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 全36册精装版 含大事记和人物传

内容简介 · · · · · ·

 

《中华民国史》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

《中华民国史》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相关资料、着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00万字。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中华民国史》以展现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重大历史进程、重要人物活动和大事备览为主体，是整体反映民国历史全貌的一部民国通史。

《中华民国史》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三个部分：

（一）《中华民国史》。是中华民国38年兴亡的历史长卷。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60万字。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选取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中华民国结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一千二百余人，撰写人物小传。该部分以人为目，广泛搜集传主生平资料，传主事迹以客观叙述为主，力求史实准确，评断公允，文字精练，真实可信，足以传诸后世。每篇传记的篇幅为 3000至6000字。人物排列则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序，另编姓氏笔画索引、人物分类索引、人物字号及生卒年索引，附于书后。约500万字。

（三）《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该部分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原则，围绕民国时期各阶段统治政权的活动这一中心，以事件系年、月、日，逐年、逐月、逐日并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编排1905年至1949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纪事范围既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方面，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等社会生活层面；不仅包括各阶段统治政权的重大活动，还涉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和反抗斗争。约760万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纂的、三十六册《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悉，《中华民国史》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华民国史》（十六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册）。

 

　　据介绍，《中华民国史》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十六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原则，围绕民国时期各阶段统治政权的活动这一中心，逐年、逐月、逐日并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编排1905年至1949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纪事范围既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方面，还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甚至天灾地变等社会生活层面。《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则选取民国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简传。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1956年，国家科学发展12年规划首次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其中。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前辈董必武、吴玉章等，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此项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着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民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兴学科由此而起步。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的煌煌大作由中华书局一次出齐，可谓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中华民国史》是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代表了国内民国史研究水准的代表性论着。这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后人记述的历史时段，也是距离当下最近、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历史启迪的时段。举凡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关键的历史节点，活跃的重要人物，这一时段中国的内政、外交、战争、革命等等所反映出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问题，都在该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中华民国史》作者简介

 

李新，《中华民国史》总主编，当代历史学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以研究民国史、中共党史着称。

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内民国史研究的知名专家。着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等。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内民国史研究，尤其是蒋介石的研究的知名专家。着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学者。着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等。

 

 

 

 

1．《中华民国史》由当代着名民国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新先生担任总主编。主要作者包括民国史研究室研究人员，以及当今学术界部分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其中大多数为该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研究积累的着名学者。

2．《中华民国史》是国内首部以“中华民国史”冠名的多卷本着作，是目前民国史学科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国内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3．2011年10月，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中华民国史》作为纪念辛亥革命的重要着作，被列入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得到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重大的社会反响。

 

 

图书目录

 

第一卷（11894－1912）

