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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PDF电子书全2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15年出版，邵东方主编。x8X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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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竹书纪年研究（1980-2000）》集结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20年间各位专家学者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36篇重要论文，深入探讨了《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古人对《竹书纪年》的整理，以及《竹书纪年》的流传。学者们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提出了有力的文献佐证和商榷意见。尤其注意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建立在可供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揭示出一条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作为《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的姐妹篇，是《竹书纪年》研究学术成果的结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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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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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 198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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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 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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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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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史的人都知道，《竹书纪年》原爲战国时期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戟国的史事，是西晋初年从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魏王（一説魏国贵族）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书中的一种，即《纪年》十三篇。当时晋廷的整理者以其所记按年编次而称爲《纪年》。此书因从竹简写定亦称《竹书》，又由出土的地点而名爲《汲冢纪年》，而见载诸书所引书名更有《书纪年》云云，但通常称爲《竹书纪年》。那麽爲何《竹书纪年》会有“今本"的题名呢？这是因爲自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一般认爲，《竹书纪年》原本（即出土后经当时学者整理成书的“《纪年》十三篇"）佚于两宋之际；因此相对于不复见之《竹书纪年》原本，清代学者多称明清通行本爲“今本”《竹书纪年》，如《四库全书总目》即称“今本”，亦有谓“今书"或“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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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年问，朱右曾撇开《竹书纪年》行世之本，广搜自晋以降诸书所引《竹书纪年》（朱氏称爲“古文"《纪年》）佚文，注其所出，考其巽同，以时代次第，名之曰《汲冢纪年存真》。朱氏辑本虽复片鳞碎羽，然汲冢《纪年》原貌可识。民国初年，王国维以朱书爲据，并师其例，继爲增辑校正，以补朱书之缺，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从此书的题名看，王国维称《竹书纪年》原本爲“古本"，以相对“今本"而言。王氏又撰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承袭了清人以《竹书纪年》通行本爲“今本"的説法。后来的学者对《竹书纪年》的题名基本上采取这样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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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传统题名持不同看法，如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倪德卫（DavidS.Nivison）教授即主张《竹书纪年》应有“原本”、“今本"和”古本"之分别：“原本"（anoriginaltext“，现或已部分亡佚；“今本"（’CurrentText，）可能大部分是原本；“古本"（’01dText，）则指假定原本已经全部佚失而搜采古书所引《纪年》的辑本0在他看来，假定“古本"爲源出汲冢的原本及视“今本"爲后人有心之僞作的观点是根据不足的。倪氏高足、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o)夏含夷(EdwardL.Shaughne”）教授则称，所谓的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称呼是
不合适的，恢复墓本才是有意义的研究。其所谓“墓本”即于公元前2的年（以下简称前××年）人土的《纪年》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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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朱希祖曾提出《竹书纪年》原本有荀勖、和峤旧本（初写本）与束皙改定本（考正重写本）之别的观点。@受朱氏之説啓发，夏含夷认爲传世的“今本"《竹书纪年》和后人辑録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上有诸多差巽，此因二本分别爲西晋学者对竹书两次整理的不同纂本。0由此他主张汲冢《竹书纪年》至少存在荀勖、和峤与卫恒、束皙两个先后不同的整理本：一，臣瓒《汉书音义集注》、郭璞《山海经注》、《穆天
子传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竹书纪年》当爲荀勖、和峤的整理本，其絶大部分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同；二，徐广、王劭以及司马贞《史记索隋》所引《纪年》则出于另一整理本，或有可能是束皙的修订本0然而窃以爲此説缺乏坚实的根据，难以确证。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真僞的问题，学术界有过两度比较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是自清代中期以至民国初年，主要限于中国学者之间。第二次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争论泛及海内外，迄今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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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将清代雍正以来研究《竹书纪年》的十几位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即所谓第一次争论，大致分成三派：
