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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文集（套装共6册）》收录了陈伯海先生主要的学术成果。共分六本，每本的内容分别是唐诗学、中国文学史学、古文论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哲思与审美、文艺评论及杂着。这些作品反映了陈伯海长期的理论思考，体现了他的探索精神，对后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Px4万圣书城
陈伯海，1935年生，湖南长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着有《唐诗学引论》、《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文化之路》、《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严羽和沧浪诗话》等，主持编撰《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三卷本）、《中国诗学史》（七卷本）、《上海文化通史》、《上海近代文学史》、《唐诗学史稿》、《唐诗汇评》（三卷本）、《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及多种其他奖项。《唐诗学引论》的韩文译本获韩国学术院奖。Px4万圣书城
第一卷 唐诗学Px4万圣书城唐诗学引论Px4万圣书城意象艺术与唐诗Px4万圣书城唐诗学史稿（节选）Px4万圣书城论文汇编Px4万圣书城Px4万圣书城第二卷 中国文学史学Px4万圣书城中国文学史之宏观Px4万圣书城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节录）Px4万圣书城中国文学史学史（节录）Px4万圣书城论文汇编Px4万圣书城Px4万圣书城第三卷 古文论研究Px4万圣书城中国诗学之现代观Px4万圣书城中国诗学史（节录）Px4万圣书城严羽和（沧浪诗话）Px4万圣书城论文汇编Px4万圣书城Px4万圣书城第四卷 中国文化研究Px4万圣书城中国文化之路Px4万圣书城论文一辑：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化Px4万圣书城论文二辑：地域文化散论Px4万圣书城论文三辑：中国文化与当代社会Px4万圣书城Px4万圣书城第五卷 哲思与审美Px4万圣书城回归生命本原——我的生命哲学概观Px4万圣书城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新生命哲学的审美观Px4万圣书城礼记与短论Px4万圣书城Px4万圣书城第六卷 文艺评论及杂着Px4万圣书城第一辑：当代文艺论评Px4万圣书城第二辑：古典诗文品读Px4万圣书城第三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Px4万圣书城第四辑：序跋书评Px4万圣书城第五辑：散文杂记Px4万圣书城
虽说是长年研究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陈伯海先生的思考却并不局限于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研究可谓驳杂，因为驳杂，而非专精，所做学问也是“半生不熟”。而他这么说，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一辈子都在探索，但所做的研究并没有达到，他心心念念追求的那种完善、成熟的境界。Px4万圣书城当然，这只是陈伯海的谦辞。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横跨唐诗学、古代文论、美学、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的《唐诗学引论》《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是中国诗学研究的权威着作；他关于“宏观文学史”的新思考，“文化即人化”的新观念，及对“生命体验美学”的开创在学界有广泛影响。Px4万圣书城今年，陈伯海先生已届80岁高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适时推出六卷本《陈伯海文集》，可以说是对陈伯海多年学术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收获。他任职多年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于日前为他举行为期一天的新书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毫无疑问包含了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与高评。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古文论’，以前叫做‘诗文评’，是一种当代性的评论，是活生生的文学批评。”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诚如陈伯海自己所言，他的思考涉及方方面面，但回顾一生思考所系，归总起来其实就一个焦点，即思考传统和当代的关系，思考如何激活历史资源以创建民族新文化和新学术。他说：“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是属于传统的，但我这个人，我很明显的意识到我是当代人，我脑子里装满的是当代的思想。作为一个当代人如何面对传统？如何能把传统引入当代？这是我一直要想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我的整个思考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Px4万圣书城这话看来寻常。当下似乎谁都能认识到，创新是不能凭空掉下来的，创新不能离开传统的依托。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用陈伯海的话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一些教训的。比如说，从诗经算起，我们民族有3000年文明的传统，而近一百多年，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也构成了我们的传统。按常理，有这么丰富的传统，我们当然不缺少创新的资源。“但过去，我们采取什么路子呢？我们先是用外来的文明压制我们的传统，外来的就是先进的，是好的，传统的就是旧的，把它压制了。然后用苏联先进文化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然后又抵制苏联文化，最后在文革当中，把我们自己一百多年的积累，包括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也打成文艺黑线，结果只能凭着几个空洞的口号来构建样板，这就相当于把我们的创新逼到一个很窄的死胡同里面去了。”Px4万圣书城所幸任何的创新都是建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在当下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以陈伯海的理解，传统越是厚实，创新的空间就越大。问题是,该怎样让创新的种子，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就涉及到话语转型的难题。就拿陈伯海孜孜以求的古代文论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富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是置身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亦不会丧失其独立品格的话语。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这套话语因难以适应变革的需求而遭受冷落。