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占星学因为预测事件、定义好坏，给人留下了“宿命论”的印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演化到个性分析，随着这次大革命，占星学蓬勃发展，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我的老师们都是在这个时期走上职业占星师道路，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世纪革命运动中的——每每提起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热血沸腾。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似乎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职业占星师活跃在西方社会舞台上，更别提在一些地方被政府法律许可职业经营。此时的占星学以人本主义为宗旨，运用心理学，强调个人向内的觉察和接纳与改变，因此，这一批占星师在做教学和咨询的时候，也会向学生和客户强调事情不分好坏，而要去探索事情背后的意义，尤其去挖掘困境里要学习的功课及成长潜力是什么。在这个宗旨上，行星也不分好坏，所有行星的入庙、擢升和落陷、失势等这些也一并不着重考虑，在我的认知上，这也是他们与传统古典占星的分歧所在。
占星师在咨询时，一旦区分了事情的好坏，就容易给客户带来暗示的心理，从而产生伤害，而咨询最重要也最应坚持的就是避免对客户造成伤害。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一点，只不过我觉得对事情“好坏”的评判，和对行星“好坏”的评判，不应该被合并到一起。事情“好坏”就像人本占星学强调的那样，在没有觉知之前和有觉知之后，因为当事人的态度可能有变化，“好坏”的定义也会起变化。
就像诺·泰尔强调的那样，人是做事的那个，人是可以让事情发生或者不让事情发生的。而行星，是宇宙能量和宇宙秩序的象征，人是无法不想要这个行星，或者想要这个行星的，也是无法将行星的性质、速度进行改变的。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也容易在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时产生矛盾、模糊，甚至挫败。我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直到遇到古典占星学，才更进一步确定，行星的“好坏”定义其实是行星在不同的星座、宫位而区别出来力量的强和弱，表达行星能量的容易和困难，在心理上是否容易或者不易造成伤害等。
如果不去区分的话，举个例子，月亮四分火星，这两颗行星同样都存在挑战，可能要对月亮做一些工作，又要对火星做一些工作。但如果火星落陷（弱）而月亮入庙（旺）或者在一个舒服的星座里，那么存在挑战比较多的是火星（男性），在成长过程中也较多体现在父亲的愤怒问题，如果投入精力把火星的状况改善，那么月亮也自然会获得宁静；如果火星入庙（旺）而月亮在落陷（弱）的位置，成长过程中也较多体现在父亲没有愤怒的问题，而可能是母亲（要注意这并不是绝对的，还要去观看整张星图）。
加上类似这样的考量后，我发现和客户讨论问题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切入问题的本质了，当然这个只是踏入古典占星的第一小步。我也越来越发现，虽然在咨询时没有必要向客户强调说“你某某颗行星是落陷的”，但对应到某些人生经历时，对于与陷（弱）行星相关的事项，应花更多的时间去和客户讨论。
在个案的内外整合方面，古典占星也带给我很多启发和帮助。古人强调“内外合一”，而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太过关注 “内”，没有足够的向“外”投入。我自己也感觉不对劲，就是找不到原因所在。直到阅读了《当代古典占星研究》这本书之后，我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本书提到，当占星师认为所有事物都存在于个人主观的想法中时，就会忽略生活中各项重要、客观存在的事件，更无法精准地描述人们的反应，也无法很好的进行诠释。这本书同时也提到了占星学里非常有价值的“客观距离”。我意识到，如果在这种“不全面”的状况下继续向内探索，会遇到瓶颈。
随后，我接触到了两种宫位制交叉使用的方法。古典占星主要使用的整宫制，而现代占星主要使用的象限宫位制。这两种宫位制有着不同的原理，前者可以很好的反映现实环境、客观的状况——我理解为“外”；后者可以很好地反映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理解为“内”；当分别使用这两种宫位制做出来的星图行星不在同一个宫位时，意味着现实的客观环境与这个人的内在感受和认知会体现在不同的领域里，这可能就会造成现实和理想不能够契合的统一的状况。这不仅有助我们理清了人生中许多困境产生的原因，也在如何能够更好地做到内外整合方面，给我带来很多启发和思索。
回到占星学的发展历史，古典占星学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的复兴，也与前面60、70年代的侧重内在的探索不同，它加入了更多客观环境的描述，有着更为全面的视角，在我看来也是由“内”到“外”的一种结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都更加多元化，从前的限制渐渐被瓦解，绝对的“宿命论”可以被较温婉的分析所代替，所以我认为也无需再将过去那种“中国传统算命”的印象来安在古典占星上，而因此错过非常多占星学的奥妙和智慧。
或许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自由、更创新的角度来不断汲取古典占星学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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