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集》共8册,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完成,由夏东元编着。丛书包含盛世危言上下2册,救时揭要上下2册,盛世危言后编共4册。VpN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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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着名思想家,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社会活动超过半个世纪,早年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在外贸、金融、航运、工矿、铁路乃至慈善等众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其《盛世危言》首次提出了商战思想,是集中反映近代改良思想的重要着作,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郑观应集(套装共共8册)》收录郑观应关于改良思想的全部已刊着作,包括《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救时揭要》、《易言》等,附录详细的生平资料和编者根据多年研究成果编纂的郑氏年谱,搜罗完备,标点准确,堪称郑观应着作的权威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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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集》8册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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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集·盛世危言 上》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 下》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 一》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 二》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 三》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 四》
《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上》
《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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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郑观应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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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推出了郑观应的文集——《郑观应集》,全书共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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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为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的一种,是目前收录郑观应改良思想着作最为全面的文集。《郑观应集》收录了郑观应关于改良思想的全部已刊着作,包括《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救时揭要》、《易言》、《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附录详细的生平资料和编者根据多年研究成果编纂的郑氏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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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编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夏东元,生于1920年12月,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尤侧重于洋务运动史研究。1981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着《郑观应传》,1996年,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修订成《郑观应》。1982年和1988年,夏东元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上、下册,为研究郑观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其主要论着还有《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盛宣怀传》、《洋务运动史》、《近代史发展新论》、《盛宣怀年谱长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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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从长期世界领跑者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成为列强竞相欺凌与掠夺的对象。部分国人率先察知这种变化,主张“道在反求”,提出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并渐成风潮,从而推动中国改弦更张,调整航向,艰难地走上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荆棘之途。郑观应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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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1922)出生于“买办故乡”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先后以买办与民族资本家的身份“经营商业五十馀年,究心当世之务,颇知其中利弊”。他本着“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的高度责任感,举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畅所欲言,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旨在“富强救国”的变革方案(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3页)。这一方案不仅是清季历次革新运动的重要参考,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途程早期的典型文本,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于百馀年后依然行走在路上的我们仍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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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之一”的全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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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以相对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雄居东亚文化圈的领导地位,受此影响,中国人形成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独特心理构造,影响并支配着国人观察与处理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近代以降,虽经两次鸦片战争,这种强韧的世界观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沉睡在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中,对西人带来的新式挑战无知无觉。显然,华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已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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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与西人、西学接触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世界秩序的革命性变化,认识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裹挟,老大中国实无力抗御,只有顺应潮流,主动融入。在1880 年刊行的《易言》中,对中国富强之途已有理性思考的郑观应,有意识地将《论公法》置于篇首。《论公法》名为讨论国际公法,实则阐述世界秩序,因为近代公法显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定产物及重要表征。该文锋芒所向,直指已严重过时的华夷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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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馀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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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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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观应看来,国人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与客观现实严重脱节,固守的结果,只会使中国头破血流,深受其害。当今之计,唯有跳脱传统心理桎梏,改弦易辙,自居为“万国之一”,“诹远情,师长技”(《〈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173页),自觉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方能力挽狂澜,在与世界万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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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世界中心转变为“万国之一”,折射的不仅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急剧滑落,更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觉悟。这种觉悟具有全局性与革命性,是中国走向全面变革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拥有这种觉悟,中国人才能够告别迷梦,直面现实,才能够开启学习西方潮流的阀门,走上民族复兴的康庄正途。由此可见,郑观应着意阐发中国为“万国之一”,给中国以全新的世界定位,关系极大,实为近代国人认清自身、力谋振作所不可或缺的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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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悉备的变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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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郑观应在南游途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967页)此论自然是针对学习西方尚停留在皮毛阶段的洋务运动而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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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之能够一语勘破洋务运动的局限,是因为他通过对西方“立国之本”的考察以及自身经世活动的体验,较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体与用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体、用难以分割,体用俱学则相得益彰,遗其体而效其用则体用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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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于此,在早年拟具的变革方案中,郑观应就提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本国工商业,同时必须仿行西政,实行政治变革,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识见。随着郑观应认识的不断深化,该方案规模日渐宏大,至19 世纪 90 年代初发展成为一套全面系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制度的变革方案。