓刻有一首有韵律的诗,诗的体裁像《诗经》的四言诗,其内容有叙述田猎的,有叙述渔钓的,也有颂扬天子、形容出师征伐的。石鼓上的字体是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体,其中字型与大篆相似的较少,与小篆相似的较多,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字是李斯制定小篆不久以前的文字,从而可以确定石鼓是刻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即公元前337 年到公元前 246 年这一段时间内。 《石鼓文》自汉代始,一直默立于陕西凤翔县三畤原的田野中,无人问津。唐初,一些关心古代文物的人士发现了它,引起极大的轰动,韩愈就曾写过《石鼓歌》 。 辞严义密读难晓, 字体不类隶与科。 鸾翔凤翥众仙下, 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纽壮, 古鼎跃水龙腾梭。 石鼓被发现后,唐代的宰相郑余庆曾把 9 面石鼓移到凤翔府的孔庙中。但在唐末、五代兵变中,石鼓又散失了,北宋初年,一个叫司马池的人又收集到 9面石鼓,把它们重新安置到风翔府学宫中。至于剩下的一面石鼓,则是在一个农民家中发现的,可惜这位务实的老农已经把石鼓改成石臼,使鼓上刻字每行都损失了 3 个字。后来,宋徽宗下令将石鼓迁到首都开封,视之为国宝,并下令用黄金将石鼔的刻文填满,不让人们椎拓,以保护刻文。然而宋徽宗这位颇有文才的倒霉皇帝,却时运不佳,不仅自己被金人掠走投入井下,连石鼓也随着开封的陷落, 被金人搬到了燕京。 一向颠沛流离的石鼓却因祸得福, 从此立足于北京孔庙,直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 被迫随故宫文物南迁。 我国解放后, 石鼓重新回到北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历代以来,石鼓屡经迁徙,使鼓上文字剥蚀十分严重,字迹极为模糊。曾被当做石臼的第八鼓已经无字可寻了。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自此也开创了中国刻石记事之风。秦代刻石多采用就地取材的山石。字体是李斯统一的小篆。秦代刻石现在见于记载的都是始皇刻石,是秦始皇东游之时,在所到之处立碑刻字,以宣扬他统一的业绩。其刻石共计 6 种 《琅琊台刻石》 、 《泰山刻石》 、 《绎山刻石》 、 《会稽刻石》 、 《碣石刻石》 、 《之罘刻石》 。但是据古文字学家鉴定,只有《琅琊台刻石》是秦刻石的原石,其他都是后代补刻或者是翻刻的。历经沧桑的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为秦篆书刻石,是始皇帝二十八年(前 219 年)秦始皇登山东诸城的琅琊山时,李斯等人为颂扬秦的德政而立。相传碑文由李斯书写,四面环刻。现在所见碑文由于失损,只留下一面,计 13 行 87 字,大部分字迹也是模糊不清。残文第一行是始皇原刻的最后一行,为从臣“五大夫杨樛”的题名以后 十二行是二世皇帝加刻的诏书,用来说明此刻石是始皇帝所刻,使后世人不会产生疑误。此刻石是秦刻石中最为可信的一种,既可作历史参考资料,又能见到李斯所书小篆体的真面目。此刻石原来在山东诸城琅琊台,后来被移到山东省博物馆,1959 年,被移置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泰山刻石》在秦刻石中的地位也较为重要,其书体是标准的小篆体。该石是秦始皇在公元前 219 年东巡登临泰山时所刻,位于岱顶,主要是颂扬秦的功德。该刻石石形扁圆,四周刻字,三面是始皇诏,一面是二世皇帝加刻的。原石历经磨难,到明朝时,仅剩下 29 字的残石,被存放于碧霞元君祠,结果却于清乾隆五年(1740 年),毁于一场大火。现存于岱庙的 10 字残石则是得自于岱顶的玉女池中,而关于此残石的真伪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泰山刻石残迹秦刻石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代文字石刻, 对我国史学、 文字学、书法艺术的研究都有极大的价值,也为以后历朝历代开创了刻石记事的先河。 自秦入汉,进入我国碑碣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代。汉碑受山石开采技术的限制,体制较为矮小,因而少有如同秦刻石那样的巨制。