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二卷（1912－1916）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三卷（1916－1920）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四卷（1920－1924）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战后政治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五章 黎元洪被逐与曹锟贿选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七章 19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五卷（1924－1926）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六卷（1926－1928）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七卷（1928－1931）

第一章 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内政与外交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战争

第四章 反蒋派大联合与中原大战

第五章 发展中的国共矛盾及南京政府的“剿共”战争

第六章 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和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

 

第八卷（1932－1937）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九卷（1937－1941）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六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正面战场

第七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敌后战场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九章 国统区的经济

第十章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十卷（1941－1945）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三章 抗日后期的国统区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十一卷（1945－1947）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十二卷（1947－1949）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书友对《中华民国史》的评价

以社科院近代史所 为主要作者的大型学术专着,《中华民国史》16册，在去年问世，过去本人曾阅读过现出版的部分卷册.最近花费数天时间，将其中第四，五 七卷StQ万圣书城粗读一遍，感觉到确实为不错的史学着作.StQ万圣书城1北洋时期历史一直是整个民国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个时代因其复杂多变和非学术性制约（国共双方都批评指责的时代）少有高质量着作问世。2000年出版的来新夏教授等人写作的《北洋军阀史》虽然史料丰富，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和教条的阶级分析法, 整部书读过后，给人感觉是不同的人胡乱混斗，一团漆黑。但是阅读了这套着作的相关部分，即清楚表明北洋时代，也是为了争取国权进行的修约活动，对待外蒙民族分裂势力做了反击,并迫使对方一段时间放弃所谓的”自治”,当然由于方法不当,和有限的实力,外蒙古最终还是在苏联的操作下完成所谓自治,脱离中国的领土.但是不应该抹煞北洋时代,政府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历史应该被国人记住，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StQ万圣书城2北洋政府统治的这些年是舆论自由的时代，从书中大量使用的报刊资料就可窥探一二，媒体人有独立的思考，而且可以公开发表出来，不需要检查，而且许多思考，即使在数十年后的人看来，不仅分析准确，与事实相距不远,而且真正看透了政治内幕。而这样的情况在1927年后逐渐缩小，到了后面的政府，则干脆消失殆尽。StQ万圣书城 当然看待北洋历史，不能以媒体自由当作唯一标准，近些年某学者为了所谓宣传自由民主，大量发表颂扬这个时代的文章，借以贬低否定StQ万圣书城后面的两个政权的历史。但是认真读过这几卷内容可以得知，北洋事情，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没有找到新的理念和纲领，如何带领国家走入现代化，而且各个派系之间嫌隙甚多，没有妥协机制，而且各个派系之间也不想去妥协。特别是曹锟依靠贿赂当选总统,直接影响到国民对国会制度的恶感和否定 使得这个现代民主制度必须存在的机构,在中国政治制度中难以立足, 为后来革命势力增长,,专制独裁制度成型 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StQ万圣书城读完北洋部分的历史，笔者感到意犹未尽，建议以这套书北洋部分为基础，将1920年前部分，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史料基础，认识重新写作，增加军事，外交分量，兼及经济，文化，社会内容，形成真正全面的《北洋史》必能成为传世巨着。StQ万圣书城3对人物的解读，坚持实事求是，民国时期人物受到非学术性的影响，不少人物已经失真，被无限拔高，典型的就是张学良，第七分卷，作者坚持从史料出发，不受情绪左右，解开了所谓爱国者，其实也是坚定追求个人，集团利益的，不是只有狂热的爱国情怀就坚持东北换旗，心向祖国了。在中原大战中也是得到许多钱和物才进关作战助蒋，而且兵锋到处，预先通知StQ万圣书城阎军，撤退。看来也是与爱国爱民不一致了。在九一八事件中，这位爱国者也同样没有多少信心抵抗，而且也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读后让人感到耳目一新。StQ万圣书城这套着作从分卷出版到出全一共历时三十年，从陆续出版各卷册内容可以清楚看到民国历史研究的变化，即学术研究是怎么不断进步努力探寻历史真相的。书稿最初立意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根据杨天石教授回忆，当时主编李新先生就对作者有过要求：可以说5%的空话，可以说5%的废话，但是一句假话也不可以说。这就为书稿的质量定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历史学的根本 实事求是。从1980年出版的第一卷，从当时的标准看，已经比较好，没有多少政治大批判风格，尽量用史料说话。正是因为这套书写作出版时间过长，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试举如下StQ万圣书城 1在拟定编写大纲时，意图解释中华民国历史的兴亡变化，并受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整部书几乎全部是政治史的内容，而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宗教，城市建设，军事（制度和装备）涉及非常有限，而这些内容恰好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这就是使得本书不是全面，立体反应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史的全貌。同时在书稿陆续出版过程中，不断有作者去世，而且本次整体推出也比较匆忙，即使在政治史领域，也有许多新成果没有充分吸收，例如黄道炫对StQ万圣书城苏区历史的研究，唐启华对北洋修约的全新深入的研究，杨奎松对西安事变的探索，汪朝光对战后国共政争的解读。StQ万圣书城2这套巨着集中了民国史研究不同代的数十位学者，出版各分册时间，外部环境，史料多寡均差别很大，而且不同代的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差异很大，写作风格思路也不一样，对比阅读第一，二卷和第四，卷差异非常明显，几乎成为两种史观的着作。这不是简单通稿可以弥补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真正能全面反映民国研究界最新成果。StQ万圣书城3 部分卷册成书于多人之手，风格不统一，各位作者都是研究多年的高手，各自思路不同，用一个大纲要求，势必造成困难，有些卷册作者水平有差距，造成质量难以把握。例如第3 6 7卷。个人感觉如果不足百万字篇幅的着作，作者数量不易太多，三人以内是最佳选择，而且水平差距不宜过大，否则通稿难度比然巨大。风格也不容易统一。虽然有上述一些问题，但是总体看这套《中华民国史》以其丰富的史料，详尽的记录，比较持平的论述，努力接近历史真相的态度，是读者了解，认识民国历史的首选之作

