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本主义占星术,国人们得多学习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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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1、西方人本主义占星术

2、概括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方人本主义占星术

人人都想获取快乐,远离痛苦,但现实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更不知道如何获取这种快乐,或者找到这种孕育快乐的方法,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下西方的一位哲人是如何认识并践行快乐的。

西方的快乐主义哲学,国人们得多学习多借鉴!

西方人本主义占星术,国人们得多学习多借鉴

西方快乐主义观点的形成背景

1,政治背景

希腊时期的伦理思想大多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因为在当时,希腊由很多城邦组成,其中,人是城邦的基本构成部分,原则上来说,个人的幸福应该通过城邦来实现,但由于马其顿王国的入侵,城邦变得支离破碎,城邦里的公民失去了依靠,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只能从自身当中寻求价值,追求个人快乐才是最根本的幸福。而且由于当时的政局十分不稳定,城邦和国家已经无法保证公民安全。所以,伊壁鸠鲁很反感政治生活,排斥政治生活,认为政治生活是一切苦难的源头。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哲学也从高高在上的圣坛转成寻找个人幸福的理性工具,即如何弘扬个人价值从而获得自我满足,脱离精神上的痛苦。哲学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现实幸福,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是在此种情况下提出了“快乐是最高的善”这个快乐的至高标准。

2,哲学背景

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两大哲学流派。一个是悲观主义,主要是指对待事物采取消极的态度,从坏的一面去看待事情,从而引导自己的决策。悲观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是心理上的摧残。另一个是神秘主义,有时也被模糊地称作密契主义,包含人类与神明或某种超自然力量结合为一的各种形式、经验、体验,并且强调这是一切宗教共有的现象。

神秘主义的盛行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依赖,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涉及到的理论众多,比如宗教、占星术、巫术等。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已经深入人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伊壁鸠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认为如果要从根源上取得心理上的宁静和快乐,就要改变人对神和死亡的恐惧,突破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带给人们的束缚。要克服它们,就要求知,只有知识才能引领人们走出错误的观念,从知识中获取所需要的观念,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充实。所以他以认识论为落脚点,注重感性的快乐,认为感性的快乐是其他快乐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他的快乐主义产生的主要来源。

3,西方哲学中快乐主义的内涵

伊壁鸠鲁把幸福和快乐相提并论,认为善就是使人快乐,而使人痛苦就是恶。依照感觉主义的标准,快乐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除此之外,伊壁鸠鲁还特别区分了快乐和享乐。他认为快乐是通向幸福的途径,而享乐则是罪恶之源,对快乐的追求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也就是说,虽然快乐吸引着我们去寻找,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我们追求,那种低级的肉体享乐是不能与精神的快乐同日而语的。

关于“快乐”,伊壁鸠鲁具体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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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乐与生存

伊壁鸠鲁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快乐。

第一种是人生存的需要,是必须的。比如食物和水的获取以及摄入,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食物对自身的给养,没有食物人类无法生存,更无法谈及快乐。“人在饥饿时只有一种烦恼,吃饱以后就生出无数烦恼。”

第二种快乐是自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比如性欲的满足。性欲的产生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但却不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种快乐不会影响人类整体的生存,但是伊壁鸠鲁是提倡的,把它划分到快乐里面去。因为没有这部分的快乐,人类就无法繁衍。

第三类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须的,比如荣誉感、权利、名誉的获取。诚然,这些外在的东西会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快乐,但它们并非自然所赋予的,也算不上必需。拥有这些会使人快乐,但没有的情况下也不妨碍人们过得很好。

伊壁鸠鲁最重视第一种快乐。他认为只要有面包和水,就可以拥有足够多的快乐。其他都是些不必要的外在之物。

2)静态快乐和动态快乐

伊壁鸠鲁对快乐做出三类划分之后,又提出了“静态快乐”和“动态快乐”两个概念。

所谓动态快乐是指它极不稳定,时强时弱。例如,职位的获取、权利的获取。动态快乐主要是对欲望的要求和满足,在职位和权力的追逐中满足的是自己内心当中的渴望。在追求动态快乐时,虽然人们可以获得很多物质财富,满足他们的内心欲望,但是人们患得患失,无法在心理上获得宁静,由此内心的快乐也是此消彼长,时好时坏。所以,伊壁鸠鲁并不推崇这种快乐。