把秦刻石上秦始皇所刻文辞与后来增刻的秦二世的诏书相加,每一块刻石都有 200 多字,而西汉 214年间,就是几十字的石刻,也很少见。直到东汉时期,一直受冷落的刻石之风才又复兴起来。汉代大部分的优秀碑碣制品都集中在东汉晚期桓灵二帝(147—188年)短短的 40 年间。 西汉时期的碑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王国刻石纪年。汉时分封王国,各王国不仅都有自己的纪年,也可以只使用自己的国号,而不用象征着大一统的国名“汉” 。这种历史现象就可以从西汉的碑碣上得到证实。 《群臣上寿刻石》是现有汉代刻石中最早的作品。其内容是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 ” 宫殿、陵墓所用石料上的刻字。例如,山东曲阜 1970 年出土的《鲁王陵塞石》 ,其上刻有文字的共 15 块,所刻内容则是这些石块的排列次序或者是石工的姓名。 神道阙铭,又称神道碑,也是西汉刻石的一种。阙是指宫殿门口的两座左右对立着的门楼。在祠庙或者陵墓前的神道口,也都立有这样的石阙。宋代人洪适在第一部记录汉魏隶书碑刻的书籍——《隶释》中记载了建元二年所建的“郑三益阙铭” ,一般认为这是最早的汉墓阙铭。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惟一的西汉阙铭是《麋孝禹阙铭》 ,可惜这也不是整个石阙,而仅是一块出土的长方形石板,上面也仅存下两行刻文,向后人证明这也曾是一块石阙。 陵墓石刻。西汉时期的陵墓石刻还不能称为正式的墓碑,仅是墓前的悼念文物而已。其代表作主要有曲阜现存的祝其卿和上谷府卿二坟坛刻石,以及西安的《霍去病墓石刻字》 。 王莽时期莱子侯刻石西汉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地界碑。出土于山东邹县的《莱子侯刻石》 ,是王莽统治时期,莱子侯为他的几个儿子分封土地,划定地界所刻。全文共 35 字,算得上是现存西汉石刻中文字最多的一例。 纵观西汉刻石,可谓寥若晨星。而东汉则可以名符其实地被称为中国碑刻的第十个繁荣期,其碑刻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地超出了前代。这一时期碑刻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石阙、墓碑、祠庙碑、有关开山治水的刻石记录、墓志等。 石阙的制作到东汉时,愈来愈为精巧,不仅用一块块石块垒成高大的门楼形状,在四面还多用减地、线刻等手法刻上图案和文字,使之图文并茂,颇有艺术鉴赏价值。一些着名的东汉石阙主要集中在四川。梓潼的《侍御史李业阙》称得 上是东汉最早的神道阙, 但该阙上面的铭文却只留下 5 个字。 渠县北赵家坪的 《冯焕阙》仅存东阙。渠县北月光乡燕家村的《沈府君阙》是四川约 30 座汉阙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对。这两个石阙不仅书体挺秀放逸,且有青龙、白虎衔壁、凤凰展翅等装饰画像,极为生动、形象,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也都有汉阙出土。如山东的《武氏石阙》 、 《南武阳功曹阙》 、 《皇圣卿阙》 ,北京的《幽州书佐秦君神道阙》等。这之中最着名的,还应当数河南嵩山的 3 座中岳汉代石阙。中岳三阙即《太室阙》 、 《少室阙》和《启母阙》 ,都是祠庙前的神道阙,建于东汉安帝年间(107—125 年)。 《太室阙》位于太室山下中岳庙前 《少室阙》位于少室山旁少宜山庙前, 《启母阙》位于万岁峰下,北边有一巨石称为启母石,相传是夏启的母亲化成的石头。此三阙图文并茂,有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奇禽怪兽以及贵族豪华奢侈生活的画面,也有“大禹化熊” 、 “女娲”等神话故事文字。这三阙是研究我国古代雕刻、 美术史、 书法、 文字演变史, 以及东汉历史的宝贵资料。 墓碑和祠庙碑在东汉石刻中数目最多。有很多墓碑和祠庙碑在唐宋时代就受到世人的重视,颇为有名,较为着名的墓碑有《酸枣令刘熊碑》 、 《湘妃庙碑》 、《鲁峻碑》等。在孔家墓碑的集中之地曲阜,更有众多的汉墓碑精品。如孔子后裔的墓碑《孔宙碑》 、 《孔褒碑》 、 《孔彪碑》 、 《孔谦碑》 。在诸多汉墓碑中,保存最完好的是青海出土的《三老掾赵宽碑》和天津出土的《雁门太守鲜于璜碑》 。这两座碑碑石完整无损,字迹清晰可辨,大概是由于刻成后就被埋入土中,没有受到风南剥蚀的缘故,才保持如新。