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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集释》共2册，是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顾炎武。beL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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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清初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着。这部书不仅在当时激起强烈共鸣，而且影响所及绵亘有清一代。乾嘉间朴学发皇，治《日知录》几成专学。道光初，黄汝成集诸家研究之大成，纂为《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总结。此次整理校点即以西谿草庐本为底本，汲取了黄侃《日知录校刊》成果，对《日知录》、《日知录集释》的引文，尽量一一核对原书，纠谬正误。阎若璩之后李遇孙所着之《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所着之《日知录校正》、俞樾所着之《日知录小笺》俱为黄汝成所未见者，择其精要，编入《日知录》相应各条之后。附录《谲觚十事》、《日知录之馀》，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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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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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校点说明
黄汝成叙
潘耒原序
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
《日知录集释》正文三十二卷
附录一 谲觚十事
附录二 日知录之馀
本系列还有：
日知录集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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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日知录集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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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顾亭林先生一生所学之集大成。其中包罗万象，经史子集杂家，以及野史时政，无不涉猎。顾名思义，此书是每日所学所思所感聚沙而成。数十年如一日，所有文字竟可以一丝不苟，实在可贵。顾先生于文字有近于洁癖的追求，在本书的卷十九，他专门针对流俗中的写作恶习，提出了若干条作文应该遵循的准则，现在读来，也不失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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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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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讲文章内容。古人以文载道，文章或有趣或有益，总之以可以启发人心为第一要务。写一些胡编乱造的应景之作，不单是虚 耗自己生命，也是浪费读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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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贵多。。。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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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讲产量。汉一代文人惜墨如金，着名的辞赋家见于史籍记载之作，多者数十篇要，少者不过三四篇。至后代风气大变，文人以买弄笔墨为业，按字数沽值。有着作等身者，其实一无可取。有一笑话：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大道至简，真理往往只在只言片语间，这种以专着解说某主义某信条者，不知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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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书之难。。。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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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告诫出书要慎重。现在连阿猫阿狗也出书了。豆瓣上出过书的人也不在少数。顾先生认为，几千年以来的子书，只在先秦时各家才能自成系统，到了后来，大家都成了杂家，所谓的着者其实只是编者，而且也编书的水平也有高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以毕生精力编成一部书，才可庶几无过错，那也东拉西扯的作者们，真该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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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张子（张载）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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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倡导直抒胸臆。古时文人以文字为生民请命，所以必要以正直勇敢之心为文，有时为时势所迫不得不用曲笔，也应作到讽喻得宜。那些被利诱或威逼的变节之作，不值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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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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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作文多答谢应酬之作。如果出于友情亲情，美言几句未尝不可。可叹现在写软文竟已发展成一门职业。写手们的忽悠神功，直可以把死人写活，把山寨写成正统，把蒋带玉写成林黛玉。“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亭林先生出此重语，可见已极讨厌那起好吹嘘阿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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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当两序。。。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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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也是时人之病。现在出的新书，装璜豪华自不必说，多半会请某名人作序，一个不够，多的有五六个，有些人还堂而皇之出现在腰封上。至于这些名人有没有读过，或者有没有读懂这本书，倒是没有人在意了。