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占星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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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考古·故事——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观众争相观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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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为期4个月的“尼雅·考古·故事——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圆满结束。

尼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司禾府印、“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蜡染蓝白印花棉布、“元和元年”锦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等悉数展出。

1月中旬,随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在央视火爆的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中亮相,尼雅遗址的公众关注度被推至了顶点。

1900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第一次踏足尼雅,发现了这处沉睡在大漠深处千年的古城遗址。由于国家贫弱,无数珍贵的文物被斯坦因带走。

1988年,一批考古工作者再一次来到尼雅,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新疆首个对外合作文物考古项目——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的成员。在将近10年的考察中,考古学家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无数震惊世界的历史遗迹。

那些静静矗立在大漠深处的房屋、佛塔、墓葬、简牍……讲述着千余年前一个古老文明兴盛与衰落,也记录着百余年来一个国家的复兴之路。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

199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年轻的考古队员刘文锁接到所里通知:准备进入尼雅遗址考察。

如今已经是中山大学教授的刘文锁至今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兴奋心情。“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满脑子都是美国电影《夺宝奇兵》中印第安纳·琼斯式的考古探险。”刘文锁说。

遥远而神秘的尼雅遗址,几乎满足了刘文锁对考古的所有期待。大漠黄沙,枯木荒城,充满了未知与神秘,遥远而苍凉。

上一次,专业考古工作者对尼雅进行大规模考察还是在1959年。那一年,刚刚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组织专业队伍对尼雅遗址进行调查和抢救性清理。当时从尼雅发掘出的东汉夫妇合葬墓轰动一时。墓中出土的蓝地印染棉布残片和棉布裤,被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棉织物。

这次考察后,尼雅遗址的考古中断了,直到1988年这项工作才重新启动。这与日本僧人小岛康誉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相继开放。许多对西域着迷的西方人和日本人,开始到新疆各地旅行和投资。日本僧人小岛康誉就是其中之一。

小岛康誉不仅是一名僧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珠宝商。他创办的鹤龟宝石公司,当时在日本是一个拥有160多家分店的上市公司。

1985年,小岛康誉到新疆寻找宝石,辛苦了几天,却一无所获。一路陪同的新疆工艺品公司工作人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邀请他到克孜尔千佛洞参观。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开凿于公元4至8世纪,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而列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克孜尔千佛洞中那些优美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了小岛康誉。同时,壁画因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的残破现状,也令小岛康誉担忧。

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小岛先生愿意出10万元,可以以他的名义修复一座洞窟。工作人员本是无心之语,没想到小岛康誉一口便答应了。回到日本后,他立即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汇来10万元钱。不久,他动员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筹集了1亿日元捐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门用于修缮克孜尔千佛洞。

刘文锁告诉记者,日本人一直对西域抱有一种情怀。佛教就是从西域一站一站传入中国,然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作为僧人的小岛康誉,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更有一种宗教层面的亲切感。

参与克孜尔千佛洞的修复后,小岛康誉便与新疆的考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他希望能找一个遗址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和学术研究。于是,尼雅遗址进入到他的视野中。1988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成立。

刘文锁说,小岛康誉非常有眼光,也非常精明,从选择尼雅遗址这个项目上可以看得出来。尼雅遗址既与佛教历史密不可分,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项目谈好后,小岛康誉与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联系,组织了许多日本研究佛教、考古和环境考古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日联合考察队中。

经过1988年的预备考察后,1990年正式的尼雅遗址考察开始了。

绕不开的斯坦因

说到尼雅遗址,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它的发现人——原籍匈牙利的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早年先后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东方学。

自青年时代,他心中就有三个偶像。一个是公元前4世纪率领大军远征了亚洲的亚历山大大帝;一个是7世纪只身前往印度求法的大唐高僧玄奘;还有一个是13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决心要追随三位先贤的脚步,亲自深入亚洲腹地,去寻找那些古老的文明遗迹。

一直以来,斯坦因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不佳。提到他,人们多半会想到他蒙骗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王道士,盗走敦煌文书的劣迹。其实在盗取敦煌文书之前,他已经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尼雅遗址,并运走了许多珍贵文物。

