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PDF电子书全6册，由人民卫士出版社2010年出版。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共6集，第1、2集主要收录第一批国家名老中医146位的1850例医案，第3、4集主要收录第二批国家名老中医142位的1884例医案，第5、6集主要收录第三批国家名老中医和部分前两批国家名老中医及中医博士生导师共146位的1438例医案。6集共收录434位名中医的5172例医案。

本丛书特点：①所选名中医在全国有广泛影响。②各集内对名中医均按行政区划和军队分类编排。③每一医案均由名老中医自己亲自选定，真实、可靠。其中一部分名老中医现已作古，因此所收医案尤为珍贵。④每一医案后均有按语，或为名医自己所撰，或由后人、门徒所加。⑤每位名中医的医案后都有编者评注。该评注均系本丛书主编、副主编所撰，因他们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评注以简洁的语言，高屋建瓴地概括了该名中医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特点，结合所选医案予以剖析，每能抓住名中医的学术精髓，突出要点，对读者有所启迪。⑥每集正文后附有该集的病名病证索引，第6集书末附有丛书总病名病证索引，以便读者查阅。

本丛书对提高中医各科各级临床医生诊疗水平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如能细心品读，反复钻研，掌握精髓，那他距离名医的目标也就不远了。应该肯定，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名老中医诊疗特色的继承和诊疗经验的抢救有特殊意义。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目录：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1集

 天津名医医案

何世英医案

一、滋阴清热、祛瘀开窍法治愈幼儿半身不遂一例

二、平肝熄风、滋益肝肾法治愈智迟一例

三、养心安神法治愈胆虚不寐一例

四、截疟法治愈疟病二例

五、平肝熄风法治愈顽固性头风一例

六、疏肝解郁、熄风定志法治愈呆病一例

七、鸡苏散合紫雪散治愈高热癃闭一例

八、小陷胸汤加味治愈胃脘痛一例

九、养阴润燥、活血化瘀法治愈梅核气一例

十、疏肝降逆、调和心脾法治愈脏躁一例

十一、平肝熄风、活血化痰法治愈偏枯一例

……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2集

四川名医医案

熊寥笙医案

一、桂枝麻黄各半汤治疗产后发热三十日不解一例

二、大承气汤治疗燥实咳嗽一例

三、小柴胡汤治疗呕吐不止一例

四、桂枝汤治愈产后误服银翘汗出不止一例

五、麻杏甘石汤治疗寒邪包热壅肺咳嗽一例

六、更衣丸治疗老年精血不足便秘一例

七、六味地黄汤合四物汤加味治疗头风痛重证一例

八、从脾肾着手治疗小便失禁二例

九、杏苓汤加味治疗湿痰咳嗽一例

十、五味异功散加味治疗肺金失养脾虚久咳一例

十一、逍遥散合半夏厚朴汤治疗肝郁气滞咳嗽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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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3集

天津名医医案

山东名医医案

安徽名医医案

江苏名医医案

浙江名医医案

上海名医医案

广东名医医案

病名病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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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4集

