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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PDF电子书全6巨册，由凤凰出版社2012年出版，高清。p12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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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之版本依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之《文苑传》、《文学传》及《文艺传》。因性质相同，为简明起见，本丛书统称《文苑传》。单独署题时，名称不变。
《历代文苑传笺证》原则上依时代先后编次。先唐、唐代、宋代、明代诸史之《文苑传》、《文学传》及《文艺传》为一卷者，入本丛书以一卷计，二卷者以二卷计，多卷者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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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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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壹册 总目录 凡例 先唐文苑传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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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贰册 旧唐书文苑传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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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叁册 新唐书文艺传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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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肆册 宋史文苑传笺证 附 辽史文学传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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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伍册 明史文苑传笺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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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苑传笺证 第陆册 明史文苑传笺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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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代文苑传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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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于正史之《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代表了清代及清代之前正统官方学者对我国各个时代文学家、文艺家等“文士”的基本认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的。
正如《历代文苑传笺证》“后记”所说，历代《文苑传》涉及文人学士众多，但传文之详略谬误，可商榷者甚多。尽管其中的一些人生平事迹，已经有古今学者补正，然见解亦多不同，尤缺综合、全面、细致的集成性研究。而本书恰恰弥补这一缺憾，这本身就是一大贡献。
我认为，《历代文苑传笺证》严谨而科学，比如追溯史源、鉴别史料、裨补缺漏等等，鄙弃空疏之论，以实证而见功力，用可靠文献说话，大有乾嘉考据之遗风，因而取得成功，也是毫不奇怪的。
本书又是厦门大学古典文学学科集体智慧的结晶。主编周祖撰教授，本是清华国学院出身，得之于许多国学大家，比如浦江清教授（陈寅恪弟子）的亲炙，本身又是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巨匠，由他担纲主编再合适不过。副主编胡旭教授，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专着问世，尤其是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了优秀等级鉴定。他与各位学有所成的年轻作者，比如钱建状、李菁、杨惠玲、赵春宁、洪迎华、师雅惠等老师配合默契，相互砥砺，以期研究日新又新。历经6年风风雨雨，坚持不懈，功业大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厦门大学古典文学学科的希望。也表明，厦门大学古典文学学科与兄弟大学古典文学学科的差距正在缩小。
我个人对《历代文苑传》没有研究，但围绕着《历代文苑传笺证》，也有一些期许，就是，在将来修订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到：
第一、 还是要正确认识正史《文苑传》真实的历史文献价值以及与其他传记的关系。范晔《后汉书》首创《文苑传》形式，集中为文学家立传。在《后汉书》之前，正史虽然没有设《文苑传》，但并不等于没有给文学家写传记，比如《史记》中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历代文苑传笺证》没有将这些传记收入书中，是从正史《文苑传》原有编撰形式出发而考虑的，合理合理，但研究一个完整而可信实的正史《文苑传》，还是要正确估价《文苑传》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此相类似的，好多《儒林传》传主也是文学家，当然不能忽视其文学史地位的。将来修订时，或者以《补编》，或者以《外编》形式体现。另外，《清史稿·文苑传》等传记也应该列入“笺证”对象。
第二、 正史之外，比如“别史”、“杂史”，甚至于方志、谱牒、出土碑刻等文献肯定是对正史《文苑传》的绝好补充和修订。比如张骘《文士传》，是第一部专门的文人传记着作，对《唐才子传》影响颇深，但可惜的是，我们仅能见到鲁迅（《<文士传>鲁迅辑本研究》）、周勋初(《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等先生辑佚着作。有人说，《文士传》从58家着作中辑得82条佚文。《历代文苑传笺证》也注意吸收了这些最新成果，比如第一册95页，提到刘梁时，引了裴松之《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文献，但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尚未提及。此类文献今后还要继续增入到《笺证》中去。
第三、 对正史《文苑传》笺证时，适当吸取域外文献成果肯定是有必要的。比如对《明史•文苑传》笺证，《朝鲜王朝实录》、《朝天录》、《燕行录》“外围”文献的作用不可忽视。比如李德懋《诗观小传·李攀龙》就涉及到了李攀龙生平、文学主张等文献（见《青庄馆全书》）。《乾净衕笔谈·清脾录》，也涉及到对中国明代文人作品的评价。明代《皇华集》收集到了中朝文人唱和诗，也值得关注。再如唐寅作品《赠彦九郎诗》，保存在京都博物馆，周道振等《唐伯虎全集》收录。可补叙述之不足（见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85-96页）。再如王逢，（《历代文苑传笺证》（五）110-114页）《梧溪诗集》，除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元刊明修本外，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有收藏（见黄仁生《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61-63页，岳麓书社，2004年8月），可以补充说明。《明史·文苑传笺证》涉及到的文献应该更为丰富，当然，要真正做到穷尽式十分不容易。
第四、 对《历代文苑传》进行语言文字问题笺证，虽然很困难，但也是应该重视的。比如词汇。单音节词的词素化，比如《晋书·左思传》（《历代文苑传笺证》（一）165页）有“遂构思十年”句。“构思”，“思”，语素化，“思考”，与构成“构思”，是个新词。（见高明《中古史书词汇论稿》13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陈书·陆瑜传》：“望巨波之滉漾”（《历代文苑传笺证》（一）496页），“滉漾”是新出现的非双声叠韵连绵词，水深广之貌（见高明《中古史书词汇论稿》13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受体例局限，《历代文苑传笺证》在这方面没有做硬性要求，但适当加以说明还是可以的。
第五、《历代文苑传笺证》出现的一些标点和校勘失误，有一些就是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原有的问题。比如《历代文苑传笺证》（五）381页：“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凯上言。凯还报，（。）帝问：…….” 。这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进行校订，还汇集成册。2007年启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项目，如何吸取学术界近些年来的校勘成果就更值得关注。 对《历代文苑传笺证》再行修订肯定是有益的借鉴。
《历代文苑传笺证》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对研究我国《文苑传》式“文学史”史学批评传统，认真反思“西式”文学史课本范式的局限（100多年来,中外出版了1200多种《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开拓新的研究空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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