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两岸对民国史的叙述，从结构上讲长期以来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对1927年以前的叙述和评价几乎相同。比如两岸论述民国史的开端，大都从民国纪元前18年（1894年）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开始。国史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以及大陆出版的诸多民国史研究论着中都是如此。大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亦是如此。StQ万圣书城事实上，长期以来两岸都在一个非常相近的“革命史观”下叙述民国史。对晚清政府、辛亥革命、北洋政权的认识，双方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对此后的历史叙述，在历史分期和结构上双方也完全相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924-1927年，大陆称之前“大革命”、台湾称之为“国民革命”；1927-1937，大陆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台湾称之为“统一、剿匪时期”；1937-1945，双方均称为“抗日战争”；1945-1949，大陆为“解放战争”、台湾为“勘乱时期”。史实和时间的叙述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是对性质的判断，各说各的话。StQ万圣书城自1949年以来，双方都共同经历过“以党治国”时期，虽说是国共两党分治，但源头均来自中山先生的“遗教”。台湾自1988年开放党禁后，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也是百花齐放。不过双方整体上来讲都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在大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台湾研究者同样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存在着政治正确性的选择，双方只是表现程度的不同。比如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陆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仍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教科书完全不能表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仍包含很多政治教育的成分。同样在台湾，如何在教学中区分民国史与台湾史，也不能全部摆脱政治的因素。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二  大陆新版《中华民国史》的来龙去脉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套书是大陆学界众多机构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部民国史学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着作。StQ万圣书城这套书的编纂始于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民国史研究组”，即后来的民国史研究室，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当时编纂工作分三个小组进行，分别负责《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StQ万圣书城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特别是在编纂工作的最初阶段，在“文革”时期一切“政治挂帅”的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经过充分的讨论，编写组达成了编纂共识：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正是在这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能够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有如今的进步。这与前辈学者的开创之功分不开。StQ万圣书城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着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前后历时整整30年。StQ万圣书城民国史研究开创之初，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资料。最早出版的第一卷主要写辛亥革命。相对来讲，辛亥革命的研究积累多，资料、文献集中。经过70年（到1981年），两岸陆续都出版了很多资料集，某种程度上讲研究相对充分。至于其他各卷，在编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基础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保存的大量民国时期的核心档案陆续开放，不看这些档案，实在不敢动笔。而1981年出版的第一卷辛亥革命，现在看来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非常扎实的，学术的严谨性没有问题，只是在语言表述方面多少留下8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但它的学术性还是经得起考验的。StQ万圣书城90年代以后，除了台湾方面的档案开放外，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全部公布了它的档案，这涉及到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重要领域。此外，海外还不断公布一些民国人物的档案，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所陆续公布宋子文、孔祥熙档案，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都谈了什么？除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外，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而宋子文档案里，有大量的相关记录和宋氏日记反映西安事变的真相。事变之后，蒋介石出版过一部分他的日记摘编，实际上有所隐藏，不承认见过周恩来这一事实。特别是2006年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日记，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就更成熟了。StQ万圣书城随着上述档案的开放和陆续出版各类史料，以及最近二三十年来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才成全了这套书的最终出版。StQ万圣书城全书署名是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是德高望重的李新先生，他为这套书付出的心血最多。上世纪70年代，以他在学界的影响力，组织大陆各地学者合作编纂，比如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参与五四运动的撰写。此后汪朝光先生的贡献最多，统筹安排学界共同完成编写工作，先后有复旦大学吴景平、金光耀等教授承担了抗日战争两卷、北京大学罗志田教授承担北洋一卷的编写。人物传总共涉及近千人，参与撰写的作者最多，大约有200人，大都是对传主有过一定研究的学者。从我们出版第一卷距辛亥革命70年，到今年全部出齐，离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结束又近70年。这是一个逐步积累档案、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过程。StQ万圣书城中国历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除《史记》外，从《汉书》开始大都属于官修。中国古代传统学问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经、史、子、集。现在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比中国传统史学要丰富的多。社科院近史所虽是公家单位，拿国家的钱做学问，但我们所拥有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跟古代不一样。《中华民国史》这套书谈不上是官修，它是一部独立的学术着作。我注意到台湾很多媒体，把这套书看作是官修。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在编写这套书时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我本人是1997年参加编写工作，从提纲到撰文整个过程没有受到过任何党政机构指示过我必须要写什么、怎么写，那些又是必须要回避的等等。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三 《中华民国史》的继承与创新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我个人理解这套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华民国史》是大陆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新中国建国后，大学历史系大致在1952年开始陆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那时根本没有民国史学科概念。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历史教学，则称之为“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直到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可以说奠定了“中华民国史”作为一门严谨的历史学科。80年代之后，大陆各大学历史系才陆续开设民国史课程。StQ万圣书城二是这套书体现了近二三十年来大陆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这套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早在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南开大学的俞辛錞教授就依靠档案文献证明“不抵抗”的责任，主要在张学良身上。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初，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态度是一样的，都希望就地解决，不扩大。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不断扩大，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蒋介石明确要求张学良率部抵抗，但张学良不肯抵抗。蒋介石进一步表示如果你不抵抗，我可以派中央军北上；但张学良说不行，东北是我的地盘，中央军不能进。对于这件事，上个世纪末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完全承认。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早在20年前就解决了，我们这套书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类似问题非常多。StQ万圣书城当然，这套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不可否认存在着时代的烙印，但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这次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做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特别是一些前辈作者有的已去世了，更多的人因年事已高早已退休，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这也是一种遗憾吧。不过，我个人理解这恰好体现这个民国史学科这二三十年来的发展脉络。StQ万圣书城此外，《中华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的取舍方面，尽量以大事、重要人物为主，当然不仅仅是政治人物。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但不可否认民国史学科是一新兴学科，从1971年到现在，也就40年。由于学术积累的时间不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所以这套书更多地偏重政治、军事、外交，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就谈论得就少。StQ万圣书城按照中国传统来史学分类，一部断代史应包括纪、传、志、表四部分，《中华民国史》可以理解为通纪，《中华民国人物传》可以作为列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可视为表。现在还缺一个志。撰写中华民国志，我觉得编100个也不过分。比如民国邮政志、交通志、教育志等等，但按照目前学界的学术积累，还做不到。许多领域还有待深入的研究。StQ万圣书城民国史学科是在1971年文革时期建立的，成立之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档案文献，在当时政治挂帅的年代，不可能深入研究。最近，这套书出版后倍受关注，两岸民间者觉得我们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一般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个新问题，其实就谈不上。这里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或者说是与历史教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传统观点，而是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但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比如，说到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争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就是打击中共和第三势力。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在大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的监狱。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更要关注学术普及工作。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36册，是陆续出版的，自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如1981年出版的第一卷有关辛亥革命的内容，尽管在史实叙述和史料运用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直到今天还是大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三套必读书之一。但在讨论辛亥革命意义时，会更多地关注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种观点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不够完善。