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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金星逆行 纹身
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入研究，对警察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警察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警察。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警察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身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游行。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性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胸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口交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
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乳酪酸黄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强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满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这些性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身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皮夹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骚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性是绝不会原谅的。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血，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骚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高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血，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交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迷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干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高大、强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唇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棒，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阴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不受喜爱、行为怪异的女孩。
后来，当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天大恶行”发生了，这事她并不愿意多想。最后一次爆发设立了范例，使得小学的档案簿内容再次被拿出来评估。此后她就被法律认定为……疯子。一个怪胎。莎兰德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证明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不过只要潘格兰担任她的监护人一天，她对这些事便不感到困扰；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如今出现这个毕尔曼，她受监护的事实恐怕会成为她生活上麻烦的负担。无论她找谁，都会遇到陷阱，万一她打输这场仗怎么办？她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吗？会被关起来吗？其实别无选择。
当晚稍晚，当西西莉亚和布隆维斯特两腿交缠静静地躺在一起，西西莉亚的胸部就贴在他身侧时，她抬头看着他说道：
“谢谢你。已经好久了，而且你也不错。”
他微微一笑。虽然幼稚，但这种恭维总是听得舒服。
“很意外，但我很享受。”
“我很乐意再来一遍。”西西莉亚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看着她。
“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情夫吧？”
“一个备用情夫。”西西莉亚回答。“不过你得回家睡觉，我不希望我早上醒来还没做运动、化妆之前看见你在这里。你最好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我们的事。”
“我怎么可能！”布隆维斯特说。
“我尤其不希望让伊莎贝拉知道。她这个人很麻烦。”
“却住得离你最近……我遇过她。”
“是呀，幸好从她家看不到我的前门。麦可，请保守秘密。”
“我会的。”
“谢谢你。你喝酒吗？”
“偶尔。”
“我好想来一点水果味的杜松子酒，你要吗？”
“好啊。＂
她用床单裹住身子下楼。当她端着一壶冰水、两杯杜松子酒和柠檬回来时，布隆维斯特正光着身子站在她的书架前浏览。他们干了一杯。
“你为什么会过来？”她问道。
“没什么特别原因。我只是……”
“你本来坐在家里，翻阅亨利的调查资料，然后忽然跑过来。就算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过那些资料吗？”
“一部分。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和它同在。只要和亨利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受海莉失踪疑案的影响。”
“这的确是个会让人入迷的案子。我认为这是发生在一座岛上的所谓密室悬案。所有的调查似乎都不依循正常逻辑。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死胡同。”
“这种事会让人沉溺其中。”
“那天你也在岛上。”
“对，我在，也目击到整个骚乱的情形。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读书，那个周末我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对她的看法似乎天差地别。”
“这是不列入记录还是……？”
“不列入记录。”
“我完全不知道海莉心里在想什么。你想问的肯定是她的最后一年吧？她一下是个疯疯癫癫的宗教狂，一下又浓妆艳抹、穿上紧身毛线衫去上学。她显然非常不快乐。但我说了，我当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问题的起因何在？”
“八成是戈弗里和伊莎贝拉。他们的婚姻根本是胡闹，不是狂欢作乐就是争吵。倒不会打架——戈弗里不是会打人的人，他甚至有点怕伊莎贝拉。她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戈弗里便几乎长年住在他的小屋里，而伊莎贝拉则从来不去。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村里，活像个流浪汉。后来他清醒了，再次穿得整整齐齐，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难道没有人想帮海莉吗？”
“就是亨利呀！最后她搬进他家。不过你别忘了他还忙着扮演大企业家的角色。他经常出远门，没有太多时间陪海莉和马丁。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本来在乌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父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父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熟，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考试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水。他的裤裆开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折磨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父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足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父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
