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刻图录》选辑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从中可看到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区刻印的书在字体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版刻风格的延续性，是第一部图文并茂，全面论述中国古籍刻印，兼及学术发展历史的着作。一九六年初印选书五百种，有图版六百六十二幅，用宣纸印刷三百部。一九六一年增订再版，选书五百五十种，有图版七百二十四幅，用道林纸印制五百部。版画中彩色画面诸幅，以珂罗版套印，在中国近代珂罗版印书中可称创举。二零一四修订本将原书的开本由八开放大至四开，图版中的古籍叶面尽可能做到原大，并且保存原貌。该书在刻版书籍之后，还增加了活字印本与版画部分，各成系统。对所选之书，每种都撰有说明，内容为该书版刻特点、版本鉴定的依据、雕版源流、补版先后等。用十万字的篇幅，阐述了唐代至清代中国相关地区古籍刻印的大致情况，所收五百五十种古籍的基本数据，以及评价和考订，是古籍版本研习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

书名： 中国版刻图录作者：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类别： 工具书印张： 210.5装订： 线装描述：《中国版刻图录》，开本37.5*28厘米，宣纸线装本，蓝布六合套装，磁青封皮，湖绫包角，一函八册全，无版权页，约210个印张，本图录收历代善本书影和重要版画共五百五十种，图七百二十四幅，分三部分：一、刻版，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书影四百六十种，图五百九十八幅；二、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四十种，图五十幅；三、版画，收宋元明清口朝版画五十种，图七十六幅。这本图录所收都是我国现存版刻的精华，系统地反映了我国版刻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书版本、版刻艺术的必备工具书。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赵万里 《人民日报》 1961.05.04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但是，当时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所以生产量仍是很有限的。我们祖先经过了长时期的钻研，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的书一次印成，书籍的生产量，比过去手写本时代，向前跃进了一大步。早期的刻版印刷术，是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间需要的歌曲、日历、韵书，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时白居易的诗，人民大众都欢喜歌唱它，元徽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日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历版片，可见在那时以前民间已有印本日历了。公元865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睿，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这些刊物的现存最早刻本。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已有寺院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刻本，已于五十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成都顿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地盛产麻纸，这就构成了刻印书籍的有利条件。柳玭随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书店里看到许多字书和迷信用书，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统治阶级和佛教徒们都提倡刻书。公元923年昙域和尚出版了贯休的禅月集。公元935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写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时成都已一跃而为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时，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这就给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五代时冯道看到吴蜀之人鬻卖印版文字，种类不少，但没有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需要的书籍；因和李愚等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经典。公元932年即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工作，先刻九经，后及他经和经典释文等书，到公元953年即后周广顺三年校刻完毕。这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可惜后来都亡失了。