第一派信从宋后明前编作的《今本竹书纪年》（下称今本），稍加考订补正；一至第三派至第二派将一切今本失载的《纪年》完全补入今本各条之内。则仅録今本中见引于古书的各条及遗载的《纪年》而芟除一切编作今本时所补窜的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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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研究，方诗铭主张应按照时间阶段来説明。他认爲清儒对待“今本"《竹书纪年》的态度曾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条件的相信，以东逢衡《竹书纪年集证》爲代表。
第二阶段，有条件的相信，以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爲代表。
第三阶段，相对的否定，以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爲代表。
第四阶段，絶对的否定，以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爲代表。方氏按时间顺序划分阶段的説法，与清人研究《竹书纪年》历史过程不符。例如在所谓“无条件的相信"的第一阶段，其代表人物陈逢衡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人；而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今本”《竹书纪年》持絶对否定的态度，如《四库提要》（成书于1793年）、钱大听《十驾斋养新録》（成书于1799年）中“竹书纪年”条、崔述《〈竹书纪年〉辨僞》（作于1804年）等，均已明确指出“今本”《竹书纪年》爲后人所僞造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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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1917）孟夏，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书问世，这是“今本"《竹书纪年》真僞争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书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家对“今本"辨僞的成果，并比他们更有所推进。王氏逐条证明“今本"《竹书纪年》僞讦之迹，断其爲僞书，彻底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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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刊怖以后，中外学者多遵其説。如梁啓超便完全同意王国维的看法。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疑古之风流被深广，甚至有学者主张《竹书纪年》出土后即被作僞。如吕思勉认爲西晋学者借古书出土而制造僞书，以阐发他们的政治观点产当然，“五四"之后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虽不以’今本，爲真，但皆从古书辑出"的观点。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谓：“今本《纪年》固是后人纂辑，非是原书，然大都有所据依，非出臆撰。”@甚至有个别学者猜测“今本之先，必别有一本爲今本所从出”不过他们的看法以不受重视之故，未能在学术界发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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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学术界对《竹书纪年》的研究着重于继续对“古本”佚文的采辑和“今本”源流的考证。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以朱、王二书爲据，复爲增删校正，补朱、王辑本所未备。方诗铭在王修龄协助下，编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于1981年刊行，以补上述三家之疏漏讹误及编次不当。是书出版后，方氏又对书中的史料、文字及标点加以修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在2m5年付梓。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学者亦侧重于对“今本"《竹书纪年》的深层辨僞，搜讨勘订“今本"作僞之迹。@在西方，19世纪法国学者毕瓯（EdouadBiot)与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均不以“今本"《竹书纪年》爲僞，并将此书翻译爲西方文字但是20世纪以后，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御有所转变，倾向于支持朱右曾和王国维之説。譬如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理雅（HerrIeeG.creel)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吉德炜(DavidN.Keightley)教授便非常认同朱、王关于“今本"的观点。他们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在研究中国上古年代问题时均排斥采用“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材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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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僞问题又掀起第二次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力主“今本"一书非宋以后人依托，足资研究上古年代学。儘管从事翻案工作的各家在具体研究结论上尚有歧巽，御都一致认爲，“今本"《竹书纪年》虽经后人窜改和增饰，但与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一脲相承，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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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大学，1979年11月倪德卫开设研讨班期间发现，如果以某种假定的因素改动西周第九代王夷王在位年代，使其即位的时间推迟六年，则可用“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予以夷王时期几个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确定年代。他又注意到，传统文献中某王的年代并不包括居丧的最初两年，而战国时代的史官对三年守丧的古制不甚了解。所以他认爲以即位年或从居丧期以后之登基年爲起点，来计算君王的在位时间，就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年表。而上述夷王年代之确定恰可与此印证倪德卫主张“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晋武帝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的一个副本，即从晋廷学者整理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本子派生而来，其大部分内容既真实又不完整。而所谓原本《纪年》的文本直到在前299至前2％年人墓之前尚未形成定本。魏襄王于前318年即位后，魏国史官将魏国的纪年与尚存的早期编年衔接起来，并对真实年代加以篡改。倪氏坚持説，即使此书是一部不完全的本子，其下逮西周末年的编年当爲原本所载年代。就此而言，“今本"《竹书纪年》乃战国文献，而其中的讹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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