可惜,这样的精品却也难逃天灾人祸,由于青海博物馆的一场大火,人们再也见不到《赵宽碑》的芳容了。 《背全碑》也是汉墓碑的名品,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十月。曹全是敦煌人,东汉灵帝时被举荐为孝廉,后转任郃阳令,曾随军远征疏勒,建有战功,在他任官期间, 也颇有政绩,此碑就是他的属下官员王敞等人为他记功颂德而立。 《曹全碑》是后代临习汉隶的最佳范本,现保存于我国西安碑林之中。 东汉的祠庙碑以曲阜孔庙的《乙瑛碑》 、 《礼器碑》 、 《史展碑》最受世人称颂,被誉为汉隶之雄。 《乙瑛碑》是三碑中最早的,专门记载鲁相乙瑛请求在孔庙设置专门官员以执掌祭祀之礼而刻制的。 《礼器碑》的主要内容是赞扬韩敕修饰孔庙和制作礼器之事。该碑碑体独特,没有碑额。 《史晨碑》两面均刻有完整的铭文,前碑叙述了史晨到任后礼谒孔宅,祭祀孔庙的情况后碑记述当时史晨率众907 人飨礼孔庙修饰宅庙,增加设施的情况。华山是中国的西岳,上有华山庙,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都有在此建碑的传统,但在众多华山庙碑中, 《汉西岳毕山庙碑》当推首位,碑文记述了帝王修封禅、祭天地的事情。可惜这块碑石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2 年)的大地震。后人仅可通过拓本来欣赏其卓绝的风貌。此外,河南元氏县的《封龙山颂》 、 《三公山碑》 、 《白石神君碑》 、 《无极山碑》也较为着名。 东汉有一些碑刻是关于开山辟路,修治水利的工程记录。这些所谓的碑,对于开山辟路的工程来说,就刻在山崖上,随山势而运笔,实应称之为摩崖,至于兴修水利的铭记,则多立于水口河边,以至于这些铭记或被洪水淹没或被当地的农民取作别用,而今日所能见到的,可谓少之又少,与这种铭记相比,汉代的摩崖流传至今的确实很多。这些摩崖当属汉中褒谷山一带最值得一提。陕西褒城是秦蜀交通要道,早在 1 900 多年前的汉代,就在褒谷山下开凿了世界最早的穿山交通隧道——石门,使栈道穿行其中,以后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常感于这里山水之胜,而在此题刻抒怀,最主要的是 1 000 多年来,这一古道和石门屡经修整,就在这里依山刻石记事,从而形成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或记述栈 道之兴废,或追怀倡修者之功德,或歌咏山川之秀美,其内容异彩纷呈,其书体丰采多姿,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是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所推崇的瑰宝。其中汉代摩崖共计 8 块,以《石门颂》最为出名。是东汉建和二年(148 年)十一月为记述汉司隶校尉杨孟文修石门道一事而刻。 墓志又称墓碣,上刻死者的生平梗概等内容,埋入墓穴棺材之前。以前一向以为墓志开始于南北朝时代, 但本世纪以来出土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马姜的墓志和山西峄县出土的东汉《杠临为父作封记》 ,其作用和文体都可以归为墓志范围之内,足可以证明墓志创始于东汉。 《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石经的鼻祖,对校正古籍,研究经史及书法诸方面均有重要价值。东汉末期,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出现许多文字错误。蔡邕等人上书要求统一六经文字,得到灵帝的批准之后,把《周易》 、 《尚书》 、 《鲁诗》 、 《仪礼》 、 《春秋》 、 《公羊传》和《论语》七种儒家经典加以审慎考订,刊刻在 46 块碑石上,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巨大的石经刻石。9 年之后,东汉光和六年(184 年)刻成,立于洛阳太学讲堂门外,由于刻石始刻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石经刻成之日,来观看和抄录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石经后来历经兵火,屡遭破坏,几乎亡佚殆尽。直至近代,才陆续在洛阳、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的残石,有的只存几字,百字以上者屈指可数。 