广东名医医案

四川名医医案

湖北名医医案

湖南名医医案

河北名医医案

陕西名医医案

北京名医医案

台湾名医医案

福建名医医案

辽宁名医医案

黑龙江名医医案

甘肃名医医案

内蒙古名医医案

……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5集

北京名医医案

王嘉麟医案

一、益气健脾、利湿清热治愈高龄慢性溃疡结肠炎一例

二、清热解毒、活血透脓、化腐生肌治愈50年耳仓瘘一例

三、治愈婴儿肛旁脓肿继发肛瘘一例

四、益气养血、止血消痔治愈三期内痔便血致严重贫血老人一例

五、清热解毒、利湿化滞、健脾益气治愈儿童溃疡性结肠炎一例

六、清热解毒、养阴透脓配合挂线引流术治愈肛瘘一例

七、益气养阴、清热润肠配合枯痔法治愈老年内痔便血一例

邓成珊医案

一、益气养阴、化瘀止血兼补脾阴治愈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一例

二、益气养阴、解毒抗癌治愈急性白血病一例

……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6集

四川名医医案

黑龙江名医医案

湖南名医医案

江苏名医医案

辽宁名医医案

湖北名医医案

贵州名医医案

浙江名医医案

山西名医医案

福建名医医案

新疆名医医案

宁夏名医医案

解放军名医医案

……

有专家说：“中医学是基于人文和生命的医学”，“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医生面对患者仅有善良的微笑是远远不够的。要成为一名真正被人们顶戴的好中医，第一技术要精，第二心境要诚。医生要具备“仁心仁术”，达到“绝世离伦，优人圣域”，不下苦功修炼是不能达到这个境地的。余浪迹杏林四十余年，由药而医，救人无数，教训亦多。最大的体会就是要不断学习，犹蜂之酿蜜，积少成多，以充实自己。少时读书如嚼蜡。初入杏林，十五六岁，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节。拿起一本老师给的线装书，内容似懂非懂，读起来苦涩无味，有时也是心不在焉，时间一长，头昏脑涨。强迫自己读下去，才能勉强记得一些东西。如果这时有一本如小说之类的闲书，那便浑身是劲，耳聪目明，一下子就会深入进去，以致废寝忘食的地步。书到用时方恨少。真正到了临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是那样的贫乏，茫然无知，无所措手足，那时才懂得主动学习的重要性。我订阅的第一份中医专业杂志是《新中医》。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广州中医药大学主办的一份国家级综合性中医药科技期刊。创办于1969年10月，1972年经卫生部批准，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当时为双月刊，是全国最早向国外发行的中医期刊。主要栏目有学术论坛、专家经验、临床论着、中医急症、肝病证治、临床报道、用药心得、医案精华、古方新用、验方介绍、随笔杂谈、病例报告、综述等。杂志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其中的古方新用、验方介绍两个栏目对于初入杏林的我帮助极大，它介绍的方剂讲理透彻，深入浅出，用之临床，效如桴鼓。还有《浙江中医杂志》，刊物立意起点较高，理论严谨，名老中医的医案、医话读之引人入胜，对提高我的中医理论给于了极大的帮助。当时正处文革中期，中医专业书刊发行的极少。我通过朋友在武汉买到一套《实用中医学》，虽然书中随处可见到时代的痕迹，但瑕不掩瑜，理法方药齐全； 1979年，我们在县城考完了招录考试，到新华书店看书，无意间看到一部《简明中医辞典》，书名由郭沫若题写，虽当时囊中羞涩，但仍不假思索的买下来，这本书在当时那个年代，编者是下了功夫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两本书虽年代已久，长期翻阅，书皮几已破损，但仍不失其宝贵的价值，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用于临床的参考书。我最欣赏的中医专着是《医宗金鉴》。该书是名医吴谦于乾隆年间奉旨率四十余位御医所编，目标非常明确：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所编写。