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碑刻资料》PDF电子书全8册，由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地处中原的河南是传统的文物大省。在二百多年的清代历史中，河南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碑刻文献。由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先生主编的《清代河南碑刻资料》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成果之一，共分八册。收录了有清一代在河南境内的碑刻。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尚存碑刻的碑文，而且从地方志、诗文集等图书收录了原碑已经不存的碑文。这些碑文主题涵盖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文化、宗教以及相关人物的生平等，内容丰富。这些碑刻文献对于深入研究清代河南历史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些碑文还出现了当时的俗体字，不少俗体字与今天的简化字一致，可以看出当时文字简化在民间的萌芽。总而言之，《清代河南碑刻资料》必将对相关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清代河南碑刻资料》书目：

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1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2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3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4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5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6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7册清代河南碑刻资料  第8册

《清代河南碑刻资料》出版说明：

清代河南碑刻资料辑录的是河南各地的清代碑刻。河南是以今河南省的辖区爲依据清代起自顺治元年(1644),止于宣统三年(1911)。碑刻包括碑碣、墓誌、摩崖、帖等形式,以现存碑刻爲主,兼及方志、金石、文集、家谱等着述中辑录的碑刻。四年来,我们广泛採集了河南各县现存之清碑;又利用了河南博物院、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史研究馆收藏新中国成立以来碑刻拓片,先后査阅各种文献四百余种,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标点、核校等工作。辑入本书中的碑刻共计六千三百余方。包括四部分:一是河南各地现存的清碑,二是拓片保存下来的清碑,三是方志中的清碑,四是碑刻着述与家谱中的清碑。另有一千七百方现存碑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录文,作爲存目附录于后。两项合计共计八千方,集有清一代河南碑刻之大成,也是国内第一部全省范围的清代碑刻大成。清代河南行政区划因袭明之旧置,也时有局部调整。《清史稿·地理志》载河南辖区东至江苏萧县,西至陕西潼关县,南至湖北黄陂县,北至直隶磁州,领府九,直隶州五,直隶厅一,州五,县九十六,合起来爲一百零七个州县。与今河南辖区略有变化。今属河南之南乐、清丰、濮阳、长垣,清属直隶大名府;台前、范县,清属山东曹州府。清属河南彰德府的武安县,今属河北邯郸市。

河南地处中原,多种多样的地形,宣人的气候,纵横的河流,丰富的资源,使河南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素称发逹的农工商业,造就了早期光辉灿烂的中原文明。在夏、商、东周、东汉、西晋、北魏、五代以及北宋,这裹是都城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碑刻是镌刻在石头上的文献。清代,河南人广泛採用这一载体来记述和宣示人们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通许廪生侯崑玉在《公立司公碑记》中述称:“盖尝推立碑之意,或出自好善乐施,或出自御灾捍患,或出自创造非常,或出自公事勤慎,是皆有以感被于一时,而深入乎人心者矣。”不仅爲官方所重视,诸如朝廷的诏令谕旨、地方政府的告示以及活动往往通过碑刻予以宣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普及,士农工商无不採用此种形式来宣示其生产、生活与交往活动,表达自己的心愿。清代河南碑刻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超过了先前任何一个朝代。

清代河南碑刻的内容极爲广泛,上自朝廷大政,下至风土民情,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概括地说,可以分作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农工商业、教育科举、宗教祭祀、水利科技、城乡建设、环境人口、交通桥樑、文学艺术、名贤人物、名胜古迹、社会习俗、灾祸祥瑞等。碑刻类型有竖立在地表的碑碣,有刻在山石上的摩崖,有埋入地圹中的墓誌,还有刻在石块上的碑帖。碑石有大有小,石料多就地而取,也还有用铜铸造而成的。如此多种多样,适应了社会上多元的需求。