1900年,斯坦因带领探险队,从印度经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之旅。次年1月,在结束了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丹丹乌里克地区的考察后,斯坦因进入了尼雅河绿洲。

探险队本想在尼雅河绿洲休整一下,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们就有了惊人的发现。这天,斯坦因的驼夫哈桑阿洪在巴扎闲逛时,发现一名当地农民从沙漠中带回的两块木牍上写着奇怪的文字。当他把这两块木牍拿给斯坦因看时,斯坦因惊讶地发现,上面所写的文字是一种早已经失传的死文字——佉卢文。

佉卢文是一种用来拼写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文字。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河流域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后来流行于西北印度及塔里木盆地的古于阗、鄯善等地区。

据佉卢文专家林梅村介绍,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使用佉卢文颁布了他的著名法敕;公元前2世纪,这种文字又传入中亚的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大夏。此后,佉卢文又被贵霜王朝使用,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

公元320年印度笈多王朝兴起之后,佉卢文逐渐在印度消失。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佉卢文退出印度的历史舞台后,却传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精绝、鄯善等西域地区。直到公元5世纪,佉卢文才最终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变成一种死文字。

18世纪末,佉卢文被学术界发现。又过了大约100年,西方学者解译了这种文字。

受过东方语言学训练的斯坦因一眼便认出,木牍上的文字与公元1世纪流行于贵霜王朝的佉卢文如出一辙。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这个名叫伊卜拉欣的农民说,这些木牍是几年前他在沙漠中的一个遗址寻宝时发现的。当时,他认为这些木牍不值钱,所以将一些木牍遗弃在回家的路上,只带了少部分给自己的孩子玩。

斯坦因断定,佉卢文木牍的问世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他在游记中写道:

我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卜拉欣当我的向导,还向他保证,如果他能把我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在灯下仔细查看这些充满了希望的发现品,使我愉快地度过了这一晚。

斯坦因立刻雇伊卜拉欣做向导,前往沙漠腹地寻找那个不为人知的遗址。

他们沿着干涸的河道,穿过一片枯死的矮树丛,来到一大片古代聚落遗址中。散落在地上的碎陶片,用厚芦苇圈成的篱笆,还有一座沧桑的佛塔,都昭示着这片遗址十分古老。

这片遗址位于尼雅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距离今民丰县以北100多公里处。尼雅遗址非常庞大,南北长22公里,东西宽6公里多,由几十处各种建筑群组成。遗址中有佛塔和佛教庙宇,一栋栋住宅和庭院、园林,曾经的林荫道、河道和古桥,还有两座城。

在伊卜拉欣发现木牍的地方,斯坦因和他的探险队员发掘出一百多片木牍。后来,他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第一天的收获相当于之前世界上所有佉卢文资料的总和。

在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遗迹中,斯坦因他们发现“每一层里都有木牍同各种废物混杂在一起”。斯坦因立刻断定,这是当时的垃圾堆。

这个大垃圾堆里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探险队在高出地面4英尺以上的陶器、草、毡片、皮革堆下面,发现了上百片木牍文书。在垃圾的掩护下,这些木牍逃过了太阳和风沙的侵蚀破坏,流传千年。

在编号N5的一套大宅院废墟,更惊人的发现出现了:其中一间屋子里,靠近墙边堆放了数百枚木牍。斯坦因把它形容为当时的“档案馆”。

斯坦因在尼雅挖掘的佉卢文书,绝大多数是木简牍,但也有25件羊皮纸文书。木牍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呈楔形和矩形的木牍,分别书写着鄯善王的谕令、契约、判决书。这两种文书都采取了巧妙的密封设置,一般是每两块木牍用绳子绑在一起,文字写在内侧;上面那片木牍上有一个凹槽,里面是绳结和封泥,封泥上再加盖印章。发件人将收件人或持有人的名字、头衔、文件的主题语等书写在木牍的外面,类似于后来的信封。只有将封泥弄破,或者将绳子割断,才能读到木牍里面所写的内容。出土时,有些木牍信封尚未启封。斯坦因他们打开时,看到内侧的文字墨色如新。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感叹道:这些字迹“犹如昨日所写的一般”。

