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 张澍 《四川通志》补遗PDF电子版地方志下载 
四川省地方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川总督常明及杨芳灿等纂修的《四川通志》刊行,设天文、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经籍、纪事、西域、杂类等12分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但随后不久,学者张澍以一己之力独撰《蜀典》,对《四川通志》进行了“纠谬”“补遗”,更是极具历史价值。
张澍(1776—1847年),字百瀹、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等,凉州武威县(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清代着名文献学家、史学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张澍考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被时人誉为“天下奇才”,但不久后因病归家。此后,张澍历任贵州玉屏、遵义,四川屏山,江西永新、泸溪等地知县。张澍性格刚正不阿,工作一丝不苟、是非分明,因而仕途并不顺利。道光十年(1830年)冬,引疾辞职,结束了仕途生涯。道光十二年,由南昌移居西安书院门街和乐巷,专门从事着述,直至逝世。
作为一名学者,张澍成果丰硕,涉及经学、地方史志、姓氏学、金石学、文学、西夏史等研究,着述约七八十种,包括《西夏姓氏录》《养素堂文集》《二酉堂丛书》《姓氏寻源》等。张澍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学术成就得到当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晚清着名学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收录了他的作品;张澍的辑佚工作也独树一帜,与孙星衍、任大春、俞曲园等并驾齐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澍虽才华出众,但在其长达十五六年的仕途生涯中,几乎都是任职偏僻小县县令。其中,他在四川为官之间最长,屏山、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蜀期间,他重视对四川地方史料的研究,并亲自搜集整理四川地方文献。在代理大足知县时,他曾主持纂修《大足县志》;编撰的《诸葛忠武侯文集》,系当时所编较早、较完备的一部诸葛亮文集。他关于巴蜀的所有着述中,尤以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成书的《蜀典》最为着称。
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总督常明、户部员外郎杨芳灿等人着手组织编写《四川通志》,张澍将其长期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以备修志之用,却未能如愿参加《四川通志》的编纂。嘉庆二十年,张澍利用在宜宾养病的时间,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四川地方史材料进行整理编辑,打算独自编撰一部书。次年,《四川通志》完成,张澍阅览后,认为其中还有不少阙略之处,便以自刻本的形式,将搜集的资料编撰成书,命名为《蜀典》。
《蜀典》共分12卷,全面记载了巴蜀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该书分堪舆、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着作、姓氏等11个大类,1107个小类,用详实、生动的笔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蜀典》内容十分丰富,它基本涵盖了古籍、文集笔记、野史、方志中有关四川的记载,并通过详实的考证,结合野史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疏漏。
张澍在《蜀典》序言中写道:“名曰《蜀典》,以质鸿彦,非以为纠谬,非以为补遗。锦里新闻,既渐成式,岷山异事,或几台符,聊备庸部之故实,资儒林之公议云尔。”用语极其谦虚,但《蜀典》的历史价值正在于其极具“纠谬”“补遗”的特点。
《蜀典》一书匡正了《四川通志》记载上的某些错误。如卷一(下)《扬雄墓》一条,他引用了大量材料进行考察,明确指出“雄墓在长安,《四川通志》乃云雄墓在郫县西二十里,误矣”。
《蜀典》也“纠谬”和“补遗”了《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文献中对四川古代历史、地理问题的误载。如卷五《井法》一条长达1600余字,对四川历代井盐开凿技术的演变,作了系统的记述。又如卷十《蜀石经》有3000余字,记述着名的五代时孟蜀《石经》的写刻经过、学术价值等,这些记载对研究四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澍以博学多闻而着称,但在编撰《蜀典》时仍保持着审慎严谨的态度,对若干暂时不能作结论的问题,采取了多闻阙疑,决不妄下结论的态度。如卷三《尸佼入蜀》一条中,列出有关先秦思想家尸佼的各种异说,但对传说中是否入蜀一事不作结论。
《蜀典》内容丰富,考证详实,是清代方志学迅速发展且渐趋严谨的体现,对方志学乃至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价值非同一般。《蜀典》作为个人修志成果,存世不多,且嘉庆成都存古书局印的自刻版本《蜀典》今已少见,现在存世的多为光绪二年(1876年)尊经书院刊印的重刻版本,使《蜀典》更显珍贵。
县志的编纂需要注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编者需要深入研究各种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等,确保编纂的内容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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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张澍《四川通志》补遗PDF电子版地方志下载,这一重要历史文献承载了清朝时期四川地方的丰富历史和文化资源。本文将围绕“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和“张澍《四川通志》补遗”两个核心,详细探讨其历史背景、文化价值、文献特色以及地方志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的重要性。通过多个层面的阐述,我们将全面了解四川地方志的学术意义、影响力以及它在地方文化传承中的地位。此外,本文还将探讨如何通过电子化方式获取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
1、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概述
《蜀典》是清代四川地方志的一部重要著作,由四川学者及官员共同编纂而成,全面记录了四川省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方面的信息。全书分为十二卷,涵盖了自古至清代四川的各个方面。其编纂工作始于嘉庆年间,因此得名《蜀典》。该书内容丰富,信息详实,是了解四川地方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献。