汉代碑刻虽然数量多,品种繁,但在考证历史方面的作用却不大。因为一些出土墓碑的墓主多为无名之辈。所以汉碑中极少有记载历史大事的。但汉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则有极高的价值,是中国书法演进的重要时期。 汉代碑刻的繁荣为后代碑刻百花齐放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汉末天下开始大乱,东汉建安十年(205 年),曹操又下令禁止立碑,使盛极一时的建碑之风戛 然而止。以后的晋代和南朝也重申禁碑之令。这样,从汉末战乱一直到南朝陈亡的 400 年间,南方的碑刻极少,只有少数是由皇帝特许才得以立碑。但这些特许的碑刻,如曹魏的《上尊号碑》 、 《受禅表》 、 《孙夫人碑》 ,东吴的《天发神谶碑》 、《禅国山碑》等,都是由当时的书法名家所写。孙夫人碑因此,也可以代表当时碑刻的水平。晋代的碑石可谓屈指可数。 《南乡太守郛休碑》是第一块晋碑,立于泰始六年(270 年),两年后的《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是石刻史上第二块妇女墓碑。以后的《大晋龙兴碑》 、 《晋辟雍碑》都记载了晋皇帝莅临太学的事情,只可惜关于后者的情况只可见于郦道元《水经注》 。云南的《爨(cuàn)宝子碑》虽说立于东晋晚年,却填补了东晋碑刻世上未见的空白。至于宋、齐、梁、陈四朝,真可谓一碑千金,实在少得可怜。刘宋有《爨龙颜碑》 ,萧齐只有《吴郡造维卫尊佛背题字》和《吕超墓志》 ,梁有《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碑》一块,而陈的碑刻现在还不曾见到。 总论南朝碑刻,虽然能够反映当时的制碑水平和较真实的书法演变状况,但也就这十几种而已。与此相反,北朝的碑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光彩夺目。北朝根本没有什么禁碑法令,皇帝喜爱刻石记功,也奖励人们刻石,因而北朝的碑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皇帝遇到喜庆之事的立碑纪念,如北魏的第一块碑《皇帝东巡碑》 ,记的就是道武帝拓跋焘东巡过易县,与群臣比赛射箭,皇帝射的一箭,飞过山顶,在逾山五百步处坠落,而群臣发箭没有射过山顶一事。 为祭祀山川圣贤,修建儒释道三教祠庙而立碑。较着名的祠庙碑有《蒿高灵庙碑》 、 《华山神庙碑》等较着名的墓碑有《郑文公碑》 、 《张猛龙碑》等,通过《兰陵王高肃碑》 ,还可以了解到高肃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美男子,在上阵作战时, 为保护其容貌而戴上一个面具。这大概就是后来演戏时,演员用面具或是勾画脸谱的由来。 墓志是北朝石刻的重点,通过墓志,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北朝制碑技术的演进,也可以见到北朝书法的蔚然大观。很多墓志由于常年埋于地下,且保持完好,成为后代临写的最佳范本。这时的墓志不再像东汉时的一块石板,而在上面又增加一个覆斗形的石头,用来保护所刻文字。称为墓志盖。在盖上有的雕刻花草纹,有的雕上十二生肖,有的干脆雕成龟形,是珍贵的石刻艺术品。墓志文的内容也有所增加,形成标准的墓志文格式,内容包括死者的生平传略、卒葬年月和为死者作颂词或悼词。较着名的北朝墓志有《张黑女墓志》 、 《元晖墓志》 、《可尊墓志》等。 魏晋南北朝碑碣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仅魏墓志就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而这一时期的碑刻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是中国书法演变的重要时期。 张黑女墓志碑碣发展,以秦、汉、北朝为基础,经隋入唐,亦进入碑版石刻的最繁盛时代。碑版石刻在隋时开始南北统一,入唐以后,几乎遍及全国。唐代石刻文字的主体是碑,碑的主体是墓碑和祠庙碑。此外还有墓志、经幢等。 就碑体制作而言,南北朝时的碑已经比汉碑高大许多。而在唐代,仅是刻碑文的部分,就已发展到高 2 米、宽 1 4 米以上的巨碑。这时的碑额和碑身已经是分开的两块石板。碑额上面不仅刻有装饰花纹,且加上华盖,与高大的碑身、碑座相合而成为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 今天的西安碑林和昭陵碑林是唐碑较为集中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仍能看到唐代丰碑巨刻的宏大气魄。