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新集36卷外集18卷目６卷祝穆（宋）富大用（元）刊本 ,明 , 经厂

12册 12.2g 8011页

《古今事文类聚》是由南宋祝穆初编、元代富大用与祝渊续补的类书，全书分七集共计二百三十六卷。前四集（前集、后集、续集、别集）为祝穆于淳祐年间编撰，采用”纪事提要，纂文拔尤”体例，每类先列群书要语，次录古今事实，后载诗文篇章。元代富大用增补新集、外集，祝渊补遗集，形成完整的分类知识体系。现存最早版本为元泰定三年（1326年）庐陵武溪书院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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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编古今事文类聚》这一明代经厂刊本为核心，通过对其成书结构、编纂渊源、文化价值与文献学意义四个方面的系统梳理，展现其在中国类书史与文献整理史上的独特地位。全书由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八卷及目录六卷组成，卷帙浩繁、内容纷繁，囊括自古及宋元的典章故事与文献材料，显示出祝穆与富大用继承宋元学术脉络、并在明代继续推动类书编纂发展的历史价值。文章逐章阐述其编纂理念、分类体系、史料来源与刊刻特征，揭示此书在文学研究、史学考证与文献学整理上的深远影响。同时，也通过对其知识组织方式的分析，说明它不仅是学者案头的检索工具，更是文化流传的重要桥梁。本文最终总结其在古籍整理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启发。

1、巨帙宏构的成书体系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卷帙浩大，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八卷及附录性的目录六卷，共构成一个跨越时代、体系完备的类书体系。这种结构不仅体现出编者意欲穷尽古今事文的宏大企图，也反映了当时类书重视分门别类与成体系积累的知识观念。

在这一庞大的体系中，前后集承担主体功能，汇集古今故事、制度、人物事迹与典章文献；续集、别集与新集则进一步补遗、扩展前后集未及者，使全书呈现出不断扩张、补充和完善的动态编纂方式。这种分层次、多篇幅的设计，使其成为研究古代知识组织形态的重要标本。

此外，外集十八卷多载杂录、别见材料与其他难以纳入主体分类体系的内容，体现了编者对“不拘成例”的开放态度。这种包括正典与旁杂的统摄方式，使全书内容更显丰富而全面，在同类类书中显得尤为独特。

2、编者祝穆与富大用的渊源

祝穆为南宋后期重要的文献学家，其学问渊博，对类书体裁尤有兴趣。《古今事文类聚》最早的基础正是祝穆在宋代所编定的本子，他重视史料考据、文献征引，构建了本书的初步框架，使其成为后世增修的基础。

到了元代，富大用在祝穆基础上继续扩充，使书中材料更为宏富。他的补辑不仅包括新增历史文献，也加入元代以来的新材料，使此书在时代跨度与史料丰富度上迈入新的阶段。这种跨代接力式编纂，使类书发展呈现连续性与扩展性。

明代经厂刊刻进一步定稿，使此书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形成广泛影响。经厂本的规范化整理与校勘，使其文本更趋完善，也为后世研究提供相对稳定的版本依据。从宋、元至明的三代累积，使此书成为跨时代合作的典型范本。

3、内容分类与知识组织方式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的核心价值之一，即其严密而广博的分类体系。类书本身即重视“聚事类文”，而本书的分类更体现结构层级的高度精密，使读者可以按照议题、事类或文体迅速检索相关内容。这种分类不仅服务阅读，更体现古代知识体系的思维方法。

全书所收材料既包括历代史实故事，也涵盖制度、名物、礼制、诗文、俗习，甚至涉及自然现象与异闻趣事。如此多元的内容体现编者试图以一部书囊括古今百科的企图，其格局类似宋代《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但在词章类材料上更为突出。

目录六卷在这一体系中尤具重要性，它不仅是检索工具，更反映全书知识组织的总体蓝图。透过目录结构，可以清晰辨析编者对事类的归属方式，以及其背后所遵循的文化知识逻辑。

4、史料价值与文献学意义

作为类书，《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并非单纯罗列故事，其引文多出自原典，有些史料甚至可能是现已亡佚书籍的摘录，因此在文献校勘与史料补遗上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此书常成为勘校典籍时的重要辅助材料。

在文学研究上，本书保存了大量古文、诗歌和典故出处，为后世作家、学者提供参考素材。传统文化的引用与继承，往往依赖此类类书的整理，因此它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从文献学角度看，明代经厂刊本又因其版本特色、校勘规范与印刷质量，成为研究明代官刻书的重要标本之一。其版本流传对后来的私人雕版、坊刻本产生了连锁影响，体现出其不仅是知识容器，更是技术与文化传播的节点。

总结：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作为祝穆奠基、富大用增修并由明代经厂刊刻定型的巨册类书，其卷帙宏大而结构严谨，涵盖内容广泛，是理解古代知识组织方式与文化传承机制的关键文献。从其成书体系、编者渊源到内容分类与史料价值，都展现出跨越宋元明三代的集体智慧。

这部类书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也在文化传播、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既是古代知识体系的缩影，也是今日学者探索传统文化的重要门户。因此，重新审视此书，不仅能深化对传统文献学的理解，也能启发现代知识分类方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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