该方案的基本骨骼,郑观应概括如次:“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11页)不难看出,整套方案架构恢弘,体用悉备,运思缜密,思虑周详,为国人勾画了一幅全面学习西方并最终安内攘外、使国家登于富强之域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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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观,实行“商战”与西方议院政治应为这套变革方案的关键,也是郑观应着力阐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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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战”,清季论者颇多,蔚为思潮。作为商战思潮的标志性人物,郑观应的贡献在于既通过细致透辟的阐发,使商战思想更为系统成熟,商战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又提出了一系列颇具针对性、前瞻性的兴革举措,为发展本国工商业以及商战的切实展开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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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对商战的重视,源自其对泰西富国之道及行为模式的判定。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595页);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兵战其表,商战其里,往往“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职是之故,洋务派官僚“购铁舰,建炮台”,“讲求战事不遗馀力”,图谋兵战,显然是舍本逐末,并非抵抗列强侵略的治本之法(《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586页)。而唯有彼以商来,我以商往,大力发展本国工商业,以商制商,才有可能最终消除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以,郑观应率先振聋发聩地喊出“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等口号,有力地推动清季学习西方运动由“求强”向“求富”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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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列强决胜于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郑观应反对“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力主“我中国宜标本兼治”,“亟宜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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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取法于人”(《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596-597页)。他以西方经验为借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商战之术,标本兼治,巨细靡遗,遍涉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各个层面,如思想观念的转变、制度环境的创设、新式人才的培育,乃至一系列具体的应兴应革之事。可以说,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正因为如此,其商战思想长期馀音未绝,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持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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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战如出一辙,郑观应对中国政治改革目标的设定,同样出自对世界潮流的感知。他一面通过对西方“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的长期考察,洞悉“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员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233页);一面经由英、日等国政情的具体剖析,世界各国政体的权衡比较,得出与君主、民主相比,君民共主可以“上下相权,轻重得平”,“实合亿万人为一心”(《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316页),从而明确主张中国应开设议院实行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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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政治方面的改革,郑观应并非泛泛而论、将议院制度简单植入了事,而是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议院制度施行的时机与条件,各项新政设施的相互关系,因而能够提出一个以议院制度为枢纽、内容广及内政各方面改革的总体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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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认为,议院制度固良法美意,是根除中国“上下不通”病症的首要之图,但其施行必须以民智开通为前提:“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反观当前中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公举》,《郑观应集》上册,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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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通民智,为议院政治的创行造成条件,郑观应提倡兴办学堂、“广设日报”、澄清吏治、革除弊政,尤其重视报纸的作用。他从西方“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的社会经验出发,明确提出:“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报纸的出版必须一仍国际公例。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349-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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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这套体大思精的变革方案,因为切中时代脉搏,贴近时代要求,在甲午战争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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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郑观应数十年磨一剑,阐解这一方案的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首度刊行,随后一纸风行,迅速成为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关心国家命运的普通士子汲取养分、把握时务的通用读本,在几年的时间内刊刻翻印二十馀次,创下了中国近代出版业难以逾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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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盛世危言》,社会各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江苏布政使邓华熙赞誉该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郑观应集》上册,226页);前兵部尚书彭玉麟自称“赋性木讷,不谙洋务”,而能“今阅是书,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称颂“是书为左券”,“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的结果,必然是“国富民强,四夷宾服”(《〈盛世危言〉彭序》,《郑观应集》上册,227页)。上述二氏的评价或稍嫌过当。老于政事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将《盛世危言》与当时各种时务论着细加比较,认为“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91页)。评价可谓切中肯綮,应能代表时人对该书的一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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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套被时人高度称扬的救世方案,虽为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提供了思路,但在清季波谲云诡的政情中,多徒见“空言”,少“见诸行事”,最终也未能如郑观应所期许的那样,成为挽回世运的医国良药(《〈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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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本位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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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观应数十年眼光向外、旁搜博求的过程中,民族本位的基本立场彰明较着,这不仅表现在其“富强救国”的根本目标上,也贯穿在其中西融合的学习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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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世,国势沉沦,郑观应先知先觉,以振兴国家为己任,几十年“夙夜在公”(《〈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13页),学习西方,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途,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说郑观应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者,《盛世危言》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文本,确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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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富强救国”的民族复兴目标外,非常值得称道的,是郑观应在面向西方时,并没有被扑面而来的西学大潮冲向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而能立定脚跟,以民族立场为本位,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西调融。这在其讨论学习西文的问题时阐述得极为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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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几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若蹈浮薄少年之习,略识洋文,略谙西语,便诩诩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西学·附录〈华人宜通西文说〉》,《郑观应集》上册,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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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可以说或隐或显地贯穿郑观应关于中国自强变革的各类思考。如有关议院制度的创行,则包含着对西方政治制度与传统“三代法度”的交叉引证与追索;有关商政、兵法、造船、制器等各项设施,则往往西用与古法交相取法,冶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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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认识局限,郑观应的“调融”努力未必处处得当,其持有的西学中源说亦大可商榷,但其融贯中西文化的基本方向显然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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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中西文化观相联系,在学习西方的具体方式上,郑观应反对亦步亦趋,主张先因后创。他认识到:“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洋务运动历有年所,然其功不显,原因即在于“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者”(《西学》,《郑观应集》上册,202页)。他并以火器与船舶制造为例,说明邯郸学步,难以“精妙入神”:“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惟有竭虑殚思,标新领异,进而弥上,青出于蓝,或不致倚人为强,而筹边有备耳”(《论火器》,《郑观应集》上册,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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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百多年前国人学习西方伊始,郑观应即慧眼如炬,洞幽烛微,把握住了国家崛起的关键乃在自主创新能力,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浩叹不已。