理论部分有《伤寒论》心法要诀、《金匮要略》心法要诀，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各科俱全，紧扣临床这个主题。每个病一、二首方，每个方都疗效显着。这部具有“皇家气派”的大着作，完全不讲深奥的理论，以歌诀的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易于记诵，流传极广，很多中医学徒就是靠读诵这本书，打下了一生的临床基础，我的临床用方也多得益于此。渴时一滴如甘露。最近几年，潜心业务，把过去读过的书翻出来重温一遍。又买了几百本高质量的新书，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几年再版的好书。这些“好书”，是业内公认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医临床名着。如《陈士铎医学全书》、《医学衷中参西录》、《临证指南医案》等。这些书，临床水平很高，习中医者有口皆碑。《医学衷中参西录》是河北盐山县已故名医张锡纯所着，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病例及方剂，以及张锡纯先生的评点文章。张锡纯先生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位捍卫与发扬中医学的杰出人物，医界称其为“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临证指南医案》，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记录。他学贯古今，博采百家，从事临床半个多世纪，治病经验之丰，是无人能及的。我不断阅读，反复揣摩，对自身临床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时间一长自然体会到其中的妙处。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一、二版《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一式六册，洋洋洒洒千万字，均堪称集现代名医临床经验之大成的着作，篇幅之宏，体例之全，内容之丰，选方之精，前所未有，是既能全面反映古今医家的成就，又能吸收现代研究的成果，代表了当代名医的真实水平。读好用好几本书，恐怕要花一辈子功夫，遇到疑难病，从中确实能够借鉴古今名医的经验，找到解决的方法。要当好一名中医，必须学好中医经典，用活经方。经方是中医之根，中医之魂。古之倡导、传承经方者，首有张仲景，继有喻昌、柯琴、徐灵胎和陈修园等，近现代有曹颖甫、祝味菊、叶橘泉，胡希恕等大家，经方的特点，首先它是中医学的精华，再者它是中医配方的基础，三是用药精炼，价格低廉，方证明确。学习好经方，善于运用经方，是我们传承中医学精华、服务于临床的必修课。值得一提的是，读经典也好，读名着也罢，都一定要读原着。只有品读原着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例如，读五部《医话》，里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前辈的经验，教训历历在目，奇方妙法，用起来是随手取效。读名医论方、论药、论药对，大有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觉，才知道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心中感觉是五味杂陈！再如妇科专着《傅青主女科》，傅氏对妇科病的论述，处处标新立异，与传统观点唱反调，鄙夷者说其文字俗，赞赏者说其文字雅；考察他所创制的方剂，大部分由四物、逍遥、理中等方化裁而来，看不出有什么神奇之处。但他却有“妇科圣手”之称。其书亦能享誉临床300余年而不衰，这就是真功夫，硬功夫了！只有反复研读、实践，才能领悟此书：方不奇而立意奇，药不奇而用量奇；其方大多以滋补肝、脾、肾为主，兼以疏肝，非常符合妇女的生理、病理机制，只要辨证准确，用于临床效如桴鼓。他的方子用得活，不仅治疗妇科病卓效，而且对许多内科病都有显效。我的老师有这样一个观点：做一名好中医，切不可只读教科书，他以为其只是用于考试的工具，我认为此说颇有道理。前些年我订阅的学术期刊不下五种，也曾在其上面发过几篇拙文，但这几年我基本不订、不读这些杂志了，为什么？窃以为其商业气息太浓、泡沫水分太多！做一名好中医，必须潜心研读经典名着，于增进学术水平，提高临床疗效，有百利而无一害。读书犹如蜂酿蜜，只要坚持，就有积累，锲而不舍，才有收获！