Px4万圣书城而古代文论的“失语”，从根本上上说，是源于我们对其认识有很大的偏差，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也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子来激活这一丰富的资源。在陈伯海看来，“古代文论”的称谓本身，事实上就很成问题。因为古文论的传统是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形成的，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却于20世纪方始建立并得到定名。“这之前，它不称作‘古文论’，而叫做‘诗文评’，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当代性的评论，是活生生的文学批评，而我们的文论传统便是立足于这一活生生的态势得以不断的充实和完善的。进入20世纪以后，原有的‘诗文评’，似乎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了文化遗产，于是有了‘古文论’的称呼。‘古文论’者，已经消逝了的文论话语也。”Px4万圣书城但“古文论”真的消逝了吗？换句话说，我们眼下大量挪用的西方文论，或是由西方文论“嫁接”而来的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事象时，就全然有效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陈伯海举刚去世的艾布拉姆斯的理论为例表示，其名着《镜与灯》所归纳的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点，固然足以代表艺术活动涉及的各个基本方面。而用为分解艺术批评的坐标，则是依据西方文论诸流派各自分流、彼此对立的事实，跟我国文论诸流派强调相互联系的实际情形很有距离。Px4万圣书城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代文论多套用西方文论来分析中国事象。比如，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撰写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贯通中西，其精辟见解令人钦佩。但在陈伯海看来，他套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给中国文学理论进行分类，却并不可取。“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我们更习惯于从互相联系的角度来看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通常所说的‘诗言志’以‘志’为核心，把作者、作品、读者、世界四个方面组合成一个整体，就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分流”与“对立”，因此，要把中国的事象，强行纳入到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框架里去，就不免显得牵强。”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只有演变为‘中国文论’，传统文论话语才会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远大前程。”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由此观之，我国文学理论，如何融汇传统与西方来有效地解释中国事象，进而达到自己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不仅是出于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Px4万圣书城陈伯海举例表示，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传统批评中被目为“天才”、“天仙”，其风格称之为“豪迈”、“飘逸”等，都是以传统理念为依托。引进“浪漫主义”的概念后，文学史家开始用新的眼光来打量李白，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也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前几年我去外地参加‘文学遗产论坛’，有一位发言者就在报告里质问‘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吗？’。我细想一下，就觉得这个质问很有道理。打个比方说吧，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对传统抱有一种反抗态度，力图打破陈规旧律的束缚，而李白却相当尊重传统，其乐府诗的创作，便自觉体现出向古乐府学习的意向。又比如，同是写的‘自然’，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心目的‘自然’具有与‘文明’相抗衡的意味，歌颂自然即表明叛离社会。李白笔下的‘自然’，则是意指多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求自然的境界。两者之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Px4万圣书城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浪漫主义”理念，在李白研究中没有积极意义。恰恰相反，在陈伯海看来，李白在传统批评中被相对忽略的一些方面，由此得以充分显露出来。然而，要是完全脱离开古代文论，径直以西方文论来解读李白，却会造成让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如此，切实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在现代框架下来激活古代文论，让其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与“视界融合”，建立起双向交流、互为中介的关系，以期对中国事象达到真正的理解？Px4万圣书城以陈伯海的理解，这诚然需要我们对中西文论持双重视野的观照方式。但至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让传统批评，从封闭的、已然完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向现实，面向当代文化的运作。而一旦这样做了，且行之有效的话，古文论也就不再定格为“古文论”，它会以多种形式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成为整个当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使自己演变为‘中国文论’，古文论传统才会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远大前程。”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对‘古文论’，我们要改还原为创新，从‘史’的清理，走向“论”的重建。”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陈伯海的这个设想，概而言之即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转换生成的中心目标在于将传统诗文评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连结。但在很多人看来，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属异质文化，不具备可通约性，传统不必要亦不可能参与当代文化的运作。这也是陈伯海提出这一设想时引起颇多争议的原因所在。Px4万圣书城在陈伯海看来，种种争议不足为怪。