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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收集的石刻从七世纪西藏拉萨查拉鲁甫石窟到西藏山南地区、阿里地区、拉萨药王山和内地的广泛地区，涉及藏传佛教文化的各个时期和各种风格流派。Ql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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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共六大卷，几乎囊括了近年发现的雕塑作品。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将文物部门收藏的藏传金铜佛集中展示。甲央主编的《宝藏》五大卷，同样包含了很多新的材料，例如大昭寺吐蕃时期的壁画和出自托林寺的唐卡，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首次以全图刊出。Qlh万圣书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国家大力保护西藏文物古迹、抢救西藏文化遗产的文物普查工作紧密配合，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刘艺斯先生编辑的《西藏佛教艺术》，此书编者慧眼独具，收录作品广被征引；王毅《西藏文物闻见录》是对西藏文物考察工作的总结；文金扬先生编《藏族木刻佛画艺术》收录德格印经院精美的木刻版画，其中的图像经过喜饶嘉措大师鉴定。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十几年间，我国出版了众多的西藏艺术的图集画册，一些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布达拉宫、大昭寺、白居寺、扎什伦布寺、拉不楞寺、塔尔寺、包括托林寺在内的阿里古格遗址寺院都出版了专门的画集或考古发掘维修报告，以西藏文管会编辑、张建林等撰写的《古格故城》最为出色。西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分地区的西藏文物志，阿里地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石窟壁画也逐渐公布于世，如东噶石窟。专门的藏传佛教艺术画集也相继编篡出版，如西藏文管会编《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华》、《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西藏文联编四卷本《西藏艺术》，韩书力编《西藏艺术集粹》，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文物》、《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等。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的莫高窟第464窟、第465窟专门图录，张宝玺先生编辑的甘肃石窟壁画与石窟图册等为我们了解藏传绘画与敦煌绘画和西夏藏传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例证。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卷》收录了西藏壁画中最具有价值的卫藏11—15世纪世纪建造的中小寺院的壁画，如扎唐寺、夏鲁寺和白居寺等的壁画。Ql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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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虽然数十年来出版了不少具有价值的藏传佛教艺术画册和极个别具有学术价值的着作（如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着《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作者分析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在内的河西地区和元代杭州藏传佛教遗迹的论述至为精彩），但就总体来说，学术意义上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在我国真正是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除了藏族学者按照传统手法撰写的论着（如西藏大学艺术系丹巴饶旦、四川甘孜州更登秋子等学者的着作）以及文物考古的发掘报告，古格遗址、青海吐蕃时期墓葬文物的研究和外国学术着作的翻译介绍外，大部分的论着流于一般性的介绍和描述。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开始合作招收通晓藏语文的学生攻读藏传佛教美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拉开了我国培养高层次藏传佛教美术人才的序幕，此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也设立了西藏考古专业的博士点，西藏大学美术系也开始招收藏族传统美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些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将西藏艺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若干着作。