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占星和古典占星名称,古代占星跟现代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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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占星和古典占星

古人认为彗星是定期来地球作恶的魔鬼，对它万分恐惧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源远流长，中外皆然。文艺复兴时代，大部分欧洲知识界人士和下层民众在这方面与中世纪相比，仍然毫无进步。1528年、1577年、1618年、1680年出现的彗星，都曾引起普遍的惊恐和混乱。连哈雷（E-Halley）对彗星轨道的科学推算，也被用来为荒诞不经的“世界末日预告”提供证据。反倒是第一流的占星学家—天文学家第谷通过对1577年大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在天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彗星的恐惧和迷信，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恐惧和迷信。对此可以在当时的有关著述中看到生动实例。当时有名的外科医生pà雷（A-Paré）在他的《天空怪物》一书中描述1528年的彗星说：

“这颗彗星是异常可怕的，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恐怖，有吓死的，有吓病的。它的尾巴异常之长，颜色红得像血一般，在这颗彗星的头上我们看出一只屈曲的臂，手里持着一柄长剑，好像要往下砍。在剑端有三颗星。在这彗星的光芒两旁有许多带着鲜血的刀、斧、剑、矛，其中还混杂有许多可憎恶的、须毛竦竦的人头。”引自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大众天文学》，李珩译，科学出版社（1965），第375页。

在彗星光芒中看出刀斧剑矛和人头，当然是虚幻的想像力的产物。那时有人甚至认为自己在天空中看见了军队。将彗星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西方和中国都是长期广泛流行的观念。当英国国王詹姆sī一shì（James I）召集剑桥大学的学者，请他们解释1618年彗星时，这些学者预言了三十年战争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灭亡（自“光荣革命”后，王位两传而绝，转入有远亲关系之另一家族至今。斯图亚特家族的世系则断绝于1807年）。

迷信sī想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致直到1680年，彗星还使人胆战心惊。几乎没有人敢于破除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伯努利（J-Bernouili，创立变分法并最先研究概率论）就彗星的问题回答这种成见的信奉者时说：“彗发不可能是神的愤怒的征象，因为彗发始终存在；它的尾部倒可能是这种征象。……”

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曾任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二任台长，1676年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测编了包含341颗南天恒星的星表。1705年出版《彗星天文论说》一书，预言了1758年回归的彗星与1456年、1531年、1607年和1682年是同一颗彗星。

那时哈雷已经建立起计算彗星轨道和周期的数学方法，他算出1680年彗星的周期是575年，数值虽不准确（后来别人的计算表明该彗星的周期应是8800年），却完全是科学的产物。但是他的计算结果却被当时的神学家兼天文学家惠斯顿（W-Whiston）引用来推算“世界末日”的确切日期！这日期据他推算是公元2349年11月28日或2926年12月2日。他说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预备了一颗彗星来做他复仇的工具，这彗星便是1680年的那颗彗星”。

既然迟至1680年对于彗星毫无根据的恐惧和荒诞不经的迷信还达到如此地步，那么当人们回过头去，看看百余年前以占星学驰名全欧的第谷对1577年大彗星所作的研究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就会深感天文学与占星学在历史上紧密交织在一起所呈现的局面是何等复杂多变了。

1577年大彗星的出现是那个时代引人注目的大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持续可见达87天之久（从1577年11月1日至1578年1月26日），而第谷又对它进行了空前细致的观测、描述和分析研究。大彗星刚消失不久，第谷就为此写了一篇小型作品。这是一篇“为一般的知识界人士而作”的通俗读物，所以是用德文写成。在这篇作品中他也用去不少篇幅讨论大彗星的占星学意义–未免有阿俗之嫌，那时一般读者显然是热衷于谈论这类话题的。但是第谷随即转向同一主题的拉丁文学术专著的精心写作，即第谷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论天界之新现象》，Tycho Brahe；De mundi aetherei recentioribus phaenomenis，Uraniborg （1588）；Prague （1603）；Frankfurt（1610）。最后这种版本曾由耶稣会士于17世纪带到中国，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北堂藏书1123号）。在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中此书译作《彗星解》。于大彗星消失十年之后的1588年首次出版。