究其因在于，我们过去对待古代文论，Px4万圣书城向来持一种“照着讲”的研究思路。“所谓‘照着讲’，大致来说，就是立足于还原，专注于‘史’的清理，即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里做研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改单一的“照着讲”为如哲学家冯友兰提倡的“照着”和“接着”双管齐下地“讲”，就会对“古代文论”持不同的理解。陈伯海表示，这是因为“接着讲”，强调创新，侧重“论”的重建。Px4万圣书城如此一来，对传统文化做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便顺理成章了。在陈伯海看来，我国现代文明的建设亟需这样的“阐释”，因为如果没有传统的因子经阐释后参与到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中去，则我们的现代文明很容易沦落为外来文明的附庸，它只能片面地接受外来的影响，亦步亦趋地追随外来文明的足迹，却难以将外来形态通过批判、消化以摄入民族文化心灵的内核，更不用说凭借双方的互补互动以生成既富于民族特色具有现代性能的新文明形态了。Px4万圣书城确乎如此。诚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朱生坚所说，就学科建设而言，陈伯海提倡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意味着古文论不仅仅归属于某一学科，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学院式、书斋式的知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学理论体系，或显或隐地作用于古代以至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传播、接受、评论、研究等各个环节。”而如果放到全球的视野里来，对当下在不断碰撞与融合中探索与寻求发展新思路的中西方文明做一比照，更会发现这一“转换”有其内在的必要性。Px4万圣书城如陈伯海所言，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人本主义，正经历深刻的危机。出于对这一理念反省而被肆意张扬的非理性主义，也因张扬过甚而导致理性的消解，陷于如福柯宣称的“人死了”的极端。也因为此，西方思想家们意识到要超越“主客二分”，从而提出“交往理性”、“视界融合”、乃至“生态伦理”等，企图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重建一种相互尊重与亲和的联系。但这“主体”与“客体”，“我”与“你”何以能得到沟通，社会人群间的平等交往凭什么实现，乃至人和自然物种间的伦理关系当如何建立。等等。在陈伯海看来，仍需要从学理上找到根据。“‘天人合一’恰足以担负这一使命。”Px4万圣书城而天人合一、群己互渗的超越性生命境界追求，以陈伯海的理解，正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极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传统文论话语中所蕴含着的那种对生命本原的直觉感悟式的审美体验方式和诗意言说方式，以及视文学文本为饱和着多种生命内质的有机结构与生命形态等，均可通向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且恰恰是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及作为其根底的西方文论话语系统所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发扬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使之参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将理性的追求与生命的追求相互结合起来，以形成现代人的更为完整也更为充实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方式，岂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吗?”Px4万圣书城事实上，陈伯海最初选择把唐诗为其学术研究的“原点”，即已包含了这样的诉求。在他看来，唐诗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发展最为充分、特色最为显着的一种文学样式，以它为典型，可以从中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经验。而经过现代阐释后的古文论，在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并取得成功后，可以进一步推广于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相接近的文艺现象上，以求得传统理念与当代理念、民族经验与外来经验的会通。“这是中国文论建设上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也是中国文论能否建成的重大考验。”Px4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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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4万圣书城从新生命哲学看陈伯海先生的儒家情怀：Px4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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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不算全面而详审的阅读和难免失之片面的印象来看，陈伯海先生的文化及哲学思考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之路》一书中，陈伯海已经展现出会通古今、涵融中西的理论追求和学术抱负，其对中国文化之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许多大判断，大抵与晚清以迄“五四”以来的从“救亡”到“启蒙”、从“维新”到“革命”这一历史线索和思想脉络紧密相承，若合符节。只是陈伯海并未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立场，对“全盘西化”的“西体”说与“传统本位”的“中体”说，他都提出了反思和批评，认为“现时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既不能以传统为归趋，也不应该以西方为鹄的，而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取向”[1] ，进而呼唤一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人类一体化文明”[2] 。陈伯海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新人”赖以建构的“出发点”，“不在儒家也不在道家，不在尼采也不在弗洛伊德，不在太平天国也不在义和团，自然更不在天天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文化大革命’，而恰恰在于显现出新时代曙光的‘五四’。”[3] 如果说这一新文化的建构设想，基本上延续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进路，应该不算大谬。当然，陈伯海对“五四”也有反思，他指出“五四”新人，只是“新人的雏形”[4] ，“五四”精神本身也有“社会功利主义”的特点。这与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反思“五四”时，曾指出的“五四”运动的四个弊端[5] 中的“功利主义”之弊，可谓不谋而合。