虽然清代国家的经济重心移至江南,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河南经济社会的进步。时至嘉庆年间,河南人口已达2303万。在农业仍是河南经济的主体的条件下,爲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衣食需求,河南人继续在扩大耕地面积上打主意,其基本做法,是向沙碱不毛之地与山林进军,注重兴修农田水利,精耕细作,扩大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光绪年间博爱的《耕织图》中的耕图⑩0幅,以绘画形式展示了河南农业生产从耕地、播种、插秧、田间管理、收割、碾场、扬场、运粮入仓的全过程。顺治十一年,郏县知县徐鳯鸣所撰《创立鸿宅保碑文》有谓:畿内五百里,悉驻节禁军,其地之男若女,仳离南徙,餐泣风露中,或僵卧道旁,或薄值鬻去,惨不忍见闻。而山左、中州各郡县,又以逃人之令,悉闭关不纳。而嫏县则地荒人亡,青青磷磷,一望几无所见。畿南流移亦踵至百余户。“胥吏亦有以逃人利害之说进者,余悉披其说弗听。因以策文会原籍,并报府尊、直指,各台俱允其请,而流民始获宁处。余且捐俸给牛五十三头,粮七十五石有奇,俾得尽力南亩而与县十六保鼎峙。”③其记虽是就郏县情况而言的,可也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清初河南爲恢复经济所做的努力。

河南位居黄河中下游,流域面积占全省之大半。由于河患的加剧与黄河河道变迁,治黄保漕成爲清政府的基本国策。治黄是河南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清政府每年都要拨出鉅款,并且设立专门机构,委任要员负责黄河防务。朝廷有关治黄的重要决策,如雍正三年,武陟县《嘉应观御碑》,是由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并书写治黄碑文,铸于铜碑之上。乾隆二十六年,刊立在中牟县杨桥黄河决口处的《敕建杨桥河神祠碑记》,为乾隆皇帝撰文并书写,具体记述了当年黄河在此决口与堵口的经过。该碑碑阴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三首诗文,倾诉了朝廷对黄河河患的忧虑以及救民不惜费的决心。地方官府有关治河的重大决策与行动,如乾隆十六年巡抚陈宏谋的《请开归徳水利疏》、乾隆十七年巡抚蒋炳折奏《归德治水碑记》以及乾隆二十三年巡抚胡宝琮的《开归陈汝四郡河图碑》亦都刻石树碑,垂之永久。竖立在黄河沿岸的一方方治黄碑刻,记述了当年人们抢险堵口、堵漏、筑堤、固堤、护堤、埽帚、防风以及放淤的经验。顺治十四年《沁堤碑记》中说:“夫水性无恒,难以预料,吾于堤旁设堡,堡有夫候水消长得爲之备,则暴涨可无恐已。堤岸无柳,土亦弗固,吾广爲种植,接阴不断,期根以下盘而稍堪储用,则颓坏可无虑已。”

豫北平原地区因土地沙硷化面积有増无减而导致农业减产。濮阳、范县一带,“或经旬不雨,则斥坟起,风沙猎猎。”原武县,更是地皆沙土,飘举随风。低洼地区,常年积水,成爲不毛之地。郑州沙硷地面积也超过一千五百顷。面对此情景,人们採用挑挖沟渠,排除积水的方法来改良土壤。雍正十二年获嘉县《建设横河闸座碑记》载:卫辉府属之辉县王范村、怀庆府属之修武县校尉营军处,地居洼下,岁时积潦,一望洼涂,禾稼之区,没爲鱼虾之宅久矣。经过仔细勘察,遂在与卫辉府之获嘉头道、二道横相连处开渠二道,引水由北汇入丹河,又于横河二口建闸二座,以资启闭,由是“向之一望汪洋者,皆已消归,何有水涸而土观矣,得地四千五十四顷有零,给各地户分领承业。”(21原武滨临大河,四境之内无支流水港,地多平衍,水难宣洩,往往泛溢田畴,甚至沉浸庐舍。乾隆三年,在县城南、城北各开浚沟渠一道,《原武吴令开渠碑记》载:“此工一成,水不爲害,沮洳之地,可以耕耘。泻卤之区,亦堪耕种。”县令吴文炘在《原武县开浚沟渠记》裏还提出:“然以地皆沙土,飘举随风,又渠无来源,易于淤塞。则后此疏浚之功,非勤求民瘼者,所当时爲留意乎。”孙綮在其《垦荒记》裹记述了康熙六年至十一年间,开州农民在“三载以后起科”政策推动下开荒增地四千余顷的业绩。康熙十五年中牟县《申详垦荒石记》记述了李寨、大秦、土山、皛泽、高黄、大庄、辛兴、白沙八保之民奋力开垦荒沙冈阜及波池沮洳之地的艰辛历程。史书裹有关河南农业亩产量的记载甚少。同治六年,林县《劝世人勿因雨晚误种秋记》碑文详载当地秋季每亩收成少至八九斗,多石二三,九月各样杂粮一併成熟,笨谷有石六七收,黄黑绿豆、玉麦六七斗收,蘅麦两石收,惟小豆仅一二斗收。光绪二十四年,辉县《秋禾碑记碑》载是年秋季每亩玉粮有一石收,有石四五收,毂子石收,犹有五七斗收,麦三斗收,绿豆四五斗收。2这两则记载,爲我们暸解晩清河南山区农业产量提供了确切的记载。