古老的中医自产生以来，就吸纳着中华文明中的精华，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的繁衍、传承，已成为世界古代六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东方文明。从历史上看，按照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与中国一样悠久的古文明，世界上共有6个：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那些异国的文明，曾经与中国文明一样的璀璨辉煌，而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片迷茫，只有考古学家们，从地下挖掘的遗迹中，去印证历史的记忆。令人惊奇的是，唯独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更迭、跌宕中没有消亡，没有断裂，一直绵延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中医学，几千年来一直鲜活地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芒，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传播和发展。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化的绵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和否定的。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世界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以中华文化为母体的中医药文化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所谓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化，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在很多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医也不例外。西方医学是一个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这与中国传统以五行气血理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现代科学价值观逐渐取代了传统和习惯时，中医的社会影响力也逐渐下降了。一

西医学东渐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利玛窦的着作《西国记法》就载有生物学知识，其中包括脑的解剖位置和记忆功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提出过“脑为元神之府”的新见解。但是，中西医双方的这些新发现都没能动摇传承数千年的《黄帝内经》之说。利玛窦的理论也只是聊备一说，从者甚少。之后，瑞士人邓玉函来华，他是第一个传教士医生。虽然他是罗马教廷科学院院士，在欧洲科学界地位崇高，但他在华译述的《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等医学思想并无明显反响。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则把《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是向中国介绍西医解剖学的最早论述。由于当时传入的西医主要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应用不多，在临床技术上相较中医并无明显优势，再加上中国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对科学文化方面关注有限，所以这一时期的西医传入总体来说影响不大。西医真正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1805年，葡萄牙医生埃维特和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将种牛痘术引入中国，因效果奇佳而得以迅速推广，各地建立了许多种痘所，成为大规模传播西方医学的前沿阵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原有的历史进程遭到强制性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和开放的通商口岸使得西医技术大举传入，之后的半个世纪成为确立西方医学在中国地位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西医传入仍然跟传教士关系密切。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发现，以医传教的方式更容易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和信任。于是，他们以传教为目的，以行医为手段展开传教活动，客观上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西医传播主要有建立医院、创办医校、编译医书、留学学医等四种方式，范围也从沿海逐渐扩散到内地，形成一股大规模全方位的西医传播浪潮。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的医院每年接待的病人多达万余。美国的詹姆斯、泰勒、凯利、菲什等传教士 和医师，法国的神父勒麦特里和外科医生法勒、休巴克等，也都在上海开设了诊所。随着内地通商口岸渐次开放，西医的脚步也尾随而至。这一时期是西式医院在中国生根成长的阶段。据统计，1850中国还只有十家教会医院，至1897年已经增至六十一所。1900年之后，庚子赔款为教会医院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西医规模更盛，至1905年已有各类医院和诊所四百多个。教会医院和诊所的建立，成为西医引介和传播的重要基地。西医传入中国的同时，西医教育也随之展开，并经历了由零散到系统，由业余到专业的转变。西医传入初期，传教士医生人手有限，无法满足繁重的医务工作需求，于是他们就在医院和诊所招收中国学徒，传授粗浅的医学知识，培养医务助手，因此，早期的西医教育是在医院内以师带徒进行的。随着西医成果的不断引入，西医的传播和接受有了比较深的根基，培养本土医务工作者的要求就被提上了日程。这时，以师带徒的方式不再能适应系统完整的医学学习的需要，全面开展西医教育势在必行。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医生和职业医生来到中国，也为创办专门的西医学校准备了师资人力条件。1866年，博济医院开风气之先，率先设立博济医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1879年，博济医校从博济医院分离出来，开始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后来，《辛丑条约》的政策支持和庚子赔款的资金支持使得西医教育在20世纪初迅猛发展，1900年之后的二十年间就建立起了二十三所教会医学院校，三十六所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等。北京协和医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如今赫赫有名的医学院校，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西医学校的建立和西医教育体系的完善，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为西医在中国继续传播、扩大影响和本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力量。除了创办医校，众多西方传教士和医生还有意识地编写和翻译西方医学书籍，这也是早期西医传入的重要途径之一。1851至1859年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五种医学着作。这是传教医生首次自觉地、有计划地把西方临床医学比较系统地引进中国。合信医书也成为中国近代西医学启蒙的教材，对近代中国西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编译西医医书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注意，更多的医生投身到这一领域中。