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完成。中华民国专题史由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和台湾着名史学家张玉法，策划统筹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历时五年，编着而成，总计18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随后也将在台湾发行繁体版。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始于1912年，学界关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经过了一系列的曲折过程。新中国建立初期，历史学界尚不存在此学科。1973年在周恩来的号召下，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开展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随后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70年以后，台湾史学界开始重视民国史的研究，香港和澳门地区也逐渐开始民国史方面的研究。但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民国史的认识，分歧很大。
鉴于两岸政治关系不断改善，文化互通不断加强，大规模的学术合作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大陆地区的张宪文教授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张玉法院士，决定开两岸四地合撰中华民国专题史风气之先。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从学界、从文化的层面，让两岸四地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南京大学出版社坚守版块特色，毅然决定出版此成果，以利国家、以飨学界。
此项目是由中国大陆地区的张宪文教授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张玉法院士联袂领衔，联合两岸四地70位着名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合作撰着，以近代中国人民不断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奋斗历程为主线，坚持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和国际性的理念，并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专题史研究的体例，突出中华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或重大历史问题，将多年以来，两岸四地学者在中华民史研究领域中达成的共识，以协同合作撰着的方式予以表述。论述了中华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政治、政党、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城乡发展以及海外华侨、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历史。两岸四地的学者本着求同化异、求同存异的初衷，以平实、客观、理性的治史态度，形成对中华民国连续性、复杂性、曲折性历史的科学认知和共识。这是海峡两岸四地首次大型的学术合作，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在学术上，《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将对两岸长期以来形成的若干概念、提法、评价等，通力研讨，予以理性客观的界定，这将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中华民国史，推动民国史的研究的发展。
在现实上，《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是历史研究领域内，两岸四地众多历史学者的首次大型合作研究项目，这在学术研究、交流方面是一个创举，将进一步增进两岸四地历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往来。
《中华民国专题史》书目：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卷 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2卷 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3卷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4卷 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5卷 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6卷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7卷 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8卷 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9卷 城市化进程研究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0卷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1卷 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2卷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3卷 边疆与少数民族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4卷 华侨与国家建设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5卷 台湾光复研究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6卷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7卷 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8卷 革命、战争与澳门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今日，由中国大陆地区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与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张玉法领衔，联合两岸四地70位着名专家学者合着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简体版18卷)在南京首次发布。
《中华民国专题史》是由海峡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研究员合作撰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该书坚持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和国际性的理念，并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专题史研究的体例，突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或重大历史问题，将多年来两岸四地学者在研究领域中达成的共识，以协同合作撰着的方式予以表述。论述了自1912年到1949年之间的政治、政党、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城乡发展以及海外华侨、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听闻大陆准备修‘民国’史，台湾当局很震惊。”张玉法院士告诉记者，当时两岸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大家自说自话，各修各的“民国史”。“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三通四流的开启，两岸学者有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也在海外学术会议上互相交流。”他表示，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一共5年时间，对比以前的民国史，更为专业，不是简单的编书，而是在专业的领域都集合了两岸四地最权威的专家来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具有跨时代里程碑式的意义。
