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汇评》PDF电子书全4册，由凤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为《古代文学名着汇评丛刊》之一。
《文选》是我国现存*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故又称《昭明文选》。隋唐时期，文选学兴盛，出现了李善注、五臣注两种影响深远的注本。降至明清，文选学研究走向深化，着述甚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对《文选》语词、名物、制度的考证，一类是对《文选》名篇的评点。
《文选》评点自明万曆年间萌兴，至清末归于消歇，跨越了两个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极不相同的时代，但同时，它又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综观《文选》评点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大概可以分爲这样三个时期：明万曆年间，这是《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文选》评点进入发展的高潮期：清中后叶，这是《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文选汇评》书目：
文选汇评 1
文选汇评 2
文选汇评 3
文选汇评 4
《文选汇评》出版说明：
评点兴起之初，主要应用于诗文。至明万曆年间，被极大推广，盛行一时：经学方面，罩就《诗经》的评点而言，“明代万曆以后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大批评点《诗经》的着作和不同的研究流派，同时还诞生了足以代表这个时代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批‘名家”①：小说评点萌兴，并且在短时间内，“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②；戏曲评点出现并蓬勃发展，从万曆前期到明末，座生了一百五十种左右各种戏曲评本③。孙琴安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明中后期评点的“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状况：评点队伍的空前壮大、彙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的纷纷间世、小说评点的空前崛起①。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文选》评点于万曆年间诞生。
《文选》评点自明万曆年间萌兴，至清末归于消歇，跨越了两个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极不相同的时代，但同时，它又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综观《文选》评点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大概可以分爲这样三个时期：明万曆年间，这是《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文选》评点进入发展的高潮期：清中后叶，这是《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一)明万曆年间：《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期
在评点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文选》评点萌兴。笔者所见最早的《文选》评点着作产生于万曆十年，由福建建阳书商余碧泉辑刻刊行。建阳书坊既以有宋以来就居全国之首的刻印量而声闻遐迩，又因一味追求利润、忽视品质而臭名昭着。余碧泉辑刻《文选》评点着作同样是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其评本以当时最爲流行的注本《文选纂注》爲底本，板刻力求简化，眉端评语不仅假冒名人，还出现了不少低级错误，内容以疏通串讲文意爲主，比《纂注》更趋通俗简易，甚至流于粗鄙，明显针对士子中基数最大的初学者而发。此本既出之后，万曆二十四年余碧泉又有《文选纂注评苑》之刻，万曆二十八年出现标名“郑维岳增补、李光缙评释”的《鼎雕增补单篇评释昭明文选》，万曆二十九年恽绍龙又参订而成《文选纂注评林》。后三种评本皆以《文选纂注》爲底本，眉端所刻评语的主体同于万曆十年余碧泉刻本，只不过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增删。这四种平本构成一个系列，皆以评点爲商业营利的手段，我们称它们爲“书商型评本”。万曆年间，还可归属“书商型评本”之列的是，建阳书商余良史刻于万曆二十一年的《精摘梁昭明太子文选崇正编》，标明由“翰林”蒋孟育选，“状元”翁正春评，分爲上下集，收绿诗、赋的上集今已不存，下集评语只是杂辑前人，亦重疏通串讲文意，实乃借“翰林”、“状元”之名以行牟利之实。
