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科学文明史》PDF电子书全2册，由李约瑟原着，柯林.罗南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中华科学文明史》是李约瑟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缩写本，由着名科技史家柯林.罗南改编、李约瑟审定，体量上仅有原书的十几分之一，是一部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佳作，是一本后世人介绍古代中华科学文明的通俗学术专着。承原着之精要，行文流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勾勒出中华几千年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史，被誉为“目前为止面向公众普及中国科学史蕞好的读物之一”。 本书更为直接地指出，今天中华科学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延然延续了其形上的理念，焕发着其灿烂的光辉，透现了其诱人的奥秘，值得世人深入学习、研究和开掘。坦言了中华科学文明在世界近现代化历程中没有古代那么辉煌的种种原因，以引起世人的注意。
《中华科学文明史》书目：
中华科学文明史 上册
中华科学文明史 下册
《中华科学文明史》出版说明：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成分。探寻科学史的发展时，许多学者无一例外地从今天科学技术的思想和实践追溯到它产生的摇篮一古代地中海地区。他们发现，始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古代埃及人的进化给古希腊乃至罗马帝国带来了科学思想以及对自然观察的发展。通过伊斯兰世界，它们又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时，它们引发了具有革命性的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新事物。例如，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对科学的贡献还不为人知。1837年，当威廉·厄尔撰写他的巨着《归纳科学史》时不自觉地忽视了其他文明对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贡献，并且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而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不仅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的成就被认识，还有以前我们了解得不够的印度文化遗产。与之相似，在我们的认识中仍然对来自亚洲文明的贡献有着巨大的隔膜，尤其是它的两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处于北方的中国。中国的科学史迹就是本书讲述的主题。
确切地说，中国人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贡献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这一点将变得很明显。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极其重要，但它的角色在17世纪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到北京出访后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融进了过去300多年连续发展的一般科学中。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之前，中国的科学处于依靠观察与实验的阶段，理论相对落后。即使如此，中国人还是成功地在希腊人之前做出了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掌握了古希腊科学知识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在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之间达到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对以西方古典艺术为基础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来说，中国人的成就令人吃惊。当然，16世纪的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从这时开始产生现代科学，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希腊科学中精确性的基础一推理几何学的缺乏，对中国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起在希腊、罗马甚至欧洲中古社会，科学更容易得到应用；此外在中国发展了一种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它的产生是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即使今天，对中国人的发明与科学发展的偏见仍然存在，要评估中国人的成就也是件困难的事。老的(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所传来的不确切的编年史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导致人们要么过分夸大，要么过分减损东亚人祖先的成就，同时，中国人与西方学者也忽视了中国的早期成就，或只是给了一些表面的关注。传说本身也常常未被应有地认识，而造成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被忽略了。然而，大多数欧洲人都隐约地意识到了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有一个浩瀚繁荣的文明，和他们自己的文明一样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欧洲人在对中国文明，特别是对中国科学技术进行了解的过程中，有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便是中国人所使用的象形文字。大多数汉学家都必然具有文学方面的爱好和修养，然而还是有很多零星的文学样式几乎从未被涉及过，更遑论仔细研究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一种探讨，一种精要的探讨，它的详细资料力图与李约瑟先生及他的合作者们所发掘的文献相一致。作为一名合格的研究科学与科学史的人员所具有的素质，必须对这个国家及其语言非常熟悉，并能和许多科学家、学者接触，他还必须能够研究中文原着，包括已有了译本的和从没有被翻译过的着作。这样就能使他纠正那些错误的翻译或错误的概念。举个例子：在公元前4世纪的《墨子》(《墨子》是墨翟的作品)一书唯一完整的译本中，有一段讲到纺织。西方译本的译文是：“妇女们从事各种刺绣，男人们则用穿插的方式编织织物。”这段译文的字面意义似乎是指提花织机，只有对文章进行仔细的研究后，才知道其中根本没有提到花纹的编织，作者实际是指“刻丝”，也就是将各种彩色丝线编入已经织就的织物而成一种锦。因此这里实际上没有涉及提花织机，人们也不可能以此为证据宣称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了提花织机。除了这个，还有不少其他例子可以说明对语言或其所涉及的技术不熟悉所面临的错误危险。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出版的这部着作有90%是李约瑟先生亲笔写的，正如他所说，若没有他的同事们的合作，这项工程是绝对不能完成的。从1948年到1958年，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静宁（王铃）先生，现在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市的教授，他是一名历史学家和数学家；1958年，李先生的一位更老的朋友鲁桂珍，一名医药与生物史专家开始与他合作；几名其他的中国学者也给予了积极的合作，特别是布里斯班的天文、炼金术与早期化学史专家何丙郁，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罗荣邦，他在制盐工业及深井挖掘技术那一章提出了不少见解；另外，芝加哥的世界纸张及印刷史权威之一钱存训先生，研究传统化学工业的李励生先生都提供了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感谢的人越来越多，比如纺织技术现在由东京的奥达义作先生负责，陶瓷部分由香港的屈志仁先生编写。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这项研究，比如肯尼斯·罗宾逊先生，他草拟了物理声学部分；德克·伯得先生，正在研究传统中国文人的世界观，还有简洛兹·开米柳斯基先生，他正在撰写对中国逻辑的重要研究。上面列出的这些绝不是全体合作与参与者的名单，只是使人们对这项团队工作所涉及的规模有一个大概了解。
李约瑟先生及他的同伴们所编写的那七卷本，大约分为二十个独立部分，其中的十个部分已经出版，像它们一样，希望这一缩写本对于增进国际了解能够作出一些贡献。中国人的天分，普遍由于早期的农业与艺术成就而被呈现在西方人面前：而我们的纪元中前13世纪在技术发明方面从中国接受的影响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它们对17世纪西方的科学革命有多大的影响也尚未被全面地评判。即使这样，也必须承认我们电磁铁学知识的所有根基都在中国，而处于转折期的欧洲则受到了中国人所信服的宇宙无限思想的极大影响。无论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了解并鉴赏其他文化中学者和技术工匠们的成就，都可以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一些人认为，整个现代文明是从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人物，例如伽利略和维萨留斯开始的，从而得出欧洲人得天独厚的结论，我们对此一定要坚决反对。在人类了解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有过伟大的贡献。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如果我们要走向一个人类团结友爱的未来，那么所有的成就都应被承认，被赞美。
关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中国大众心目中，李约瑟已成“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他的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应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译名沿用已经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同。有趣的是这样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大大偏离了原意的书名，初很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希望将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
