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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占星术著作
占星术著作
唐代学者李淳风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其著作《乙巳占》则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占星学典籍。但李淳风本人实际上是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仪器制作、历法修订、天文著作编撰乃至数学、气象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乙巳占》本身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极高价值。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占星学纠缠在一起的。因此，研究天文学史，不能不钻研占星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占星学著作中，《乙巳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者李淳风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在后世占者中享有很高声誉。我们知道，占星学本身是伪科学，它的存在，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中，占星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象李淳风这样一位学者，既长期担任太史令，从事天文学研究，又以占星大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之上，他在中国天文学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乙巳占》究竟有没有科学价值？这些，是中国科学史不能不加以探讨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李淳风及其《乙巳占》的科学贡献，希望能得到识者的指正。
李淳风（公元602－670年）是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其父李播，隋朝时曾担任过地方官员，“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李播“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做《天文大象赋》。这些，对李淳风一生的学术取向，无疑有一定的影响。《旧唐书》本传说李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贞观（公元627－649年）初年，李淳风在李唐王朝就崭露头角了，而起因就是由于他的天文学造诣。唐初行用的历法是傅仁均编撰的《戊寅元历》，这部历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李淳风对之做了详细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太宗派人考察，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在古代，历法编撰是专门之学，一般学者很难问津，而李淳风对《戊寅元历》提出修订意见时才20多岁，这自然要引起人们注意。他也因此得到褒奖，被授予将仕郎，进入太史局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官方天文学家的生涯。进入太史局之后，李淳风首先提议对传统浑仪加以改进。在古代中国，浑仪是人们进行天文观测时必不可少的仪器，它的精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历法的制订。当时皇家天文机构使用的是北魏铸造的铁制浑仪，该浑仪行用时间已久，而且没有黄道环，结构相对简单，刻度也比较粗糙，不能适应天文观测的需要。《旧唐书·天文志》形容该浑仪是“规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不置黄道，进退无准；”说用它“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时”，因此，必须对之加以改造。就在这种背景下，李淳风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李淳风的建议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在唐太宗的首肯之下，他经过精心设计，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制成了一台新的浑仪，名为浑天黄道仪。在这台浑仪上，他创造性地将赤道环和黄道环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如何使黄道环与天空黄道相对应的难题。在浑仪上安装黄道环的做法，由来已久，东汉时即已发明了太史黄道铜仪，但由于黄道只是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平均轨道，在天空并无明显可见的轨迹，人们一直没有找到使仪器上的黄道环与天空中的黄道相对应的方法。而在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上，黄、赤道环是按其相应方位固定在一起的，赤道环上刻有二十八宿距度，这样，只要赤道环与天空二十八宿位置对准，黄道环与天空黄道也就自然对准了。此外，他还在浑仪上架设了白道环，用以反映月亮运动轨道，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在浑仪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弥补了北魏太史候部铁仪的不足，改进了东汉太史黄道铜仪的结构，对唐代浑仪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开元年间一行和梁令瓒创制的黄道游仪，就是以李淳风的工作为基础的。浑天黄道仪研制出来以后，李淳风又撰写了《法象志》七卷，系统总结、论述了历代浑仪之得失。他将该书上呈朝廷，得到嘉奖，被加授承务郎。而他研制的浑天黄道仪则被留置宫中，用为内庭测验之器。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不善，这架浑仪后来于宫中丢失，未能充分发挥其观测作用。李淳风不仅是一位实验天文学家，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天文观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是一位理论天文学家，对天文著作撰述和历法制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他被授予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 在历代正史天文志中，《晋书·天文志》被公认为最佳，李约瑟博士曾誉其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对后世天文学发展影响很大，而该书正是李淳风的手笔。《晋书·天文志》的体例被后世作史者奉为编撰《天文志》的圭臬，李淳风也因修史之功而被封为乐昌县男。