书商型评本虽然品质不高，但它们是最早的一批《文选》评点着作，发行量较大，相应地流傅影响範围也较广。正是它们把《文选》评点推上了历史舞台，提示并吸引着文人对《文选》评点的注意与投入。
万曆中叶，与后来几种书商型评本交错出现的是几种由文人评点的评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是正义堂刻于万曆二十五年，标名“李淳删定批点”的《选文选》，万曆三十年博古堂又有《新刊文选批评前集十四卷后集十三卷》之刻，所録爲郭正域评点。与书商型评本不同，这些评本的评点者是文人个体，评点内容由以客观疏通文意爲主变爲以主观鑒赏评析爲主，多随感而发，不成系统，甚至流于琐碎，但却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文学性，表现出文人化的特点，它们是最初的“文人型评本”。与书商型评本相比，它们最大的成绩是把《文选》评点从客观的疏通串讲文意引导到主客的鑒赏评析上来，爲后世文人型评本奠定了基调。评点也在他们手中从商业营利的手段转变爲文学批评的方式。
(二)明末清初：《文选》评点的高潮期
明末清初是《文选》评点的高潮期。所谓的“明末清初”是指明天啓、崇祯，清顺治、康熙这四个时期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文选》评点最爲兴盛的时期，表现如下：座生的评本数量最多；出现了《文选》评点史上声名最着、影响最大的两种评本一孙鑛与何焯评本：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投入到了《文选》评点中；诸评本的文学批评色彩最爲浓烈，包涵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思想：一些评本开闢了治《选》的新途径，对“文选学”的发展有较大意义。成熟的“文人型评本”是这一时期《文选》评点的主流，“综合型评本”亦佔有重要地位①。
万曆时期，文人参与到《文选》评点中来，引起了书商对它的谁一步注意。明末清初出现了几种虽由书商操作，但亦较重文学批评价值的《文选》评点着作，它们就是吴兴凌氏、闵氏相继刻印的《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虚之颐辑刻的十二家评《昭明文选》，及孙诛所评《山晓阂重订文选》。这些评本多採取“集评”的方式，集诸多名家评语于一体，与书商型评本的操作模式一致，这也是明末书商刻印评点着作的最常用形式。但同时，它们的主体内容又是文学性的鑒赏评析，与最初的文人型评本一样，且又有发展，反映出了辑评者的文学批评倾向与主张。比最初的文人型评本只是随感而发的即兴式鑒赏，更显文学批评意义。它们既以商业利爲目的，又重视评点的文学批评价值，究其实际，则是结合了书商型评本与文人型评本的双重特征，是对万曆时期出现的两类评本综合后的再发展，我们称它们爲“综合型评本”
明末清初《文选》评点着作的主体是成熟的“文人型评本”，孙鑛、邹思明、钱陆灿、洪若皋、俞场、何焯的评本流傅至今，陆云龙、李光地、邵长蘅、浦起龙的评本则已亡佚。称它们爲“成熟的”文人型评本，是相对于万曆年间“最初的”文人型评本而言。两种评本相比，后者的评点只是随感而发，虽属文学性的鑒赏，偶雨甚至会反映出评点者的某些有价值的批评思想，但总体来説，评点者并未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评语琐碎而不成系统，主体内容还衹是停留在文学鑒赏的层次。而前者，虽然参与其中的文人水平参差不齐，相应地也就决定了各个评本品质的差异。但是，总体而言，它们都有一以贯之的内容，评点者在进行评点时有较明确的主观目的，从中可以分析出某些系统的文学观点或主张，一些评本对“文选学”还有独特贡献。也就是说，成熟的文人型评本在系统性、文学批评意义，或对“选学”的发展上，比最初的文人型评本有更大价值，而这也正是它们“成熟”的表现。
这裹需要说明的是，孙纩的《文选》评点虽于天啓二年纔经刻印，但孙氏生于嘉靖二十二年，卒于万曆四十一年，他进行《文选》评点是在万曆年间，但其评本却表现出成熟的文人型评本的特征，故笔者按其刻印时间，把它归入《文选》评点发展的高潮期，这也算是《文选》评点并非完全按直綫型向前发展的一个特例吧！
(三)清中后叶：《文选》评点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
这裹的清中后叶是指自乾隆年间至清末的一百余年时间。此期，书商和文人都继续关注《文选》评点，但留存下来的着作不如前一期之多，品质也不能与前一期相比，《文选》评点实际已走过了它的辉煌阶段，谁入了持续发展时期。同时，集大成与总结性的着作出现。
刻印于乾隆四年的孙人龙《昭明选诗初学读本》和乾隆三十二年的方廷珪《昭明文选集成》，皆爲嘉惠初学而发。孙人龙《昭明选诗初学读本》之题名即昭示着该书的刊行目的，评语并非孙氏己出，而是辑绿或改编孙鑛、何焯等评而来，并无太大价值，只爲初学而已。方廷珪《文选集成》是清代的书商型评本，受现实功利目的的制约，该书很大一部分内容与万曆年间的书商型评本类同，重视疏通串讲文意。
