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此《尚书正义》由唐孔颖达等奉敕撰。全书共二十卷，按朝代分为：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此为日本弘化四年熊本藩时习馆影刻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后有吉川幸次郎跋。
《尚书正义》有两部八行本及一部单疏本传世，据学者研究，八行本《尚书正义》属南宋第一代义疏刻本，是现存最早之版本（现存单疏本属南宋第二代刻本，刊刻时间晚于八行本），最可信据。现存的两部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尚书正义》，一部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乃杨守敬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购自日本大阪，后归张之洞，书前有杨守敬跋。此本 “补版絶少”，卷七、八、十九、二十整卷及卷三第三十九叶、卷十三第六至二十九叶、卷十四第十四至二十五叶为抄补，卷十第三十三叶则阙而未补，书末有迻录八行本《礼记正义》黄唐跋。一部藏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略有抄补。需要注意的是，旧说国图藏本阙卷据足利学校藏八行本影摹，后经日本学者研究，抄补所据实为日本弘化 [1] 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摹刻足利学校藏本。时习馆本经过校改，间有讹误，与足利学校藏本不尽一致。（介绍参考）
影钞宋椠尚书正义序、例言
孔维等校定上表、长孙无忌等上表、孔颖达序
卷一：尚书序
虞书
卷二：尧典第一
卷三：舜典第二
卷四：大禹谟第三、皋陶谟第四
卷五：益稷第五
夏书
卷六：禹贡第一
卷七：甘誓第二、五子之歌第三、胤征第四
商书
卷八：汤誓第一、仲虺之诰第二、汤诰第三、伊训第四、太甲上第五、太甲中第六、太甲下第七、咸有一德第八
卷九：盘庚上第九、盘庚中第十、盘庚下第十一、说命上第十二、说命中第十三、说命下第十四、高宗肜日第十五、西伯戡黎第十六、微子第十七
周书
卷十：泰誓上第一、泰誓中第二、泰誓下第三、牧誓第四、武成第五
卷十一：洪范第六
卷十二：旅獒第七、金縢第八、大诰第九、微子之命第十
卷十三：康诰第十一、酒诰第十二、梓材第十三
卷十四：召诰第十四、洛诰第十五
卷十五：多士第十六、无逸第十七
卷十六：君奭第十八、蔡仲之命第十九、多方第二十
卷十七：立政第二十一、周官第二十二、君陈第二十三
卷十八：顾命第二十四、康王之诰第二十五、毕命第二十六
卷十九：君牙第二十七、冏命第二十八、吕刑第二十九
卷二十：文侯之命第三十、费誓第三十一、秦誓第三十二
吉川幸次郎跋、三山黄唐题识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就其内容来看，《尧典》《舜典》记载上古时期的帝王尧、舜的言行，《禹贡》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汤誓》是商汤伐夏桀的誓师之辞，《盘庚》是商代中期的帝王盘庚迁往殷（今河南安阳）的史事，《牧誓》是周武王伐商将战于牧野的誓师之辞，《大诰》是周成王平定武庚及管叔、蔡叔、霍叔 “三监” 叛乱的誓辞，《秦誓》则是秦穆公三十三年秦军被晋襄公打败于崤之后，秦穆公的悔恨誓辞。涉及历史上的虞、夏、商、周四朝历史。至于各篇写定的年代，多已不可考，大体上是商、周时期形成的。《尚书》一书的编定时间应在春秋时期，据历史记载，孔子用《尚书》作教材教育弟子，对该书有编校之功。（介绍参考）
孔颖达（574 年－648 年），字冲远（一作沖远、仲达、沖澹），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所疏或正义的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等。
唐代至北宋，经注与疏文别行，《尚书正义》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注文仅标起止，在每条疏文前列 “某某至某某”，即所谓 “单疏本”。由于单疏本需与经注本配合使用，阅读不便，到南宋初年便出现了补齐经文、注文的经、注、疏合刻本。最早的经、注、疏合刻本为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疏文据单疏本，插入经注文字。此本半叶八行，故称 “八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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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深入探讨《尚书正义·二十卷》这部唐代孔颖达所撰的经典文献，特别关注其版本背景及影响力。首先，我们将从《尚书正义》的内容和结构出发，分析其作为古代儒学经典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接着，文章将重点阐述该书的版本流传，特别是《尚书正义·二十卷》在日本弘化四年熊本藩时习馆影刻本与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中的保存和影响。通过对这些版本的细致分析，揭示出它们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此外，文章还将讨论《尚书正义》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学术界的互动与传承，进一步展示该书的文化价值。最后，结合《尚书正义》在不同版本下的历史演绎，做出总结，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尚书正义》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尚书正义》是唐代学者孔颖达所撰写的《尚书》注释本，是《尚书》经典文本中的一部重要解释性著作。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原本由周朝的历史文献、王政的言辞和治国理政的训诫构成，而孔颖达通过他的注解，使这部经典文本的内涵更加丰富，涵盖了政治、道德、历史、哲学等多个层面。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尚书》的原文含义，还对整个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深刻的解读。
