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中国》PDF电子书全6册，由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
《符号中国》精选数千张上自远古、下至当下具有公认的中华文化基因意义的“文化符号”的高清图片，从器具到食物、从风俗到礼仪、从人物到景观的方方面面，由专家以及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逐一进行权威解读，以这种形式向世界解读及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使其成为中国读者继承、传扬传统文明的渠道。该丛书中文版共6卷，主要内容涵盖中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历史遗产等诸方面。丛书采用全彩印刷，图文相得益彰，设计精致古雅，将宣纸、木刻等众多浓厚的中国元素贯穿其中，令人叹为观止。译林出版社还将推出其他语种的版本。
这是一本认识中国的书。
认识一个国家的角度有很多,比如去读一本写得好的该国的历史书,或者走进展藏这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本书所采取的却不是这些惯常的方式,而是使用符号学的概念与原理,从一个国家的符号来认识—中国。
对于一些巨大的事物,比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符号本身是一种公认的结果。对于一个城市或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的、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城市的符号是城市的标记和标志,国家的符号是国家最具特征的细节最鲜明的符号被认做象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然而,能成为国家符号的事物无所不包。其中,有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与历史建筑,有罕世绝伦的艺术珍品,有名贯千古的风流人物,有特立独行的民风民俗,也有得天独厚的山川奇观。它们从不同侧面显现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或情感、或智慧、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它又是我们认识一个国家具体的凭藉。应该强调,符号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它是历史积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地外化。愈是博大和深厚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就一定愈多、愈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
在选编这部《符号中国》时,我们发现无论从哪类符号放眼看中国,都是一片崇山峻岭和奇花异卉。比如我们一想到泰山,那些举世皆知的名山与奇峰,如黄山、庐山五台山、峨眉山、长白山和珠穆朗玛峰等等就会鱼贯而至;一想到敦煌,那些光照全球的中华瑰宝,如云岗、龙门、乐山大佛、丝绸之路、周口店、兵马俑、《清明上河图》等等随即扑面而来;一想到那个献瑞呈祥的福字,那些带着华夏生活浓浓情味的春联、鞭炮、剪纸、财神、寿星、八仙、舞狮、龙舟、折扇、算盘、如意和文房四宝等等,便一下子五彩缤纷地把我们包裹其中,一样也不能拒绝。因为这些“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样都不能缺少。我忽然想起一位韩国文化学者曾对我说,世界一半的文化遗产在中国。这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地域辽阔并多样,民族众多又各具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华夏先人太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对生活倾注过多的情与意,才使我们拥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珍贵的经典、如此丰繁的符号。其实符号就是一种遗产,种财富和无价宝。当然,这就给我们选择这些符号带来难度,而选择的目的和标准便是首要的了。
本文开宗明义就说这是一本“认识中国的书”。它是给谁认识中国的?
一是给外国人。从符号认识中国,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中国的特征。符号是走进中国文化的入口。为此,我们要给外国朋友选准选精这个入口,不叫他们“迷路”。
二是给我们自己。通过对自己国家方方面面符号的了解,可以清晰地把握住自己国家的文化整体,看清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以及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博大与灿烂。故而在符号选择上,既要注重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又要关照国家文化形象的整体性既要总揽各类符号—本书分为文化遗产卷(物质·上、物质·下)、文化遗产卷(非物质·上、非物质·下)、自然遗产卷、历史遗产卷六个分册,又要选其精粹,避免芜杂与漫漶。一本编集国家符号的书,不是风景名胜大全、人物大典、文物图录、风物精要,而要确实能成为一个国家某一侧面的征象。当然,符号的类型不同,“体量”与差别很大,有的像长城与孔子,声名齐天;有的却不一定人人都听过见过。有两种符号是必需有的,一是世人皆知的,一是世人皆应知的。这样才能鲜明又充分地认识一个国家。
拿来那些世人皆知的符号容易,挑选另一些世人应知的符号却很难。但只有将后类符号精选出来,本书才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完整地认识中国的凭藉,本书才有真正的深入的普及价值和精当的认识价值。我们才敢说,我们为介绍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为使本书达到上述初衷,故请北京大学文化研究所出面组织,邀集各方面专家各显所能,共成此书。由于从符号学入手来编写这样一本“认识中国的书”尚属首次,疏漏与失误之处自然难免,恳请读者多提意见,以使本书不断修正。编者深信,有广大读者的参与,本书最终可望成为一部有独特价值的中国读本。
《符号中国》书目：
符号中国 自然遗产卷
符号中国 历史遗产卷
符号中国 文化遗产卷 物质 上册
符号中国 文化遗产卷 物质 下册
符号中国 文化遗产卷 非物质 上册
符号中国 文化遗产卷 非物质 下册
《符号中国》出版说明：
《符号中国》终于和各位见面了。这套丛书发端于冯骥才先生的一个构想,他希望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和精美的图片,将中华文化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编为一部便于全球读者了解的书。他的这个构想得到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译林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他们也希望我参与这一工作。在冯骥才先生的主持下,我们邀集了邱华栋、王明贤、常森、黄建明、王锦强、贾文忠诸位编委共同合作。历时一年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此书得以顺利完成。
这套书是对于中国文化各种各样的符号的明确而生动的阐释,它的目标读者既是中国的普通公众,也是世界上对于中国有兴趣的普通公众,这套书是他们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种关键要素之中的路径,也是品味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开端。它既是让对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了解的人深入其中的入门津梁,又是可供深入研究用的必备的资料汇编;既是对于中国文化整体性的阐释之作,又是生动有趣的众多符号的组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往往会让人觉得难以把握,这套书从具体的符号出发,进行了全面的阐发,而且期望通过翻译的工作,使之能够为全球的公众所把握。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套书的出版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世界所了解,也为自己的人民所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虽然还嫌粗疏却清晰和明快的路径。在时间上,这套书注重中国历史进程的多种文化资源的发掘;在空间上,这套书注重中华民族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展现。