这种精巧的“封检式”木牍,最早源自中国。在至今还未拆封的尼雅木牍信函上,人们能看到封泥上有不少源自古希腊的神像。有的封泥上是一个手持盾牌和雷电的雅典娜形象,有的则是“小爱神”厄洛斯的形象。在几件木牍的封泥上还加盖了汉印,其中一块木牍上并排盖着两颗印记,一颗是汉印“鄯善都尉”,另一颗是一幅人头像。

在尼雅遗址中,斯坦因不仅发现了写有佉卢文的木牍,还发现了汉字木简和各种各样的文物。汉字木简有一批是当时精绝王室成员相互赠送礼物的表文;另一批是西晋时期的简牍。还有一些文物充满了情趣,像一把“吉他”、中国最古老的木桌、木锁和钥匙、老鼠夹、鞋楦、“文房四宝”的木笔等。

这些发现,不仅展现出了汉晋时期古代西域绿洲生活的丰富景象,也展现了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一千多年前,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会。

第一次造访尼雅遗址,斯坦因共带走了595件佉卢文、汉文文书,以及大量的铜器、玻璃、纺织品、木器等文物,但是遍布遗址的官署、佛寺、民居、果园……斯坦因带不走。为了更好地调查和发掘,斯坦因为尼雅遗址画了一张平面图。

由于随身携带的给养有限,16天后,斯坦因不得不结束第一次尼雅之行,返回绿洲。当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重返尼雅,继续对这座“东方庞贝城”的考察。

斯坦因从尼雅带回的文物震惊了欧洲。“死亡之海”中竟然隐藏着一座神秘而有高度文明的古遗址,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术界,都深深为之着迷。

5年后,斯坦因经过周密的准备和筹划,再一次踏上了中亚考察之旅。1906年10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尼雅遗址。他重新测绘了遗址总平面图,并发掘出一大批文物,其中包括321件佉卢文简牍和11件汉文简牍。

斯坦因第二次进入尼雅获得的简牍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私人书信外,大部分是公函。其中包括国王谕令、地方官的报告、契约等,内容涉及地方行政事务、申诉书、过所(即护照)、账簿、名册等,甚至还有残存的几件诗篇。

1913年至1916年,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期间,斯坦因又从尼雅遗址带走51枚佉卢文简牍和一些木器、陶器等文物。1930年至1931年,他第四次探险时再次进入尼雅遗址,发现了一批文物。由于新疆地方政府的干预,这批文物留在了喀什。

在国家贫弱的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肆意出入我国西北边陲,如入无人之境,并带走了大批珍贵文物。愚昧的中国地方官,或茫然无知,或从中渔利,令大批历史遗迹和文物流失。

近年来,有人认为斯坦因学识渊博,并富有探险精神,而盛赞他为“敦煌学的创始人”,美化他在新疆、甘肃的探险活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认为,这种说法让中国人接受不了的。

“斯坦因的确是那个时代中,所有探险家里学术水平最高的。就当时的水平而言,他的发掘也最为规范,而且大多数文物,后来都在各国博物馆里得到妥善的保存。但是斯坦因对尼雅的发掘,又的确导致了尼雅遗址的快速毁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刘文锁对记者说。

精绝

看过网络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读者,一定对书中描写的那座阴气森森、充满魑魅魍魉的沙漠孤城印象深刻。小说家当然是以虚构为基础的,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确曾存在过一个古国——精绝。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人对河西走廊以西的世界——西域有了详细了解。不过,中国古代史书对西域的记载都很简要。有关精绝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阸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从这则不足一百字的描述中,人们无法获知精绝具体在什么位置?是由谁建立的?兴亡时间如何……

然而,考古发现帮助人们弥补了文献不足的遗憾。斯坦因初步研究认为,尼雅遗址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史书中记载的精绝。

为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第二次中亚探险后,斯坦因将他获取的汉简,委托给有“欧洲汉学泰斗”之称的法国汉学家沙畹解读。沙畹经过几年研究后,写成《斯坦因在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在此书即将付梓时,中国古物学家罗振玉得知了此事,写信向沙氏索求书稿,后来沙畹将其校定的书稿寄给了罗振玉请教。