写书者只求借个人气，序书者乐得出个虚名，这两边都只看到利益，忽略了对读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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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上述几则，顾先生的治学与为文之道散见于全书各处，不能一一提及。要求后生文人事事达到这些个标准也不太现实。只希望在下笔之前好好掂量一下。文章虽早已不是千古事，至少在当下的传播中，迟早会得到一个公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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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甲申之难的十七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持续近二百五十年的汉人政权在十七世纪初已是风雨飘摇，满洲贵族的勃兴与明汉统治的不逮逼迫出了种种反动。一些不愿袖手神州的学者，以其伟大的人格和雄浑的学养赞助了这股反动，在晚明黯淡的天穹下闪烁出一抹光辉。这般的学者，在当时并不算少，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实当首推顾炎武。
顾炎武，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其先祖、南朝大学者顾野王家有胜景亭林湖，时人便称此地为“顾亭林”。因此典故，顾炎武的朋友们也都把他称作“亭林先生”。
亭林是江苏昆山人，生在公元一六一三年，死在公元一六八二年，活了六十九岁，一生正值明亡清兴的时期。
亭林很小便被过继给他的叔叔作嗣子，叔叔的遗孀王氏也自愿到顾家守贞，便是亭林的嗣母。亭林一生极峻崇极方正，受家庭的影响最多，而家庭之中又数嗣母为其第一榜样。嗣母十六岁以未婚守节，抚育亭林成人，又是大家闺秀，受过较好的教育。亭林六岁时，嗣母便给他讲授《大学》，并以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故事来激发亭林的人格潜能。清军犯江南，亭林集合同志镇守吴江。1645年9月3日，清军攻陷昆山，嗣母闻讯后开始绝食，至9月19日整十六天而死。遗命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在先前的昆山保卫战中，亭林已有两个亲弟弟被杀害，生母也被砍断一臂。他原本就是血性刚强的男儿，这时又受了母亲临终激烈的教训，便已定下了此生行动的方向。他起初只将母亲草草埋葬，意待北京恢复后另行安葬。过了几年，亭林愈加感到这希望的渺茫，便勉强把母亲重新葬了。然而这一段痛楚已扎根在亭林心中。他一生都以母亲的遗训来鼓励自己，时时见于其诗文。亭林在国破家亡之后离家远游，一则想考察山川，二则想结交志士图谋反清大业。他一生颠沛，不愿过一天安逸的生活，也都是为此一段痛楚的隐情。
亭林为人治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旨。他一生切实勤劢，敦笃谦谨，“无它嗜好，自少至老，无一日废书”。仅纂《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便参阅了一千多部书籍。在着述过程中，亭林以道德为重，把创作规格提得很高。《日知录》卷十九《着书之难》条下云：“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这是以何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了这般抱负，自然行为端正、眼识高明。亭林一生躬行实学，不以诗文自重，也深以仅做个文人为耻。《文集》卷四《与友人书廿五》云：“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这自然是以弘道济世自任，而不屑斤斤于琢磨文辞的工夫。以亭林这般性格，自是决不肯作无谓的应酬文字，其好友、另一个方正峻崇的人李二曲请他替母亲作传也遭拒绝，亭林的气概由此可见一斑。
亭林常以“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来自勉，而于人格中，最看重一个“耻”字。他慨然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和良好操守来约束自己，以士大夫之耻为国耻，即便处于明末的腐浊之中，也皭然有光。他亲手抚养教育的几个徐姓外甥后来仕清，都官至极品，替他在江南置办了良田美宅，多次请他回去养老，皆被拒绝。有一次，徐氏兄弟几人请亭林吃饭，入席不久，亭林便要回寓所。徐氏兄弟请吃完饭后再张灯相送，他正色道：“世间惟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亭林的气概，于此又可想见一二了。
对于臣清的故旧，亭林一体冷眼相对，是非分明。在因事被恶奴系于家中、性命甚危之际。好友归庄无奈之下求助于亭林的老师钱谦益。因钱一度失节，亭林已不肯认其作老师。此时钱想让亭林重执弟子礼，以为营救的条件。庄归心知亭林绝不会应允，但又怕亭林丧失援助而陷于不测，只好私自代亭林写了门生帖子送给钱谦益。后来亭林知道了，一定要索回帖子。未果，便在大街上发传单，声明自己不是钱的学生。亭林的方正，于是又可概见了。
对二臣故旧尚且如此，对满清朝廷更不待言。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征召海内硕儒。亭林当时已名动天下，京中许多达官显贵都推举他，但他始终力辞不出。急了，便令弟子放出话来：“刀绳具在，无速我死。”第二年，清廷开明史馆，两次请他入馆撰修《明史》，都遭拒绝。总裁官举荐他，他便给总裁官写威胁信：“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朝的大官人们，自此总算再也不敢惹他了。
亭林是有见识的学人，他以为人格不立，讲一切学问都是废话。他最忌圆滑，最尚方严，以为无耻之习流于人心，非致亡国亡天下不可。亭林的大智、亭林的大勇、亭林的卓识、亭林的峻崇方正以及亭林在追求自我完满之中苦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而今，岂是那些狺狺斗筲之人可以理解的？我们翻阅亭林、议论亭林、书写亭林，都不要忘了，亭林最光辉的，乃是他骨子里、人格中不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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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保群《日知录集释》校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栾保群先生整理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有年，先后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横排简体字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全校本，2014年简体字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日知录集释》校注本竖排繁体字本。花山文艺版较粗糙，错误较多，不便参考；全校本已有很多改进；浙江古籍校注本在多年积累以及陈垣《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张京华《日知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后来居上。然近日翻读校注本，发现还是有一些失误，现就读书笔记所及举出数例，千虑一得，或可供再版及整理新本者参考。
例1，卷五《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条，第326页第2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隋书》刘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辞”是也。
按，《刘子翊传》见《隋书》卷七一《诚节传》、《北史》卷八五《节义传》。此处按栾先生《校注》凡例，应注明引书出处书名、篇名。
例2，卷五《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也》条，第331页第3行：原注：《唐志》：庾蔚之注《丧服要记》五卷。
按，《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有：“《丧服要记》十卷，贺循撰，庾蔚之注。”另有谢微注五卷。《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有庾蔚之《礼记略解》十卷，又注《丧服要记》五卷。两《唐书》记载不一，校注者或可予以说明。
