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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医儿科学》PDF电子书全1巨册（1200余页），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出版，由张奇文、朱锦善主编。
《实用中医儿科学》紧扣“实用”“中医”“儿科学”三大关键词，是全面系统论述中医儿科学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大型实用型中医儿科学临床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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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儿科学术源流、儿科基础、儿科治法、儿科名医验方、证候、疾病及附录7篇。内容宏富，论证深入，理论全面，治疗实用，概括古今，面向未来。是大型实用型中医临床医学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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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医儿科学》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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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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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盂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的前四句,这是沪上浙鄞百岁中医儿科泰斗董廷瑶老在他80岁那年,用毛笔题写的加盖朱红印章,托人装裱后送给我。对这幅借句寓意深远、着墨老辣透纸、寄予厚望之作,我爱不释手,至今仍挂在我泉城千佛山下“见山书屋”的书房内,朝朝暮暮作为我对这位老前辈的敬仰之情和示教子女学生的传承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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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仲春,正当我望八之年临近之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国辰社长与编辑室肖培新主任亲临鸢都潍坊,向我提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打算再组编一部《实用中医儿科学》,让我推荐人选。由于江育仁先生在世时,我与江老共同主编了《实用中医儿科学》第一版,于1995年9月出版,在2001年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的“康莱特杯”全国首届中医药优秀学术着作评选中被评为一等奖,并荣列榜首。江老去世后,在是书出版十年之时,我又主持组织参编的全国冋道重新增订,在儿科常见病证中增加了经验荟萃一栏收录了当代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在其他疾病中增加了手足口病、艾滋病、急慢性胃炎、羌虫病等。另外,还增加了“儿童行为与精神障碍疾病”“儿童妇科病”两章。在再版前言中,我特别提出在《实用中医儿科学》二版修订中,原副主编朱锦善教授及其在他身边工作的罗光亮、高修安、曾庆祥等诸位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该书一版参编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年事已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已经谢世作古。为协助主编进行修订再版的实施落实,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除与主编、副主编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外,还要与各编写组负责人、原作者及修订者通过不计其数的信函、电邮、电话、传真等交换意见,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繁忙的诊务之后完成的。为此,经主编与各位副主编商定,增设朱锦善教授为执行副主编,以表彰其在二版修订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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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曾担任过江老主持的同名书《实用中医儿科学》主编之一,现在虽然是由另一个出版社另起炉灶重新编一部同名的书,但由于我年龄和精力的原因,加之诊务繁忙,我只想再完成《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三辑)以及其姐妺篇《中国当代名医验方选编》(外科分册)的编辑,不想再担任主编,提出让朱锦善教授领衔,任该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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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善教授,比我小12岁。王伯岳、江育仁两位老前辈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中医儿科学》(1984年6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在济南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上,我们两人相识。我认为他为人厚道,思维敏捷,功底扎实,在同龄人中,他是一位尊师重道、言必执信的难得的人才。他跟随王伯岳老学习一年,王老又借调他三年,深得王老家传之秘和口传心授之积。在王老去世后,他与王学清等人共同编辑出版了《王伯岳医学全集》,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王伯岳老的中医儿科学术成就和为发展中医儿科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王老在给我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到他。在他离京返赣时,王老恋恋不舍,为送君南归,写下了饱含师生情谊的藏头诗(全诗为:负笈不辞万里游,去来两度逢深秋;我自含颦君无语,蒹葭霜露满蓟州。青毡破处秋风寒,绛帐寂寥抚流年;早莺出谷青云上,应踏南枝向长安。何夕明月照归人,老母倚闾稚女亲;锦瑟明瑶无双谱,忆否土阶共一轮。行前偕游别颐和,杨枝萧萧唱骊歌;后湖清浅无多水,输于离人照逝波。