在80年代两岸学界刚刚开始交流时，双方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最大争论就集中在所谓性质问题上。台湾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史实方面，双方的共同点更多。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我们再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资产阶级性质如何，谁领导的这一类问题。StQ万圣书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对辛亥革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充分肯定，胡称：“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什么是“里程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辛亥革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大事，而且是“永远的”、“巍然屹立的里程碑”。StQ万圣书城我认为这是对辛亥革命历史价值最恰当的评价。长期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认识不够充分。比如以往我们总是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软弱性、不彻底性等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我看来这种评价是今人对前人的苛求。我以为辛亥革命能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就是了不得的历史使命。StQ万圣书城推翻一个旧政权、旧制度，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制度，谈何容易。这也是那一时代的仁人志士们力所能及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等到一切条件完全成熟才动手。所有我们后人看到的遗憾，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如果期望依靠一次革命，就可以完成制度变革，还要求它能打破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的束缚，建立新文化、新思想，这是不可能的。只有推翻了旧政权，才会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不公，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再继续探索，寻找新的出路。这才有了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果在皇权还没有推翻的1911年，就奢谈无产阶级革命，当时还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所以我们不要苛求前人。如果不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看清下一步的目标。许多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矛盾，在它那个时代还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或者说还不存在。关键在于，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要放弃探索和革新的追求。StQ万圣书城现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时，更关注历史事实，而不是像以那样注重运用意识形态的语言对历史进行定性。比如，对于1945-1949年这段历史，以前我们都是称之为解放战争；而国民党则称之外戡乱战史。它们都含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现在则更普遍地称之为国共内战，这是比较中性的称谓。我曾同台湾记者谈到国共内战是不同社会精英的不同道路选择。这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涉及到的两卷书中，我们采用的分卷标题是《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最后一句：“ 1949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至此结束。”这是个客观描述，我们力求实事求是地展现一个历史真实，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StQ万圣书城民国史的研究范围自然包括国共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史》对国共关系的论述还是有一定的突破，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StQ万圣书城这里我想举一个人成长中的例子，我是在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中共党史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合在一起，号称是人大四大理论系，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进取了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而在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随着海外不断解密、公布国民党核心档案、共产国际的档案，肯定会进一步推动国共关系的研究走向深入客观。当然，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夹杂着很多其他因素。这不仅是学术界应该努力改变的，也要靠社会各届来共同努力。目前在大陆文艺创作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前一段热播的电文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共关系史，即有两党合作共同谋求民族独立的史实，也表现了战后国共两党两条不同道路和选择。学术进步需要一点点推进，我相信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改变也是同样的道理。StQ万圣书城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这套书也不再只讲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公允。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确执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对日政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从九一八事件时的对日不抵抗、完全依赖国联，到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再到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抵抗，这套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抗战，没有投降。虽然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曾与日本人有过一些秘密和谈，以前我们对此评价都将之称为蒋介石对日妥协、卖国。随着档案文献的开放，基本可以证明，这类秘密和谈，是蒋采取的一种对日抵抗的战略战术。我们都知道汪精卫是1938年叛逃的，但为什么到1940年才能成立伪政权呢？日本人当时也想拉拢蒋介石，蒋介石就以此为诱饵，同日军讨价还价。实际上，这是一种战略掩护，蒋介石利用日本人的心理，延缓了汪伪政权的成立。在这方面，以前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说他是投降。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在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始终坚持抵抗，有功于民族。同时，在书中我们也指出八年来，蒋介石也始终有着剿共的思想和行动。一方面他坚持抗日，没错，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共，这也是事实。StQ万圣书城我们在此不妨想想中国是怎样进入20世纪的？1900年的中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侵略者把中国的首都分成8个区占领。但到1945年，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因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最久而成为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字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经过这样的比较，再回头来看蒋介石领导一个如此贫弱的国家坚持抵抗，是多么的不容易。通过八年抗战，我们把自近代以来对日所遭受的耻辱全部夺了回来，不仅收复了东北，还将晚清政府割让出去的台湾收回祖国怀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贫弱，尽管我们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失地，但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特别是在抵抗侵略中，我们的盟国仍做了许多有损中华民族利益的事，比如英国仍占领着香港，苏联迫使外蒙古独立，美国战后在钓鱼岛问题上给中国制造了很多麻烦。这一切都是战时我们的盟国的所作所为。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指责蒋介石反帝不坚决，没有完全收复失地，也有失公允。否则的话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去收复香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实力嘛，更何况刚刚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外交方面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还真是不容易，他面临的困难很大，而成绩是应该肯定的。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四 共同开展民国史研究，努力寻求两岸共识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两岸都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前一段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教授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话辛亥：从立宪思想中寻求两岸共识》，我完全赞成他的观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两岸越来越一致。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不在关注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的问题，而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各阶层在革命中的作用。StQ万圣书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目前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更多地看重立宪派的作用，而对孙中山和革命党的评价逐渐低了。以往对立宪派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这种论点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万万不能忽视一点：即中山先生有着立宪人达不到的世界眼光。大陆对辛亥革命评价中常说的一句话：“民主共和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和价值。StQ万圣书城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时有着一种前人未曾有过的世界眼光，他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因为有着这种世界眼光，他提出的纲领和主张，不再仅仅是以往农民起义式的改朝换代，而是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建立共和，推动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半个多世纪前的1956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曾讲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今天，辛亥革命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前辈们的理想。StQ万圣书城目前，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很密切了，但在政治层面有所突破，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加强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增加彼此的理解与信任，一定能为今后的合作做出贡献。民国史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百年辛亥时提到：“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个“历史”，我想毫无疑问是指民国史。因此，更需要我们以一种世界眼光努力客观地去叙述这段历史，推动民国史的研究，甚至由两岸学界合写民国史，来进一步促进两岸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发展。StQ万圣书城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也充分说明了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巨大进步。同样，民国史学科也是最受全球关注的中国断代史之一，日本、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民国史。最近几年来，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共同开展的蒋介石研究相当丰富，期间日本、美国学者都主动参与，非常活跃，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为此特别联络日本学界同仁，成立蒋介石研究会，在他看来今后两岸今后在政治上要有所突破，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民国史，更绕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要有自己的声音。从日本人的关注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国史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更有中山先生的这种世界眼光。借用黄克武所长的一段话：“两岸如能就此未来发展方向达成更多的共识，那么或许华人社会也就更有可预期的未来了。”（《凤凰周刊》2011年第27期，第56页）