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二十年后，陈伯海出版了《回归生命本原——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形上之思”》（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一书，将其多年对哲学及人类命运的理论思考和盘托出。全书分“天道篇”、“人道篇”和“天人篇”三部分，建构了一整套以自然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天人观和自由观为主轴的“新生命哲学”体系，全书融贯古今，涵摄中西，高屋建瓴，体大思精，展现了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雍容气象。尤为可贵的是，陈伯海在构建“新生命哲学”的过程中，似乎自觉不自觉地修订了当初的启蒙主义立场，以更为睿智和融通的态度看待“西学”的困境与“中学”或东方文明传统的人学意义及现实价值，明显地表现出回归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思想倾向。尽管陈伯海对西方哲学思想资源以及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人所服膺的进化论思维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想方法，依然保持了极大的尊敬和驾轻就熟的运用，但在我看来，陈伯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似乎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认识论转向”。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事实上，陈伯海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态度，虽有保留却一向都能平情而论。在《中国文化之路》一书中，陈伯海这样评价儒家思想：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西周史官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大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给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桥梁。……汉宋以后，儒学几经变化，而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所以也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6]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在对儒道关系的分析中，陈伯海指出：“较为发达的文化系统，大多不会停留在单一的结构形态中，而要努力建构起适合自身性能的调节机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百家争鸣达成的儒道互补，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儒和道，相反而又相成，正好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整体。但要指出，在互补关系中，儒为主，道为从，这又是基本的架势。”[7] 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客观公允的。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不过，至少在《中国文化之路》中，陈伯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还是以批判继承为主。在论及“五四”时期是以“东方本位”还是以“西方本位”的中西文化之争时，陈伯海既不赞同“西方本位”乃至“全盘西化”的主张，更不认同以“文化复归”为立场的“东方本位”观，认为：“西方化和东方化，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正确的方案在哪里？于是我们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不能不提到他们为谋求民族文化更新所做的努力。”指出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新文明”才是未来的出路，而“此种‘新文明’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并通过原有的东西两种文明自身的改造翻新和交会融合得以实现”[8] 。不仅如此，陈伯海还对当时“出口转内销”的港台新儒家提出批评，指出：“我们要明确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倾向，……不管新儒学采纳了多少现代文明的成份，其核心设立在传统人格的模式上，归根结底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我们是不能赞同的。”[9]Px4万圣书城
所以，本文的观点也许并不能获得陈伯海先生的首肯，因为在陈伯海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秉承着“学术中立”的理性主义原则，在关于思想文化和哲学思辨的论述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运用的哲学流派或思想方法，灌注太多的基于个人喜好的主观情感。特别是作为一位深受近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潮及唯物论、辩证法影响的思想者，陈伯海虽然以研究唐诗学和中国古代文论名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及未来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隐然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冷转热的曲线式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饱受冲击和诟病的儒家思想，陈伯海或许并没有如本文题目所提示的那种明确的自我期许。我甚至不敢肯定，陈伯海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会不会视我这个不肖的学生为子路，也来个“夫子哂之”？Px4万圣书城
但我依然愿意坚持写出我个人的感受。因为这对于陈伯海晚近思想的认识和阐述，甚至对于当下人文研究领域之“核心价值观”（姑且引用一下这个时髦的名词）的重新廓清和确立，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研究固然可以盛行一时，但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文化创造，一定是坚守人本和人道立场、贯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并站在整个人类意义上去思考生命之意义、自由之真谛与学术之尊严的文化创造。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分科过细，壁垒渐成，本该涵融浃洽的文史哲研究各行其道，传统知识人所必须加以区分和选择的“三统”（即“道统”、“政统”、“学统”）的关系变得暧昧支离，互相牵制，难以贯通。此外，还有一个“四部”即经史子集贯通的问题。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仅仅满足于“集部”的研究，而不能上达于“子学”、“史学”乃至“经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Px4万圣书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伯海先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光彩照人。