有感于“神物去国”的罗振玉,在看过书稿后,深感沙畹对这些木牍的分类和释读尚有不足。于是,他邀请国学大师王国维,根据书中简牍的照片,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和考释,写成《流沙坠简》一书。

在《流沙坠简》中,王国维根据对简文的考释,同意了斯坦因的判断,他认为根据尼雅遗址距和阗的距离和方位判断,它只能是史书上记载的精绝。

根据一片木牍上“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的文字,王国维考订,这个遗址最迟在西晋时仍有居民活动,而且其中官号也是西晋时期的官号。

1930年至1931年,斯坦因第四次进入尼雅考察。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已经出台文物保护法令,再加之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斯坦因被迫中止了在新疆和阗、若羌一带的探险活动。出境时,他在探险中所获得的文物,也被扣留在新疆喀什,其中就包括尼雅发现的汉文“汉精绝王”简。不过,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批被截获的简牍,后来竟然下落不明了。

当时,斯坦因为这些简牍拍摄了照片。后来,这些照片长期封存在英国图书馆里,多年来未经整理发表。

1995年,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主任伍芳思(弗郎西斯·伍德)博士的协助下,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将它们整理出来。令人激动的是,这些简牍中赫然便有“汉精绝王承书从……”的字样。

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等的记载,精绝是西域南道上一个绿洲城邦,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从敦煌去莎车的南道必须经过中间的精绝。

公元前59年,精绝被纳入西域都护管辖。东汉初年,莎车称雄塔里木盆地,精绝也处于莎车的统治之下。后来,西域诸国不堪莎车压迫,希望东汉派都护维持西域纲纪。可当时正值东汉初建,汉光武帝不愿卷入西域诸国的纷争中, 没有出手干预。莎车与匈奴的混战,一直持续到汉明帝时期。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于阗灭莎车,称霸塔里木盆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在车师重设西域都护,重新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精绝才重归东汉统辖。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减弱。此时,鄯善兼并了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且末、精绝等势力,建立西起尼雅河,东至罗布泊沿岸的鄯善王国。精绝成为鄯善统治下的精绝州,直到公元5世纪才与鄯善一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尼雅遗址就是古精绝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它是否就是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途中路过的尼壤城呢?学术界看法不一。

有研究者认为,尼雅河得名于玄奘回国途中访问过的一个小城——尼壤城。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尼壤城是唐代于阗东境的关防城镇。这座城镇历史悠久,在尼雅遗址出土的、公元三世纪的佉卢文书中已经提到了“尼壤”。

一些学者认为,尼雅古城显然与这座“尼壤城”无关。因为尼雅出土的文物没有晚于公元四世纪的。玄奘路过尼壤城的时间是公元644年,此时尼雅古城早已化作一片废墟了。

重返尼雅

1990年秋天,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踏上了对尼雅遗址的考察之路。日方队长是小岛康誉,中方队长是时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王炳华1960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即来到新疆从事考古工作,是一位资深的考古学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刘文锁,便是由王炳华挑选参加尼雅考察队的。

时隔20多年,刘文锁依然记得出发时的情景。九月的沙漠,秋高气爽。经过一个夏天的炙烤,沙漠的气温已经降到最适宜进行考古活动的温度。

出发前,考察队从新疆东风汽车厂购置了两辆新研制的“沙漠东风”卡车。作为考察队里的年轻人,刘文锁和同事开着卡车,拉着几吨重的给养从乌鲁木齐出发。其他成员则乘飞机到达和田。考察队在和田会合。

“当时,从乌鲁木齐到和田开车要走五天,路很不好走。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有时候得开到天黑,甚至半夜才能抵达下一个休息点。”刘文锁回忆。

到和田与其他考察队队员会合,并补充一些给养后,还要再开整整一天的车,才能到达距离尼雅遗址最近的卡巴克阿斯汗村。

卡巴克阿斯汗村是尼雅河沿岸最后一个居民点。刘文锁记得,这里的河谷舒缓而自然,矗立着成片的胡杨树。尼雅河流到这里已经是末端,再往前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了。