与动态快乐相比,伊壁鸠鲁更注重对静态快乐的追求。

他认为静态快乐高于动态快乐,因为静态快乐是平缓的、持久的。这种快乐使人内心宁静,安稳,没有烦恼,与动态快乐有很大的不同。它使人的身心处于和谐、安宁的状态,也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一种阴阳平衡。而静态快乐里,他提出了两个方面,即“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并且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身体如果有疾病的话,心理上是不会快乐的,同样,心理上的不宁静也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二者是相辅相成,严密联结在一起的。

静态快乐的本质就是心灵上的宁静,他认为心灵上的宁静是最高层次的善。快乐也需要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就不是快乐,而是享乐。享乐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才不会由于过度消耗快乐而造成痛苦。他本人也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从而获得了众多追隨者。那么控制自己欲望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换句话说,真正的快乐就是理性的快乐,这是内因,还有一种外因,就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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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友谊是快乐之源

伊壁鸠鲁认为,朋友之间的美好关系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享受,而这种享受就是真正的快乐。

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真正的快乐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处,在理智范围内人能得到的最大的快乐就是获得真挚的友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获得友谊能让人更大程度地获得安稳,获得安全感。他所重视的精神上的快乐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来自朋友之间的精神交流。没有朋友人会感到孤独,精神也会感到空虚。所以在对待朋友方面,伊壁鸠鲁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定的利己主义,认为在比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共渡难关。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获得真心的朋友,才更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与快乐的实现。他意识到友谊的重要性,认为即使不能做朋友,也不要与人为恶,这也是伊壁鸠鲁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伊壁鸠鲁注重精神生活的一种体现。

4,后世对快乐主义的评价

由于当时的希腊城邦具有不稳定性,人们无法从外部世界来获得安宁,在这种条件下,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思想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即劝诫人们要从内心深处找到快乐,使人们不稳定的心灵可以感受到一丝安稳,给了人们心理上的慰藉。应该说,这种哲学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在当时引起了普通人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了很多追随者。所以说,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产物。然而历史上常有人误解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将快乐主义与享乐主义相混淆,当然这是不对的,但不可否定的是,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确实有着让人误解和混淆的部分。例如,在静态快乐与动态快乐中,虽然伊壁鸠鲁极大地肯定了静态快乐的价值和作用,但也并没有否定动态快乐的价值,相反,他认为动态快乐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比如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认为达到身体上的快乐是可行的。他曾说“胃的快乐和满足是一切善的起始和根源,智慧和文雅也与之相关”。而这种想法则给后人评论他有享乐主义倾向打下了基础。诚然,这种想法是孤立的、片面的,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伊壁鸠鲁的思想。而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意义。

1)快乐主义的积极意义

首先,伊壁鸠鲁将哲学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哲学不再高高在上,转而为人服务。发现、肯定人的价值,为人的幸福的获取重要性给予了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哲学的禁锢。在当时战乱不断、只能寻求自保的年代,给了人们心理上极大的慰藉,使人的灵魂摆脱了痛苦与烦恼。在《致梅瑙凯的信》中他提到:“无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应当学习哲学。对于老年人,可以通过美好的经历而立即变得年轻;对于青年人,可以由于对未来的不再惧怕而变得成熟。”可见,伊壁鸠鲁眼中的哲学立足于人本身,是为人的快乐服务的,使人获得有益于人自身的因素,而对于那些会给人们带来痛苦的事情或情感,伊壁鸠鲁是主张放弃的,从而最大程度上让人们获得快乐,远离痛苦。

2)快乐主义的消极意义

同样,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也有其弊端。首先,他没否定动态的快乐,也可以说是消极的快乐。“他认为消极的快乐增加了快乐的种类,使快乐的感觉更加丰富,动态快乐是通向静态快乐的基本途径,甚至不反对身体上的快乐。”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伊壁鸠鲁有其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陷入了个人主义,他的伦理学只关注个人的快乐”,即每个“小我”的快乐,具有非常明显的狭隘性,而对整体的人类处境考量较少。