《尚书正义》分为二十卷，孔颖达通过对《尚书》每篇的逐句注解，梳理了其中的思想精髓，并加以阐发。例如，他深入剖析了《尚书》中的“命令”与“训诫”，并通过注解说明了它们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实际意义。这些注解在当时的学术圈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成为后世学者研习《尚书》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尚书正义》不仅仅是对《尚书》的一部注释，更是一部阐述儒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帮助学者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历史文献，还提供了很多关于古代治理和人际伦理的启示，对当时的政治实践、文化传承和道德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版本流传：弘化四年熊本藩影刻本
《尚书正义》在日本的传播可追溯至明治时期之前。日本的学者和藏书机构对《尚书正义》的版本收藏和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弘化四年（1847年）熊本藩时习馆影刻的版本。这一版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对孔颖达学术思想的一种文化传承。熊本藩作为当时日本的一个文化重地，通过影刻《尚书正义》使得这一经典得以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者研究儒学经典的基础资料之一。
弘化四年熊本藩影刻本保存完好，版面设计严谨，字形清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此版本的出版不仅是对孔颖达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通过这一版本的传播，日本学者在学习和研究《尚书正义》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儒学研究体系，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熊本藩影刻本的印刷工艺和学术定位也使得它成为了古籍修复和版本考证的重要对象。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一版本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的内容，还对版本的印刷、出版背景和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推动了东西方学术交流与文化融合。
3、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的影响
除了熊本藩影刻本外，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也被认为是《尚书正义》版本中的重要之一。南宋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许多经典文献开始广泛流传，其中包括《尚书正义》。足利学校作为日本重要的学术机构，收藏了这一版本，并且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版本的流传不仅表明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度，也体现了南宋时期对儒学经典的重视。
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其他版本相比，这一版本的排版清晰，纸质优良，文字精细，且采用了八行排版方式，使得它在视觉和阅读上更具流畅性和易读性。正是由于这一版本的传播，许多日本学者开始接触并研究《尚书正义》，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
足利学校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日本的儒学研究与中国的经典文本联系更加紧密，使得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方面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互鉴与融合。
4、《尚书正义》对学术和文化的影响
《尚书正义》作为儒学经典之一，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也波及到了日本、朝鲜及东亚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日本，《尚书正义》被视为研究儒家思想的基石之一。日本的学者通过学习和研究这一经典，不仅加深了对儒学的理解，还将其中的思想理念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
《尚书正义》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它为日本学者提供了一个解读儒家经典的框架，使得他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尚书》中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它也为日本的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教材，使得儒学成为日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尚书正义》的学习，日本的学者们不仅增强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也推动了中日文化的互相交融。
总的来说，《尚书正义》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从中国到日本，再到朝鲜，《尚书正义》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塑造了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也在日本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总结：
《尚书正义·二十卷》作为唐代孔颖达的杰出学术成果，不仅是对《尚书》的一部详尽注释，也为后世的儒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通过对不同版本的研究，尤其是熊本藩影刻本与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的考察，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尚书正义》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版本的传播和保存，不仅促进了儒学思想的跨国传播，还加深了东亚文化圈各国间的学术互鉴。《尚书正义》因此不仅是中国古代经典的重要传世之作，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和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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