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册 8.6g 5709页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〇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
此书编撰了自宋至明初的一段历史,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四百余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也是对史学的一大贡献。此书在目录上将辽、金、西夏三朝排斥在外,但实际上都写在此书中,并将辽、金二代的大事与宋史并重。从宋史与元史的比较来看,写宋史较多,元史较为简略。在书的本文之下分注考异,供读者参用。其缺点是多录入旧史原文,缺乏熔炼剪裁;有的内容及考异,也有不精详之处。
《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续资治通鉴》在史学界虽无法和《资治通鉴》地位相平,但被后人看成唯一能做《通鉴》续的一部书,后人将两部书合并,称为《正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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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续资治通鉴》共二百二十卷,由清代学者毕元于嘉庆六年(1801年)精心编撰完成,是一部承接司马光《资治通鉴》精神、继续叙述中国历史进程的巨著。此书在史学体例上沿袭编年体方式,时间跨度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毕元以严谨治学态度,广引典籍,注重史事因果的分析与史德的阐发,展现了清代学者在史学整理与思想承传上的努力。《续资治通鉴》不仅是对原《资治通鉴》的继承与扩展,更是对历代治乱兴衰经验的深刻总结。本文将从“书籍背景与成书缘起”“编撰体系与史料来源”“思想内涵与史学价值”“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四个方面,全面探讨《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独特意义与深远影响。
1、书籍背景与成书缘起
《续资治通鉴》的编撰背景与清代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清初学术重视考据,强调经世致用。毕元生于乾隆盛世,处于学术昌盛的时代,其治学态度受乾嘉学派影响极深,崇尚实证与考订。他在青年时期即对《资治通鉴》产生浓厚兴趣,感叹原书止于五代宋初,未能涵盖后续历史,遂立志续成全书,以补史学之阙。
嘉庆六年,毕元已年近花甲,凭借多年积累的史料与学术功底,终于完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的撰写。该书的成书历程艰辛,耗费毕元二十余年心血。为保证史料准确,他广泛查阅明清档案、方志、笔记及前人史著,反复比勘,确保史实不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续资治通鉴》成为清代史学中继往开来的重要成果。
从时代意义上看,《续资治通鉴》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盛衰与治乱规律的思考。毕元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为后人提供鉴今之镜,延续“资治通鉴”的政治教化功能,因而书名仍冠以“通鉴”,寓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2、编撰体系与史料来源
《续资治通鉴》在体例上延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以时间为主线,按年叙事,兼顾事件的内在逻辑。全书自南宋末至明清之交,跨度数百年。毕元在整理史料时,力求叙事连贯,避免割裂历史脉络,使通鉴体史书的特征得以保持。
在史料来源上,毕元参考了《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又采撷大量笔记、实录、碑刻与地方志资料。他善于从细碎文献中提炼关键信息,交叉比对,以校正文献差谬。例如对元明交替时期的记载,他不仅参考《明太祖实录》,还引入民间笔记如《草庐记事》,使叙事更加丰满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毕元在引用史料时多加评注,尤其关注史事因果与人物得失。他不满足于简单叙述,而常通过按语指出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道德判断。这种评史方式使《续资治通鉴》兼具史学与思想双重价值,成为学者研究明清史的重要依据。
3、思想内涵与史学价值
《续资治通鉴》的思想核心在于“以史为鉴”的政治教化精神。毕元认为,史书不仅应记录事实,更应为治国理政提供经验。书中多次通过历史事件揭示君臣关系、吏治清浊、民心向背的规律,体现出深厚的儒家史学理念。
在史德方面,毕元继承司马光“公心治史”的传统,注重史家的道德立场。他强调史学应忠于事实,不应为权势所惑,也不应被情感所蔽。例如,他在叙述明亡之际时,既不全责皇帝昏庸,也指出臣下阿附的弊端,展现出客观公正的史家风骨。
此外,《续资治通鉴》在史学方法上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精神。毕元注重辨伪与校勘,善于从文献细节中求证史实。他通过严格的史料筛选与对比,使本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可靠性。其“以史证理,以理释史”的写作方法,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4、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续资治通鉴》在清代史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成书之后,不仅为学者所重,也被视为修史的重要参考。清廷修《明史》《清史稿》时,多次引述毕元之说,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从学术传承角度看,该书在继承《资治通鉴》传统的同时,也推动了通鉴体史书的发展。它成为后续续作如《续通鉴长编》《通鉴续编》等的蓝本,使通鉴体史学在清代焕发新生。这种体例延续,证明毕元不仅是一位史料整理者,更是一位史学体系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进入近现代后,《续资治通鉴》仍为研究明清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文献。许多学者从中提取关于制度变革、社会结构、文化心态等资料,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依据。可以说,《续资治通鉴》的价值已超越单纯的史书范畴,成为理解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关键文献。
总结:
综上所述,《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的编纂,不仅是毕元个人学术生命的结晶,更是清代史学繁荣的象征。它继承了《资治通鉴》的精神内核,又在内容与方法上有所创新,使“以史为鉴”的思想得以延续与深化。书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史德观念以及严谨的考据方法,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史学体系的演进来看,《续资治通鉴》是中国通鉴体史书的重要里程碑。它在连接宋、元、明、清历史的同时,也连接了古代与近代的史学思想,为学术研究与历史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毕元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千年史学的续篇,堪称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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