由于唐碑多由书法名家来撰写,因而其书法艺术价值是前朝后代都无法比拟的。 初、盛唐时期的墓志志石巨大、雕镂极精,字迹往往也出于名家之手。中唐以后,则出现许多小墓志,其高和宽都不超过三四十厘米,制作粗糙,字法草率粗俗。 这些小墓志的墓主多为中产阶级的官吏文士或富有大贾。 可见在中唐以后,以墓志来陪葬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经幢是六角形或八角形的石柱,上有宝盖,下有莲花座,一般竖于佛殿或山门前,或大道口、驿亭旁等。石柱上刻有佛经经卷,前有序言,后有施财立幢人题名及书写刻字人的姓名。不知施财人所求的事是否得到了神灵的保佑和帮助,而佛家的声誉倒是由此得到极大的提高。唐代极为盛行这种佛教石刻,但由于佛经内容没有任何史料和文献价值, 书法也非名家手笔, 向来没有人对其加以重视。 唐以后,碑碣刻立在五代十国陷入低潮,直到宋代得以复兴,元代曾大量立碑,由明清至现代,立碑之举从未中断过。但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一些书法家的墨书多载于书籍之中,远远地超过碑书,这使后世立碑的规模、气势、书写都极难与前代相比。因此,我国的碑碣刻石艺术到清中叶以后逐渐衰落下去。 三 名家书法入碑碣 商朝时期,我国古人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称甲骨文,商代晚期,古人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用来记事,称为金文。但是古人仍不满足,总觉得青铜器也不能永久保留在世上。于是,古人就想起了立于天地之间的石头,他们相信石头体积庞大,沉重难以搬移,必定会与天地同寿,而把自己的功绩刻于石上,自已的功绩也一定会永远流传于天地之间。因此兴起以石刻代替金文,被后世相沿成习。 最初的石刻文字仅是用来刻记功绩的。后来,内容逐渐加入经文、诗文、传说等,而石刻文字的目的也由保存文献发展到保存书法名家的笔迹,供人学习、 摹写。由于古代书写材料缺乏,书写不方便,石刻文字也就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历代碑碣的书写多由书法名家来完成,碑碣也就与中国书法发展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碑碣,我们可以窥见到中国书法艺术走过的道路,也可以见到历代书法名家的字体风貌。 相传汉族文字是黄帝时的史官仓颉所创造,周宜王时,史官籀加以改造、增加,形成本篆秦始皇时,李斯又把大篆简化为小篆。 《石鼓文》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字体就介于大篆和小篆之间,是李斯统一文字以前的字体。石鼓文雄健浑厚,古朴自然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构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引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过寸,难以书写镌刻,难怪该文曾被誉为“书家第一法则”和“千古篆法之祖” 。至今《石鼓文》仍然是许多书家反复临摹的优良范本。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时的文字已经被统一为丞相李斯所创的小篆,后期又出现狱吏程邈所创的隶书。这种隶书逐渐发展成为汉末三国以前的主要书体,秦时的六块刻石相传都为丞相李斯所书, 字体为小篆。 通过此刻石欣赏李斯的笔法,可谓“画如铁石,字若飞动” , “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 《泰山刻石》所立较早,直接承继了石鼓文的特征, 线条圆润流畅, 疏密匀停, 给人以端庄稳重之感。 《琅琊台刻石》所立较晚,用笔活泼流畅,宛转圆润,结体上疏下密,对比分明。二者相比,还是《泰山刻石》较多地保留了篆书那种端庄威严,雍容朴厚的艺术精神。 汉代早期的刻石,有的仍采用篆体,如《袁安碑》 、 《祀三公山碑》 、 《少室石阙铭》等,只是已有秦篆、汉篆之分有的已经使用隶书,但仍带有若干篆书笔意,这一时期的代表刻石为《五凤刻石》 有的碑刻字形则较为稚拙,无任何艺 术价值,如《莱子侯刻石》等。