在这样一个学术研究日益“格式化”、“为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陈伯海醉心于理论思考，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的园地中耕耘，并勇敢地进入到似乎“非请莫入”的其它学术领地中拓荒。近二十年来，陈伯海不仅从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勇敢地跨越到文化学、美学、哲学的领域，完成了“四部之学”的会通；更值得钦佩的是，在晚近的哲学及思想文化的研究中，陈伯海提出的“新生命哲学”，以一贯的理论勇气和价值担当，向世人展现了一位古稀之年的中国现代读书人，如何逐渐摆脱和修正既往“政统”对自己学术理念、运思方法乃至话语方式的影响，慎思明辨，辨异玄同，通过中西文化传统的高层次对话，彰显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于人类未来走向的启迪意义和终极价值。在这部名为《回归生命本原》的重要着作中，陈伯海不仅完成了在哲学“形上之思”的维度上向“生命本原”的“回归”，同时也完成了在学术生命拓展维度上从“学统”越过“政统”、直接向着民族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道统”的“回归”。Px4万圣书城
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双重回归，意义重大。它不仅说明，陈伯海的为人为学，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的境界，同时也可以作为陈伯海个人的一种“内在超越”[10] 的最好证明。以下就新生命哲学所反映的儒家情怀和儒家认同稍作申论。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首先，陈伯海的“新生命哲学”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世界未来走向的终极关怀，这与儒家成己成物、立人达人、以人合天、参赞天地化育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从儒家经典中诸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的表述可以看出，儒家哲学本来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儒家的好生之德、民本思想、生态意识、天下关怀等人文价值，本来就是“一以贯之”、“不可须臾离也”的“道”。正如陈伯海在论及“五四”诸人与传统精神的关系时所说：“他们果真与传统精神绝缘了吗？姑无论他们的思想言论中对传统学术文化仍有相当程度的保留，即以那种愤悱疾呼，唤起民众觉醒，疗救病态社会的人生态度而言，不也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经世致用’观的一脉相承？”[11] 事实上，一代有一代之儒家。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还有“波士顿的儒家”、“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穆斯林”等说法，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有天下情怀和文化使命感的人文学者骨子里就是一个儒家。早在1937年，沈有鼎先生已在《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在经历了先秦两汉和唐宋元明清的第一、第二期文化辉煌发展后续，要进入“第三期文化”，并且指出第三期文化要以儒家哲学的自觉为动因。杜维明先生又从地域文明的角度立论，指出：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逐步发展成中原文明的主体；第二期宋明儒学的发展使中国文化影响到整个东亚；而“由于东亚社群已经遍布世界不同角落，也可以说，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面向整个世界的。”[12] 从这一角度上说，陈伯海基于应对“第二轴心期”到来而提出的“新生命哲学”，也可以说是立足“中学”、涵摄受容“西学”的又一波“新儒学”。陈伯海的“回归生命本原”，毋宁说是回归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上来了。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其次，陈伯海的“新生命哲学”提出的回归“天人合一”、“大化流行”、“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等的生命本原，并最终实现“内在超越”的论说，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作为一种“哲学的人学”[13] ，儒家的天人观念，其实就是对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的现实回答，是儒家思想中最具“形上”维度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还是《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论是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还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无论朱熹所谓“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抑或钱穆先生晚年“彻悟”的“人心与天道的合一”乃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值得珍惜的贡献；等等，古今贤达的这些陈述，无不将中国传统智慧推向“天人合一”的生命本原和终极关怀。陈伯海在谈到新生命哲学的“天人观”时，明确指出，“天人本自一体，由‘天道’演化‘人道’，是本书严格遵行的一个基本理念，这条红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全书各个章节里。”[14] 而在整部书中，陈伯海对于中西哲学的深层探讨，的确贯彻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第三，陈伯海的“新生命哲学”在思想方法上贯彻了儒家“允执厥中”、“和而不同”的中道理想。陈伯海的学问始终贯彻着一种爱智慧、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故其发言遣论，常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在谈到“中”“西”“马”三学的融会时，陈伯海曾说：“‘中’、‘西’、‘马’各有其自身的思想传统与演进脉络，分别研究自无不可，而若从哲学和美学原理的建构考虑问题，则不同思想理念之间正需要大力沟通，好让其在互相碰撞、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引发并熔铸出新的、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念来，这也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和美学创新自立之路了。”[15] 在《回归生命本原》一书的论述中，陈伯海常能出入中、西、马三种学术思想论域，折中不同的观点，运用不同的方法，并在充分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辨异而玄同”、“和而不同”的运思方式完全符合儒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道理想。