“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入国会，说不定还能入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欢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身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 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入研究，对警察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警察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警察。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警察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身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游行。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性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胸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口交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
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乳酪酸黄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强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满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这些性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身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皮夹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骚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性是绝不会原谅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血，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骚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高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血，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交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迷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干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高大、强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唇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棒，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阴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不受喜爱、行为怪异的女孩。
后来，当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天大恶行”发生了，这事她并不愿意多想。最后一次爆发设立了范例，使得小学的档案簿内容再次被拿出来评估。此后她就被法律认定为……疯子。一个怪胎。莎兰德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证明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不过只要潘格兰担任她的监护人一天，她对这些事便不感到困扰；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如今出现这个毕尔曼，她受监护的事实恐怕会成为她生活上麻烦的负担。无论她找谁，都会遇到陷阱，万一她打输这场仗怎么办？她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吗？会被关起来吗？其实别无选择。
当晚稍晚，当西西莉亚和布隆维斯特两腿交缠静静地躺在一起，西西莉亚的胸部就贴在他身侧时，她抬头看着他说道：
“谢谢你。已经好久了，而且你也不错。”
他微微一笑。虽然幼稚，但这种恭维总是听得舒服。
“很意外，但我很享受。”
“我很乐意再来一遍。”西西莉亚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看着她。
“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情夫吧？”
“一个备用情夫。”西西莉亚回答。“不过你得回家睡觉，我不希望我早上醒来还没做运动、化妆之前看见你在这里。你最好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我们的事。”
“我怎么可能！”布隆维斯特说。
“我尤其不希望让伊莎贝拉知道。她这个人很麻烦。”
“却住得离你最近……我遇过她。”
“是呀，幸好从她家看不到我的前门。麦可，请保守秘密。”
“我会的。”
“谢谢你。你喝酒吗？”
“偶尔。”
“我好想来一点水果味的杜松子酒，你要吗？”
“好啊。＂
她用床单裹住身子下楼。当她端着一壶冰水、两杯杜松子酒和柠檬回来时，布隆维斯特正光着身子站在她的书架前浏览。他们干了一杯。
“你为什么会过来？”她问道。
“没什么特别原因。我只是……”
“你本来坐在家里，翻阅亨利的调查资料，然后忽然跑过来。就算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过那些资料吗？”
“一部分。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和它同在。只要和亨利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受海莉失踪疑案的影响。”
“这的确是个会让人入迷的案子。我认为这是发生在一座岛上的所谓密室悬案。所有的调查似乎都不依循正常逻辑。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死胡同。”
“这种事会让人沉溺其中。”
“那天你也在岛上。”
“对，我在，也目击到整个骚乱的情形。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读书，那个周末我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对她的看法似乎天差地别。”
“这是不列入记录还是……？”
“不列入记录。”
“我完全不知道海莉心里在想什么。你想问的肯定是她的最后一年吧？她一下是个疯疯癫癫的宗教狂，一下又浓妆艳抹、穿上紧身毛线衫去上学。她显然非常不快乐。但我说了，我当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问题的起因何在？”
“八成是戈弗里和伊莎贝拉。他们的婚姻根本是胡闹，不是狂欢作乐就是争吵。倒不会打架——戈弗里不是会打人的人，他甚至有点怕伊莎贝拉。她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戈弗里便几乎长年住在他的小屋里，而伊莎贝拉则从来不去。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村里，活像个流浪汉。后来他清醒了，再次穿得整整齐齐，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难道没有人想帮海莉吗？”
“就是亨利呀！最后她搬进他家。不过你别忘了他还忙着扮演大企业家的角色。他经常出远门，没有太多时间陪海莉和马丁。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本来在乌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父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父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熟，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考试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水。他的裤裆开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折磨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父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足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父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