1990年,考察队骑着骆驼,从卡巴克阿斯汗村出发走了三天,才到达尼雅遗址。扎下大本营后,考察队员们分成小组,开始在遗址中踏查,去寻找遗址的“地标”——佛塔。然而,沙漠的广袤就连考察队员们也始料未及,一行人走到傍晚也没有找到佛塔的踪迹。眼看太阳落入沙山,他们不得不返回大本营。眼前层层叠叠的沙丘群,一望无际,即便有向导领路,考察队员们还是迷路了。

就在他们为向哪个方向走而争论不休时,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固定沙丘。刘文锁看到这座大沙丘,心中就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

“尼雅废弃以后,风一吹过,这些废弃的房屋就会挡住沙子,天长日久形成固定沙丘,沙丘上还会长出红柳。一千多年来,沙丘越吹越大,甚至有几十米高。尤其是房子比较密集的地方,更是沙丘纵横。”刘文锁解释说。

那一天傍晚,他们看到的正是一座里面掩埋着房屋废墟的巨大沙丘。就在这座沙丘边,一栋住宅的废墟袒露着。在房屋的地面上,遗落了一只打烂的陶罐,一堆写有佉卢文的木牍散落在地。

尼雅遗址的佉卢文木牍,几乎都被斯坦因扫荡光了,除了1959年那次尼雅遗址考察发现过一些外,只有零星的一两片面世。

这次考察刚开始第一天,就发现这么多木牍,考察队员们能不兴奋吗?这时天色已黑,他们做了记录后,就带着木牍继续寻找返回的路。可能是这个意外的发现带来了幸运,考察队员们不久就发现了大本营的篝火。

刘文锁至今还记得,当天晚上大家挤在帐篷里,打着手电筒观看这些木牍的情景。大家一数竟然有二十多片。“自1959年以后,这是发现数目最多的一批佉卢文简牍。”刘文锁说。那一夜,考察队员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

然而,尼雅遗址带给人们的惊喜,还远不止于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尼雅遗址面积很大,以佛塔为中心,沿古尼雅河道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当年,斯坦因对尼雅的考察比较有限,还有很多未知领域等待着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

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再一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进行科学考察。

按照事先计划,考察队进入尼雅后,直奔N14号遗址。斯坦因将在尼雅遗址发现的遗迹共编号45处,N14号遗址是其中之一。当年斯坦因在非正式的考古报告中称之为“衙门”“王宫”。

在前往N14号遗址的路上,考察队员们无意中发现一块露在沙子外面的木材。凭着丰富的经验,他们感觉这块木材像是人为加工过的。于是,大家决定临时停车进行发掘。

开始,大家以为这里至多是一处古墓葬,可是一经清理才发现,竟然是一处古墓群。考察队当即决定,把考察N14号遗址的计划往后放,先清理这处古墓群。

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当考察队员们打开墓葬群中3号古墓的棺材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棺木中覆盖着一块带有花纹的锦被,据当时在场的考古学家齐东方回忆,这块深蓝色的锦被,色泽艳丽,完整如新,如同百货商场陈列的样品一般。

考察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人身份至少是当地显赫的贵族,时代约为东汉至魏晋时期。

一眼望去,棺木中仅仅裸露在表面的织锦类文物就有十几种,锦被下还有什么令人惊艳的随葬品,不得而知。考察队员们凭经验断定,墓葬中的随葬品极其丰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理完毕的。由于考察队进入沙漠时所带的水和食品有限,不可能做长时间的细致清理。为了妥善保护文物,考察队决定立即封棺,等结束此次考察撤出尼雅时,再将文物带回乌鲁木齐仔细研究。

事实证明,3号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果然不同凡响。覆盖在尸体上的大锦被细密结实,红色、黄色、绿色的花纹层层相套,赫然织出“王侯合昏(婚)千秋万代宜子孙”的锦文。

锦被下面的两位墓主人,脸上盖着纹饰艳丽的“覆面”,上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的汉字,身穿色彩斑斓的锦袍、锦裤、绸衣,脚上是一对绣鞋。这些织锦一望便知是汉地所产的贵重物品。