由于乾旱导致农业歉收甚至绝收,河南人更加重视兴修水利,开挖渠道,引水灌溉,水利成爲河南农事中重中之重。先前得到开发利用的渠道,诸如豫北卫河、沁水、丹河、漳河,豫西洛河,以及豫东丰乐河、响河、巴沟河灌渠,相继得到修浚,一些着名的陂塘也得到修复。人们越来越注意总结修渠用水的经验,完善管理机构,实行责权利结合的管理原则,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各渠纷纷制定水利章程,化解用水中的各种矛盾,使得生产、运输、生活用水得到保证。光绪二十八年洛阳《大靖渠章程十二条》,详细地规定了管道管理办法,管道设专人负责管理,九闸分期浇水,按十八夜一轮,周而复始,不得强霸截挖。并报请河南府正堂批准,由渠长及枚户刻石公布于世。他如乾隆三十年灵宝县《定水碑记》、嘉庆十年汝阳县《汲水规则》、道光年间陕县《重修广济渠约》、光绪十八年安阳县《约定章程》、宣统元年渑池县《同议渠规碑》,都以公约的形式维护了用户的合法权益,收到了“灌之利大饶而用不争”的良好效果。同一期间,地方官府也加大水利纠纷案件的处理与宣传力度,将有代表性的水利纠纷案的处理结果,刻碑立石进行宣示。雍正八年河内县《广济利丰两河断禁碑》,道光十六年灵宝县《路井下屺渠水断结碑》、光绪二十七年新安县《平龙涧河争水碑记》、宣统元年渑池县《涧南渠轮灌断结碑》等,都是官府处理水利纠纷案例的公示。这一形式,既是警示告诫,又是借鑒与依据,爲成功解决水权纠纷积累了经验。在此期间,河南在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方面,量地凿井,也收到了定效果。偃师吉家沟《重修井碑》还将其经验告诉后人,说:这裏地下沙石混杂,“井中之石,只可塞,不可去”。

河南的手工业也在持续发展。纺织、煤炭、陶瓷仍是河南经济社会的主要产业。家纺户织的棉纺织业在明代已遍及城乡。博爱《耕织图》中的织图十幅,用绘图形式,形象地展示了清代河南传统纺织业生产从种棉、摘棉、轧花、弹花、纺线、络线、经线、织布到量布的全过程。同时形象展示岀轧花机、弹花机、纺车、络线、经线以及织布机的状况,比其文字叙述,直观真实、生动具体。煤炭业生机勃勃。巩县、宜阳、新安、渑池、鲁山、河内、密县等约占全省五分之一县份的煤炭得到开採。宜阳县《河南府刘大老爷批准窑户送煤碑》,安阳县《禁止启土开窑碑记》、《严禁私开煤窑碑记》,以及焦作的《凭心窑修庙宇碑记》,具体记述了当地煤炭开採与运销情形。鲁山县煤窑工头谯人做工,久羁不放,被告发。嘉庆元年三月,知县董作栋亲诣窑场査明被羁者约三百人,量其去家远近,发给路费,予以放回。“谕令窑户工头,公平雇人开採。不许设立拨房,强拉诳买。该窑户等各矢天良具结,永远遵行在案。嗣后,若复蹈前辙,即行驱禁并重法绳之。