 

从项目启动到最终全套出版，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这套《中华民国史》，走过了40年的历史烟云。这套书被认为是折射出大陆民国史研究近几十年的变迁。StQ万圣书城文革期间的“敏感工程”StQ万圣书城此次出版的全套<中华民国史》分为《中华民国史》（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册）三部分，共36册，约2000万字。StQ万圣书城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这个项目在1971年正式启动，到201 1年的全套出版，几乎是以40年的时间去撰写一段历经38年的民国史。StQ万圣书城时光追溯到40年前。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撰写中华民国史被列入全国重点出版规划，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如今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StQ万圣书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采用集体组织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方式。曾任《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小组组长的韩信夫记得，当年，在一个时期内，编写大事记的同仁竟多达53人。StQ万圣书城刚刚开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被认为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在1978年以前，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即内部的出版物，海外并不知晓。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StQ万圣书城“1974年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出了本《民国时期孔教会资料》，前言是比较政治化的，但史料本身编纂还是相对客观的。”StQ万圣书城汪朝光说。StQ万圣书城直到1978年，《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着作。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辛亥革命”亦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认为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StQ万圣书城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组织写作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计划经济下集体作战的方式变成了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编写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生。StQ万圣书城而1990年以后，海外和台湾的文献陆续开放，成就了中华民国史》的另一个转折。随着国民党党史馆、台湾“国史馆”的档案公开，俄罗斯对大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的解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对蒋介石日记、宋子文、孔祥熙档案的逐年开放，这些新文献都进入了此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中。StQ万圣书城吸收大陆学界研究新趋向StQ万圣书城折射出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近30年的变化，正是这套书的重要贡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说：“我个人理解，这套书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呈现出如何多的新观点和新看法，而是它首先开创了民国史研究这一新学科，并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吸收整个民国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StQ万圣书城事实上，在主持人汪朝光看来，这套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研究的一些空白。StQ万圣书城“这套书中有五卷研究的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迄今为止，这是对于北洋军阀时期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的论着”汪朝光说。StQ万圣书城北洋军阀派系纠葛复杂，资料也并不太好收集，加上社会关注度不高，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一直并不充分。汪朝光介绍，以前谈北伐的历史，关注的重心是国共矛盾，而1924-1926年这卷的执笔者之一提出的新看法是，这是把国共矛盾放大了，当时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南北矛盾。同时，书中对于北洋时期的看法，比如对北洋时期的现代经济成长，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变化，都有较过去更积极、更正面的评价，而对于北洋时期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比如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关系、北洋军阀和列强的矛盾关系、北洋时期的南北矛盾关系等，也有了更深入的剖析。StQ万圣书城除此之外，第七卷写国民党登台后的历史，即1928到1932年的历史，书中对于国民党派系的斗争描写和剖析，亦是弥补了学界的空白。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和国共关系的研究，则因应了学界研究的新趋向。StQ万圣书城要知道，在1980年代以前，学界对蒋是比较负面，多用“人民公敌”、“反共老手”等字眼扣在蒋介石头上。但1985年后，整个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的评价开始缓慢发生转变，肯定他在国民党派系之争中的贡献以及在抗战中的贡献。StQ万圣书城“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深入和平实，不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金以林说。StQ万圣书城“书中对国民党在1927年到1937年间的经济建设和抗战准备，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书中关于抗战的两卷，用了相当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情况，较之以往的研究，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汪朝光说。StQ万圣书城针对大众所热衷的“翻案”论，金以林认为，“1990年代出版的各卷，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准。现在出版的最新5卷，则充分体现了现在的研究水平，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翻案’。”StQ万圣书城在金以林看来，热衷“翻案”说，是学术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严重脱节。StQ万圣书城譬如，“九．—八”事变时，不抵抗的主要责任是在蒋介石还是在张学良？金以林说，早在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某次关于“九·—八”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已有学者根据资料提出应由张学良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当日军攻占锦州时，蒋介石明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但张学良拒绝，蒋介石提出派中央军，亦被张学良拒绝。这些在20年前就提出的历史观点，自然被吸收入书。StQ万圣书城两岸的民国史交流StQ万圣书城不得不说的是，一部《中华民国史》在大陆持续30年的陆续出版，也正印证了大陆民国史研究从“险学”到“显学”的变迭。StQ万圣书城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例，20年前，一半以上的学者做的是晚清史的研究，如今大概90%的学者做的都是民国史的研究了。StQ万圣书城台湾历史学家唐启华如此评价《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对于民国史的诠释、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比较事实求是。对国民政府比较正面的肯定，对蒋介石个人的正面肯定，这些观点跟台湾过去的观点都比较接近。”StQ万圣书城大陆的民国史研究“险学”变“显学”，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是怎样的态势？StQ万圣书城台湾《中时电子报》在报道中称“反观台湾，199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后，针对民国史的研究能量显得疲弱不振。尤其近10年，‘台湾史’研究逐渐取代‘民国史’研究，成为台湾当前史学研究的当红炸子鸡，‘民国史’被活生生打入冷宫”。StQ万圣书城唐启华对此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跟蒋介石的研究，一直都还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和组织，并不是完全落寞，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台湾史的研究越来越被重视，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台湾史的研究达到高峰，相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蒋介石的研究相对冷落，研究者和资源都减少，现在的台湾是试图把中华民国史和台湾史做结合，这是一个主要趋势。StQ万圣书城“在台湾，民众认为民国前38年在大陆，38年后仍在台湾延续，这种历史观是不太一样的，时下大陆准备纪念辛亥百年，台湾则筹备纪念民国百年。在这种历史观下，很难说注重台湾史就不注重民国史。”唐启华说。StQ万圣书城除此之外，在台湾，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研究，仍保持着一定的研究实力和团队。StQ万圣书城2008年，唐启华时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还作为副召集人，组织了一个蒋介石研究会。约莫每月读书会一次，每次有20人至30人左右的人员参加，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还定期与大陆的社科院合办会议，如今已经合办过两届。StQ万圣书城除了这个研究会，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有一些活动，有蒋介石的研究计划。StQ万圣书城对于蒋介石的评价，相比大陆的“去政治化”，在台湾则存在部分人士将蒋介石“妖魔化”的现象。StQ万圣书城因为台湾对蒋介石的事情有政治因素介入，绿营对蒋介石批评比较多。但台湾对蒋介石的评价总体而言比较多元。”唐启华说。活跃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唐启华，认为“两岸的民国史研究并不是恶性竞争，是一种良性互动”。StQ万圣书城如今，在大陆正在进行两岸学者在近代史领域的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的计划；另一个是，由南京大学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持的两岸合写中华民国史的计划。StQ万圣书城作为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有参与。截至目前为止，“不觉得会有怎样的大问题，细部的观点差异，保留多元的观点，各自做一些不同的描述，基本上大观点没有太大的差异。”StQ万圣书城汪朝光也持同样的态度，以前觉得敏感的问题，现在觉得并无特别的障碍。的确，在大陆民国史研究不断“脱敏”的过程中，两岸的民国史交流亦渐渐趋同，民国史的研究愈来愈向真实的历史贴近。