第谷以占星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双重角色，充当了击碎水晶球宇宙学说（中世纪天文学的最后堡垒和象征）的斗士。早在1572年一颗超新星爆发（这颗星后来因第谷对它的研究而被命名为“第谷超新星”），他通过仔细观测就已发现超新星是在恒星天层，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教条不符；在1573年出版的《论新星》（De nova）一书中他已经对这种教条提出怀疑。但一颗超新星爆发对于公众的影响是远远无法与一颗大彗星相比的，因为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很少去注意千万群星中一个新成员的出现和消失，然而大彗星横空出世，壮丽奇幻，世人有目共睹，而对彗星的恐惧和迷信又是如此广泛，因此通过对大彗星的研究而dǎ开缺口，就对水晶球宇宙学说造成致命一击。《论天界之新现象》全书十章，详细记录，反复推算，主要任务就是要无可争议地确定大彗星的位置–在月球轨道zhī上的行星际空间，因而这颗变动着的、来了又去的大彗星是在“月上世界”运行的，所以水晶球宇宙学说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观测事实的。第谷的结论是：

天空中确实没有任何球体。……当然，几乎所有古代和许多当今的哲学家都确切无疑地认为，天由坚不可入之物造成，分为许多球层，而天体则附着其上，随这些球运转。但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

这个结论果然在当时遭到许多保守派人士的攻击，例如，后来曾被罗马教皇指定为伽利略著作审查官之一的恰勒蒙蒂（S-Chiaramonti）就写过一部《反第谷论》（Antitycho），硬要论证1577年大彗星是在“月下世界”以维护钦定的水晶球不被击碎。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攻击都是徒劳的，第谷的结论完全正确。

《论天界之新现象》一书的另一重要之处，就是第谷在该书第八章中公布了他自己创立的新的宇宙几何模型，这是jì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之后，欧洲第四种影响很大的古典几何宇宙mó型，也是这类模型中最后的一个。

意大利占星学家卡尔达诺

占星预言不可能都准确无误–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准确的，因此占星学家要想在公众miàn前维持其声誉于不坠，必须有一套辩解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设法使预言内容模棱两可，或是空洞化、普适化，这是最容易想到又经常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下面这些预言：

本月有一位伟人将有死亡或者患病之虞。

本月有一位杰出的教士将要升天。

（某宫中的某行星）表明巨大阴谋将被及时揭露。

上帝保佑国王威廉免遭一切公开与隐秘的敌人之害。

“伟人”本无确切定义，只要是较有名望或地位的人物即可，教士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每个月都会有人生病或归天；阴谋是什么，“及时”是何时，都无明确陈述；“上帝保佑国王……”更是典型的模棱两可之语–无论国王遇到危险还是平平安安，这条预言都无懈可击。利用这类预言，占星学家们就可以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种办法是强调自己预言之事只是“可能性”，而实际情况完全可能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所预言（或者说，所“指出”）de“可能性”未实现甚至演变成相反之局？最常用、听起来最振振有词的辩解是“神意”，因为上帝有能力改变一切。例如利利认为，占星学只限于分析自然原因，而不能解释上帝的奇迹。比如《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就不是占星学所能解释，因为这是“全能之神的亲手之作”；1652年他又解释说，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方式是不能指望由占星学作出预测的，因为这是“神的奇迹而非自然作用”；尤其是1659年，他预言这年5月护国公克伦威尔将“向全世界显示他的统治能力”，谁知这个月却成了护国公退位的月份，于是利利解释说，这种政局变动是不可能借助占星学去预测的，“它们显然是上帝之手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意”之说，与“哲人主宰星辰”的信念之间也不缺乏相通的余地–哲人克服了星辰所兆示的恶运，这种事本身就可归功于上帝。