他认为只有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才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的伦理体系不包含利他性,即使他把公正视为实现快乐的途径,但是仅仅是从个人意义出发,由于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以他对国家、社会观念、整体公德心十分淡薄,然而他的这种观念不符合统治者的统治,没有稳定的后盾。所以,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伊壁鸠鲁主义就在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缺乏支持而逐渐走向了消亡。

总之,伊壁鸠鲁主义虽对当时人们的心灵有一定的抚慰和积极的快乐意义,但是对于今天来说有其明显的缺陷,因为他的体系里面缺乏一种“奉献精神”。也就是说它的体系中缺乏“利他”的成分,带有明显的自私的成分,对于今天家事国事天下事样样都该关心的我们并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用伊壁鸠鲁的眼光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摔倒的老人不应该扶,快乐虽然在理性的范围内,但是这仅仅是不作恶,满足自己的简单的幸福,却无法引导人们向更高的道德前行。快乐在理性的范围内是远远不够的。乐于助人,助人为乐,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能一派祥和,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大爱,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为他人付出性质的快乐。

西方人本主义占星术,国人们得多学习多借鉴

结语——

现如今由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导致人们心理压力巨大。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但是心灵上的快乐却极度匮乏,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向伊壁鸠鲁学习,从自身当中寻找快乐,寻找心中的“桃花源”来使得自己的精神世界饱满起来,追求他的静态快乐,追求心灵上的宁静、精神上的放松,避免穷奢极欲。过度的低俗享乐、肉体享受必然会导致欲壑难填,从而最终走向罪恶,所以,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物质观。

其次,在生活中,我们应当珍视和他人建立的来之不易的友谊,友善对待朋友,敬爱师长,团结同学,从而共同进步。

再次,就是物质财富的理性对待,虽然物质财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物质上的满足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幸福感,但是把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快乐的标准显然是不正确的。拥有财富不代表就拥有快乐。对待财富,应该具有一种理性的控制,如果人无法对财富进行控制,那么人就会沦为财富的奴隶,饱受着金钱带给人的压力与痛苦。所以在精神方面要努力寻求一种大我,从而使金钱能够为我所用。这才是正确对待财富或金钱的态度。

最后,应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生死观,对生死应当有敬畏之心,就是不能把生命看轻,要让自己的生命获得快乐,有价值,有意义。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并不是人们所臆想的那样庸俗,肤浅,恰恰相反,他所展现的是一种有“节制的幸福理念”,是一种平和质朴的快乐学说。他所强调的是同个人生活紧紧相连的问题,并努力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走向幸福的道路,在道德的框架内得到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作为身处哲学大国的中国智者们,我们也应该从中多学习多借鉴。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永远都不过时。