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目录：StQ万圣书城第一卷（11894－1912）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StQ万圣书城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StQ万圣书城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StQ万圣书城第十章  保路风潮StQ万圣书城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StQ万圣书城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二卷（1912－1916）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StQ万圣书城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StQ万圣书城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三卷（1916－1920）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南北议和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五四运动StQ万圣书城第八章  直皖战争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四卷（1920－1924）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战后政治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黎元洪被逐与曹锟贿选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1920年代的中国经济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五卷（1924－1926）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执政府的终结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六卷（1926－1928）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七卷（1928－1931）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内政与外交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战争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反蒋派大联合与中原大战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发展中的国共矛盾及南京政府的“剿共”战争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和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八卷（1932－1937）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StQ万圣书城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StQ万圣书城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StQ万圣书城第七章  西安事变StQ万圣书城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StQ万圣书城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StQ万圣书城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StQ万圣书城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第九卷（1937－1941）StQ万圣书城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StQ万圣书城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StQ万圣书城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StQ万圣书城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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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序言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1．《中华民国史》出版前言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完成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任务。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编撰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先生和吴玉章先生，始终关注民国史研究的计划，并曾在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重提纂修民国史事。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及研究条件的不够周全，这时的民国史研究还停留在科研计划的层面，未及进入实际写作。StQ万圣书城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为此，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组建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先生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StQ万圣书城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对民国史研究这个过去并无研究基础、而又存在着相当政治敏感性的新兴学科而言，其研究起步之难，非亲历其事者恐未必能够体认。但是，民国史研究组的全体同仁，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迎难而上，集思广益，拟出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案，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出发，以民国时期的统治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等等。以此为开端，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民国史组的同仁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研究的成果。StQ万圣书城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民国史研究也因此而焕发活力，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经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和努力，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并以其史料丰富、立论平实而引起了海内外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从而引领了民国史研究的潮流，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前沿地位，于此亦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前辈当年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立场，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并已为民国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StQ万圣书城以《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蹒跚起步而迅速发展而繁荣兴盛，并已在今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历史学中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科之一。抚今追昔，我们对前辈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其远见卓识，实当铭感于心，永志不忘！并对在《中华民国史》编撰过程中卓有贡献但已故去的前辈学者李新、孙思白、李宗一、彭明、周天度、朱宗震诸位先生，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StQ万圣书城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但是，因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工作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原先拟订的十二卷本编撰计划迟迟未能完成，以至我们不断接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催询。在此，我们向那些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民国史研究计划的各方学者和读者表示诚恳的歉意，让你们久等了！StQ万圣书城自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对民国史研究计划作了调整，努力督促民国史未出各卷的写作，终在2010年底全部完成，交付中华书局。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全部出齐，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老中青几代学者多年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民国史学科多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我们亦以此而可告慰于所有为民国史研究计划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和各界读者！StQ万圣书城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StQ万圣书城一、考虑到全书命名的简洁统一，此次统一以“卷”命名，而不再使用以前“编”的定名，各卷大体以其研究时段为分隔，不再使用已出各卷的主题性标题。StQ万圣书城二、全书十二卷所涉方面和问题甚多，作者不一，写作时间也不一，故有些问题的叙述可能在书中出现时有所重叠、强调或有所缺失、精简，时限衔接也未必严格按前后顺序。StQ万圣书城三、以前出过的七卷，此次付印前订正了书中的史实讹误之处，修改了个别的文字，但因为原书作者有些已故，有些离退，再加时间有限，我们对原书并未有大的改动，仍然保留了当年出版时的基本面貌。StQ万圣书城四、以前未出的五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StQ万圣书城五、各卷的人名、地名及注释的版本和体例，因其史料来源不一，外文译法不一，旧今地名不一，等等原因，可能间有参差，我们已经尽量将其统一，但因全书篇幅较大，或仍可能有漏网之鱼，有待今后再版时订正。StQ万圣书城六、原先已出各卷的图片，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再用，此次十二卷的图片全部重新选取、制作；也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各卷卷首均未附地图，读者可参考各类已出地图集。七、各卷所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全部以汉语拼音为序统一重新编制。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提纲由各卷作者拟定，经研究室内外同仁讨论，再由李新先生审定；第一至三卷文稿由李新、李宗一先生审定；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卷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卷的部分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各卷作者及写作的具体情况，详见各卷前言。此次十二卷本出版的组织、联络工作由汪朝光负责，已出各卷订正责任人：第一、第三、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二卷曾业英，第六卷杨天石，第八卷黄道炫，第十二卷陶文钊。全书清样由汪朝光通读订正，金以林、李在全参加部分工作。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图片统一编排制作，其中参考文献及人名索引编纂者：第一、第三卷李在全，第二、第六卷吕迅，第四、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五卷杨天宏，第七、第八卷黄道炫，第九卷吴景平、徐昂，第十卷曹玮、印超，第十二卷马晓娟；图片选取人：第一至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卷李在全、邬逸飞，第五卷杨天宏、李在全、邬逸飞，第七、八卷黄道炫、邬逸飞，第九卷吴景平、宋青红，第十卷马建标。StQ万圣书城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有些评价或仍有苛求之处，还可以发见时代局限所留下的痕迹；历史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海外藏民国史料的运用还有不及；全书在技术方面还有不协调之处；等等。所有这些不足，正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从一株幼苗发育、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激励着我们和代代学人继续努力，在未来撰写涵盖面更广、评价更公允、史料运用更丰富、总体更成熟的民国史，将民国史研究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的作者队伍，并不限于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了不少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正是他们对于本书撰写的热心支持，才使本书最终得以完成，并保证了本书撰写的学术质量。对于所外各单位的学者为《中华民国史》撰写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StQ万圣书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完成出版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StQ万圣书城负责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中华书局，从已故的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副总编辑何双生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近代史室、历史室的刘德麟先生、陈铮先生及编辑诸君，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辑出版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提供方便，倾尽其力，充分体现了出版人的坚守与责任。在此次《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李静、欧阳红等，对于全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在此，我们谨对中华书局及与《中华民国史》编辑出版相关的人士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虽已告成，但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却远未结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我们有志在未来的民国史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培养更多的新人，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StQ万圣书城2011年5月28日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2．