清理3号墓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3号墓“打破”了另一座古墓。“打破”是一个考古学术语,意为后来的遗迹对以前遗迹的部分破坏,也就是说被3号墓“打破”的8号墓,是在更早的年代埋在这片墓地中的。

当考察队员们打开8号墓的棺材时,更加令人震撼的画面出现了。长方形的棺木中同样埋葬着一男一女两个死者。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还有一些早已干燥的食物。男性右侧摆着弓箭、箭筒、弓囊等,男性特有的用品。尸身所穿的织锦衣料上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吉祥话。

当考察队员将沉积在棺木中的沙土拨开时,发现墓主人尸体的臂肘腰部浮现出一块蓝底白字的织锦。织锦面积不大,上面织出的汉字却令在场所有人震惊,在云气纹、虎、瑞兽、鹤、凤凰和日、月的花纹中,赫然出现了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文。

这块织锦呈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周有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缝缀着3条白色绢带。经专家鉴定,它应该是拉弓射箭时使用的护膊(即护臂)。

众所周知,“五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图案。难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晋时期,古人就预言了今天的中国?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其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几个字是中国古代占星术上的占辞。

《汉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的语句。“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五星出东方”是指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域,连成一条直线形成“五星连珠”的天象。

“中国”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概念不同。众所周知,“中国”这个词组,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中国”二字意为天下的中央,即周天子居住的地方。战国以后,“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实是汉晋时期人们祈求国家强盛的一句吉祥用语。那么,织着这句“吉利话”的织锦护膊,怎么会出现在当时属于西域的精绝呢?

随后,考古队员们在棺材中发现的一块织有“讨南羌”三个字的织锦,似乎为人们提供了解答这道历史谜题的路径。

这片织锦无论从色彩、图案,还是织造结构看,都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如出一辙,而且将它们连缀成句就变成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南羌”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意思是,汉朝在今天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设立“四郡”的初衷是为了沟通西域,将南羌和匈奴隔离开来。

现新疆博物馆馆长、曾全程参与尼雅考察的考古学家于志勇,根据护膊上的文字,按图索骥,发现《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过一场西汉王朝与西羌人的战争。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年逾七旬的大将赵充国主动请缨,督师前往西陲,迎击羌人的进犯。

大队人马抵达湟水岸边后,虽然羌人多次挑衅,但赵充国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张遭到汉宣帝和朝臣们的一致反对,汉宣帝甚至认为他老朽怯战,在诏书中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星占术语催促赵充国赶紧与羌人决一死战。

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赵充国顶住压力,按兵不动,看准时机一举击溃了羌军。

不难看出,那一时期“讨南羌”是汉宣帝的既定国策。精绝也是南羌经常出没之地,也许出于这一原因,中原王朝特意织就了有这样文字的锦护膊送到精绝。那么,这位直到去世都一直戴着这个锦护膊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考古学家们在《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中推测“死者生前当为较有身份或地位显赫的人物”,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更直接指出,3号和8号两座墓的墓主人就是精绝王。

据《西京杂记》等典籍记载,虽然汉晋时期的富贵人家使用的器物上会出现“千秋万岁”“长宜子孙”等吉祥用语,但是只有王侯之家使用的织锦上才会有“王侯合昏”的字样。由此可见,墓中的汉锦可能是宫廷作坊织造,由皇帝下令赐给所封王侯的。

尼雅之地,西汉时为精绝,东汉时虽然归属鄯善统辖,但首官应当还是原来的精绝王。即便“王侯合昏”织锦可能是魏晋时期的物品,但它的主人应该就是精绝王的继承者。

8号墓的墓主人获赐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很可能表示他参与过征讨南羌的战争,并且立过功。

通过这前后两代墓主人身边的陪葬,俞伟超推断,1995年在尼雅遗址发现的这两座墓就是精绝王之墓。

亡国之谜

1995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尼雅的发现,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那一年出土的文物,不但昭示着古精绝曾经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为后人勾勒出中原王朝与西域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精绝地处要隘,一直是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汉锦,也与汉宣帝平定羌人之乱时所下诏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的历史事件互为印证。