概括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文艺复兴时代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拉丁文是共享文字.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种区分只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组合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区分,没有严格的界线,更不是如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人文主义模式超越神学模式、科学模式又超越人文主义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都陆续有代表,继续发挥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尖锐攻击经院哲学的,是它们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上学的问题,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想用另一种哲学思想来代替经院哲学,他们只想把经院哲学所忽略的作用复活起来.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话题,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沈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沈思默想的生活不再像中世纪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第二个话题是命运的无常,和拒绝对之屈服的精神.这种要制服命运的决心,产生对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兴趣,因此肖像画、自画像、传记和自传数目越来越多,而且是用写实笔法,而不是象征或比喻风格.我们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充满罪恶的存在,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大多数文艺复兴人没有对这冲突困扰,继续把信仰基督教视为理所当然.至于少数感到困惑的,可以采取两条道路:新伯拉图主义和圣经人文主义,它们以不同方式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的宗教因素.新伯拉图主义认为和谐匀称是宇宙的根本原则,人通过沈思默想这种最高的人类活动,可同这两个原则求得一致,这种信念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宇宙的等级层次中,人是创造的中心,同所有已被创造的东西联系的环节,是属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仍能够再提高自己与上帝求得相通.从新伯拉图主义很容易走到神秘主义,所以文艺复兴对魔术、占星术也很着迷,并有兴趣于毕达哥拉斯式数字象征主义、神话及寓言,这都对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圣经人文主义,就是把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文本、以及教会元老著作的研究.对他们而言,文艺复兴尽管以人为中心,但宗教性不一定就弱.圣经人文主义以北欧为主,也因此,北欧就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泉源之一,许多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开始都抱有改革教会的目的,他们认为精通古典研究,并把它用于圣经,是恢复基督教导的本来面目的钥匙.而且,路德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做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正如他坚持把圣经译成各国当地语言一样.日耳曼境内,路德对初生的民族感情有吸引力,但出了日耳曼,其它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要追随他,至少得排除两大障碍:1.路德在放弃教会传统与信念方面,越来越走极端,最后干脆与教会决裂.2.路德和卡尔文复活了对人的罪恶本性 的强调;这最后会与人文主义彻底不兼容.布克哈特有句名言:文艺复兴,是在发现世界、发现人.回归自然、回归古人,是一切看的见的景物的模仿者.他们描绘具体而普遍的东西,把普遍真理与具体经验结合.1527罗马遭到洗城之劫后,那布勒斯与佛罗伦萨继之遭到围城之难,接着又是饥荒与鼠疫.意大利剩下最后的一个共和国是威尼斯,它能幸存是因为善于适应时势的变化.当布勒哲尔画《死神的胜利》之时,早期人文主义对人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对实际状况的一种讽刺.这种讽刺会在十八九世纪对进步的信心,到二十世纪瓦解后,再度出现.在这种幻灭中若仍要坚持信念,就得安于悲剧.这就是出现莎士比亚悲剧的背后原因.莎士比亚不再相信勇气、美德能掌握命运,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坚毅不拔的态度面对他的失败.共和国公民精神的失败,也导引出马基维利的《君王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看待人物,不再如新伯拉图:像神,或米开朗机罗:像英雄.不过,尽管如此,人仍位居中心.宗教战争期间,不管新教改革、或天主教反改革,都着手压制人的精神自由,也不再强调今生今世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因此作为历史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而当某些人组织起来把它当作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加以压抑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他对人的经验和价值的中心地位,对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尽管在十六世纪末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未来站在它们这一边.二、启蒙时代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巴黎是中心,法语是共享语言.启蒙时代开启之前,已经有哥白尼与伽利略、培根,探险航海.宗教战争,使所有思想开始跟神学分家.笛卡耳、史宾诺沙,以及霍布斯.霍布斯把道德社会的基础置于自我保存,最能看出英国内战造成的焦虑感.启蒙时代开始的十八世纪,开始从宗教战争的怀疑论走出,其乐观,是建立在试验性科学.培根曾在十七世纪时预料到此点,他于1626年去世,结果牛顿诞生了.牛顿生于1642年,死于1727年.大自然开始从神秘中走出,变成可知.启蒙运动影响力最大的,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冲击力,让人文学科也脱离神秘的宗教启示.洛克:政府是一种契约关系,信托是可以撤回的.因此帮英国革命提出辩解.洛克反对笛卡耳所说的人类思想来自天生,他认为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他像牛顿发现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发现人心的科学规律.牛顿和洛克都是英国人,他们在启蒙运动第一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英国比较早享受到自由的结果.启蒙时代开始攻击笛卡耳的唯理论.