第三种方法是承认自己在排算天宫图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导致预言失误。但这并不是直截了当认错就算，也有一套动听的说辞，不妨举前面谈到的意大利占星学家卡尔达诺为例。他成名之后，曾于1552年去英国，本来是为爱丁堡大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治病，但大占星家的名声在外，自然不能不算命；他预测幼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至少可享寿55岁，谁知这位君王不久就去世了，这一下预言彻底失败，卡尔达诺何以自解？他的办法是坦然发表了他为爱德华六世排算的天宫图，并附上一篇题为《我的事后思考》的文章，其中解释说，他的预言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在计算时略去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计算要耗费他一百多小时的工作量，他“因懒惰而冒险”，这才铸成大错。由于他应付得宜，他作为占星学家的声誉并未因此事受损，而因他这一番“作秀”，知名度反而大起来。

15世纪时期的4象限天宫图

占星预言在古代人看来有着“精密科学”的外表，因为天宫图的计算确实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运用，一点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而zài现代人眼里却又更多地看到它“伪科学”的一面。其实在这两者之间，确实yǒu一些颇为微妙的机制，能使预言变成真实。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暗示的作用。中国民间俗语有所谓“诚则灵”，也是此意。比如两人决dòu，技艺相当，本来各有五成胜算，但是占星学家预言甲方必胜，若甲方相信其说，因有必胜信心而勇气倍增，结果果然获胜。又如占星历书预言来年将有饥馑之虞，谷价将要上涨，如果农民和商人相信其说，必然会对谷物惜售和囤积，结果谷价果然上涨。再如财物失窃，当主顾去求助于占星学家时，他心目中通常已经有可疑之人；占星学家并不具体指明窃贼为何人，而只是对窃贼外表作某些玄远空泛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时会启发主顾的思维。特别是当窃贼本人也敬畏或虔信占星学时，效果会更好，可以设想当某主顾从占星学家的事务所回家后宣称：“无所不知的利利先生已经告诉我窃贼是谁”，窃贼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最后，人们确实无法否认，占星学家们曾作出过一些非常准确的预言，正是这些预言给占星学家带来巨大的声誉。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如想对这些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其实比当年占星学家为自己未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要难得多！如果我们站定在不违背现代科学原理的立场上，能够尝试进行解释的思路大体有如下几种：

概率论的解释。即在众多的预言中，总有可能“蒙对”一两次，也即古人所谓“多言或中”之意。对于答案比较少的问题（比如甲乙二人决斗谁胜谁负），这种解释听起来比较有道理。

心理学的解释。即上文所说暗示所产生的“诚则灵”的实际效果。这可以用来解释不少成功的预言。

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是出入于宫廷的御前占星学家，还是开设事务所的或是编写占星历书的占星学家（搞得成功了，往往一身三任，如利利即是如此），通常总是通晓世故，练达人情的；许多成功的预言，实际上是占星学家们灵活运用他们的社会经验、政治情报、商业信息所致，与天上的星象倒不一定有多大关系–天宫图有时只是一种“包装”。

在上面所说的“成功的预言”中，已将那些事后附会、神奇传说之类的情况排除在外。除了概率论、心理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还有一些记载明确、从各种情况看起来dōu相当“过硬”的成功预言，确实令人费解。也许，当占星学家–这些多年沉溺在神mì主义思想中的人–面对天宫图冥思苦想之际，真能有某些现代科学尚无法理解deqǐ示使他们窥见未来？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一想，立刻就有从先前设定的立场上偏离之虞。

节选自《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占星学》

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哪个准

现代占星注重11宫，就是朋友对你的印象，换言之就是性格，印象方面。古典占星比较考虑自由意志对命中注定的扭转程度，简言之就是知道将来发生的事，让你提前预防。现代占星用外行星，古占大多不用外行星。另外说古占难的纯属胡说，现代占星用象限宫位制，古占我都用整个星座宫位制。古占特殊点一眼就能看出来现代占星也一样。另外正因为现代占星使用外行星，使得cóng一个意向到另一个意向多个解读变得十分麻烦，因为任何一个简单的主题都与整个星盘的意向相关联，就是说那些不成相位的行星，也是有关联的，然后解读就困难了。而古占列出了意向的优先顺序，可以放慢思路，整理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