北宋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以及大规模地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文选、文苑英华等诗文总集。这些书籍，多数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时，经济繁荣，生产发达，浙东西盛产纸张，就更刺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发展。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古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也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作着，这就无怪乎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储存。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1375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从十二世纪中叶起，杭州中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书坊林立。从汴京搬到杭州的荣六郎书铺，公元1152年即宋绍兴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的《抱朴子》。像荣六郎那样的旧店新张的书铺，在当时杭州决不止一家。十三世纪中叶，住在棚北大街睦亲坊的诗人陈起父子把篇幅比较精短的唐人诗歌和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对繁荣当时诗歌创作，是有帮助的。杭州书坊又刻印了许多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唯一的旧刻本。元时着名剧作家关汉卿、尚仲贤、王伯成、石君宝的作品和杭州书会中人编写的南戏，杭州书铺也出版了不少。这些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流通，对当时和后代民间文学的改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宋时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颇有名，而且影响深远。现在先说建本。福建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盛产竹木，造纸工业非常发达。十二世纪初，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书肆除了出版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肆主人和当地文人合作，还编印了许多适应科场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百科全书。宋末平话小说盛行，建阳书肆出版了武王伐纣、乐毅伐齐、前后汉、五代史、宣和遗事等书，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加工和再创造起了促进作用。入明，建阳书肆刻印的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风行四方，有增无减。十六世纪中叶，刘龙田、熊冲宇、余象斗等书肆出版的书籍，门类更多，销路更广。这一出版中心，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纪左右，这一出版中心，逐渐向眉山发展。成都眉山地区刻印的书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如现有传本的蜀刻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和史记、三国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据监本为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的诗歌，苏老泉苏东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许多地志、医书、类书都有蜀刻本。这些书籍，开版弘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传到现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北宋亡后，平阳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十二世纪起，开始出版古医书、类书和其他各类书籍。当时民间盛行诸宫调说唱，平水书肆适应大众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苏联政府赠还我国的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提到的崔韬逢雌虎、离魂倩女、双渐赶苏卿等等着名的诸宫调，我们推测，当时平水书肆一定也有刻本。这些民间文艺创作的及时传播，对后代说唱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平水书肆又曾刻印民间招贴画。帝俄时代考古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画面生动美丽，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费了七年多的时间在平阳刻成。这部七千多卷的经版，后为元朝政府下令销毁，现今除太清风露经和云笈七籖零叶外，其余都失传了。这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术却因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后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雕版艺术的最高峰。十三世纪中叶后，平水书肆还继续刻印医书和中州集等书。此外，山西运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宁晋刻印的经书和音韵学书，也颇有名。这两个地区和元时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书中心。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并互为影响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和书坊也都从事刻书工作。王象之舆地纪胜着录的方志遍及四川、广西、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试把宋人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明初文渊阁书目和其他文献资料来统计一下，见于着录的绝大部分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两朝书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庞大了。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国子监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区的宋元版片，连宋时广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运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书，都在南京出版。南监本史书和其他书籍的补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担任。十六世纪前后，南京、苏州、徽州、杭州、吴兴等地私人和书坊刻印了大量医书、戏曲、小说和其他各类书籍，出版量激增，销路远及国外，对当时和后代应用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画和技术革新的中心。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龙藏和明代经厂本、清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和书坊刻印的书籍，纸墨之精、刻印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由于书籍大量出版，需要纸墨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发达，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不断增加，就为大量刻印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江浙等省的藏书家如袁褧、胡震亨、毛晋、黄丕烈、鲍廷博等同时又是刻书家，他们翻刻了许多对学术研究有益的参考书，行销全国。各地书坊还刻印了大批通俗书刊如驻云飞、挂枝儿、山歌、弹词、鼓词等唱本，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爱。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铺。明清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边远地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发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广州、汉口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活字版印刷术是公元1045年前后即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它比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又一伟大贡献。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先用粘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排在铁制的柜子里，印书前，把铁制柜子放在敷有药品的铁版上，加热，等凝固后，便可印书了。十三世纪末即元大德初年东平人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特制的木活字，安放在转轮上，试印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百部。毕升和王祯发明的快速印书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进度简直无法相比。宋元活字版印书，很早就失传了。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的铜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无锡安家和华家。这两家印的古类书、唐宋人诗文集和水利专业用书，行销各地，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杨仪印的王岐公宫词，张习印的范石湖集、孙蕡西庵集，都是苏州出品。张某印的开元天宝遗事，贾咏印的庄子口义，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这一时期苏州一带出品。同时，常州人还用铅、锡活字版印书，可惜现在都早已亡失了。公元1726年即清雍正四年，陈梦雷用新造的铜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册。公元1773年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新从永乐大典发掘出来的宋元佚书和畿辅安澜志、琉球国志等书一百三十三种。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运用前人遗法加以大胆革新的，要数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泾县翟家的泥版。住在山东泰山一带的徐志定，公元1719年即清康熙五十八年创制了磁版，出版了张尔岐的周易说略。公元1844年即清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创制了泥活字十万多个，印了黄爵滋的文集仙屏书屋初集、自己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和翟氏宗谱三书。此外明末和清代的京报，各地家谱和民间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成熟。公元984年即北宋太平兴国九年浙江绍兴刻的着名画家高文进绘制的宗教木刻画，画面庄严曼妙，工致绝伦，雕版艺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此后，木刻画从宗教画发展到百科全书、文学、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籍，证类本草、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事林广记、平话小说的插图，出现了不少艺术质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十五世纪初叶，徽州派版画兴起，直到十七世纪末，徽派版画独步一时。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雕刻的木刻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那时着名的画家，曾为木刻家创作画稿，如丁云鹏为木刻家黄鏻、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木刻家黄子中画的博古叶子，清初萧尺木为木刻家汤尚、汤义、汤复画的太平山水图画和离骚图。许多木刻家的创作能力，通过艺术实践，得到了改进和提高。明末浙派项南洲，清初徽派鲍承勋父子创作的木刻画，精丽动人，构图和雕刻技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此后木刻画转趋消沉。直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的木刻家和画家合作，木刻画又渐盛。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公元1340年即元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用朱墨和多色套印的通俗读物和戏曲、小说逐渐增多。公元1600年徽派刻工刻印的程君房墨苑，其中天姥对廷图、巨川舟楫图等都是用各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印刷的，显得格外绚丽夺目。稍后，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便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运用当时流行的饾版、拱花二法，编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二书，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技术高峰。画谱全用饾版法，把刻好的一块块小木版顺序付印用来表现画面的深浅浓淡。笺谱则兼用拱花法。拱花和近代凸版相似。印时用纸压在版面上，天际的白云，江上的流水，禽类的羽毛，花朵的轮廓，就一一凸现在纸面了。入清，画家王蓍等创作的芥子园画谱和苏州、杨柳青等地出版的民间年画，用饾版而不用拱花，也都是彩色套印的。解放后郑振铎委托北京荣宝斋翻刻的十竹斋笺谱，全用徽派遗法，比原本毫无逊色。中国历代刻版书籍、活字版书籍和版画，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资料，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版刻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有优良传统的彩色套印木刻画，在画家、木刻家和印刷工人的合作改进下，一定将会得到提高，并大放异彩。

书友对《中国版刻图录》的评价：如此重要的图录可惜太贵太不易得，跑一礼拜南图才勉强翻完，还不给随便拍照，只做了些简易的笔记而已，出了新版后但愿有电子版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