李约瑟初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如今也只好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名)时，他曾认为只需要写一卷即可，但真的动手才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此后计划不断扩大，变成总共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此后各卷中的若千分册。由于写作计划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李约瑟未完成的巨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号称“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大约20世纪20年代，萨顿大发宏愿，要撰写《科学史导论》，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卷出版于1927年。这部书他写了三卷(第三卷1947出版)，论述到14世纪。随后萨顿的宏愿又进一步扩大—他决定写“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全书计划中共有九卷，可惜到他1956年去世时，仅完成头两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1952年出版)、《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1959年出版)。他去世后，此书的写作计划就无疾而终。
要说这两部巨着的工作条件，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特别是他先后得到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助——其中重要的当然是鲁桂珍。由于鲁桂珍和李约瑟的特殊关系，来自鲁桂珍的帮助就不仅仅是事功上的，而且还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一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李约瑟固然学识渊博，用力又勤，但如此广泛的主题，终究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包办。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二人，此外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罗宾逊、何丙郁、席文、钱存训、叶山、石施道、麦克尤恩、库恩、Peter J. Golas、白馥兰、黄兴宗、丹尼尔斯、孟席斯、哈布斯迈耶,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发表过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看法:“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着。李老在他巨着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
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并不是仅从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协助他这一方面上来立论，还有另一方面。何丙郁说:“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着。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在国内受到特殊的重视。在“文革”后期，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原着的少数儿卷，并另行分为七册，不与原着对应。不过在当时这已算罕见的“殊荣”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翻译此书的工作隆重展开，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了。
关于“李约瑟难题”
这些年来，国内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看得我们实在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
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它以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作为纲领，对西方科学史做了通史性质的论述。这样的尝试在中文着作中是不多见的。
陈方正这部书，与以研究中国科学史着称的美国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一个想法十分相合，席文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席文还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难题”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
席文的这个比喻，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平常人，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第三版上，当然很正常;但如果是一个书人，或一个此刻正处在某种风口浪尖上的问题人物，比如某个正闹绯闻的女明星，比如该报纸的第三版恰好是娱乐版，那她的名字没出现在上面，人们是可以问问为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席文的这个比喻，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
那么问题的要点在哪里呢?其实每个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相关语境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就在“李约瑟难题”的前一句。
“李约瑟难题”的表述有许多版本，意思都大同小异(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版本考据)，基本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比西方遥遥领先，为何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这里前一句是前提，是被当作已经获得认定的一种历史事实，“李约瑟难题”要在这前一句的基础上，来问后一句所表达的问题。
于是，问题的要点立刻就浮现了——那些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着，几乎从来不尝试给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前提，即中国古代科技究竟是如何“遥遥领先”于西方的。他们的逻辑显然是“李约瑟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而他们显然喜欢这样的前提，于是反反复复去“解答”。许多这样的“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因为每次“解答”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而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自慰。
至少二十年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在2001年5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又做过比较全面的论述。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就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确实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领先于世界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比如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国力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共同的、相对简单的衡量标准，科学文化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却要复杂得多。而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学先进同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标准也不一样。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书前，有余英时写的长序，阐发陈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余英时的序中，也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余英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这和我上面的比喻倒是堪称异曲同工。
本书的意义与价值
今天的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窗外有百丈红尘，其诱惑越来越剧烈，许多人被名利锁越缠越紧，每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离精神家园越来越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宏大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作者懒得写，读者也懒得读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仍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着，所以请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着改编成一种简编本，共得五卷。现在罗氏也早已谢世多年了。
这部五卷本《中华科学文明史》，原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着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
由于是简编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自然要比李氏计划中有七十余册的皇皇巨着广泛得多。书中略去了大量繁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宝贵的礼物，是他的着作中宽广的视野。这部简编本虽然经过了科林?罗南的改编，但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对此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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