此外，博济医院的美国医生嘉约翰编译了《内科全书》等二十种医书，广泛介绍了当时的西医西药，对培养本土西医人才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人傅兰雅、德贞等，也翻译和编着了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医学的书籍。上海美华书馆则致力于出版各种译成中文的医书，推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至辛亥革命前，已有约百种西医译着在中国流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撰写过《静坐法精义》、师从过名中医赵元益的着名学者丁福保，也于1914年编成了《丁氏医学丛书》，它基本上涵盖了当时西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各科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医学界的震动颇大。同时，中英文医学刊物也纷纷创立。自1880年广州博济医院出版《西医新报》，拉开了创办医学报刊的序幕之后，博济医院主编的《医学报》、汉口圣教会主办的《盖文月刊》、中国医学传教会出版的《博医会报》等中英文刊物纷纷涌现，广泛译介西方医学最新成果，有效地促进了西医传播和学术交流。从传教行医到创办医院、学校，编译医书，西医在中国逐渐由单纯应用深化到人才教育，其渗透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还有一种方式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就是留学学医。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狂妄之心。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掀起了洋务运动，企图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挽救腐朽的统治，于是他们派遣公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其中黄宽是中国留学欧洲学医的第一人，他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博济医院行医执教，是我国第一代西医。民间的留学活动也时有发生，其中金韵梅是我国第一位留学习医的女性，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院学成归来后，她曾在厦门、成都、天津等地行医并开办了护士学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认识到，要真正统治中国，就必须动摇原有的文化根基，以西学来全面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因此，培养为他们服务的西式人才迫在眉睫，于是列强纷纷和清政府签订协议接受中国留学生。同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也纷纷出国留学，掀起了这一时期的留学热潮。短短几年间，到欧、美、德、日等国家留学的学生就多达数万。他们学成归国的同时，也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成果，成为传播西方医学的中坚力量。西医的引入就这样从无意识转为有意识，从零散化走向系统化，完成了西医在中国的初步扩张和发展。而西医在引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医正面交锋。也就是说，西医引进中国短短几十年，就由一股幼弱的新生力量迅速壮大，至20世纪初已渐成气候，本土的中医学根本无法忽视和回避这个突然的闯入者，在它们狭路相逢时，中医学的传统道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从明末西医的涓滴流入，到鸦片战争前的以医传教，西医还没有体现出能够独立对抗中医的技术优势，中国医学界也没有将西医视为威胁，有意识地进行抵制，反而还以开明的学术思想，积极吸纳借鉴西医先进的医学成果，因此两者相安无事，和谐共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当时中西医和谐共处的状态。1805年，种牛痘术由皮尔逊引入中国广州，在广州十三洋行的支持下，迅速普及推广到其他地区，译刊种痘术、雇人学习种痘术、开设种痘所等活动也风风火火地展开。皮尔逊写的《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也四处流传。这本小册子辗转到了种痘术的发明者爱德华手中，不禁让他感慨，中国人竟比他的家乡英国更信赖种痘。原来，早在1793年，牛痘就已研制出来，却被欧洲医学界普遍质疑，直到1802年，才在欧洲和美洲首次试用。相比之下，中国对牛痘的引进和接受不可谓不迅速。可见，当时西医并没有因为是舶来品，而被社会大众排斥或认为是侵略，只要有疗效，人们是非常乐意接受它的。社会大众对西医态度如是，医界人士亦开明融通。王清任直言要为传统医学改错，在1830年出版的《医林改错》中针对中医的一些错误观念提出了新见解。他发现视觉神经是由眼球通往脑部的，断定眼所视、耳所听、鼻所闻皆通于脑，再参考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在《医林改错》中专设“脑髓说”一章，力求推翻《内经》传统的“心主神明”说。他还亲自观察尸体，绘制“改正脏腑图”三十五幅，收录于书中。虽然不乏舛误之处，但他的实证精神令人叹赏。从王清任的思路可以明显看到中医受西方解剖学影响的痕迹，这种借鉴西医、反思传统医学的学术精神是可贵的。反观这一时期西医对中医的态度，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合信于1851年来华，同年将自己的《全体新论》和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同时发行，有意识地挑战中医传统脏腑学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信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目的并不在于以西医为手段行文化侵略之实，而是致力于传播医学知识，因此，他对中医的挑战应该是一种单纯的学术争鸣。尽管他挑战中医理论，在临床上却中西药并用，并不视二者为对立，从中亦可见兼容并包的学术通达态度。总体来说，19世纪前期和中期的西医传播并未对中医构成致命的冲击，中医的权威地位并未动摇，二者基本上互不干涉、和谐共存。当然，对于19世纪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医学界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尤其在合信的五种医书出版以后，中医感受到了来自未知实力的对手的挑战，并对此做出了回应和反击。1887年，罗定昌着《中西医士脏腑图说》，坚持《内经》说法，批评合信《西医新论》中的西医解剖，认为中西医的差异并不代表中医理论就是错误的，只不过是异域风土差异所致，以此维护《内经》的权威地位。1892年，唐宗海着《医经精义》，遥应合信的挑战。他同样坚持中医经典的正确性，但也指出近来中医已渐失真传，故舛误颇多，可以借鉴西医有用之处，丰富和完善中医学说。同年，朱沛文着《华洋脏象约纂》,详细比较了中医经络系统与西医循环系统理论及二者对血液论述的差异，虽然仍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正宗，但也认识到了西医在临床应用上的优势，对西医学的态度比较中肯。应该说，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前，尽管中西医之间也有摩擦和冲突，但规模、范围、影响都不大。西医的挑战并没有让中医学界感受到迫在眉睫乃至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威胁，只是开启了他们对中医的反思之路。在他们的设想中，只要适应时代趋势，把西医新知有效吸纳进传统的中医体系并准确定位，就能消弭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并使中医在新的时代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稳步发展下去。但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建医院、办医校、译医书等活动的蓬勃开展，西医已悄然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挤占中医的生存空间。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二