《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出版前言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人物传》是在《民国人物传》12卷本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扩编而成。StQ万圣书城《民国人物传》的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但是，负责人物传编撰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第一辑。此后，我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88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23辑），并以此为基础，于197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民国人物传》第一卷，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民国人物传记集，以此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起步而发展而繁荣，成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StQ万圣书城编写《民国人物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本书第一卷出版前言中所列明：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2．用记叙文，通过具体事实表现传主的生平，不作过多的评论；3．真实可信，事实确实无误，凡有疑问者宁可不写或存疑；4．反映传主的全貌而又有重点与特点，有详有略；5．用白话文，文字力求简练，引文注明出处。上述要求，既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有对于人物传记编写的具体指导，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尊重学术规律的，并在民国人物传编写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发挥了其应有的指导作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及其以后各卷出版时所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也说明了上述原则对于民国人物传编写工作的重要意义。StQ万圣书城《民国人物传》的作者，早先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随着收录人物的不断增多，作者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先后参与其事者有近百人，而在晚近出版的各卷中，邀约的外稿已经占到多数。对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专家学者给予本书编撰的热心支持，我们一向心存真诚的感激！正是由于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才使本书得以最终完成，并保证了所撰传稿的学术质量。StQ万圣书城《民国人物传》的编辑工作，最初由李新先生和孙思白先生负责主持，他们还担任第一、第二卷的主编，对本书的编辑方针、撰写方法、人物选题、写作文风以至技术处理等等，多有贡献。自1981年第三卷出版时起，宗志文、朱信泉、严如平、熊尚厚、娄献阁等先生接续担任各卷主编，并请李新先生和孙思白先生分别担任第三至六卷的校阅工作。李宗一、耿云志、林印、李静之、陈民、齐福霖等先生也曾参加过部分人物传稿的审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民国人物传》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是对《民国人物传》的撰写和编辑工作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先生、孙思白先生以及作者和编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StQ万圣书城负责出版《民国人物传》的中华书局，从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历史编辑室的编辑诸君，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民国人物传》的出版开绿灯、给方便，倾尽其力，精心编校，功莫大焉！StQ万圣书城2005年，《民国人物传》原计划编撰的12卷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收入传主861人，篇幅约380万字。不过，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境的不断变化，本书也还存在若干的不足之处，诸如有些应收录的人物尚未收录，有些已收录人物的生平经历还有缺失，个别人物的史实还有讹误之处，人物评价可能还不够全面客观，等等。我们本有在全书出齐后进行修订增补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因此，2006年，我们决定对《民国人物传》进行全面的修订和增补，主要工作是：对已出各卷收录的人物传进行修订，补正缺失、错讹之处，修正不妥的评价；对未收录而应收录的人物，尽力增补；统一全书的技术处理，编排收录人物的索引，以利读者的利用；等等。我们认为，应在修订、增补的过程中，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增补工作的基本方针。经过修订和增补，全书更名为《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收录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传记共978篇，计约500万字，征引资料更全面，人物生平更丰富，历史评价更求实，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全部八卷一次出齐。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告慰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StQ万圣书城在本书修订、增补的过程中，已出各卷的人物传作者提供了各自的修订稿，也有许多新的作者加入撰写工作，提供了新收录人物的传稿。原先负责主持人物传编写工作的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诸位先生，已经离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但他们克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参加修订、增补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此次修订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近代史研究所领导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并促成本书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民国史研究室的赵利栋副研究员担任课题主持人，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为本书修订、增补的完成作出很大的贡献。全书既有文稿的修订由朱信泉、赵利栋通读审定，新增文稿由赵利栋编辑、审定，全书清样由赵利栋审阅校订。中华书局编辑部历史编辑室诸位先生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值此《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修订、增补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的修订、增补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还有少数应收录的人物，或因其生平资料难觅，或因种种原因难以下笔，只能暂付阙如；少数已经收录的人物传记，也还存在利用史料不够、生平叙述有缺等问题；有些已出人物传的修订，因为原作者已故或其他原因，叙述和评价还存有当年写作时代的痕迹；等等。所有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和增补，使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人物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人物生平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着作，并经此而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StQ万圣书城2011年5月28日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 StQ万圣书城3．《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出版前言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始于1972年9月。当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精神，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撰中华民国史的任务，随后，在李新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亊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负责大事记编撰工作的同志们仍然尽心尽力，在1973年12月编辑完成、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发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其后，我们不断积累研究的成果（至1990年共计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31辑），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StQ万圣书城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大体已如李新先生在1997年为《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所撰“序”中所列明，总体要求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取材方针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这样的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反映了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以此为指导，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科学的标准决定事件的取舍，避免主观随意性，对所用材料认真审查核对，不能确定者则宁可存疑，从而保证了编写工作的质量，也体现了“大事记”编写总体要求和取材方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者，主要是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室外和所外研究机构的学者，先后参与其事者有50余人，还有20余人参与审订与校阅。韩信夫主持大事记的编纂，负责审稿及定稿。姜克夫在分管大事记编纂工作期间，尽心尽力。章伯锋负责初期规划及组织编写。齐福霖、吴以群对大事记的编纂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述曾为大事记审稿贡献殊多。我们谨对所有为“大事记”编纂付出辛劳和贡献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对大事记的编撰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李新先生、姜克夫先生以及编纂者中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更当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也对《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纂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StQ万圣书城1997年《中华民国大事记》出版后，我们不断收到各界读者的反馈，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随着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国史资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环境的不断变化，已经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也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诸如一些历史事件的收录还有缺失、冗余之处，一些史实还有讹误之处，有些事件的排列顺序可能不够精确，有些文字也还不够简练平实，等等。我们本有在适当时机进行修订的计划，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殷切期望。因此，2009年，我们决定对《中华民国大事记》进行全面的修订，主要工作是：增删一些历史事件的条目，补正缺失、错讹之处，调整一些收录事件的排序，统一全书的技术格式，等等。我们认为，应在修订过程中，尽量利用近些年来新开放的民国史资料，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尽力做到客观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这次修订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过，考虑到修订工作的时间有限，篇幅亦不能扩充过大，我们大体维持了原先的篇幅，而着重在内容和文字方面有所增删、调整。StQ万圣书城此次《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由韩信夫负责，韩信夫、江绍贞、齐福霖、孙思源分工承担，全部修订文稿由韩信夫通读订正。参加修订工作的诸位先生，均已退休多年，本应安享晚年，但他们克服年高体弱的困难，本着退而不休、善其始终的精神，继续担任修订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完成了本书的修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及近代史所科研处、图书馆和所内外的诸多学者，一如既往，对本书的修订工作大力支持。我们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StQ万圣书城经过此次修订，《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收录的事件更全面，征引的资料更丰富，文字表述更简练，并采用统一的编排方式，重新排印为12卷。至此，我们堪可以新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告慰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诸位开创先进、学界同仁以及广大始终关注并支持民国史研究事业的热心读者。StQ万圣书城对于出版民国史研究室的系列着作素有渊源，贡献良多，并曾对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付出甚多辛劳的中华书局，此次克服诸多困难，慨然承允接手，出版本书。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张荣国等，对于本书的编辑成稿多有贡献。值此《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修订工作完成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StQ万圣书城《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修订工作虽已告成，但是我们深知，囿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个别历史事件或有缺失，利用新出史料尤其是海外史料还有不及，叙述还存有当年时代的痕迹，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精益求精，等等。所有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今后应当着力改进的方面。我们希望每过若干年，都能对本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和增补，使其不断完善，成为学界研究民国历史和社会各界了解民国历史的可靠的、必备的参考着作，并经此而使民国史研究事业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StQ万圣书城读中华民国史 有感：