也许陈伯海自己尚未觉察，在其生命的桑榆之年，早年的激进启蒙思想已渐渐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对“和实生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儒家传统的体认和回归，这不是阴差阳错的明珠暗投，而是百川归海的自然归宿。因为生活中的陈伯海，本来就是一个宽厚长者、谦谦君子，凡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无论同事部下、师友弟子，无不交口称赞其为人为学、道德文章。《论语》中弟子描述孔子，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在我所接触过的师长中，陈伯海最堪此种描述，可以说，尽管儒家思想在陈伯海尚未从学术滋养上升到生命“自觉”的程度，但文如其人，其文章中流露出的那种文质彬彬、情辞并茂、尊贤而又能容众、嘉善而又矜不能的优雅气度，不正是儒家思想长期浸润、潜移默化的“自在”、“自为”境界么？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第四，陈伯海的“新生命哲学”在与西方对比中，能够贯彻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反求诸己”的批判精神。儒家的批判精神源自其对世道人心的忧患意识。故儒家的批判精神一方面向外，“直道而行”，“刚健有为”，“以道事君”，“勿欺而犯”，大义面前，能够“从道不从君”；一方面向内，克己复礼，希圣希贤，“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陈伯海为人为文一直也是秉承着这种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在《中国文化之路》中，他展现了对中国文化命运及前途的忧患意识，而在《回归生命本原》中，他又将这一忧患意识扩充至对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中。他一方面对“天人相分”的西方哲学所带来的信仰失坠、理性动摇、生态破坏的现实危机提出质疑和追问，同时在回归中国传统智慧的大本大源的基本立场上，又能对自身传统进行查漏补缺，深刻反省，譬如，陈伯海对“以一反一复、周而复始为常态的”的东方哲学所可能导致的循环论倾向就予以反思和批评，认为：“由循环论导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孤立、精致的观念，最终扼杀了历史的推陈出新。这些缺陷明显地不适应于现代人的生活理念与现代文明的运作需求，当予改造出新。”[16] 这种参校同异、务求折衷的客观态度也是儒家与时俱进、自反精神的具体显现。Px4万圣书城 Px4万圣书城总之，陈伯海先生标举的“新生命哲学”，正是一种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学的平等对话中提炼、激活而成的一种“现代新儒学”。尽管陈伯海未必以儒家自居，但其学术精神、人格追求和思想底色，却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充满着浓厚的儒家情怀。而且，陈伯海在建构“新生命哲学”的过程中，彻底摆脱了近百年来中学面对西学的“他者”心态和弱势地位，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来与世界对话，心胸阔大，气度雍容，虽然是纯粹哲学的思辨，但读起来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陈伯海今年已届八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辩才无碍，左右逢源，他对于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天道与人道、存在与超越的深层思考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着陈伯海在“夕阳无限好”的晚年，能够接续古圣先贤的斯文慧命，收视反听，覃思研精，“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17] ，奉献出更具生命境界、时代高度和终极关怀的思想创造来。Px4万圣书城
着名中国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陈伯海先生的六卷本文集近日出版。5月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学者代表齐聚上海社科院，围绕《陈伯海文集》展开主题为“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的学术研讨会。 Px4万圣书城
《陈伯海文集》共6卷273万言，收入陈伯海主要学术成果，横跨唐诗学、古代文论、美学、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的《唐诗学引论》、《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是中国诗学研究的权威着作；他关于“宏观文学史”的新思考、“文化即人化”的新观念、对“生命体验美学”的开创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回顾学术道路，陈伯海总结一生思考所系，尽在如何激活历史资源以创建民族新文化和新学术。他强调，传统与现代不应当分割，而如何将传统引入现实正是中国当代学人的重要职责。他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一百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性化，三者相结合，围绕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与发展前景，构建起即体即用的话语系统来，这也便是建设民族新文化、新学术的必由之路。他期待中国学界在这一研究取向上能有重大的突破开新。 Px4万圣书城
陈伯海原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和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九项，有着作及编撰二十余种。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文艺理论批评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着作奖及论文奖，于2008年获上海社科院建院五十周年杰出学术贡献奖。他退休十余年来仍继续个人的学术思考且不断创新，由中国文学研究拓展至美学、哲学领域，且以“生命体验的美学”等观点引发学界的新思考。 Px4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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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荣跃明副所长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刘世军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相继致辞。詹福瑞、董乃斌、黄霖、赵昌平、陈尚君、葛兆光、刘跃进、胡明、夏中义、胡晓明、谭帆、陈引驰等与会学者高度肯定陈伯海先生不断创新的学术志向和精湛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围绕如何激活历史资源以创新文化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共同探讨创新中国学术的方向和道路。 Px4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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