他们谈到理性,都是在谈对智力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因此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是有连续性、而不是同一性的.他们的解决办法不同.文艺复兴仍可把古典思想和哲学,跟基督教信念、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多少互相容纳起来,神圣,仍是他们的中心主题.而启蒙时期,宗教复兴已经失去了势头了.尽管宗教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仍旧存在,包括财富、迫害异己、剥夺思想自由、垄断教育等等.因此启蒙人士,对教会用尽力量攻击的.如今他们可以得到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成功的科学方法,以及批判、怀疑、经验主义的支持,这种用新的思想方法扩大到人类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是一门人和社会的科学.而伏尔泰或牛顿,其实都是对上帝虔敬的人.只是他们从人类是堕落救赎的面向,转到上帝的慈爱,一种更跟自然宗教(我们或可称为创造论,韵琳注)结合的观点.当然这种批判理性,也就用于权威、传统、习俗,不管它们是来自宗教、法律、政府、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实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就是启蒙时代的方法论与时代精神.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有雄心,想为人类和社会研究,做牛顿在十七世纪为自然研究做的事,这样一个设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他们最大胆、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已经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份.启蒙运动成败参半的纪录,对后世是有预言效果的.经济学:杜尔戈、亚当‧思密孟德思鸠:「法意」可说是现代社会学的启蒙,对气候、法律、宗教、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等等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尽管这会导致社会决定论、历史相对论,他却将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置于决定论相对论之上,而他也违反自身前后逻辑的,坚持反对专制统治,认为它是不合道德的.对英国宪法分析出「分权」的基础.在人性的心理和道德分析方面,没有取得像在社会分析方面那样多的成功.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启蒙时代推翻理性前提,提出经验论.休谟使用理性一词,只限于得出思想关连的推论和辨别真假,同道德判断所关心的行动、价值、动机和感情,都没有关系.道德的前提,是感情――追求快乐幸福、回避痛苦不幸,我们认可动机行为,均来自感情,而非理性或天启.任何信念或价值,除了人类经验,没有别的.因此要找到最大多数人都想要的幸福.「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比之「契约」,对政治、政府、法律来说,是个更好的基础.休谟影响了下一代的边沁,他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出版的《道德原则与立法工作入门》中提出,立法和制度的试金石,是能否最大限度的增进最大多数的幸福,后来就成为他和哲学界激进份子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鼓吹的立法、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力.启蒙时代的新转折,是鲁索.鲁索声称,从感情、感觉、心灵学到的经验的教训,是理性心智永远学不到的真理,也是唯一能提供正确行动指导的真理. 鲁索刺激了情感的复活和对感性的崇拜.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也不是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或功利原则,而是「内心的呼声」.痛恨文明社会的腐蚀性,要回返自然,人性本善是大自然的意志,道德来自没有教化的良心.因此跟人是堕落有罪的彻底对立.根据他的观点创作的「社会契约论」,推导而出:主权在民、全体人民,全体人民要尽力表达普遍意愿.他是第一个阐释人民主权的人,其它启蒙思想家瞩目于开明的君主政体,不信任民主政体.鲁索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人性论一致.鲍姆加登美学史,让美学独立出来.温克尔曼开创了艺术史.十八世纪七零年代,在德国出现了狂飙运动,反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谴责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他们也反对法国霸权.代表人物是哥德.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赫德.将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跟人类现象研究分开,研究人类,英通过历史科学:群体和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制度等,认为每一个时期、民族、文化、社会按期特点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普遍理想与普遍人性,有的只是多元性,强调个别性、多样化.这种知识领域需从内部掌握,透过想象性的同情,把自己放在其活动的人类群体或社会之中.最后是康德,康德书房中的肖像是鲁索.康德沟通了理性与经验.他的哲学研究一样集中于人,而不是超验的或自然的世界.人的思考、人的经验、人的想象力创造.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人的经验中接触到的东西,人的思考能力对待经验不是随便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和范畴,这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桥梁.而后出现了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是思想革命,他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除了鲁索,对群众并不信任,但它对旧制度的破坏,使革命成为可能.法国革命主要并不是意识型态的,是很多现实因素的结合,但激进派用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把它变成了口号:公民、社会契约、普遍意愿、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文艺复兴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宗教战争做结.启蒙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恐怖统治做结.三、十九世纪(1789-1914)理性、自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运用,使这个阶段永远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当时的人相信,让所有的人的能量彻底释放,世界会永远进步向前,充满了乐观的心情.科学替代哲学和收到挑战的宗教,提供精神上的保障和对大自然的掌握,牛顿当年寻找的「原动力」,被从神学中释放,而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孔德企图把自然科学中奏效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道德研究.