如藏族青年学者熊文彬专注于卫藏寺院壁画的研究，出版《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并就夏鲁寺壁画、元代汉藏艺术交流进行专题研究；谢继胜近年侧重西夏藏传绘画的研究，出版《西夏藏传绘画》，并着手考察藏传佛教的中国内地的遗存，尤其是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谷地、河西走廊的藏传石窟寺壁画；张建林、霍巍、李永宪近年一直从事藏区西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研究，有极为深厚的田野调查积累，出版《托林寺》、《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等；王家鹏得天独厚，潜心于故宫藏传金铜佛的鉴赏与研究；葛婉章精于唐卡的保养与修复，对台北故宫藏藏传文物有深入的研究；张亚莎近年用力甚勤，对扎唐寺壁画及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罗文华、李翎则就藏传文物和藏传佛教图像学作为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我国藏传佛教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藏艺术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四种。Ql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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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年轻的西藏艺术研究者来说，我们站在一片新开拓的土地上，面临的任务非常严峻：例如，我们目前涉及研究的仅仅是西藏艺术中很少的一部分，至今还没有出版一本完整的藏传佛教艺术史，大部分的藏传寺院壁画没有进行个案研究，对西藏传统的绘画风格和绘画流派我们所知不多，全国从事西藏艺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屈指可数。除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壁画遗存和近年不断发现的传世作品外，藏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宁夏贺兰山东麓和整个河西走廊，有大量的早期藏传佛教石窟壁画遗存，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些作品对藏族与西夏、蒙古关系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其次，从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来看，很大一部分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史的西方学者，从根本上将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或者是东印度波罗艺术的一种变体，有意无意反对忽略西藏艺术与中原艺术内在的联系，例如，吐蕃前弘期艺术本身就受到来自中原汉地的强烈影响，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西藏绘画就是敦煌吐蕃绢画，其中融和汉藏艺术独特风格引人注目，这种敦煌汉地风格在11—13世纪的卫藏绘画中都有所表现，如艾旺寺、扎唐寺壁画，但很多西文着作并不将敦煌吐蕃绘画看作是西藏绘画。西藏唐卡这一艺术样式的发展同样是如此，汉地以宋代宣和装为代表的卷轴画对唐卡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在论及唐卡起源时，这种明显的事实在西文论着中多视而不见。Qlh万圣书城
藏西阿里地区自后弘期初期“上路弘法”佛教文化中兴以来，一直是金铜造像雕塑艺术比较发达的地区，12—13世纪，藏西地区金铜造像艺术便形成比较明确的地域性风格，其特点是在早期克什米尔造像艺术样式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东印度波罗艺术因素，后期开始出现尼泊尔造像的影响。总体上看，制作工艺讲究，比例合度，但菩萨装佛像往往会因头部宝冠装饰得过于繁缛精美而略显华丽。藏西12—13世纪期间的造像，面相与头部宝冠装饰等方面可明显看出克什米尔艺术流派菩萨造像的一些传统特色，即造像极注重宝冠与饰物组合的精致与华丽，菩萨往往头戴镶嵌珠宝玛瑙的高冠，饰大耳环，还包裹华丽的纱巾（这个传统可追溯到10世纪末期，拉达克早期壁画中的五方佛呈菩萨相，头部的装饰便显示出珠光宝气、色彩斑斓，十分繁缛的特点），其塑像在浇铸时嘴唇镶嵌红铜，眼睛镶嵌白银，这些亦是克什米尔艺术流派的基本特点。Qlh万圣书城
故宫收藏的《四臂观音坐像》显示出相同的艺术旨趣，造像上的黄条注明为“大利益桑唐利玛”，同样类型的造像还有两尊可供参考③（注：金维诺主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二卷·金铜佛（上）中的第87图《毗卢佛坐像》、第93图《四臂观音坐像》及第135图《金刚勇识菩萨坐像》，三尊造像均为13—14世纪期间的造像。）。“桑唐利玛”中的五方佛或菩萨造像的华丽头饰颇引人注目，其头饰由花冠与发髻冠组合，发髻冠束于头顶中央，呈高扁状，顶部饰火焰宝珠，正面可见阴线刻画的平行斜纹，表示盘起的头发发丝。花冠饰于头部外沿，一般由五个花瓣构成，制作轻巧剔透，繁缛细腻④（注：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54—55页。）。花冠的花瓣较大，常会用一根细线将五朵花瓣的顶部连起来，形成头冠上一圈弧线；这根弧线两端还要向外延伸，与两耳旁边多少有些夸张的向外扬起的宝缯连结，这样便在头部形成一个大的三角形弧线。可能是为了协调如此硕大的头部装饰与身体的比例关系，西部这类造像还会将帔帛从两耳际起融环形自上而下，绕肘部再搭向两腿外侧，如此便在身体外侧形成了一个宛若背光的半圆形Qlh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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