真正成熟的汉碑应从《石门颂》 ,特别是《乙瑛碑》算起。此后的汉碑都为隶书。 《石门颂》刻于陕西褒斜谷石门崖壁上,其隶法瘦劲姿肆,雄健舒和,趣味盎然,素有隶中草书之称,给人以挺劲飘逸、气韵非凡的感觉。清人杨守敬对其评价为“六朝琉秀一派皆从此出” ,足以证明汉隶对后世书法的启迪。这种汉隶已经脱尽篆意,点画波尾已显明, 《乙瑛碑》 、 《礼器碑》 、 《史晨碑》就是这种成熟时期的汉隶的典型作品。清人王澍对三碑的评价极为简洁、概要。他认为“乙瑛雄古,礼器变化,史晨谨严” 。若论汉碑的艺术价值,当推东汉末期的《曹全碑》 。此碑秀丽而有骨力,字势俊美,为汉隶中的着名作品。全碑用笔方圆兼备,以圆笔为主。其中锋用笔缓缓划出,藏头护尾,波碟分明,四周舒展,在转折处加以提按,使之丰润饱满,柔中有刚,风姿翩翩,美妙多姿其线条婉转流畅,如行云流水。碑文结体工整稳定,点画安排独具匠心,布局精巧,中宫紧缩,精气内含,字的结构以左右开张的横向取势为主,使整个作品清秀俊美,纤丽飞动。至于该碑的布白更是在汉碑中独树一帜,每一个字内点画之间所占的空间相等, 在一个字的各种不同笔画之间疏密处理也十分恰当。该碑风格统一而有变化,整饬而不刻板,是后世临写汉碑的典范。 总论汉代碑刻,或端庄典雅、或方整浑厚、或疏宕而不失雍容,虽都称为汉隶,却呈千姿百态的字体风貌。南北朝时代的书法字体,就是从这种不同的隶法演变而来的。 南北朝时期在书法史上称为“隶变时期” ,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时期。由于汉隶体态多样,南北朝时期的字体也各具体势、各极其妙。 相传曹魏政权所留下的《上尊号奏》和《受禅表》是由梁鹄或钟繇所写,字形方正刚健,不同于早几年的汉隶,后世称之为魏隶,是汉隶的第一次演变。晋 室东迁之后,魏隶几乎不见了,直到初唐,才有复活的趋势。 《爨宝子》和《爨龙颜》碑是南朝的碑刻,但其书法已经明显受到北朝的影响,出现了由隶变楷的迹象。齐梁之际,南朝碑刻开始用楷书,开唐楷之先河。此外,由于南朝屡次下令禁碑,使帖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造就了张芝。钟繇、陆机、王羲之等一大批书法家,与北朝碑刻之丰富合称为“南帖北碑” ,形成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代。北朝书法演变稳定了约百年有余,其碑刻都是隶法初变的楷书。而北齐的字体则是用魏隶的方笔来写楷书,其中还保存一些汉隶分法,由原来的庄重古朴转变为妩媚秀逸。 峰山刻石康有为将北碑书法的特点归纳为十美一是魄力雄强,二是气象浑穆,三是笔法跳越,四是点画峻厚,五是意志奇逸六是精神飞动七是兴趣酣足八是骨法润达九为结构天成十为血肉丰美。虽然这种评论未必准确,但却反映了北碑的一些共同特点,也说明了后人喜临北碑的原因。在书法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北碑有《石门铭》 、 《张猛龙碑》 、 《龙门二十品》 、 《峰山刻石》等。 石门铭《石门铭》在陕西汉中,楷书摩崖,书法浑穆沉实,自然超脱,有飘逸飞动之势,被认为是飞逸浑穆之宗,与郑道昭诸碑一起被归为北碑圆笔之宗。《张猛龙碑》是北魏正书中的精品,以其峻劲雄肆,奇正相生充分体现了北碑笔力矫健, 结构新奇, 气势磅礴, 雄伟多姿的特点, 该碑还被誉为 “整体变态之宗” ,对以后的楷书书风,尤其是对初唐楷书风貌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二十品着名的造像题记,是北魏时代的楷书宝库,其中各造像题记风格独特,或爽利古逸、或方劲峻险、或工整平正,显示了北魏书法在统一的楷书下的异彩纷呈。 《峰山刻石》刻于北魏至北齐之间,其书法风格相类似,寓篆之势、隶之韵、草之情,自成一格。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株奇葩。隋统一以后,书法艺术出现了南北融合的趋势。隋代名碑《龙藏寺碑》 、 《董美人墓志》就是最明显的见证。 《龙藏寺碑》为楷书,其字体端庄方整,严谨有致,笔法遒劲挺拔,兼有南北、古今之长。其结字用笔带有若干古意,而总的风格又具有新的体态,与初唐《孟法师碑》和《雁塔圣教序》有相近之处。此碑风神和典雅在书法史上也是少见的。清朝人袁枚对它的评价是“上承汉魏,下启三唐,为书法把纽” 。康有为则认为它是六朝集大成之作,并不仅仅在有隋一代名列碑榜之首。 《董美人墓志》也是楷书,其布局整齐和谐,法度谨严,用笔遒劲有力,既有北朝碑风之遗绪,又导初唐楷书之先河。有此二碑,足可以表明隋代书法是南北朝与唐代两个书法繁荣期的中间环节。 