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通史》PDF电子书共8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中国美学通史》为国内第一部大型中国美学通史型着作，系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美学通史》全书总计300余万字，共8卷，分别为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明代卷、清代卷和现代卷。时间上及商代，下至1949年，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中国美学通史》该书作者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同时邀请了国内其他高校的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全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时间的撰写，又经过江苏人民出版社近一年的精心编辑，*终出版面世。《中国美学通史》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此种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该书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着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该书 力求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和美学理论的追求。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完善我国当代美学学科建设、提升审美教育 和审美实践，以及推动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批 中国美学史的着作。《中国美学通史》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通史形式做出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铺陈，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 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

《中国美学通史》书目：

 中国美学通史 1 先秦卷 中国美学通史 2 汉代卷 中国美学通史 3 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美学通史 4 隋唐五代卷 中国美学通史 5 宋金元卷 中国美学通史 6 明代卷 中国美学通史 7 清代卷 中国美学通史 8 现代卷

《中国美学通史》序

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对于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对这份美学理论遗产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批中国美学史的着作。我们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我们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一、《中国美学通史》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的发展史。美学是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性思考，是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所以这部美学通史不同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着作。

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美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形成和发展，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闰美学发展的历史。

三、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不同于孤立地介绍单个的美学家和单本的美学着作。

四、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限于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与人生紧密结合,与各个门类的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因此,我们这部通史既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着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又注意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时还注意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相互联结的各种材料，以更深一层地显示美学理论的时代特色。

五、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同时力求以研究者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照亮历史材料中的新的意蕴。这部通史的写作还力求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部通史从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反映中国美学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的全幅波动，但并不意味着把它写成过往时代历史材料的堆积.我们力求使这部通史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反映当代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部闪耀着当代光芒的美学史。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是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全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美学通史共有八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这部书的着者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高校的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本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多时间。全书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几位学者进行统稿。参加统稿的学者为：叶朗、朱良志、彭锋、肖鹰。统稿时对各卷文稿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对个别卷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被列人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相关部门的帮助，很多学者参加过本书从提纲到初稿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书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情感确立为诗歌创作的有机主体和核心动力。其三，主张诗语平实自然，反对雕刻之气。谢榛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语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进而追两汉也。”谢榛的诗语主张,是对李梦阳的“真诗在民间”的呼应。主张诗语平实自然，当然是与主张“直写性情”相一致的，也是其“情景浑化”的意象理论在诗语层面的落实。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学之者不必专一而逼真也。专于陶者失之浅易，专于谢者失之饭饤，孰能处于陶谢之间，易其聣，换其骨，而神存千古。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古人制作，各有奇处，观者自当甄别。③这两则诗话，是谢榛所标举的诗学精神的概括表达。“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是以无法胜有法;“易其貌，换其骨，而神存千古”，是师古人而不与古人同；“赋诗要有英雄气象”，敢说敢为，独立担当，作诗成为诗人生命的自由无限的表现。

三、情景妙合,风格自上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世贞论诗，承续了前七子“诗写性情”的思想。他说：自昔人谓言为心之声，而诗又其精者。予窃以诗而得其人，若靖节之言，淡雅而超诣；青莲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饶境；左司之言，幽冲而偏造；香山之言，浅率而尚达，是无论其张门户树颐颏，以髙下为境，然要自心而声之，即其人亦不必征之史，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后之人好剽写馀似，以苟猎一时之好，思踏而格襍，无取于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得其人，与得其集而不得其时者，相比比也,王世贞虽然主张写诗必须要“取于性情之真”，“要自心而声之”，但并不以“直写性情”为作诗的标的。他评判诗歌的标准，在表现性情之上，还有意象理论的标准。王世贞诗话三例：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如“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如鲍明远“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之于王仲宣“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陶渊明“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之于古乐府“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王摩诘“白鹭”“黄鹂”，近世献吉、用修亦时失之，然尚可言。

《中国美学通史》书摘:

从以上可知，致用的美学思想已被北宋统治者作为制定“以文治闽”闻策所自觉运用的理论依据。仁宗的诏谕既对转变士风，培养遇事争先,不苟同时俗的精神面貌有着重大作用，也对清除两昆体末流之弊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有着很大影响。因此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政治史上，它的颁布都堪称重大事件。而范仲淹对这一切功不可没。他注重“经济”.提倡文艺的治世功能，将“辞藻”、“墨义”置于“经旨”、“理道”之下,这对于转变士风和文学创作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北宋时代的士大夫才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入世风气。此后,大批士人继续讨论文道关系，推进诗文革新运动。如苏舜钦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认为诗歌“原于古，至于用”，影响闻家的治乱兴亡，而石介的诗像《诗经》一样,能“警时鼓众”,具有社会作用。古代采诗制度被后肚废弃，导致“在上者不复知民志之所向”，故“政化烦悖，治道亡矣”。李觏的“天下治则文教盛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而贤人穷。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上李舍人书》)之说与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亦有异曲同工之意。他指责当时“新进之士……不求经术……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同上》），“古道不逞，辞科浸长,不由经济，一出声病”(《潜书》、认为文章“诚治物之器焉”(《上李舍人书》〉，其作用是“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兴国家，靖生民”(《同上》〉，具有无比重要的政治意义。故而要求文以经世,致用为贵。而欧阳修更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作品与理论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引向了自觉和深人，最终达到了摧垮两昆派的目的，并由此而形成了以诗论事、以诗论史、以诗论政的创作潮流。可见,范仲淹复古道、重经济的创作论思想影响深远,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美学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并没有偏废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始终坚持文道并重。他改革文风的目的是“使人不专辞藻”，而不是完全抛弃辞藻。在文质关系上，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二者并重，文质相救。他提出:“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奏上时务书》)这种“文道合一”的创作论主张，是非常辩证的。范仲淹稍后的石介,虽然也大力反对两昆体吟风弄月、淫巧侈丽，批评杨亿是“使天下人不见、不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怪说》中、但他以道代文，意欲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学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代言，则是矫枉过正，受到了欧阳修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