至乾隆中叶，《文选》评点着作已大量出现，《文选》评点走过了萌兴、发展、高潮等阶段，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时期，这样的现实呼唤着一部集大成与总结性的着作出现，于光华的《文选集评》应运而生。它集选其前三十余家《文选》评点着作内容于一身，是以彙集“《文选》评点”爲目的的集评性着作，明清《文选》评点史上的重要评家和评本，基本都有所选及；评点形态也是题下评、眉批、旁批、夹批、总评等等俱全；除孙鑛、何焯评本内容基本全绿外，其他评本虽皆仅取十之二三或一二，但它涵括了明清《文选》评点的主体内容，反映了明清《文选》评点的主要精神，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着作，对发展了二百年的《文选评点进行了总结。
与于光华大致同时及其后，对《文选》评点有所关注的是桐城派文人群体。今天所知，桐城派文人中进行过《文选》评点的有刘大櫆、姚鼐、吕璜、吴汝纶等，这表面看来是《文选》评点史上颇爲可喜的现象，然而遗憾的是，桐城派文人的参与并未成爲《文选》评点史上的亮点，通过今天所存载有他们评点的着作一吴闱生所辑《桐城吴先生点勘文选》一书可以看出。由于不重《文选》，他们进行评点时并未投注过多精力，成绩甚是平平。但是，他们的参与使《文选》评点的历史一直拓展到清末。
值得注意的是，《文选》评点与明清评点的整体发展态势大体致。孙琴安称明万曆年间是“评点文学的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时期”，明末清初是“评点文学的群星璀璨期”①。谭帆将中国古代小説评点的发展历史，划分爲这样四个时期：“明万曆年间，这是小说评点的萌生阶段；明末清初，这是小说评点最爲繁盛的阶段；清中叶以后，小説评点之‘热’有所降温，然仍平稳发展；晚清爲小説评点之余波。”①万曆年间与明末清初同样是《文选》评点发展的两个黄金时期。乾隆以后，《文选评点之热潮也同样回落。
评点本身的特性、时文的客观影响、嘉惠初学的主观目的三者共同作用，使各种《文选》评点着作基本都表现出精细化评析的特色，其中渗透着评点者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思想。明清的《文选》评点，整体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学批评价值：
1.通过《文选》评点，可以更感性地认识到文学批评和时代学术
风气的嗣系。
由明而清，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文选》评点中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明代的文人型评本以评点者强烈的主观介入对作品展开鑒赏评析，与明人崇尚个性自由的习气一致；清代的评点则相对更重“知人论世”，普遍涉及对作品内容的考察，更多地表现出清代学术求“实”的特点：清代评本总体上比明代评本表现出更重细部分析的特色，见出清代重细节的学术风气所产生的影响。就具体评本而言，书商型评本的冒名人之名以求利，出现在明代学术造假作僞风气最爲浓烈之时：《文选尤》对“奇”带着做作、甚至炫耀性的崇尚，正与明末尚奇好异的社会风习一致；何焯评本掺入了大量考证、校勘内容，是考据学风渐起的表现。总之，通过《文选》评点，我们能非常感性地认识到明清社会及学术风气的变化。
2.《文选》评点所提供的一些文学批评方法，丰富着明清文学批
评史。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细读式比较批评方法”。最初的《文选》评点着作，就有运用这种批评方法的痕迹，明末孙鑛、邹思明的评本亦时有触及，但还都未达一定规模，让这种批评方法尽显魅力的是清初的洪若皋。他在《梁昭明文选越裁》中，从题材、布局、风格、写法等各个方面，在“京都”、“畋猎”、“音乐”等类大赋中展开细緻比较，清晰明确地展现了取材类似的不同作品各自的优胜之处。他运用这种方法非常自觉，是有意识的行爲，对引导读者细緻领会作品妙处，增进写作能力颇有裨益。这是《文选》评点对明清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细读式的比较批评方法”是衹有在评点着作中纔可能产生的。另外，比喻象征的批评方法在《文选》评点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批评方法的应用对象，都是一个作家的总体创作风格，或是某种风格的一般特征，富有总结性的意义。而在《文选》评点者手中，它指向的是一个个单篇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或是一个场景描写，或是一个观点表达，或叙事，或述情等等，非常具体。批评对象的转变，实际使比喻象征手法从原来相对抽像的批评转向具像批评，更趋丰富知緻，大大拓展了它的用武之地，增强了它的生命力。