思宾赛和马克斯都自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了可以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比的一套决定论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干预或个人选择的余地.达尔文则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达尔文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和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观点,这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与动物等同.法国:政治上的运用第一个预见到平等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并且继续提出民主将会有什么后果的,是年轻的诺曼贵族托克维尔,1825出版《美国的民主》,从他对美国的观察,他预见到「为了要保障平等,人们会要求增加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即使出于无心,也会造成新的形式的暴政,他们为了要平等而谋求自由,但是平等越是藉自由之助而确立,自由本身就越难获得,这适成反比.」「人们越来越指望国家,为他们提供安全,预见到他们的需要而供应他们必需品,便利他们的娱乐,指导他们的工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和遗产的分配,只差没有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思想和生活了.」「或许这正是上帝的意旨,宁可让全体人类得到程度稍差的幸福,不让少数人达到十全十美的边缘.」托克维尔认为拥护自由就是拥护人类的尊严,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参与反对党、强调分权.但他亲眼目睹短命的第二共和国1848-1852 之后,政府被拿破仑的政变推翻,他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建立了第一个全民表决的独裁政体,第二共和国把选民从二十万扩大到九百万,但是新选民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给那个对人人许诺一切的人,而他唯一的本钱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代表了条件平等和暴政权力的结合.托克维尔因此写书证明,中央集权化政府机构不是革命创造的,而是革命之前的旧制度建立的,法国革命不但没有推翻它,反而继续了它,政权变异,但中央集权的结构依然故我.社会主义则更往前进一步.原先社会主义者基于人道主义一直强调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但马尔萨斯阐明工资不能调高到超过维持生活的水平,否则任何增长都会因为它带来的人口增长而抵销掉.直到马克斯才把社会主义放到另一个不同但坚实的基础上,他引用的是历史决定论.其实这基础跟人文主义传统正好背道而驰,但马克斯创造了对待社会和历史的全新态度,给人类知识一个新途径.德国:艺术上的运用德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艺术中找到表现途径,音乐达到了完美的古典形式,把人类的深刻感情和新形式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创新力量做了完美的结合.哥德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特点.刻意培养平衡与和谐,让文学和其它学科结合,研究自然科学,用客观世界来制约过度主观的时代通病,因着科学研究,也就有了有机体的观念,不相信机械原理可以用到任何活的东西,也不相信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把有机生命本体存在分解开来.制约自然中的形式规律,和制约一首诗、一支曲子或者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规律是一样的.人应当把所有能力――感官、理性、想象力、理解力――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他对其中任何一种能力本身都不信任,不论是想象的、还是抽象的、或者是意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席勒.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德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以及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席勒特别相信,艺术形式――在他身上自然是诗歌和戏剧――的经验比别的东西更能唤醒人们,「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德国因着重视自我修养,所以被托克维尔和弥尔批评不关心不投入时局.洪堡投入教育.至于施莱马赫,对日耳曼新教影响仅次于路德.他提出一种人文主义观点的宗教,对上帝的信仰不是通过神学论据或者基督教教条――通过基督的受难而获赎罪――而是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的生活,不受时间的严格规律的约束.」要发现人内心中会起作用的神,也就是人性最崇高的发现,需要有意识通过培养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是「感觉的神学」. (赫德、黑格尔、马克斯)英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英国诗歌的伟大主题.随着工业化的污染,这主题更被加强了.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柯立芝矫正之前边沁的观点,认为边沁观点只能用于经济,但对社会与历史与文化的哲学,柯立芝强调有机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严重忽略了人之身为人的价值.弥尔非常欣赏柯立芝.弥尔的「论自由」.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人应当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说不通的.小说家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透过小说呈现出丑陋人性与苦难世界.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和诗歌、评论家阿诺德.评论家拉斯金、莫里斯对社会中产阶级的批判.一般称呼一八七0到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的顶峰时期是完全有理由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此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此后它就丧失了继续成长的力量和气势.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纷起.四、二十世纪1883年,丹麦批评家布兰迪斯(George Brandes)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Men of the Modern Breakthrough),从此「现代」一词流行起来. 