在历法制订方面，李淳风的工作也十分出色。唐初行用的《戊寅元历》到唐太宗时已经疏误很多，亟需修订。由于李淳风是因为对《戊寅元历》提出修订意见而得以进入太史局任职的，在浑仪研制方面又成绩斐然，修订历法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李淳风没有停留在对《戊寅元历》的修修补补上，而是以隋代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制订了一部新的历法——《麟德历》，使传统历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传统历法相比，《麟德历》有许多可取之处。它采用定朔法排历谱，结束了自何承天以来二百多年定朔法与平朔法的论争，使历日与天象更为切合。它还废除了章蔀纪元之法，不用闰周，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使传统历法彻底摆脱了闰周的累赘。《麟德历》在数据处理上也别有特色，它对各种天文数据采用同一个分母，使得计算大为简便。李淳风在《乙巳占》卷一《天数》介绍说：“余近造乙巳元历术，实为绝妙之极。曰（日）夜法度诸法，皆同一母，以通众术。”可见对于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他是深有体会的。正因为有这许多长处，《麟德历》撰成之后，获得了人们的称赞。正因为李淳风在天文学方面造诣非凡，所以后人在关于他的各种神奇传说中，对此也有所反映。例如，《隋唐嘉话》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奏太阳合日蚀，当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蚀，卿将何以自处？’曰：‘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蚀矣。’如言而蚀，不差毫发。”这段话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它也表明，李淳风的天文学造诣，在后人心目中是得到充分肯定了的。 在传统数学方面，李淳风也功不可没。他曾奉旨注解古算经十书，为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的算学文献发挥了巨大作用，李约瑟博士称他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非但如此，在注解古书的过程中，他还不时有自己的创造发明，并将这些发明以给古书作注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例如他在注解《周髀算经》时，不但纠正了前人一些失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斜面重差术，把过去只能在平地上进行的重差测量技术推广到了斜面大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李淳风被授任秘阁郎中（即太史令），从此，他在这一首席皇家天文学家的位置上一直任至寿终。作为一个封建官员，他在太史令的位置上最为史家所称颂的是利用其占星学家威望劝说唐太宗勿滥杀无辜之事。当时，有本谶书，预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太宗对此心怀嫌恶，秘招李淳风商议，欲将有嫌疑者尽杀之。李淳风劝阻他说：“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而且，即使这次侥幸将其杀死，也必然还要复生，那时，她“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这些话发挥了作用，“太宗善其言而止”，避免了一次滥杀。李淳风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名气，与此事不无关系。实际上，他只是利用他的占星家的威望避免了唐太宗的一次滥杀，因为他所说的“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并非他的真实思想，也与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基本原理相违背，从下文对《乙巳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李淳风传世的占星学代表作是《乙巳占》。该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占星学著作，撰成于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稍后。至于书名为什么用六十甲子中的乙巳名之，叫《乙巳占》。清代藏书家陆心源解释说：“上元乙巳之岁，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故以为名。”[7]陆心源认为李淳风推算出了准确的历元为乙巳之岁，于是就以之命名该书，以示其言准确可信。陆心源的解释可备为一解。
《乙巳占》卷首为李淳风的自撰序，序言解释了他撰述此书的意图及编撰思想。他认为，自然及人事变化多端，这些变化可以按不同种类相互感应，而人在其中最具典型性，即所谓：“门之所召，随类毕臻。应之所授，待感斯发。无情尚尔，况在人乎？”因此，人可以通过观察有关物象变化而了解人世事应。而在各种物象变化中，“圣人”最重视上天垂示的星相，这就导致了占星学的诞生。因此，按李淳风的理解，占星学是有其内在依据的。占星学虽然有其内在依据，但在李淳风看来，历代的占星学家，却良莠不齐，既有如轩辕、唐虞、重黎、羲和这样的一流大家，也有如韩杨、钱乐之类“意唯财谷、志在米盐”的庸人，还有如袁充之流“谄谀先意、谗害忠良”的奸佞。鉴于这种情况，李淳风决定对历史上的占星学作一番清算，总结诸家学说，“集其所记，以类相聚，编而次之，采摭英华，删除繁伪，”编写一部“纯正的”占星学著作来。这就是《乙巳占》的由来。在内容上，《乙巳占》确如李淳风所言，系采撷唐以前诸家占星学说，加上他自己的发明创造，分类汇编而成。因此，《乙巳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它是一部纯粹的占星学典籍。既然是占星学典籍，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又该如何评价这部著作呢？可以肯定地说，《乙巳占》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科学史价值。首先，它保存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我们知道，随着科学的发展，占星学逐渐被人们所抛弃，相应地占星学著作也大量散佚，这就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而《乙巳占》是杂采前代诸多占星著作编撰而成的，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可贵的占星学史料。例如，海上占星术的史料，东汉已经非常罕见，天文学家张衡在撰述《灵宪》时，详细叙述了中外星官数，然后提到：“海人之占未存焉。”而在《乙巳占》引用的古籍中，就有《海中占》一书，这自然是很可宝贵的。再如，汉代盛行的纬书，经过隋朝的严厉禁绝，已大都失传，而《乙巳占》中却保存了很多汉代五经纬书的内容。《乙巳占》对于石氏、甘氏、巫咸等的提及，对于后人研究这些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也是有益的。需要指出的是，《乙巳占》在保存资料方面，虽不如其后的《开元占经》详备，但它撰成于《开元占经》之前，有承前启后之功。而且，《开元占经》在对其前的古籍广蓄并收的同时，对以往诸家并未加以别择弃取，这样做虽然对保存旧有资料作用颇大，但亦不免失于琐碎。相比之下，李淳风的《乙巳占》还是要略胜一筹的。《乙巳占》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在很多地方未能明确注明占文的由来。李淳风对此解释说：占文对前人学说“并不复具名氏，非敢隐之，并为是幼小所习诵，前后错乱，恐失本真故耳。虽然他的做法情有可原，但对后人来讲，毕竟不便。好在这一缺陷，在《开元占经》中得到了弥补。对于今人来说，只要把两部书结合起来阅读，对唐代以前中国占星学的发展状况，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汉代占星术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汉代是占星术集成和统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占星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和总结。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在《史记•天官书》中对战国时期的星象术进行了总结，记述了二十八宿及其周边群星、日月、 云气等。另一本总结占星术的书籍是《五星占》。 与《史记•天官书》相比，《五星占》内容更加详尽，但其侧重点放在了论述五大行星的占星术上。除了对前人的占星术进行总结和集成之外， 汉代星象家也为占星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占星术著作，如《淮南子》 《春秋繁露》《灵宪》等。这一时期的星象学专家层出不穷，司马迁、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父子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汉朝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为占星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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