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时期,也是碑刻的繁荣时代,而书法艺术更呈现出百花争妍的局面。中国传统书法的演变到此时达到了顶峰。唐代非常看重书法艺术,仅仅因为写字而出名的人非常多。唐代有很多着名的大书法家,他们几乎都曾题写过碑文,这时的碑碣上也开始刻有撰文人和书丹人的姓名。很多唐代书法家的真迹也是通过碑碣或是碑碣的拓本而流传至今, 使后辈能够有机缘一睹先人书法之风采,唐代碑刻也开始使用各种书体,楷书、行书、隶书、篆书都可见于唐代碑碣。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正楷,因其笔画平直,字形方正,清晰端庄,可作楷模而得名。楷书始于汉末,由隶书发展而来,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但这时的楷书还具有明显的从隶书转化到楷书的痕迹。 唐初楷书才真正成熟。 它取隶书之方正,“八分”之遒逸, “章草”之简捷,而创新为唐楷。唐代以楷书着称的书法大师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这些人都留下了许多碑碣刻字, 颜真卿有 90 余种,柳公权有 60 多种。较为出名的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 、欧阳询的《皇甫诞碑》 、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 、颜真卿《颜勤礼碑》 、柳公权《神策军碑》等。通过碑文可以看到,由于隶变时期所形成的早期楷书是从不同的隶法发展而来,体态不一,使唐代楷书形态也备有特色。虞世南、欧阳询的笔法来自于南朝,而前者柔婉,后者遒劲。褚遂良则继承了北魏隶楷,笔势柔婉。颜真卿深通古法,又能别出新意,善于以新为古,以拙为巧,笔体肥硕。柳公权的字以劲健为主,趋于清瘦。唐楷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基础。 行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有楷书之工整,清晰可认有草书之飞动,活泼可观。行书始于汉末,东晋王羲之使之成为妍美流丽的新体。但直至唐代,行书才被刻于碑碣之上, 并且成为书法艺术中的主流。 唐太宗极为喜欢王羲之的行书,不仅自己收集、临写,且大加提倡,开以行书写碑的一代风气。他的行书碑刻有《晋祠铭》 、 《屏风碑》 、 《温泉铭》 。观其行书,圆动流丽,跌宕洒落,近于二王之风。受太宗影响,世人也纷纷以行书写碑。最着名的数沙门怀仁的《集王圣教序》 ,该碑为怀仁遵照太宗的旨意,收集王羲之的行书,用 20 年的努力逐字摹写拼合而成。此碑文字好像王羲之亲笔所书。其书法高雅凝练,章法秩理,是行书的最好范本。 太宗与高宗喜欢行书,玄宗却偏好隶书,他亲手所写的隶碑共有 30 多块,现存约有 10 多块,包括西安碑林所存的《石台孝经》 。受他的影响,开元天宝年间也出现了许多隶碑,如徐浩的《嵩阳观圣德观应碑》 。这时的隶书已发展为唐隶,但也有人在写魏隶,如戴千龄的《北岳安天王铭》 ,其书体颇似《受禅表》和《上尊号奏》 。 唐代的篆书碑刻当以李阳冰最为称着。李阳冰是一个极为自负的人,非常喜 欢自夸。他认为李斯以后,只有他的篆书写得最好。他曾写过许多篆字碑,也曾为许多着名的碑题写篆额。他的碑刻有三四十种被后人着录,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六七种,以《三坟记》最为有名。李阳冰的篆书瘦劲豪爽,体势颀长,线条刚健,但由于他过于刻板地学习秦篆,缺少变化而没有风韵。与李阳冰同时代人以篆书着称的还有瞿令问和袁滋。瞿令问的《阳华岩铭》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成,是唐碑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唐代篆书碑刻中,还有一块奇特的《碧落碑》 。此碑篆书奇古,文字无人能识,后人不得不在碑阴上刻一篇用正楷写的释文。后来有人发现这种字体与新出土的战国文字相吻合。想来唐时也有仿古之风吧! 李阳冰的三坟记草书始于汉初。最早的草书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写法,后来发展为“章草” ,笔画相连,字字独立,具有柔中见刚的风度,但仍保留某些隶书行迹。