然而,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并与中原王朝关系万千重的精绝,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变成了一座沙漠中的死城了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有些学者认为,环境恶化是精绝人最终放弃尼雅家园的原因。秦汉时期,尼雅河水充沛,在河水的滋润下,精绝曾经是一个林木葱郁,水草丰茂的沙漠绿洲,但是随着气候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尼雅河日渐干涸,并最终断流。尼雅河断流后,精绝失去了水源,居民无法生活,只好放弃了这座世代居住的古城。

可是,从尼雅遗址保存下来的状况看,这座古城并不像是被逐渐遗弃的。城中遗物四处散落,许多房屋半掩着门,存放的佉卢文简牍还密封着,储藏室里还存放着许多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精绝人突然决定离开家园呢?历史学家发现,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中反复出现一个词“Supi”。

佉卢文木牍中,这样记录着Supi人对精绝国的入侵:

“有来自Supi人之危险,汝不得疏忽。其他边防哨兵,应迅速派遣来此。”

“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之危险。命令信现已到达,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

“现此处听说,Supi人在四月间突然向且末袭来……”

这些令精绝人谈之色变的“Supi”到底是什么人呢?学界一般认为,Supi与青藏高原上的古代象雄王国“苏毗”部落应该是同一群人。

古代象雄曾经是吐蕃王朝崛起之前,藏地规模最大古国,曾经与和阗、鄯善接壤。从地缘环境来看,精绝与象雄的苏毗部落毗邻。考古学家们认为,尼雅遭到废弃,生态环境恶化并非主因,主要还是由于苏毗不断入侵。从遗址现场大量尚未拆封,并且堆放整齐的简牍文书看,也许精绝人还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故土。然而,这一天并没有到来,随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尼雅最终成为一座孤悬沙漠的死城。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后张弛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黄加佳)

参考资料:《尼雅:静止的家园和时间》《唤醒沉睡的王国》《汉晋时期西域精绝国与贵霜、苏毗关系考略》

占星术具体是什么

在西方占星术士认为,天体,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占星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作为判断基础,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占星学。占星术是什么:占星是根据天象来占卜人间事务的一种方术。在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时候生产力和知识的水平都很低,对于自然规律我们不能驾驭与把握,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把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早期的占星术多是利用星象观察来占卜较为重大的事件,如战争的胜负,国家或民族的兴亡,以及国王或大臣的命运等,后来逐渐扩展到个人命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东方占星术:不是只有西方有占星术,我们中国也有,中国古代因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一直对天文占星相当重视,所以古时候的官职还有“钦天监”这样一个职位,他们就是通过观察星象来断定凶吉。因此中国占星学在古时即已存在,当时称为“果老星宗”、“七政四余”与七政四余并驾齐驱的是子平术,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称的“四柱八字”。西方占星术:西方的占卜术其实就跟我们的算命占卜是一个道理,占星术的理论基础其实相当简单。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可以根据他出生时太阳、月亮和几大行星在星座中的位置来判断。而你想要知道一个人的运势高低、性格发展就只需根据他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观察便可,占星师用名叫“星相”的图片来分析这些天体的位置,并号称这样就能预测和解释人一生的道路,还能帮助个人、企业和国家制定重大决策。如何看待占星术:世界上各个文化有非常不同的占星学体系和理论。占星术士之间对占星学的使用范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占星学者认为占星学可以客观地预言将来可以被验证的事件,也有的占星学者认为占星学的解释只是趋向性的,很多时候会受心理的影响,任务其它并不能做预言。但是人们还是依然相信天象对我们生活有影响,到今天为止原始的占星学依然有许多信奉者。不论它是否可信,它似乎尤其可以满足许多人对超自然的虚幻的愿望。………………………………………………………………………………………………………………………………………….占星术能够预知越来,我们的好奇心驱使我们去占卜,然而的出来的结果,能够描写人的性格和未来,受心理的影响,它真能够促成类似的性格和未来的形成。假如一个人相信什么事情会发生的话,他有可能会不自觉或自觉地导致这件事的发生。他也可能会不自觉地采取一种特定的性格。结果是占星学的预言与实际的观察相符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实际观察并不说明占星学真的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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