“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入国会，说不定还能入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欢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身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 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入研究，对警察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警察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警察。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警察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身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游行。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性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胸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口交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乳酪酸黄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强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满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这些性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身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皮夹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骚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性是绝不会原谅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血，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骚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高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血，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交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迷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干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高大、强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唇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棒，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阴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不受喜爱、行为怪异的女孩。
后来，当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天大恶行”发生了，这事她并不愿意多想。最后一次爆发设立了范例，使得小学的档案簿内容再次被拿出来评估。此后她就被法律认定为……疯子。一个怪胎。莎兰德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证明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不过只要潘格兰担任她的监护人一天，她对这些事便不感到困扰；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如今出现这个毕尔曼，她受监护的事实恐怕会成为她生活上麻烦的负担。无论她找谁，都会遇到陷阱，万一她打输这场仗怎么办？她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吗？会被关起来吗？其实别无选择。
当晚稍晚，当西西莉亚和布隆维斯特两腿交缠静静地躺在一起，西西莉亚的胸部就贴在他身侧时，她抬头看着他说道：
“谢谢你。已经好久了，而且你也不错。”
他微微一笑。虽然幼稚，但这种恭维总是听得舒服。
“很意外，但我很享受。”
“我很乐意再来一遍。”西西莉亚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看着她。
“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情夫吧？”
“一个备用情夫。”西西莉亚回答。“不过你得回家睡觉，我不希望我早上醒来还没做运动、化妆之前看见你在这里。你最好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我们的事。”
“我怎么可能！”布隆维斯特说。
“我尤其不希望让伊莎贝拉知道。她这个人很麻烦。”
“却住得离你最近……我遇过她。”
“是呀，幸好从她家看不到我的前门。麦可，请保守秘密。”
“我会的。”
“谢谢你。你喝酒吗？”
“偶尔。”
“我好想来一点水果味的杜松子酒，你要吗？”
“好啊。＂
她用床单裹住身子下楼。当她端着一壶冰水、两杯杜松子酒和柠檬回来时，布隆维斯特正光着身子站在她的书架前浏览。他们干了一杯。
“你为什么会过来？”她问道。
“没什么特别原因。我只是……”
“你本来坐在家里，翻阅亨利的调查资料，然后忽然跑过来。就算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过那些资料吗？”
“一部分。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和它同在。只要和亨利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受海莉失踪疑案的影响。”
“这的确是个会让人入迷的案子。我认为这是发生在一座岛上的所谓密室悬案。所有的调查似乎都不依循正常逻辑。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死胡同。”
“这种事会让人沉溺其中。”
“那天你也在岛上。”
“对，我在，也目击到整个骚乱的情形。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读书，那个周末我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对她的看法似乎天差地别。”
“这是不列入记录还是……？”
“不列入记录。”
“我完全不知道海莉心里在想什么。你想问的肯定是她的最后一年吧？她一下是个疯疯癫癫的宗教狂，一下又浓妆艳抹、穿上紧身毛线衫去上学。她显然非常不快乐。但我说了，我当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问题的起因何在？”
“八成是戈弗里和伊莎贝拉。他们的婚姻根本是胡闹，不是狂欢作乐就是争吵。倒不会打架——戈弗里不是会打人的人，他甚至有点怕伊莎贝拉。她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戈弗里便几乎长年住在他的小屋里，而伊莎贝拉则从来不去。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村里，活像个流浪汉。后来他清醒了，再次穿得整整齐齐，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难道没有人想帮海莉吗？”