3.一些《文选》评点内容，提示着一般的文学批评史已有遗珠之憾。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责难与抨击是人们对评点的主流熊度，影响所及，当代学者在疏理明清文学批评史时，对大量评点着作，尤其是诗文评点着作中表达的文学批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遗漏和忽视。如万曆后期的文学批评发展状沉，从今天的文学批评史中，我们了解到的是，提倡秦汉、盛唐的后七子还有很大影响，主张性灵的公安派迅速崛起，又迅速覆减，竟陵派正在形成，六朝文学则少有关注者，如当代学者雷磊所谓“六朝派”也是指以杨慎爲代表的一批人①。而事实上，郭正域在其《文选》评点着作中就表达了崇尚与学习六朝文学的熊度，并对六朝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又如洪若皋在《梁昭明文选越裁》中重视爲文之“气骨”，以之爲评价选篇优劣的标准，实与侯方域、毛奇龄等对“气骨”的提倡，共同表达着清初一批学者要构建不同于明代求奇求异的文学批评风气的努力，有重大的意义。《文选》评点中所表现出的这些批评主张都值得治文学批评史者注意。
4,《文选》评点对我国文章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我国的文学批评，向来就最重对诗的研究，论诗的单篇文章甚至专着可谓多矣。而直到宋代陈骙的《文则》出现，才算有了第一部事门的文章学着作。比起诗话，“文话”实欠发达。评点在南宋虽于散文领域取得一些发展，但到了评点风气相对兴盛的明清，诗歌评点着作也是远远多于散文评点着作的，孙立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一书于此有详细的总结，可以参考。而《文选》包括赋、诗、文三个部分，散文又几佔全书一半，明清两代评点者对“选文”进行的命意构思、篇章布局、隶事属词、用字造句等等的分析，丰富了我国的文章学理论，相应也啓发了更多人对“文”的关注。
(三)《文选》评点的“文选学”意义
《文选》评点还是明清“文选学”的组成部分。“文选学”在《文选》流传后不长时间即兴起，唐代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主要成就在注程方面，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选》注本一李善注和五臣注都产生于此期。宋元时期，《文选》的研究有所转向，关于《文选》本体的评论、考据等萌兴并发展，时人的诗话与笔记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专着却甚少，除宋元之交方回的《文选颜鲍谢诗评》、元末明初刘履的《选诗补注》外，别无他见。
明代的“文选学”，在人们的认识裹，比宋元更爲靡弱。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一书有言：“有明承宋元之后，定制以时文取士，‘选学’益废。着述之家，或辑注释，或施评点，或摘腴词，其书类不足观。”①实际将明代的“选学”着作分爲三类：注释类，评点类、选藻类。骆先生所列明代注释类着作有：张鳯翼《文选纂注》、林兆珂《选诗约注》、陈与郊《文选章句》、闵济华《文选瀹注》，它们实都与六臣注有莫大关系。属于评点类的“选学”着作有：闵齐华注、孙鑛评《文选瀹注》①，邹，思明《文选尤》，凌濛初《合评选诗》：属于选藻类的“选学”着作唯有一部：凌迪知《文选锦字》。第三类着作数量本少，价值一直也颇爲治“选学”者否定。删注类着作虽多，却颇受诟病，因爲比起六臣原注，它们既不是创新，更没有超越，只是进一步迎合了中下层土子的阅读水平。评点类着作虽与删注类着作或有同样的目的，但在形式上却很新鲜，而且在对选篇的细緻解读与批评上，有其特色。事实上，明人“选学”成就的主要表现即在评点，是他们治《选》取得的最大成绩。
与明代不同，清代的“选学”全面发展，是唐代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清人“好尚所托，精力弥注。着述美富，何亚唐初”②，而且，“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③，造就了“选学”的全盛局面。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一书将“选学书”分爲八类，涵盖自唐至清的诸多“选学”着作。其中列有清人作品的是这样六类：“删注本”、“校订补正之属”、“音韵训诂之属”、“评文之属”、“摘类之属”、“选赋选诗之属”。其中，又以“校订补正之属”和“音韵训诂之属”所列着作最多，代表着清代“选学”在校勘、音韵、训诂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正是清代学术的特色与优长所在。“删注本”与“评文之属”两类中都包涵有《文选》评点着作，共计9种，数量虽不及校订补正、音韵训诂两类着作之多，但也是清代“选学”的一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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