即“负青何行,我早锦后”)寄托师生情怀,希望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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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善教授也是江育仁先生亲点的爱徒,在江育仁先生眼中他“德才并茂”,“不随时俗,恒多创见”。1986年江老就推荐他为《中国中医药年鉴》的编委,接替自己的工作。朱锦善教授作为年鉴唯一儿科编委至今已近30年,对我国中医儿科的现状与学术进展十分了解。晚年的江老,由于疾病的折磨,身体虚弱,但他仍应上海中医药大学岀版社之约,编写上海市“十五”重点图书《现代中医儿科学》,让朱锦善教授负责编写事宜,并与他共同担任该书的主编。在草拟该书编写主旨时,朱教授提岀倡导辨证论治的思维,发挥中医儿科的特色,为现代中医儿科临床服务,江老十分赞同,并用颤抖的笔写下“你做事,我太放心了,而且是完全依靠你”的嘱托,将《现代中医儿科学》一书的编写委托给朱锦善教授,由其协助江老完成了老人晚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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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当时名称为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王伯岳任主任委员,我和江育仁、王玉润、何世英、马新云、张锡君任副主任委员。1987年王伯岳老因积劳成疾突发脑出血不幸去世,我在江育仁、王静安、刘弼臣等诸位老专家的支持下当选为主任委员,朱锦善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在长达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们相互配合,学术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成绩卓然。朱教授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耐劳,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他甘于寂寞,从善如流,处处为别人着想,他答应的事,从来都是不动声色,按时完成,赢得了业内同行的一致妤评。2007年其主编的《儿科心鉴》出版,这部近180万字的鸿篇巨制,溯中医儿科源流,汇中医儿科理论精华,集古今中医儿科名医经验之大成,是当前中医儿科领域的一部重要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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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发展?作为临床主要学科之一的中医儿科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2007年为《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一辑写的序言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从临床医学角度看,人才在重西轻中的指导思想培养下,正在走下坡路!”中医学术在走下坡路,中医临床医学在走下坡路,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主要表现在中医临证能力下降,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下降,中医临床疗效下降!其要害点就在于“重西轻中”思想的指导,就在于用西医思维指导中医。我们说要倡导中医思维,要用中医思维来指导中医临床,要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就是要逆转这种状况,回归中医,复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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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医思维?什么是中医临证思维?一言蔽之,就是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临证之本,疗效之本!多少年来,中医的辨证论治在潜移默化中逐步被“辨证分型”“分型施治”所代替,辨证论治恩维变成了分型施治思维,而这种分型思维实际上就是西医的定式思维,它改变了因时因地因人不同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将辨证论治简单化、肤浅化、固定化、程式化。而且这种分型”现在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标准”与“规范”,临床的“路径”。正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所言:
“实则已将活泼生动之辨治精神变为僵化之框架,实为可叹!不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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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实用中医儿科学》的编写,我们就是希望能突破“分型”框框,回归中医传统,回归中医临床。我和朱锦善教授以及这个编写团队的主创人员在编写开始之前,就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因为要突破“分型”框框,就意味着要改变近几十年来中医临床医学着作的编写形式,要花大的精力去改变编写作者过去写作的思维模式。我们定下本书的编写宗旨,必须是“中医”的,“儿科”的,更是“实用”的。为此,我们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体现以下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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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立【临证思路】栏目,将毎一病证的中医临证思维分“病机辨识”“症状识辨”“治法与处方原则”“用药式”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是从疾病“纵”的方面进行分析,真正体现中医的临证思维,以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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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病证,无论是中医的证候,还是西医名称的疾病,都有一定的病机规律,这是中医临证的重点,主线。