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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琥编着的《夏曾佑集(上下)(精)》收入夏曾佑1881-1924年的论着，共分为七个部分：文録，收入夏曾佑発表在《时务报》、《国闻报》、《新民丛报》、《中外日报.》、《东方雑志》等报刊上的政论，约400余篇；诗集；书札，收入夏曾佑致厳复、汪康年等师友的部分信函；日记，收入夏曾佑1881-1905年的日记；専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歴史》；雑着，收入夏氏手抄书目和郷试试巻等；附録，收入夏氏后人、师友关于夏氏的传记文章、部分资料汇编及夏氏年表等。sQi万圣书城
夏曾佑，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早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他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对经学、佛学、乾嘉考据学和诗文都有精深的研究。本集收入夏曾佑1881至1924年的论着，共分为七部分：一、文录，收入夏曾佑已刊或未刊的文章，共400余篇。二、诗集。三、书札，收入夏氏致严复、梁启超、汪康年等师友的部分信函。四、日记，收入夏氏1881年至1905年的日记。该日记虽简略，但记录了夏氏青壮年时期的日常工作、读书、生活、社会交游，时间跨度较大，史料价值较高。五、专着，收入夏氏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六、杂着，收入夏氏手抄书目和乡试试卷等。七、附录，收入夏氏后人、师友关于夏氏的传记文章、部分数据汇编及夏氏年表。 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入民国，一度退居，后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早年，曾与梁启超﹑谭嗣同交往密切，在一起研讨“新学”，参加改良派维新活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和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年底，又与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对戊戌变法起了推动作用。变法失败后，《国闻报》被迫停刊，思想消沉，在政治上靠近洋务派。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底，出任安徽祁门知县，任期满后寓居上海。不久，被任直隶知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因母丧未就任，居上海。在此期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三十一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指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夏为随员之一。三十二年赴日考察回国后，任泗州知州、两江总督署文案，曾撰文为清政府“立宪”制造舆论。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着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阐扬教育的作用，虽仅写到隋代，但书用章节体编写，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依据历史的进化和演变，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此外，他对今文经学、佛学均有较深研究，也能作诗。 民国初，曾参与发起“孔教公会”。 他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所着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颇有影响。胡适读过该书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鲁迅评价说：“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收于《而已集》）。今人评价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作者：王家范 ）。sQi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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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学者，因其着作被置于一时代观念的笼罩之下，思想的复杂性鲜有人寻访探赜。夏曾佑即属此列。历史教科书被时人接受的部分，似乎以进化论为最，以致读者不免以进化史观先锋之称号冠于夏氏。大概读此书者心中已先存一观念，阅读自然是陶醉在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论述，余则很难引人侧目。最近读夏曾佑集，发觉夏的思想并非如此单线化。进化论、今文经学、宗教等条块具体落实到他的思维里，一一被“本地化”。因此，试图用某一种倾向来诠释此人，都难免失之于褊狭。另外，任何一个学者在其思维的内在理路之外，也有“生存方式”的一面。夏是清季二十年，杭州学者圈的中心人物，亦是戊戌前后北京“新学”圈子里的核心层。既有的研究者既没有祛除自身思想的习惯，从思想的内在理路理解夏；又未能把夏置于历史实景里，还原其位置。确实遗憾。sQi万圣书城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夏曾佑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位重要的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严复在当时即称之为“旷世之作”，此后曾经多次再版，对后世史家钱穆、顾颉刚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夏曾佑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sQi万圣书城
然而，这样一位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迄今为止，却无一部将其论着收录齐全、编校精良的文集。有鉴于此，编者搜辑、整理了这部夏氏文集。本文集收录了夏曾佑发表在《时务报》、《国闻报》、《新民丛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近代报刊上的大量政论，夏氏1881年至1905年的日记，以及诗歌、书信、专着等其他论着，已由国家清史编委会出版。本文集是夏氏论着的第一次结集，不仅为研究夏曾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文化以及报刊也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sQi万圣书城
在天津与严复相识后，夏曾佑曾发愿要把《天演论》“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终未如愿。直到晚年，他还赞扬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对严氏翻译天演论赞不绝口。所以，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观。在《神农氏》一节中，他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一节中，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据道德准则去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一节明确写道：“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 有意思的是，夏曾佑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先导，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例如《战国之变古》一节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他又认为不是所有的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历史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文学源流》一节说，《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足见今不若古；“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代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益退化的。这个结论当然有些可笑。实际上，名词术语也有其历史性。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断，当旧的语言概念不足以表达时，就会有新的名词术语出现，而旧语言则归于自然淘汰，这正是学问进步的表现。《说文》出现于汉代，当然不能完全概括汉以后的语言现象，怎么可以依据它所载名物的多少来判断它以后的学术状况呢？sQi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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