尼采激起对非理性的着迷,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索列尔的暴力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梦境的探索.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崇拜,进行各种试验,一场感官的混乱.这一切都对人文主义传统造成混乱,因为没有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制约.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1849-1912),剧中的人物:「 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比以前更强烈的歇斯底里、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代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场地狱危机、一场精神崩溃.(他影响了伯格曼)他的读者群在战后大量出现.简而言之,开始出现异化、无连续性、非理性、分裂化、经常绝望的世界观,来代替理性、乐观与秩序.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能分家的,否则各自都有偏狭化的危险.现代社会学的两个领袖人物,涂尔干按照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对历史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以定义和分析来进行研究;韦伯则按照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对定义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于根据历史情况来进行理论探讨.前者是让社会学变成实证理性科学,要让社会学超脱历史人文的主观性,后者则是要将它与历史人文结合起来.宗教心理学:威廉‧詹姆士,容格心理学:弗洛伊德、阿德勒现代艺术文学透过他们的新形式,实现双重革命:一是承认人类的分裂本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二是承认意识的破碎性、经验的暧昧性和真理的相对性.于是,构成人文主义的新版本出现了.但文人主义的核心要素不变:那就是1.人为中心,2.人有价值与尊严,为了让人有价值与尊严,需透过教育和争取自由,让人有选择能力与意志自由.3.重视思想,既不让思想孤立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也不想简单的归因,不管是归因于阶级利益、经济利益、性或其它本能冲动.理性既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也成为辩论的主题,它一再被拿出来辩论:到底它的范围和成就是什么?鲁索和哥德就已对过份高抬理性提出质疑了.极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有违人文思想所需要的平衡性.人文思想核心要素的三点,都不妨害人文主义拥有宗教向度.历史以多次证明教跟人文思想的结合.人文思想跟宗教最不同可画出界线的地方,其实不在世俗性,而是在人类堕落的理论、和人文主义对人类能力的信任.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显现在神学家巴特坚持人和上帝之间没有通路、和罗素坚持人类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在对人类充满敌意的宇宙中,为理想奋斗,也只有理想是值得尊敬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充满宗教与人文思想的结合.从伊拉斯膜斯的人文主义治学方法,到自然宗教、感情宗教,甚至会跟不可知论结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史怀哲的尊重生命、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全都兼容,甚至是他们哲学思想中的必要成分.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者,若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他给我们帮助,就结合了宗教信仰.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还要面对的另一个大课题,就是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永远不能等同于研究人的生理载体. 最初由维科提出,而后伏尔泰、卡西尔等德国思想家,到克罗齐、柯林乌发展的观点,一再提出自然世界以外的人类文化世界,它需要用人文学,也就是社会科学来掌握和了解.哥德主张的平衡,正是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二十世纪人文主义面对的未来,正是需要把这种大分家的情势结束,二者结合、又能不失各自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五、人文主义的未来在十九世纪八零年代到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之间,一种新版本的人文主义开始出现,打破了较早时期的乐观假定,认为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人性的双重性质,承认个人和社会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是由易卜生、弗洛伊德、韦伯这样的先驱者早就阐明了的.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哲学,在经过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没有一种能保持完整无损的,同人文主义的观点一样,基督教、马克斯主义、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历所揭示的人类苦难的深沈和人性邪恶的不可测.因此势必会有新版本出现.有人宣称人文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阶段的一种意识型态,但这种情况只在人文主义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不仅古代世界的人文主义、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无法套入这种说法中;它还明显忽略掉人文主义中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批判态度,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终于在一再被批判后,出现了政府干预的政治纲领.因此实在没有理由把经济个人主义,和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个体性等同起来;而后者对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性.个体性并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相反的,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与别人结合在一起采取行动是人类最大的潜在资产之一,人不仅是各有不同特性的个体,而且是社会的存在.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文主义态度并不保证大家都会做出好的选择,正确的预见结果,或者避开灾祸,而只保证,如果我们能找到勇气和意愿来作选择,那么仍有很多选择供我们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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