以社科院近代史所 为主要作者的大型学术专着,《中华民国史》16册，在去年问世，过去本人曾阅读过现出版的部分卷册.最近花费数天时间，将其中第四，五 七卷StQ万圣书城粗读一遍，感觉到确实为不错的史学着作.StQ万圣书城1北洋时期历史一直是整个民国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个时代因其复杂多变和非学术性制约（国共双方都批评指责的时代）少有高质量着作问世。2000年出版的来新夏教授等人写作的《北洋军阀史》虽然史料丰富，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和教条的阶级分析法, 整部书读过后，给人感觉是不同的人胡乱混斗，一团漆黑。但是阅读了这套着作的相关部分，即清楚表明北洋时代，也是为了争取国权进行的修约活动，对待外蒙民族分裂势力做了反击,并迫使对方一段时间放弃所谓的”自治”,当然由于方法不当,和有限的实力,外蒙古最终还是在苏联的操作下完成所谓自治,脱离中国的领土.但是不应该抹煞北洋时代,政府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历史应该被国人记住，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StQ万圣书城2北洋政府统治的这些年是舆论自由的时代，从书中大量使用的报刊资料就可窥探一二，媒体人有独立的思考，而且可以公开发表出来，不需要检查，而且许多思考，即使在数十年后的人看来，不仅分析准确，与事实相距不远,而且真正看透了政治内幕。而这样的情况在1927年后逐渐缩小，到了后面的政府，则干脆消失殆尽。StQ万圣书城 当然看待北洋历史，不能以媒体自由当作唯一标准，近些年某学者为了所谓宣传自由民主，大量发表颂扬这个时代的文章，借以贬低否定StQ万圣书城后面的两个政权的历史。但是认真读过这几卷内容可以得知，北洋事情，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没有找到新的理念和纲领，如何带领国家走入现代化，而且各个派系之间嫌隙甚多，没有妥协机制，而且各个派系之间也不想去妥协。特别是曹锟依靠贿赂当选总统,直接影响到国民对国会制度的恶感和否定 使得这个现代民主制度必须存在的机构,在中国政治制度中难以立足, 为后来革命势力增长,,专制独裁制度成型 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StQ万圣书城读完北洋部分的历史，笔者感到意犹未尽，建议以这套书北洋部分为基础，将1920年前部分，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史料基础，认识重新写作，增加军事，外交分量，兼及经济，文化，社会内容，形成真正全面的《北洋史》必能成为传世巨着。StQ万圣书城3对人物的解读，坚持实事求是，民国时期人物受到非学术性的影响，不少人物已经失真，被无限拔高，典型的就是张学良，第七分卷，作者坚持从史料出发，不受情绪左右，解开了所谓爱国者，其实也是坚定追求个人，集团利益的，不是只有狂热的爱国情怀就坚持东北换旗，心向祖国了。在中原大战中也是得到许多钱和物才进关作战助蒋，而且兵锋到处，预先通知StQ万圣书城阎军，撤退。看来也是与爱国爱民不一致了。在九一八事件中，这位爱国者也同样没有多少信心抵抗，而且也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读后让人感到耳目一新。StQ万圣书城这套着作从分卷出版到出全一共历时三十年，从陆续出版各卷册内容可以清楚看到民国历史研究的变化，即学术研究是怎么不断进步努力探寻历史真相的。书稿最初立意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根据杨天石教授回忆，当时主编李新先生就对作者有过要求：可以说5%的空话，可以说5%的废话，但是一句假话也不可以说。这就为书稿的质量定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历史学的根本 实事求是。从1980年出版的第一卷，从当时的标准看，已经比较好，没有多少政治大批判风格，尽量用史料说话。正是因为这套书写作出版时间过长，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试举如下StQ万圣书城 1在拟定编写大纲时，意图解释中华民国历史的兴亡变化，并受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整部书几乎全部是政治史的内容，而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宗教，城市建设，军事（制度和装备）涉及非常有限，而这些内容恰好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这就是使得本书不是全面，立体反应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史的全貌。同时在书稿陆续出版过程中，不断有作者去世，而且本次整体推出也比较匆忙，即使在政治史领域，也有许多新成果没有充分吸收，例如黄道炫对StQ万圣书城苏区历史的研究，唐启华对北洋修约的全新深入的研究，杨奎松对西安事变的探索，汪朝光对战后国共政争的解读。StQ万圣书城2这套巨着集中了民国史研究不同代的数十位学者，出版各分册时间，外部环境，史料多寡均差别很大，而且不同代的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差异很大，写作风格思路也不一样，对比阅读第一，二卷和第四，卷差异非常明显，几乎成为两种史观的着作。这不是简单通稿可以弥补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真正能全面反映民国研究界最新成果。StQ万圣书城3 部分卷册成书于多人之手，风格不统一，各位作者都是研究多年的高手，各自思路不同，用一个大纲要求，势必造成困难，有些卷册作者水平有差距，造成质量难以把握。例如第3 6 7卷。个人感觉如果不足百万字篇幅的着作，作者数量不易太多，三人以内是最佳选择，而且水平差距不宜过大，否则通稿难度比然巨大。风格也不容易统一。虽然有上述一些问题，但是总体看这套《中华民国史》以其丰富的史料，详尽的记录，比较持平的论述，努力接近历史真相的态度，是读者了解，认识民国历史的首选之作

StQ万圣书城经过40年修定「中华民国史」，对国共内战已有新理解。大陆方面认为，国共矛盾只是「不同的社会精英做出不同选择」，目前全套共36册已发行，大陆重新看待民国史有重要意义。

     据《联合报》报导，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指出，自1971年起，时任的中共国家总理周恩来就曾亲自指示，要求将民国史列入出版品规划，历经40年，中共至今终于总结对中华民国的看法。

    金以林认为大陆对抗战史已越来越客观，不再避谈「国军」的贡献，甚至认为蒋介石是「抗战领袖」，是让中国成为战后四强的关键人物。他指出，过去大陆称这段历史为革命史，但最后以「历史选择中共承担中国使命」为论述。金以林强调，大陆官方不再强调「国败共胜」，而是以平实口吻叙述，国共矛盾是不同社会精英做出的不同选择。

    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已发行，全书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历史时段。

    金以林直言，新的理解将有助于两岸未来走向政治谈判，并强调国共历史选择都是出于「让中华民族更好」的期待，相信能够带给两岸前所未有的发展。StQ万圣书城个人以为：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既是学术界前辈努力地成果，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是党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新的姿态。这种态度对于国家而言，一定是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