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由市场主导的西方互联网，还是强监管主导东方互联网，最终殊途同归的走到了集权、矮化公民为消费者、侵犯隐私与操控舆论的这一终点。
▶2018 年百度 CEO 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无意中说出的“隐私换便利”，时至今日，这几乎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想要便利，交出数据，而这还只是互联网诸多不可调和矛盾的体现之一。
▶虽然我们不能将互联网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互联网公司的主观邪恶。但更糟，因为这意味着互联网的恶行某种程度上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客观必然。
▶随着技术裂变程度和技术普及程度双双到达天花板，“有没有”这一基础性问题已经被解决。于是，我们会开始潜移默化的开始关注它的正当性问题。
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之争
▶科技并不天然向善，科技是可以作恶的。我们应该推动的不只是科技发展具有天然推动社会福祉的作用，还应防止科技被应用到社会福祉的削减，即减少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手中所拥有的积木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组合出新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则能成为更新物品的组成部分。
▶但该理论二律背反的解释方向：我们手头的积木半成品越多，我们将它们组装成一个有意义物体的几率就越小。因此，我们为了组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物体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缩小社会格差
▶免费、易得、娱乐性高的娱乐方式引发全民沦丧是一个伪命题，但“奶头乐”确实会引发信息格差问题。
▶唾手可得的娱乐产品平等的降临每个人的指尖，但只有那些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才会深陷其中。免费易得的娱乐产品会占用更多他们原本有机会获得学习和晋升的时间。
打破文明藩篱
▶“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使得我们无法像经济学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那样，在每个决定上做出帕累托最优解。
这种影响深入人心，从微观到宏观，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即便在拥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共同的利益下，依然做出截然相反的顶级决策。
▶由于个体交流的本质是低效且无序的，反而加剧了各文明圈之间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不同群体之间将彼此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本身，这使得讨论更容易非此即彼。
▶在相对狭小的舆论环境中，更有理的人更容易“声量大”；而在绝对开放环境中，则是谁的声量大谁“更有理”。
▶无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最不能代表其优越性的那一拨人来代表形成他人对这一圈层的印象。
▶在互联网之后，广场式社交媒体第一次赋予了个体侮辱一整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能力。
▶言论自由是否代表可以发表不专业、不理性甚至不准确的内容呢？在“言论自由”一词诞生的年代，是这样的。但在言论自由这一概念被提出的时代，人类个体并没有被赋予简单无门槛的向70亿人发声的能力。
“保证任何言论不入罪”和“向 70 亿人发声的能力”是否是一个互斥要件？
呈现真实的世界
▶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来说，广场式社交所推崇的事件当事人自我发声可能会陷入一种更不理性的状态——这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找到支撑，比如一些人在目睹枪击案后会将凶手与一个完全无关的人联系起来，或凶手在现场所说话产生臆想。
▶每个事件的当事人几乎都是不同的人，个体用户无需为自己的长期新闻信誉负责，这使得故意造谣者也变得有机可乘。
▶与传统媒体相比，广场式社交上的个人媒体往往带来的是十倍的真实感和十分之一的真实性，这对社会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
▶严肃媒体因无法与个体发声者比拼“真实感”和“速度”，而个体却因为带有了媒体属性而被迫要求任何发言都要有“真实性”和“专业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你很难说清楚 Google News、Apple News 或者 Youtube 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事实上，他们会完全依照读者的喜好为其呈现出最符合读者调性的报道。
这正是一个“中立”的推荐算法所追求的——为读者呈现它想看到的东西，并告诉他这就是全世界。
▶在算法驱动的舆论场下，虽然立场两端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失去了交战的场所。不同的新闻被完全分发给完全不同的人，形成相互隔离且愈发极端的舆论场，这种隔阂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
▶互联网剥夺了（新老）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但并没有消解议程设置，他通过信息茧房将议程设置固话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中。谁知道距离推荐算法入住搜索引擎排序还有多少天呢？
“元叙事”的倒掉
▶如果人类自身都无法定义何为紧急情况下的“正确判断”，你又如何要求机器按确定的道德标准行事呢？
▶当一个大的元叙事倒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元叙事崛起，而新的元叙事往往由旧元叙事中脱颖而出的某些元素再加上新的排布逻辑构成。