陶瓷业产品也林林总总。汤阴县乾隆三十七年《栢灵桥重修碑记》载:栢灵桥地下有五色土,可以陶。先前盛时,邑西之人,藉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鹤壁《众窑布施碑记》对当年各窑名称及捐资数额作了详细纪录,爲了解当年该地缸窑业的商号及其资金、经营状况提供了详实材料。河内县《窑神庙碑》载:“柏山缸窑业窑户、匠作共同商议,立写定规四条,勒立于石:一议折半缸口准以裁尺二尺二寸,缸口一尺八寸,如过度者,照套数每一套货罚钱三十文,窑户、匠作各出一半,其钱入会使用:一议自买货车,窑院不许与引车回头,如有违者,罚钱八千文,窑头七分,匠作三分,其钱入会使用;一议自买货车分货、抬货、装车,每一套货装车钱十文;一议自买货车,窑头与之办货用钱三分,如有违者,罚钱四千文,窑头备出,其钱入会使用。”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逐渐向近代工业转化。河南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不及于东南沿海地区,可也在孕育,在萌生,一些实业家借助河南资源优势开始兴办实业,光绪年间辉县《课桑亭记》碑、南召《蚕坡章程》碑以及范县的《农桑学堂实业记》碑等,记录了淸末河南创办实业的情景。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城镇店铺贸易与集市贸易空前活跃,融祭祀、娱乐、贸易爲一体的庙会,此伏彼起。乾隆三十三年,朱仙镇《重修关帝庙碑记》与《本庙全图》碑,详细记载了当年镇上商号一千一百九十二家的名称与捐资数额,展示了镇上商业结构、商家布局与资金状况。其中有门神作房共捐银一百两,商号有十四家,是隆盛号、崔义和、李同兴、李合盛、安玉盛、陈元如、阮永成、北义和、陈永庄、义盛长、和同年、武功号、南永庄、陈圣义。国这是迄今我们能够见到朱仙镇板画业最早的一批商家的名字。另外斗神作房中有六十名工匠参与捐助。二者合起来,即是当年朱仙镇板画业的规模。

清代河南碑刻将记功、赞颂、记事、纪念与训谕、惩戒、昭示、标识融于一体,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爲一体,内容宏富而又广泛,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资料价值角度来看,碑刻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当年的淸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但当时人记当时事、当地人记当地事、当事人记当事事的基本特点,决定了这些记述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它不是取之于常见的史书与社会传闻,而是据其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写下的。再加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所言当地之人与事,特别是城镇的土木修建、寺庙、学校的创建与维修、增修,道路、桥梁的修建,以及出现在当地的水灾、旱灾、风灾、地震饑荒、赈灾,还有当地的民众信仰、生活习俗、家族世系、村规民约等,多爲史书所不载,有的就连专记一方风土民情的志书裏也很少提及。而碑刻中的记述则以翔实具体的资料,展示清代河南社会变迁的过程,以及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来补充史书中记载的不足,订正其讹误,并破解一些历史悬案、疑案。有关清代河南生态环境、煤炭的开发、陶瓷的生产、民风民俗,以及民间文艺、戏曲、音乐、舞蹈、手工工艺的状况,由于资料缺乏,至今很少有人涉足。而在碑刻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算少,这些经得起鑒别材料的出现,爲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足以扩大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些方面进行描述与探讨,进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再就艺术价值来说,碑刻是文章、书法、镌刻三者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碑刻上的书法真草隶篆行五体俱全,无论碑刻大小,书丹人都是当时当地的名家。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清碑就是淸代河南书法艺术作品的总汇。镌刻在碑石上书法家的手迹,或流畅飞扬,或方整朴厚,或峭拔雄伟,或龙飞鳯舞,或灵秀妩媚,或平和含蓄,人们得以观摩品评各家各体风格,得到至高的审美享受。诸如《拟山园帖》与《琅华馆帖》,是清代书法大家王铎的代表作,也是同时代我国书法杰作的代表。《重修许州八里桥关帝庙碑》毕沅撰文,洪亮吉篆额,孙星衍隶书。《夏少康碑》毕沅撰文,洪亮吉题额,钱坫篆书,这些撰者、书丹者都是清代名家。《梁王卿墓誌》张鸟撰文并书丹,梁王信镌字,亦爲大淸碑誌精品。所有这些,在考古学家的心目中,是弥足珍贵的文物。

这次整理工作的重点是收集与标点,同时也注意校勘。校记附于每条之中。如标题补加、碑碣残损、字迹模糊无法识认,均加注予以说明。

本书在编排上以县分编,按年代顺序排次。同一碑刻同一时间在各县重出的,只在首出处录出全文,若是后来重刻,则注以重刻时间,录岀全文。在录文时,将文献中辑录的清碑与现存碑刻、存有拓片的碑刻加以区别。现有碑刻与拓片中文字全录,简笔字与今简化字相同的照录,不再改用繁体字。有些简笔字书写不规範,与今简化字不同的,由于制作困难,改用繁体字录出。缺笔字与古字也作了处理。文献中碑文据原本照录,避讳字尽量改回。本书录文,出于多收一些的动机,将所见到的编印与抄录的碑文也一併辑入,有的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衍、倒,因找不到原碑或拓片进行核校,不忍捨弃,便维持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