这套书试图通过我们真诚的努力,给予全球读者一个有关“中国”的形象。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于我们工作的前提稍作阐发:
最近,在中国内部和全球,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都在急剧增长之中。对中国来说,其意义在于这是中国人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获得新的“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深重“民族悲情”的表征。它显然超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文化形态。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以及民族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记忆,也由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所显示的贫穷和积弱,使得中国“现代性”不得不在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中建构自身,所以,“五四”新文化就是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标志的。对于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是以一种对民族危机的深重文化焦虑为基础的。
这种文化焦虑正是一种深刻的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断回到民族的光荣之中去寻找民族奋起的支点,这种光荣可以说是一种“抽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批判传统中寻找民族新生的可能,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可以说是一种“具体”。于是,我们对于不平等世界秩序的反抗和我们向西方学习,正是中国“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国人深重的“民族悲情”不得不以“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落后”和“挨打”的关联正是中国“现代性”最为深刻的痛苦: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困境,“挨打”却是无辜者受到欺凌;“落后”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困境,“挨打”却是弱肉强食的不公不义;“落后”所以要学习和赶超,“挨打”所以要反抗和奋起。反抗和奋起来自一种“抽象”的民族精神,而学习和赶超却是“具体”的文化选择。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焦虑的难以克服。一方面,我们时刻肯定民族的存在理由和民族的辉煌传统,以改变“挨打”的屈辱;另一方面,却又在尖锐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限制和困扰,以克服“落后”的难题。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我们“挨打”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有机会告别“落后”。我们终于有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再度回到传统去寻找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机遇,而全球化的冲击又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具体”文化传统“空洞化”的危机感。这是“现代性”历史留下的问题,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在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的表征,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对传统的保留更充分。
因此,这一波“传统文化热”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而微的表征。所以,这一波“传统文化热”往往来自对于传统的许多具体方面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其实正是试图将传统的仪式、服饰乃至教育方式等等的具体历史形态加以复活的表现,这些行为是否得体和合适当然可以讨论,但毕竟显示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具体”的需求。应该说,“抽象”的民族精神从来也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具体”的文化形态的流失则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性”的必然。而今天的经济成长与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种“文化自信”当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它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的传统“空洞化”的努力。
当然,“文化自信”必须以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克服传统的“空洞化”其实并不只是复古”这么简单和这么机械。一方面,一些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在当代生活中的式微,对于传统的“空洞化”感到焦虑,急于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光复旧物”,弘扬传统。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由于新的文化自信的产生,而对于中国文化在全球的状态也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急于以一种同样“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向全球推展中华文化。这样的强烈要求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间所遇到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我觉得有两个方向的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切:
首先,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是有很大差别的。而古今生活中的差异更是巨大。传统文化经过了20世纪的“现代性”阐释之后,其实已经和过去有了极大的区别。其中的“可释性”的问题,即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的问题,其实相当巨大。如何让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深入理解的表达,尤其是如何让当代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传统,其实是需要进行艰苦努力的工作。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仅凭我们一厢情愿的要求就可以实现。这就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可释性”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便于传统文化在中国内部的传承。
其次,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易于为国际上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可译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中间经常遇到的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认识当然有其依据。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也不乏自身依据;也就是说,易于被他人和不同文化普遍地理解的内容反而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可译性”的问题可以说是难以回避的。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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