▶而互联网为元叙事带来的危机远非终结了某一种特定的元叙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模糊界限的消失，会让所有碎片化的元叙事要素也溃不成军，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对任何一种叙事元素的信赖。
▶在过去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往往没有大规模的对话渠道，因此两个持有不同文化的个体客观上无法对彼此爱的定义展开论战。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对爱持有不同定义的人，在网上吵来吵去、互相攻击最终甚至演变成极端主义。
▶在互联网里，爱神从英灵座跌回凡间，被解构成了每一种世俗利益冲突中的牺牲者，失去了其本身的号召力与同一性，最典型的比如宗教之爱与同性之爱的冲突。
这种解构一方面是由过度且简单的连接一切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互联网的精确定义与精确记忆所构成。每一个旧的叙事元素，皆因历史上的污点而无法翻身。每一个新的叙事元素，在其受到公众认可的上升期都会引发大规模无建设性的讨论。
最终，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叙事的时代。
▶元叙事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好处并非是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使之可以用于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相信共性，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这种“迷信”是有益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它的运作方式远远超出个体乃至小型、中型组织的理解能力。
▶由科技生产力驱动的现代社会，本身是基于大多数人足够“迷信”才得以运转的。但互联网又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质疑能力。一个现代阴谋论者通过互联网广搜资料所生产的文章，可能比一个世纪前的正经科学论文更具“可信度”。
▶在非互联网时代，消息传播速度与地缘相关；在互联网时代，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大众对公共安全、民生等问题又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会将每一个在媒体上披露的事件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从而忽略了概率问题。
▶由于我们不安于越来越无法令人信服的元叙事，技术乐观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妥协出的一个结果，是用技术本身来固化与强调我们已有的某些叙事——比如道德。
▶我们逐渐习惯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仅与道德所冲突的“负面”。
外化的、强制的、精准的道德会使得人失去自发向善的能力，消解道德作为法律补充的社会力量，使得更多的人在潜意识中加入“钻道德空子”的阵营。如库克所说，“我并不担心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利用技术手段精确执行某种当下的道德，即是让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技术需要有价值观，指的应当是编写技术的人、运用技术的人、使用技术的人拥有价值观，而绝非技术本身拥有价值观。
风险的分散化大生产
▶在之后的日子里，由单一或极小群体引发全球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频度也越来越高，同时也不再局限于环境领域。
▶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现实，在海洋、土地、天空三个自然相连的媒介之上，人类又搭建了贸易、金融与信息三个互联互通的网络。
▶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意味着“没有中间商分风险” ,风险生产者的门槛在降低，而风险受害者的规模和频次在上升。
新冷战与新希望
▶ 一旦我们陷入到对风险的绝对防范就会导致我们陷入无限的焦虑。 我们的社会从个体到政权都进入了一种紧张且敏感的状态，对一些正常的负面影响传到过度反应、提前反应乃至于过度解读。
▶互联网的敌人是其自身，是强调平等导致的鸿沟，是信任泛滥导致了猜忌，是过度连接导致了隔阂。互联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呑身之蛇与巴别塔，是现代社会的自反性。
▶与历史中的绝大多数趋势一样，科技的普及和利用也有其摇摆性，每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之后往往都紧随一轮关于技术的反思。而最终，新技术会在进步与反思的博弈中达到对人类社会最有利的平衡。
▶在技术特权的回收期（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个体而言每个人的个体福祉都在下降，而社会整体福祉却在上升。因为原本那些用于让利于个体福祉的成本，被转移用作了整体福祉的保障。
技术裂变熄火与技术普及熄火
▶面对技术裂变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产业互联网”（微软、亚马逊、Google、BAT），向着互联网过去没有触及的领域，去尝试与一些过去未曾组合过的技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引擎重新点燃。
▶面对技术普及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科技向善”（微软、Google、IBM、BAT）。科技向善并不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下一轮消费互联网中的竞争方法。
这并不简单的让科技公司或它的领导人“做个好人”，而是需要在实践中的精准的平衡社会利益与商业利益，这一难度不亚于某些精妙的产品创新。
▶希望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会成为不久之后的“需求”，然后在下一个时代成为产品、解决方案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V5Dk4gpzpdb-zsfurp9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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