《蜀典》的编纂目的在于系统总结四川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以便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参考。每一卷内容都有其独特的侧重点,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社会制度和经济活动,均有详细记载。对于后人研究四川的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蜀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川地方志中的经典之作,除了其内容的全面性和详尽性外,还因其记录了四川地区在清朝时期的社会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了政治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演变以及民众生活的变化等,所有这些都为今天的四川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2、张澍《四川通志》补遗的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是张澍在清朝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川地方志,原志内容详实,记录了四川省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多个方面。但由于编纂时间较早,部分资料未能及时更新,导致其存在一些历史信息的空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澍及其后代学者在《四川通志》的基础上进行补遗,称为《四川通志》补遗。
《四川通志》补遗的目的在于弥补原志中遗漏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在近代史料、地方变化和历史事件方面的补充。这一补遗工作涵盖了清代四川省各地的变迁,涉及了四川的历史人物、地方经济、民俗文化等多个领域。通过补遗,四川的地方志资料变得更加完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历史依据。
张澍的《四川通志》补遗不仅是对原志的完善,也是一项学术贡献。它通过详细的考证工作,纠正了原志中的一些错误与遗漏,确保了后人能够从更准确的历史资料中获得四川的真实面貌。对于研究四川地区的历史变革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四川地方志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
四川地方志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记录,它不仅记录了地方的地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丰富的民俗、宗教与艺术等方面的资料。通过地方志的编纂,四川省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得以系统地传承与保存,成为四川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上,四川地方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无论是地理学者、历史学者,还是文化学者,都能从中挖掘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四川的地理风貌、历史事件、名人事迹等内容,经过地方志的编纂与整理,为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地方志的出版与传播,促进了学术界对四川地方文化的深入理解。
文化上,四川地方志是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四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而地方志作为这一文化的见证,能够让人们对本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知与认同。通过对《蜀典》与《四川通志》补遗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四川的历史,还能感受到四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民间故事。
4、地方志的数字化与现代传播
随着科技的发展,地方志的数字化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数字化不仅使得地方志资料更加易于存储与传播,还能通过电子版文献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提供访问。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与张澍《四川通志》补遗的PDF电子版,就是数字化过程中重要的成果之一。
数字化使得这些珍贵的地方志资源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研究人员、学者及广大民众都能够方便地通过互联网访问这些资料。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文献的可获取性,也促进了地方志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通过电子版地方志的下载,四川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更大的推广与普及。
此外,电子化的地方志在保存方面也具有巨大优势。传统纸质版地方志由于长期保存容易受到损坏,而电子化文献的保存则更加稳定与持久。通过数字化,地方志的资料不仅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还能为后代提供更加方便的使用途径,确保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总结:
四川省清嘉庆《蜀典》全十二卷和张澍《四川通志》补遗作为重要的地方志文献,它们对四川省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记录。这些地方志作品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我们了解四川的地方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今天,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多的人可以轻松获取这些文献,这对于推动四川历史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四川地方志的数字化不仅是一项技术创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一步。通过电子版的下载,历史的长河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地方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四川省的地方志作品无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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