甲午战争后，中医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医学界自身。随着西医大规模传入和迅速发展，其在中国迅速建立起社会地位和知识权威，而一些接受了西学的人以西医体系衡量中医，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还会阻碍西医的传播，因此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医的危机又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有识之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要求以改良、改革乃至革命的方式求得民族的自新自强，传统文化成为改造变革的对象，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中医真正走到了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早在1879年，俞樾就发表《废医论》，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但并未引起大的反响。1895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全面批判传统学术。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举制，象征传统经学权威地位的丧失。新文化运动推崇“赛先生”（科学），废旧立新、破除传统成为新时代的召唤。尽管这些论争并不一定直接针对中医学，但毫无疑问动摇了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根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的有效性也备受质疑。这一时期，批判中医之声不绝于耳，废止中医的呼声也一浪高于一浪。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大力主张废除阴阳五行学说。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将无数事象尽数归为阴阳五行，并以此支配性命攸关的医学是学界之耻。阴阳五行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废除它就相当于抽离了中医理论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基石，是对中医学的彻底否定。他们以学界领袖身份号召废除五行学说，无疑给中医以重大的打击。第一次论争出现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废止中医”可溯之日本的“废止汉医”。1875年，日本文部省医务局官员赴欧美考察医事后，订立条例，规定一切从医者须通过西医科目考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开业证书，中医不得授徒或开学校。日本汉医，自此若存若亡。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者多，留学西洋者少，日本的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国，中国的名流学者于是纷纷主张效仿东、西洋之法。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西医学专门学校。因为条例中完全没有涉及中医，各地中医都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无非是效法日本。这就是近代医史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3年，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代表时，第一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说法。他“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界以及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请愿，力请将中医纳入学系，保存中医中药。民众在第一次听到废除中医药的说法后，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从医界又延伸到民间舆论。但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教育部坚持原规程，辩解说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中医的请求被当作“庸议”驳回。第二次论争出现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次扛起废医大旗的是余云岫。早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大量公费和自费留学生赴日，后来扩至美、法、德等国，当中就有医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西医界的第一代骨干人物。其中反对中医最猛烈的即是1905年和1913年两次公费赴日读书，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岩（余云岫）。余氏在回国后不久迅即发表论文《灵素商兑》，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简单粗爆地断定中医学是虚玄的、不科学的。当时与余氏持近似观点的，不仅医卫界大有人在，而且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像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及鲁迅、郭沫若等也先后发表了一些质疑中医药、否定中医理论的言论。当时的知识界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傅斯年是知识界反中医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40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鲁迅则说：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1925年孙中山病发而进协和医院，手术后诊断为肝癌，为不治之症。当时有人建议看中医，在决定孙中山怎样治疗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协和医院的态度极为强硬，要服中药就不能留住协和。然而孙氏放射治疗后，病情加重，只好出院，改由中医治疗。当时思想界对中医的这种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自然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余氏的观点最直接的消极影响就是导致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了由其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刘瑞恒之前就是协和医院院长，与会的14人中没一个中医，大部分人在之前都曾有废止中医的论述。“提案”极其荒唐地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不发达归咎于中医。余云岫曾解释过，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计划在50年内让中医消亡。其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此案一出，群情激愤，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声援口号。一小部分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遍布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最终，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了“废止中医”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