“由于政治原因，国共两党曾经互相否定，掩盖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张宪文教授表示，譬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四大家族”概念并不客观，还有涉及到国共摩擦的皖南事变没写进去，两岸学者在多数问题上达成一致，在较少问题中求同存异。“譬如1949年，台湾说沦陷，大陆说解放，这些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词句，都改为客观中性的方式，让两岸同胞都能接受。”他表示，这18卷书是一个个片段串联而成的，每卷都设有统稿人，来做最后把关。
“两岸年贸易额可达2000亿美金，大陆每年访台400多万人次，关系稳固向前迈进。”来自台湾的台北中美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邱进益告诉记者，但这些都是经贸、旅游方面的，文化重大交流还比较少。“这次的合作是两岸中国人坐在一起谈，这次成果是一次积极的尝试。”他表示，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希望能借鉴此次合作经验，在国共统一团结抗日方面深入研究，为后世子孙留下宝贵财富。
《中华民国专题史》共分为18个专题，包括《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中共农村道路探索》《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城市化进程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边疆与少数民族》《华侨与国家建设》《台湾光复研究》《国共内战》《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革命、战争与澳门》，共计800余万字。它的成功出版，是两岸四地历史学者的首次合作，在学术领域尚属首次。它的成功面世，将进一步增进两岸学术共识，强化学术联系，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由两岸四地70位着名专家学者合作撰着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在南京紫金山庄举行新书首发式。该书为两岸学者突破分歧，就中华民国历史进行的第一次最大规模学术合作。
原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台北中美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邱进益表示，目前，海峡两岸在经贸、旅游等方面建立了绵密的交流，但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有所欠缺。两岸学者过去对于中华民国历史有很多不同看法，经过共同沟通、协调、研究，此次两岸学者划时代合作达成的成果是最好的两岸学术合作范例，希望未来两岸间有更多学术合作。
《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逾800万字 ，由大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宪文教授及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领衔，联合包括本港浸会大学教授李金强、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志鹏在内的两岸四地70位着名专家学者，历时五年协同研究、合作撰着，论述了中华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
经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历史学界70名学者的共同努力，历时五年之久撰写而成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简体版）正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年4月20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专题史》出版发布会。近70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此外，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司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中国出版者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邬书林、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曹玉梅以及南京大学党委（行政）相关部门、出版社以及历史学院负责人应邀出席此次发布会。发布会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朱庆葆主持。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首先代表南京大学致辞。张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史学界首次大型学术合作，对两岸四地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同时，他代表学校向此次专题研究的发起与组织者，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先生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宪文先生，参与此次课题研究的诸位专家学者以及资助此次研究的个人与单位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他指出，作为经历民国风雨洗礼的南京大学，高度重视中华民国史研究。南大此次有幸牵手海峡两岸四地学者开展的此次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分隔后史无前例的一次成功典范，期望今后仍有这样的合作，南京大学将继续提供大力支持，以期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部张东刚司长代表教育部致贺词。他对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合着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简体版）成功发行表示祝贺，向南京大学和两岸四地参与这一工程并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人员，特别是发起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宪文先生和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先生及全体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他指出，这部历时五年之久的大型着作，是两岸四地学者协同攻关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两岸四地科研合作的示范性成果，其科研组织方式和学术创新，将为文化传承创新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认为，《中华民国专题史》的出版，解决了许多民国史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作为两岸历史学界第一个大型的合作研究项目，是史学界的大喜事，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该成果的面世，也显示了两岸学术繁荣的深度推进，并期盼两岸四地学者有更多的成果贡献给当代和人类，彰显中华学术的影响力。
此外，台北中美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南京大学博士邱进益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学系姜义华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此部《中华民国专题史》共分为十八个专题，共计800余万字。它的成功出版，是两岸四地历史学者的首次合作，在学术领域尚属首次。它的成功面世，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岸学术共识，强化学术联系，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在发布会上，南京大学出版社与台湾出版负责人分别代表出版方，向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了该套着作。
据悉，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四地的学术交流，在出版发布会举行前，主办方还组织了“海峡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学术交流会”，来自两岸四地的70位历史学专家学者，在会上就如何深化中华民国史研究展开了热烈讨论。