很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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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郑观应集盛世危言虽然还没有读完,就其内容而言,把中国问题分析的十分透彻,认清中国、认清社会必读书。
忘记是什么时候接触的这本书,好像,在高中一次放假的偶然的一次机遇,在一个书店遇上了这本书和《孔子家语 颜氏家训》,于是就买了两本,当时只是随便的翻阅了一下,并没有细致的阅读。随着高考的临近,也没有时间抽出来去看它,一直就这么把它扔到了一边,它的存在都忘记了,考上大学之后,在毛概课上,听到老师说到次书,再次激起我阅读的欲望。听说此书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毛泽东看过此书收获肯定是相当的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说的再好,也不过是我自己的观点。“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谓刑非其罪。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涛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舆情允洽之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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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 与 郑观应 一段雷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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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淮军大将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折》:“……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张靖达公奏议》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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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郑观应:《盛世危言》(西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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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2012年3月标记,忘了从哪本书上发现的,是否真的雷同,还是我自己的疏忽,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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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着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着名的政治改良论着。
除清朝社会外,着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着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1936年曾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同时,《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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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着作,出版于1894年。该书“专纪时务”,纵论中外形势,比较中西得失,从而得出结论:要取法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多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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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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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富贵 以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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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竞争之世,人心叵测,稍有不慎,即堕人机陷中。勿贪意外之财,无故币重言甘、礼下于我者,将有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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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训子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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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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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世间,人心难测,稍微失慎,就会堕入别人用心所设的陷阱中。所以切勿贪图意外之财,凡无缘故对自己送重金、说好话、表恭敬谦卑者,必定想要达到某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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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无论求名求利,均当以道德为根据。诚如先贤云:“不为财色所困者方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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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训次儿润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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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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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无论是祈求成名还是求财,都应当依据和遵守道德。正如先贤所说的那样:“不被钱财和美色所困惑的人才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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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不贪,乃无后悔。至公无私,辞金却贿。布衣蔬食,儒士何嫌。四字铭坐,俭以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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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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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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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能不贪图财富,才能无悔。极其公正无私,拒绝收受贿赂。读书人又怎么会嫌弃穿粗布衣、吃粗茶淡饭?要把“俭以养廉”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时时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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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慎、勤三字,古之循吏垂为官箴,余谓此三字不特为官宜守之,即作商亦宜奉作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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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训次儿润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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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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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慎、勤这三个字,是古代奉公守法官吏的戒规,我认为这三个字不仅是官员应该遵守,即使是从商者也应尊奉为守则和信条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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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婿宜先以品学为重,不可徒贪其富贵。现处竞存时代,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务求各精其业、各执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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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香山郑慎馀堂偫鹤老人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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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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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夫婿要先选择其品德与学识,不可以只贪图其钱财。当今所处的是物竞天择的时代,无论是古代“四民”中的大学士(即官员或读书人)、种田者、做工者、从商者,均应注重精通其所从事的行业和掌握一门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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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为上 慈善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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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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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香山郑慎馀堂偫鹤老人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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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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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财富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住;积累诗书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去读;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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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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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郑观应《香山郑慎馀堂偫鹤老人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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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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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