相传是汉末张芝脱去其中的隶意上下笔势牵连,偏旁互相假借而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草书。盛唐着名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创造了笔势更加放纵、奇绝险逸的“狂草” 。由于磨刻艰难,唐代并没有草书的碑刻,而现在所见的怀素草书《千字文》刻石实际上是明朝所刻。 中国书法始于秦,发展到唐而达到极盛。由秦至唐的众多碑碣也为后世提供了临写书法的正宗范本。现代人学习书法,学写篆书就一定要临摹《峄山碑》 ,学写隶书当临《礼器碑》 、 《曹全碑》 ,学写行书应临怀仁的《集王圣教序》 ,学写正楷的一定要临摹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大家的碑版,因为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当时一代书法正宗。 继唐的大一统王朝而出现的是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立碑之风未断,而其书法成就却没有特别突出的。写碑的书体也没有任何突破。由于当时佛教受到推崇,石刻也以宣扬佛教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碑刻多为寺庙所出,既无精品, 书写人也无以考证。这时写碑还是以楷书为主。 北宋时期的碑刻书体一般不精,且仍没有人能超出先人的风格体例。直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位书法大家出现,才摆脱古人风格的限制。但这四位大家的书体中再也见不到汉魄以来纯正古朴的风气。然而,这 4 人的笔迹以碑版传世的极少,多为简牍苏轼所留碑版以楷书为主,其书体豪放雄健,不为先人一家一派所限制,而是汲取了众家之长,如同他写的诗、词、文章,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苏轼的碑版主要有《表忠观碑》等 5 碑。黄庭坚多以行书写碑,字迹秀美而不失遒劲。其碑版有《南山顺济龙王庙碑》 、 《伯夷叔齐墓碑》等 7 种。米芾书碑也多以行书为主, 其书体师法于二王却比二王更加恣肆, 笔势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其用笔、结字、分行、布白都有独到之处。其碑版多集中于湖北省襄樊市的米公祠内,有《颜鲁公祠堂碑》 、 《露筋寺碑》等。蔡襄在书简上多用行草,只有在,书碑时才用正楷,因而他写的碑版对于研究他的书法尤为可贵。他所留的碑版有《万安桥记》等 4 种。北宋时其他书体还有徽宗自成一体的瘦金书,其书瘦硬通神,有如切玉。 南宋一代,士大夫雅好文章,喜欢在名山大川题记留名,但这时的书法并不值得称着。只有张即之的行书可以称得上精妙,他所书的《息心铭》 、 《焦山金刚经》等,书体有仙风道骨之神韵,仿佛非人世所出。 北宋蔡襄的《万安桥记》与南宋同时并存的辽、金、夏三朝也立了很多的碑。可惜辽、夏之碑多是用来宣扬佛释道的,且书写粗糙,不值称道。金人虽然起源于游牧部族,却颇能追求文字之精美,因而书写了一些较为精良的碑碣, 《沂州普照寺碑》 的楷书, 模仿柳公权的风格, 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是金碑中的极品 党怀英的分篆,王庭筠、杨廷秀的行草,王官,任询的楷书,都十分有名。党怀英 的篆书多用在碑碣的碑额上,细如蝎尾,尖如悬针,非常像魏时的《三体石经》中的大篆。后人摹录金文,一般都按照党怀英的体例。 宋代人的书法艺术多以简札的方式存世,名家所书碑码却很少。到了元代,出了一个大书画家赵孟颗,他书写了很多碑文,见于记载的近百座。赵盂頫的书法人称“赵体” ,集颜真卿与李邕之长,用笔圆转遒丽,结体整密俊逸,有一种秀媚的格调,赵孟頫一生所写碑文最有代表性的《眉州青神陈氏坟道碑》 、 《宜武将军达鲁花赤珊竹公神道碑》和《胆巴碑》等。 《胆巴碑》是赵氏 63 岁书,字体秀美骨力内藏,于温润闲雅中有苍颈雄健之致,笔法圆活,规度严谨,风格潇洒超逸,达到了“精奥神化”的境界,是其行书的代表作。 胆巴碑由明清而至现代,书法家层出不穷,其书法也别具特色。明代的董其昌, 清代邓石如、 伊秉绶, 现代的沈尹默, 这些都是个多书家中较有名望的代表。但这段时期, 书法家都以墨书为王, 书碑不多。VSb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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