应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之邀请，参加《中华民国专题史》新书发表会，从台湾去的，除我和邱进益以外，有张玉法、潘光哲、吴启讷、卓遵宏、孙若怡、林桶法、林文宾、李盈慧、杨维真、吴翎君、陈进金、蒋竹山、吴淑凤、李君山、管美蓉、陈英杰等教授和专家。
《中华民国专题史》一共18册，费了5年时光，由海峡两岸专家学者撰写而成。上述台湾的学者，就是参与写作的专家。这个团队的领衔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张先生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是政治立场很公正、极富政治良知的纯粹学人。
大陆撰写团队的龙头，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我和张教授互动前后16年，他是今日大陆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最高权威，治学态度严谨，有什么讲什么、不会说假话的一个人。
从前，大陆讲和写中华民国史，只讲和写到1949年，也就是到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那一年。因为大陆当局认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可是事实上，中华民国仍然无恙地存在于台湾，人民过着民主自由而有尊严的日子。大陆上下，面对和承认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才有两岸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华民国专题史》之问世。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部巨着的规画和撰写工作。因为有18本，南京大学出版社怕我们带着走太重，将邮寄给我们。在会场，我翻阅了几本，内容包括国共内战、战后台湾的教育等等。过去大陆把国共内战，都写成「解放战争」，现在这不是更合乎事实吗？
古今中外，举凡人间世事都是相对的，目前，民进党不是在和国民党斗吗？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跟它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只能以自己现有的「本钱」和对方「讨价还价」，能作多少算多少，吹牛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还是肯定《中华民国专题史》的降世，为它鼓掌。
由张宪文、张玉法两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厚厚十八卷，蔚为壮观。不敢妄加评论，这里只谈一点感言。
工程浩大，空前少有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在短短二十多年中，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不仅召开了数十次大小不等的学术研讨会，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专门研究人才，出版了多套大型民国史丛书，嘉惠学林，润及社会，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配合当代社会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社会为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感到骄傲。两位主编都是德高望重、享誉史坛的前辈，由他们主持这项工作为众望所归，理所当然。中华民国专题史，工程浩大，内容渊综广博，18个专题有评论，有叙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财政、金融、教育、民族、宗教、城市和农村近代化等众多方面，几乎涵盖了民国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而参加撰写者来自两岸四地，多达72名，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民国史的研究专家、学者，这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史上可称得上是空前的壮举。组织编写这样的丛书，除了作者的勤勉外，其研究中心所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借此，作为一名读者向研究中心表示敬意。
论述客观，耳目一新
前人着书大致有二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强调着作应当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另一派以班固为代表，强调着作应当“笃信好古，实事求是”。两派均有道理，前者侧重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书写时做到融会贯通，主旨明确；而后者注重实事求是，甚至连训诂、小学之类的事也不可忽略。中华民国专题史18个专题史的撰写大体做到在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述。尤其特别令人称道的，在撰写中，学者们基本摆脱了数十年来在学术界存在的、学术研究以某领导言论作为历史是非评判标准的作法和不顾历史客观史实的书写模式，基本做到客观论述，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些专着如第一卷“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以及第三卷“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等书，读后让人久久掩卷长思，反复思考。帝制在中国的终结和民主共和在中国的确立并非像以往史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带有全民参与性。改良是温和的革命，革命是激进的改良。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在随时随地进行修正。今天主张改良，立宪，明天也许转而附和共和，站到革命方面。北洋政府统治前后十多年，先前史书只讲军阀混战，统治黑暗，一无是处。但看了有关北京政府的政治和外交的内容论述，既让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和操纵，看到弱国外交的屈辱无奈；同时也看到作为有爱国心和良知的中国外交官们在国家民族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抗争，忠于职守的。南京政府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有继承性，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可圈可点，应当如该书作者们都呼吁的那样，认真地重写。欣喜的是，本书的作者做到了，但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清通简要，文辞洁净
俗话说，文章以修辞为美，着作以立意为宗。好的着作当是“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以此来看中华民国专题史，其中不少专题的撰写，立意高超，语言表达恰当，论述真实可信，堪称上乘之作。第二卷“文化、观点与社会思潮”一书，较为客观系统地论述和评价了民国不同时期出现的主要思想和社会思潮。作者指出，即使在某种思想、主义或主张成为“社会思潮”时，社会上仍然存在许多思想、主义、主张，在同时推动社会变迁。在评价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时，作者在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空幻天真的一面，但又如实分析和评价了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面。叙述了胡适等人对蒋介石“剿共”的不满。胡适指出共产党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不是屠杀围剿所能解决的，间接地表达了对国民党蒋介石“剿共”作法的反对态度。又如对陈序经教授的“全面西化”主张的论述，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又真实地介绍了陈氏“全盘西化”主张提出的背景、内容，以及这一主张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价值和意义。陈序经教授是一位爱国者，他通过留美，看到资本主义发达的一面，希望祖国强大，能赶上和跻身世界强国。他的“全盘西化”不是照抄西化那一套，而是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主张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好的政治主张需要有好的政府去贯彻、实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他的主张成为空想。他没有去台湾，而是毅然决然地留在大陆，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和新中国。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满怀激情。但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的“全面西化”主张遭到曲解，他本人则被批为崇洋媚外。本书作者的介绍和评价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正达到主编先生编辑这套专题史旨在“求真求实”的目的。亦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作用，还民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学者一个公道。