例3，卷六《文王世子》条，第363页注1：《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引《吴苑》：魏管宁避难辽东，还，泛海遭风，船垂倾没。宁思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过恐在此。”
检《太平御览》卷三六四《人事部》五《头》下引《吴苑》，“宁思”下脱一“愆”字，“今天怒”下脱“猥集”二字，应据补。《御览》原文作：管宁避难辽东，还，泛海遭风，船垂倾没。宁思愆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恐在此。”
例4，卷八《州县品秩》条黄汝成按，第475页第10行“其亲诸此”句不通，应有脱文。
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道光黄氏西溪草庐剜改本，此处脱文为：（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仍旧。是以亲王之尊，暂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时，则云中州三万户以上，下州户不满三万者，何以歧舛若是？至县则《新志》有赤、畿、紧、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无云京者。考《六典》云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诸县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诸州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诸州中县，令一人，正七品上。诸州中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上。诸州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是唐时县之等有十，而秩则六也。而万年长安条下注云：开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晋阳太原为京县。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县。又“丞二人从七品上”条下注云：皇朝置京县，丞三员。“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条下注云：“皇朝京县，置二人”。则唐时有京县，明矣。先生所云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盖本（诸此）。
栾保群先生点校华山文艺版《日知录集释》（1990年版）第358页，本条“汝成按”脱“诸州中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上”凡12字。全校本已补足。今校注本此条又脱文达288字，不可思议。
“又丞二人从七品上”条下注云：皇朝置京县，丞三员。”
该句“三员”，应作“二员”。此条乃黄汝成所据《唐六典》版本有误所致。参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卷三十第762页校勘记41。
例5，卷八《都令史》条，第494页第8-9行，原注：以令史官至宰执者，移剌道、魏子平、孟浩、梁肃、张万公、粘割斡特勒、董师中、王蔚、马惠迪、马谋、杨伯通、贾铉、孙铎、孙即康、贾益谦，皆有传。
此条可议者有二。
其一，陈垣《日知录校注》第469页注14：“粘割斡特剌、董师中、马琪三名，潘本已误。”按，《金史》卷九五有粘割斡特剌、董师中、马琪等传，知栾氏校注本作“粘割斡特勒”“马谋”者误，应改“粘割斡特剌”、“马琪”；然“董师中”不误。
又，张京华《日知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第371页“粘割斡特勒”“马谋”同误，并未吸收陈援庵校本的成果。
其二，移剌道，《金史》卷八八移剌道本名赵三，皇统初补刑部令史；卷九〇移剌道本名按，宗弼召为元帅府令史，补尚书省令史。前者官至户部尚书、平章政事，后者官至刑部尚书、大理卿兼签书枢密院事。顾宁人此注当指前者，校注中可予注明。
例6，卷八《选补》条，第504页第6-7行：（孙）丕扬创为掣签法，分签为四隅，东北则北京、山东为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故，南京之庐、凤、淮、阳附之。
“庐、凤、淮、阳，”应指庐州府、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此本作“阳”，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林列传》卷十五《孙丕扬传》作“扬”，清黄氏西溪草庐本《日知录集释》亦作“扬”，应改正。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校本第494页亦误，然花山文艺简体字版第380页不误。
例7，卷八《员缺》条，第525页第3行：原注：《世说》注引《山涛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处当选。
《山涛启事》，一般标作“山涛《启事》”。
“缺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原文作“出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标点作：“吏部郎史曜出，缺处当选。”（修订本第4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此误各《日知录集释》标点本均未校出。
例8，卷九《宦官》条，第579页第7-9行：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弊，命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
此段错乱重复不可读。检影印清黄氏西溪草庐剜改本，可知“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弊，命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之前“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下“弊，命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凡27字为衍文，应删。该句应作：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
例9，《宦官》条，第581页第9-10行，整理者标注：见《太录》卷六八。
《太录》不辞，应改作“《太宗实录》”。
例10，卷十二《人聚》条，第731页第11行，原注：“《盐铁论》”。校注：“《力耕》”。
按“《盐铁论》”应小字排印，今误排为与正文相同之12磅宋体字。
例11，卷十二《访恶》条，第732页第5-7行：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
栾氏校注：见《汉书·尹翁归传》。
按据《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此为拜东海太守时事，在尹翁归守右扶风之前。校注者应予说明。
例12，卷十五《墓祭》条，第888页第1行：许敬宗言：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末闻献馘于陵者。
“末闻”不辞，当作“未闻”。“末”字误。
例13，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第1462页第7-8行：《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检《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传》云：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为淮阳守，辞去之官，谓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意，以倾朝廷，公不早白，与俱受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此“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与《黄霸传》前文“凤皇神爵数集郡国”相呼应，即顾炎武所谓“祥瑞多不以实”。由此可知《日知录集释》校注本“《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断句有误，应作：“《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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