“病机辨识”就是从病证的病因病机的规律上去辨识,犹如《内经》的病机十九条,这是辨证的,病机是纲,纲举则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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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通过认识症状来进行辨证,是中医的最基本的技能,但是这一项是目前中医的短板,由优势变成了弱项。中医辨证能力的强弱,这是关键。首先是对症状的细致观察来认识症状,然后才是根据症状的表现来辨证。比如咳嗽这个症状,要咳嗽的情势紧迫与舒缓,是呛咳还是单声咳或连咳不已?是咳声紧闷重浊不舒还是咳声轻扬高亢?咳声偏于上部还是中下部?咳嗽是新发还是宿疾?咳嗽的时段是夜晚还是清晨?痰液是稀薄还是浓稠?痰色是浅还是深?咳嗽是否兼喘?等等,这些都是对咳嗽这临床症状的识别,然后对症状进行辨证。这本是中医的基本功,现在却被忽略,因此辨证不细不精不确。我们常说西医诊病凭理化检查,理化检查越细致越深λ髙端,诊断就越准确。中医没有化验单,靠什么?就是靠对症状的细致深入的认识与辨别,这就是中医的“化验单”。我们这本书单列此栏目,就是尽可能挖掘中医对临床症状的认识,提高辨证能力与水平,力求辨证要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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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我们多注重谈“治法”,而“处方”谈得少。如何处方?其实这是论治的重要一环。一个处方开得妤不好,能否达到最佳疗效,除治法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傚。比如必须做到君臣佐使相辅相成,相佐相成或相反相成,有时需要反佐、需要制约。又比如祛邪外出,要根据病邪的性质,侵犯的部位,选择最佳路径、方法及技巧。又比如要扶正固本,要根据脏腑的生克乘侮关系,表里关系,阴阳互根互生的关系,或虚则补其母,或脏腑相生,更好地达到补益扶正的目的。一个处方开得好,还要注意用药的升降浮沉,标本缓急,气化出入等等。这就是处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药丝丝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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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式”,是根据治法与处方原则的用药举例,并指出用药的注意要点,说明这些药物在使用上的轻重缓急。用药如用兵,用兵讲究阵式,治病用药也同样有阵式章法,将药物一式一式地列出,供临证选用。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对药物的性能功效有深入的了解,所谓“熟谙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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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设立【证治条辨】栏目。目前通常的中医临床学科的着作,这一栏目用的是“辨证论治”,然后在“辨证论治”下分列三五个或六七个证型进行论述。这个“辨证论治”就变成了“分型施治”,冠以¨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一种偷梁换柱,掩人耳目的做法。我们要突破“分型”的框框,就是还中医传统的本来面目。传统的中医临床着作,从《伤寒杂病论》到《温病条辨》,再到临床各科都是以条辨的形式来编写。我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山东省的中医儿科专家编写的《幼科条辨》也是采用这种形式。我们认为“证治条辨”不但突破“分型”的框框,而且能体现辨证论治思维,能较妤地全面反映疾病的临床情况与变化规律。我们的做法是小的病证一般列十多条,中型的病证列二十多条,大的病证列30条以上毎1条证治之下又列方药随证加减3~5条。这样编写信息量较大,这里面包括常证,更尽可能反映变证,便于读者查阅和思考。如果说【临证思路】的4个小栏目内容是从纵的方面论述,授人以渔的话,那【证治条辨】则是尽可能从横的方面论述,授人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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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视儿科内服方药与外治推拿针灸疗法的应用。内服方药与外治、针灸、推拿是中医的治疗手段,对于儿科更要重视。以往论医,都是医理论述多而治法方药探索少。这本《实用中医儿科学》我们除加强辨证论治思维与证治条辨的论述外,特别注意加强方药治法的应用,注重实用性。第一精选了现代中医儿科医家的经验效方,第二强调小儿外治疗法的应用,第三小儿推拿疗法介绍了包括三字经流派在内的多种推拿疗法,第四针灸疗法重点针对疗效妤的病证。这里面有名医大家的经验效方,有老中药师的经验传授,有各流派推拿、针灸名家的经验,更有宝贵的民间疗法。外治推拿不是小道小技,它是真正的绿色疗法,简便验廉,能进医院,能进社区,能进家庭,还能推向世界。俗语说:单方治大病,小药起沉疴!实用有效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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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对中医中药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断,全国中医界同仁深受鼓舞和鞭策,在此感召下,儿科界同仁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反复审修,朱锦善教授也变得头发花白,我毎次见到他总感到心痛。全体作者与审阅专家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和聪眀才智。这本着作的编写难度不同以往,是继承也是创新,是回归中医的历程,我们把它作为引玉的抛砖,问路的投石。因为是第一次这样写作,也是一次尝试,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希望出版以后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将你们的宝贵意见与
建议反馈给我们,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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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书的出版之际,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国辰社长、肖培新主任对这本书的大力支持!感谢国医大师朱良春、邓铁涛、路志正、王琦等教授的鼓励!感谢全国同道、朋友们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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