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PDF电子书共9册（全11册暂 缺第2、10册），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亘古未曾有的大变，甲午战败、辛丑条约，到日俄战争竟让外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开战，自己倒成了坐上观的看客！“两宫西狩”回銮后，清末的宪政改革便拉开了帷幕。对这场宪政改革的诚意，当今压倒性的舆论是批评和嘲讽甚多，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呈现出历史转型的端倪，如果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高稳定态问题来思考，就很难再把这场宪政改制完全归结为一场历史闹剧。

在清末凝重的历史环境中，以张元济先生0867—1959〉为核心的商务人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全身心地投人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潮流之中。“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①，那一代商务人既是’角斗士，也是建设者；他们角斗用的剑是书刊，他们建设用的铲也是书刊。

在端方〔1861—1911；)、盛宣怀〔1844—1916〉、沈家本〔1840—1913〉等有识之士的鼎力襄助下，在张元济先生的倾力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推出两部大型法律汇纂书籍：在预备立宪前夕的1907年，以准确的译文、规整的版式、高雅的函装出版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81册〉，其后由编译所的专家收集、梳理、编纂，出版了《大清新法令》(：《大清光绪新法令》20册、《大清宣统新法令》35册〉。

《大清新法令》将“新政”十年生效的法律法规按照类别汇编，使得湮没于浩繁奏章中的成文法公之于众，这包含近代法精神的举措竟出自一民间出版机构，它无疑独领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骚，至1911年已连续五次再版，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全部55册300余万字的图书规模，在今天激光照排、胶版印刷、装订联动的时代的确不算什么大的工程，而考虑到一百年前铅与火的出版条件，其工程的系统庞杂和操作难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见的。这皇皇巨着一经问世，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长久拥有的一笔精神财富，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艰难复兴的鲜明历史基点就是：始终需要保有一份对外开放，向先进学习的心态。与清政府那半推半就的改制形成鲜明对比，那一代商务人表现出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虽多经磨难但终能于汝于成的真正原因所在。

尽管，时光已流过百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内外部条件与清末比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唯有对法制文明的不懈追求依然如故亦一脉相袭。如果说，百年前出版《大清新法令》是近代中国法律改革、历史转型的需要,那么，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先贤堪称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于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以文化旗帜引领了一个时代。在《大清新法令》（点校本）出版之际，我们缅怀这些仁人志士、我们的前辈们，并且,清楚地知道，他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后人精心守护，并发扬光大。这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之使然，也是中国近代文化传承之必然，更是商务印书馆在一百年后又重新启动点校本工程的真正原因。

最后，对我们的合作方、珍贵版本的提供方：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曾尔恕先生均致以诚挚的感谢。

《大清新法令1901-1911》序言2：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即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在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书的指示下，短短103天之内，维新派人士颁布了上百个“新政”法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方面，①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先端。

“戊戌变法”最后虽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之下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也壮烈地血洒刑场,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立法成果却被后人继承了下来。1901年，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国民众奋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日趋分化、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任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宣布进行修律变法。统治阶级嘴上虽然没有承认，但实际上修律变法的基础，就是“戊戌变法”的立法成果。

这说明，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模范，修律变法，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拒。是年，光绪二十七年是也。

在此之前的1897年，中国第一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宣告成立。在张元济、刘崇杰、陶保霖等一批法政精英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紧密结合中国的宪政改革和修律变法实践，在推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81册，1907年）的同时，将光绪二十七年以后0901—1908年）和宣统朝《1909—1911年）的法令汇编成册。前者于1910年出版,取名《大清光绪新法令》，共有20册;后者于1910—1911年出版，即《大清宣统新法令》，共35册。两者基本上涵盖了开始“清末修律”至“辛亥革命”这十年间清政府推行“新政”所颁布实施的几乎所有的法令、法规，不仅成为民国时期法律改革和法律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也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珍贵文献。

《大清光绪新法令》和《大清宣统新法令》（以下合并简称“法令汇编”〉，作为中国近代出版的规模最为宏大的法规汇编，具有如下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内容丰富、规模庞大。“法令汇编”涉及领域广泛，有宪政、官制、任用、外交、民政、财政、教育、军政、司法、实业、交通、典礼、藩务、旗务、统计、官报、会议等十几个门类，在每一个门类里面，又有若干个种类，如在“任用”里，还有升转、截取分发、选补、调用、保奖、荫袭、举贡生员出路、毕业学生任用、捐例、俸给、考核惩戒、京察、守制、议衅等，总计成文立法的数量已达2000余件，其规模是空前的。原编辑者强调：之所以这么“不厌其详”地收录所有已经制定的法令包括立法说明，就是因为试图让举国上下“永远遵守”这些“新政”的立法成果。

第二，贴近社会、体现变革。“法令汇编”收录的法令，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比如，在分类上，它将宪政列人首位，体现了清末统治阶级高唱立宪主义、迎合全国民众要求民主、制宪的呼声的社会现实。又如，在财政领域，它强调的是赋税、盐课、土膏捐、印花税、货币、银行、公债、拨款、清理财政办法等规范，反映了清末社会转型期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宏伟历史场景，如在教育方面，它突出了对旧式教育的改造和新式教育的推崇，用了大量篇幅强调学堂章程的规范，并首次规范教科书、劝学所、教育会以及留学生等事项，体现了追随世界潮流、着力新式教育的理念。又如，在实业方面，它所收录的注册、商会、农会、劝业、度量权衡、赛会、陈列所、矿务等法规，以及商律和破产律等，不仅在当时属于变革旧事物、建设新制度的成果，就是在当前也仍然是我们所要追求、完善的法律制度。

第三，赛范列强、重点仿日。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是在模范西础上建成的，并且主要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大量地照抄、照搬了日本的立法成果。如果我们把“法令译日本法规大全》①对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特有的名称和规定，如天皇、大藏省、永代借地、神社、华作为行政单位的)道和府等之外，其他大部分内容都与日制度相同或相近、相似，如宪政、宪法大纲、选举、议院、内约、各国使馆、领事、照会、商标、违警律―民政部、外务部（日本称“部”为“省”〉，大学、高等小学、初等小学、教科书、留学生，警察、审判，等等。“法令汇编”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相似性，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而此特色背后所蕴含的中国近代大量移植日本法律文明成果之现实，则是中崮法制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第四，继承传统、开启未来。“法令汇编”在彰显中国近代模范列强、变法图强的法制建设实况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历次变法运动的传统和成果，如以制定颁布成文法令来推进各项改革(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等的改革均是如此〉，在保留旧制度主干的基础上建立“新政”，以及通过渐进式的路径来达到改革的总体目标（如宣统皇帝即位后在预备立宪的时间安排上就有至宣统八年〔1916年〕的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因而民政部、吏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等纷纷将各部从宣统元年至宣统八年的逐年拟筹备事宜“按年开列缮具清单，恭呈御览”），等等。在这一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不乏对旧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的“温情”传承，如仅就名称而言，中国封建制度中的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度支部（即财政部〉、军机处、宗人府、京官、外官、大理寺、都察院、御史、给事中、秋审、知县、县丞、京察、举人、贡生’等等。但就总体而言，清末光绪、宣统时期的“新政”立法改革，追随了世界法律发展的潮流，它对中国传统政制、官制的变革，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以及在宪政、军政、财政、教育、实业、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法制追求，都既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明传统，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法律发展的道路。虽然，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中断了光绪、宣统两朝修律变法的进程，但其基本方向是进步的，是符合中国乃至世界法律发展之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