立意深远，传之久远
一部好的着作，“必用意深，为言信，然后乃可久而不废”“书贵精深而后传”。好的着作大多由于作者本人对所写内容有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立意深远，往往能“启天下之方悟者”，因而“传播久远”。在这套中华民国专题史中，有不少专题是开拓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不仅填补当前民国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必将传之久远。
专题史第七卷“中共农村道路探索”一书就是如此。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的胜利。现在人们都能说出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名称，但这些革命根据地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未必清楚。中国农村落后而复杂，血缘、族缘、地缘根深蒂固，地主、富农，贫雇农往往同族同姓同村落而居，如何开展革命？是书作者首先将中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即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加以论述，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发论。
在具体论述上，则将革命根据地分为井冈山－瑞金和延安两个时期。书中首先论述了中共乡村革命策略的形成背景和曲折过程。其次分析了中共农村割据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从政治动员到经济动员再到军事动员，特别指出了党的建设、土地政策对根据地建设所起的关键作用，在农村建立割据政权是中共农村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为专着，书中将中共农村割据和革命根据地分为“外力型割据”，如朱、毛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内力型割据”，如李文林东固根据地；利用地理优势“武装割据型”，如方志敏闽浙赣根据地和贺龙的湘赣根据地。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在于朱、毛在红军支持下，采用军队与乡村社会地方势力（客家人）、农民的结合。李文林东固“内力型割据”成功主要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当地优异的知识分子、农军和地方绿林武装的密切配合。方志敏和贺龙都是利用天然的崇山峻岭、省际边界的地理优势及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闽、浙、赣、湘、鄂交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不过贺龙所创根据地内多旧军、袍哥（哥老会），组建革命武装颇为不易，但作者指出，不论何种类型的根据地，都是“工农武装割据”，都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三位一体的产物。关于延安时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者向人们解答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陕甘荒寒，地瘠民贫，中共在陕北武装割据13年，采用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传统的劳动互助、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法宝。这样写，给人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感。
此外，是书还就根据地割据政权、到瑞金苏维埃共和国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彼此演变赓继相续，乃至对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影响都作了深入地分析，堪称一部解读中共如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的成功之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共产党的信仰和追求目标、始终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是中共成功的根本。作者如此据史发论，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实不多见。
启示来者，助推研究
该专题史可以说是数十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成果的集束，它的出版丰富和夯实了民国史总体的研究。专题史与总体研究是枝和干的关系。树高枝叶茂，潭深水幽清。专题研究越多，越深刻，主体研究就越有水平。这次出版的专题史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外，还有“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边疆与少数民族”“华侨与国家建设”“革命战争与澳门”“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台湾光复研究”“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国共内战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城市化进程研究”等。
这些专着的撰写虽有详略，侧重点也不一样，但作为专着专论，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总结某一领域的变迁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专题论着都是先前未曾有的，即使有，也比较简约，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从这些专题专着看它们的作者，不难发现，有不少都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的民国史专家，都是在民国史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的一流学者。好的着作首先源自着作者的高水平。可以预言，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再有这样的专题史出版。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需要学者经年累月去投入，因此，这套专题史是众多研究者心血的结晶，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会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留下它宝贵的一页。
清代着名学者方东树曾说过：“史者，记载古今事迹、所以辅经资治，昭劝戒，俾来者有所考，故不可无。”人类的文明系于学术，而学术的枢纽系于史学。历史是过去了的政治，一部民国史就是如此。它不仅让人们知道民国，而且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对现实的修正以及对未来的构想。学术研究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作者而言，学术着作应当是“少而见珍”“宜精不宜粗，宜少不宜多”。“若速以岁月，必不能精，夫多则必不能工”，这是前辈学者们的经验之论。这套民国专题史从计划到出版，虽历有年所，但对个别作者来说，可能因限于时日，未免有仓促而成，分析不到位，论证不够精准之嫌。有的资料还缺乏认真考证。当然，瑕不掩瑜，这些细微缺点无关丛书宏旨，丝毫不影响这套专题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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