“就是亨利呀！最后她搬进他家。不过你别忘了他还忙着扮演大企业家的角色。他经常出远门，没有太多时间陪海莉和马丁。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本来在乌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父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父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熟，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考试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水。他的裤裆开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折磨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父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足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父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入国会，说不定还能入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欢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身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只不过阿曼斯基可能会太当一回事，以至于过度关注而让她喘不过气。他呀……也可行吧。
虽然她很清楚妇女庇护中心的功能，却从未想过前去求助。在她眼里，庇护中心是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仅剩的选择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这样绝对可行。
看来毕尔曼律师的未来堪虑——
注释：
①一种摇滚手势，又称“魔鬼之角”。
每日运势5月12日解析？
一起来看看十二星座5月12日的
运势
感染2004解析？
出场人物简要介绍（人物深度解读放在后面）：
1.秋叶清一：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专业医师，医院的运营基本都由他负责，但是这段时间医院的院长联系不上，医院医生护士的工资已经欠了三天还没有发，医院本身的运营状况非常不容乐观，dǎo致他压力巨大。————之后的剧情分析简称为“秋叶医生”。
2.鱼住晴哉：医院内科的专业医师，与妻子离异并育有一女，女儿跟着妻子生活，鱼住每个月会给妻子抚养费，但是这个月由于医院工资拖欠，一直没能给妻子抚养费，被妻子在电话里狠狠DISS一通，加上医院状况不好，他对自己的前途很不安，所以一直都很焦虑，也向秋叶医生表达了自己之后会离职，寻找更好下家的意愿。————之后剧情简称“鱼住医生”。
3.岸田孝：医院外科主任，脾气暴躁，遇到棘手的事情喜欢躲避，看不起且时刻打压技术不到家的后辈，但是又不抽出时间去培养教导他men，在医院最忙的时候躲到病房里呼呼大睡，而且似乎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后面再说），总之他是个卖弄老资格，色厉内荏的前辈医生。————之后剧情简称“岸田医生”。
4.平田俊一：外科的年轻实习小伙子，虽然缝合伤口的技术还不到家，却很有干劲，处处被那个暴躁的岸田医生打压，说：“如果让你这种小崽子来给病人缝合，那么我们医院外科就要改名了！”，虽然这样，但是这个有点一根筋的小伙子却丝毫不灰心，坚持不懈地用猪肉来练习缝合。————之后剧情简称“平田小子”。
5.安季小圆：23岁，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实习xiǎo护士，小时候得哮喘被护士照料得很好，所以立志做一个能够照顾别人的护士，内心敏感脆弱，在医院里时刻被前辈打压，很容易被人掌控，算是一个相当懦弱无主见的人。————之后剧情简称“小圆护士”。
6.桐野优子：我最不喜欢的角色，有一定资历的护士，为人极其刻薄，充满恶意，处处用言语打压挖苦甚至是绑架他人，其中最主要的受害对象就是小圆护士，而且这个护士言语攻击他人完全不要任何理由，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感。————之后剧情简称“刻薄护士”。
7.立花七惠：医院里的护士，为人善良，但是也比较懦弱，属于那种对谁都好，存在感不强的人，这个女护士似乎对秋叶医生有一点好感。————之后剧情简称“立花护士”。
8.中园雪乃：医院里的脑科专业医生，工作态度非常一般，到点下班就走，遇到麻烦的病人能够推掉就尽量推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之后剧情简称“雪乃医生”。
9.塩崎君江：护士长，工作态度一丝不苟，有着责任感与正义感，但是立场不坚定，真zhèng遇到会侵犯自己利益的事情时会立马趋利避害。————之后剧情简称“护士长”。
隐藏重要人物（具体介绍放在后面）
1.阿卡伊医生：秋叶医生产生的幻象医生
2.精神病老妇人：看似有着精神疾病的老妇人
3.赤井洁：大火中幸存但是家人全部罹难的重度烧伤患者
4.黄发纹身小伙子：神秘的脑出血患者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反复回味了许久，我在思考这所医院发生的事到底是“灵异事件”还是“心理事件”，换句话说就是到底是“怨灵作祟”还是“人心作祟”。
一开始我以为转折点是那名烧伤患者被治死，从而导致一系列超自然事件的发生，但是我反复观看后又发现，在最后烧伤患者惊恐的第一视角下可以看到在“抢救”他时，那些医生护士的神情就已经不对劲了，所以我认wèi应该是从之前某一个节点开始，某种奇怪的东西就已经造成了医院里医生护士的异变。
我想了半天，一边看一边寻找线索，终于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容易被忽视的角色————那名一开始说自己“眼冒金星，站都站不稳”且神情极其不对劲的纹身黄发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之后双耳出血，晕倒并不省人事，我觉得他双耳出血时候的样zi，和后面医生护士们感染病发时的表现很像，于是我立马来了兴致，开始带入这个黄毛小伙子观看影片，这一看我果然发现不少有趣的地方。
影片三分零六秒处第一次出现歪歪斜斜的黄毛小伙子，紧接着三分十六秒的时候还没给正脸镜头，却就已经给了黄毛小伙左臂上一个太极图样的纹身（左右臂各一个）的镜头，第一次看我并没有在意，直到现在我发现这个“太极”的图案有着非常有趣的含义，太极意味着调和制衡，在医院里是不是也可以代表着“活人”与“死人”的制衡呢？小伙子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摔倒了，之后就迷迷糊糊的走到医院来了。
带着这一点发现我继续往下看，我发现在十分二十秒处，秋yè医生帮助黄毛小伙检查，说他颅内大出血的时候，镜头还特地转到了那个太极纹样前面，这时候秋叶医生还补充：“他是自己从国道上走过来的！”，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了一个相当恐怖的想法！
之后还有！在影片进行到一小时零二十秒处，也就是小圆护士去黄毛年轻人那个病房（也就是护士长感染后被抬到的那个房间）查看的时候，镜头又停留在那名年轻人右手臂上太极的纹身处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医院已经产生了异变！
最后一次黄毛小伙的出现是在一小时三十二分处，那时雪乃医生被前来接管的医生询问这个黄毛小伙子是不是她的病人，雪乃医生推脱说自己不知道，对话期间，镜头里依旧可以看见太极图案！
如此多的镜头让我极其兴奋，我发现，黄毛这一角色很像是一个“诅咒载体”，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这间医院在这个黄毛进来的一瞬间，就发生了变化！他全程虽然昏迷，但是却像是一个旁观者！
他也能证明医院的异样并非由烧伤患者带来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整晚都没有在医院的雪乃医生，明明在lái医院之前还是正常的，但是在之后接触到黄毛后，就产生了和之前感染的人一样的症状.
雪乃看的那一段对于急救队员的采访，记者最后问“那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那名急救队员有意回避了“把那名患者送到了哪里”，而是只强调自己“万幸没yǒu把病人送到这所医院里来”，我感觉他似乎在隐瞒什么事情。
结合qián面的黄毛从国道上自己走过来的这句话，我刚刚上面说的“恐怖的想法”就是，这个黄毛可能也曾经是某个，或者说就是那个急救队员车里的病人，然后也遇到了“找不到可收容的医院”这种事情，于是最后很有可能被抛弃了！
乍一听似乎是我过度解读，但是看秋叶医生第一次关掉急救无线电台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我就可以推测“急救病人找不到医院”这种事情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需要抢救的病人在车上找不到医院？哦！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全国那么多医院，其它医院不行吗？”我感觉可能秋叶医shēng会有这种想法，既然秋叶医生有，那么其它医院的医生呢？自是不必说！
所以在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收容的医院时，会不会有可能，急救队员为了不承担“病人死在自己车上”的责任，从而会把病人抛弃呢？
那个最后急救队员有点躲闪的眼神，是不是意味着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夜晚，又有某个病人被抛弃了呢？
医生与护士内心“善”与“恶”的斗争：医生与患者的摩擦与矛盾
生者与死者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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