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上中下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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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以编年形式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收录下述内容:1.重要科举法规(包括文科举、武科举及荐举);2.对科举有显着影响的奏疏、会议、人物言论等;3.科举人物;4.科举教育;5.科场事件;6.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7.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8.科举文献;9.科举时代的文化生活;10.其他。3sE万圣书城3sE万圣书城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朱元璋谓‘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再征引相关文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科举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科举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往往不属同一年份,如洪武十六年癸亥正月至十二月并不对应于公元1383年1月一1383年12月,而是对应于公元1383年2月一1384年1月。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传统纪年方式纪年纪月,同时标注公历纪年。人物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同一年内的科举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引用文集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高文端公奏议》卷四《议修学政酌朝仪疏》”;无篇名者省略,如“《谰言长语》卷上”。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等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金忠洁集》卷四《高中孚年兄制义序》”。引用《明实录》,标明卷次;引用《明史》等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志”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明史·选举志》”,不标卷次。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和卷次,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标明卷次。据类书或工具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人物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或置于其科第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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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公元1369年)
正月
定翰林院官属品级。《殿阁词林记》卷十一《官制》:“国初乙巳年五月己亥,设翰林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九年闰九月癸巳,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十三年八月己卯,增设检阅从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门,设学士一人,侍讲学士二人,侍读学士二人,孔目一人,属官侍讲二人,侍读二人,五经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书二人,待诏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编修四人,检讨四人,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孑L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又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设大学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学士上。其后简用,圣旨自上裁,官无定员,而侍读先侍讲则始于此。革除年间,更易官制,仍设正官学士承旨一员,在学士之上,改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其侍书升七品;文史馆以居修撰、编修、检阅,改孔目为典籍,创置典簿厅,而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以隶翰林。又增设文渊阁待诏及拾遗、补阙等官。永乐初,皆复旧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寻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几务,谓之内阁,渐升至学士及詹事府诸职。洪熙元年,以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仍兼学士、大学士,自后因之,或止以侍读等官入预阁事。其人阁者虽登穹秩,凡厥事公移,止称翰林院焉。永乐七年,以顺天府为北京,本院扈从者称行在翰林院,后定北京为京师,遂革行在之称。既建今衙门,遂以旧署之在留都者为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设学士一员掌之,遇有员缺,从内阁推举。其后侍讲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设孔目一人,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设焉。”《殿阁词林记》卷十一《官衔》:“凡列衔学士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勋日修正庶尹。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勋日协正庶尹。侍读、侍讲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修撰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编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检讨从七品,初授从仕郎,升授征事郎。五经博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典簿从八品。初授迪功佐郎,升授修职佐郎。侍书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待诏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凡给授之时,本院行吏部该司开报奏闻,每佥押奏启,止书职名,以品级为次序。惟纂修及进呈书籍、试录等,始书散官勋阶。凡书必系于职名之下者,以所职乃宸翰国史,示有尊也。若以他职兼本院官则否。”《殿阁词林记》卷十一《职掌》:“学士之职,凡赞阐皇猷,敷扬人文,论思献纳,修纂制诰书翰等事,无所不掌。侍读学士之职,凡遇上习读经史,则侍左右,以备顾问,帅其属以从。侍讲学士之职,凡遇鹤禁讲究经史,亦如之。侍读、侍讲,视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凡遇左右侍,其职亦如之。五经博士之职,掌《易》者一人,掌《书》者一人,掌《诗》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礼记》者一人,人各专门,明经同异得失,究其指归,以备讲读。典簿之职,掌四库书籍,守扃钥以伺明命。侍书之职,明习六书之法,凡遇上书,则侍左右,以备考订点画音声。待诏之职,凡遇上宣问文议,以备呼召,编摩誊写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职,修撰掌撰述,编修掌纂辑,检讨掌检阅,凡史事俾专掌焉。孑L目以首领为职,掌言语、趋走、会计、籍书之事。粤自吴元年置本院以来,官不必备,惟侍从儒学之臣最重,必如所谓明仁义礼乐,通今古乱治,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始可以处之。故洪武、永乐、宣德间,虽待诏、孔目不轻授人。凡居是职者,咸知自重。若遽谓官虽有异名,其实无异职,为諰諰有出位之图,殊失所以肇建官之意也。若乃国史不别置院者,尝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丘浚日: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盖史官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笔之。吴澄谓内史为翰林之职。盖以其命诸侯、公卿、大夫则策命之,犹命学士之草制诏也。然谓之史,乃掌文书赞治之名,今制并史馆于翰林,其亦此意欤?然则圣祖命官之意,正与成周媲隆,非徒远过唐宋而已。”《国榷》卷三:“(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翰林官制。侍读学士朱升为翰林学士,从三品。陈桎、詹同为直学士,五品,承旨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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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凡例
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公元1369年)
明太祖洪武三年庚戌(公元1370年)
明太祖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
明太祖洪武五年壬子(公元1372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癸丑(公元1373年)
明太祖洪武七年甲寅(公元1374年)
明太祖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
明太祖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
明太祖洪武十年丁巳(公元1377年)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戊午(公元1378年)
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己未(公元1379年)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公元1380年)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辛酉(公元1381年)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壬戌(公元1382年)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公元1383年)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公元1384年)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乙丑(公元1385年)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丙寅(公元1386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丁卯(公元1387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公元1388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公元1389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公元1390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公元1391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公元1392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公元1393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公元1394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公元1395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丙子(公元1396年)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丁丑(公元1397年)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公元1398年)
明惠帝建文元年己卯(公元1399年)
明惠帝建文二年庚辰(公元1400年)
明惠帝建文三年辛巳(公元1401年)
明惠帝建文四年壬午(公元1402年)
明成祖永乐元年癸未(公元1403年)
明成祖永乐二年甲申(公元1404年)
明成祖永乐三年乙酉(公元1405年)
明成祖永乐四年丙戌(公元1406年)
明成祖永乐五年丁亥(公元1407年)
明成祖永乐六年戊子(公元1408年)
明成祖永乐七年己丑(公元1409年)
明成祖永乐八年庚寅(公元1410年)
明成祖永乐九年辛卯(公元1411年)
明成祖永乐十年壬辰(公元1412年)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癸巳(公元1413年)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甲午(公元1414年)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乙未(公元1415年)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丙申(公元1416年)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丁酉(公元1417年)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戊戌(公元1418年)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己亥(公元1419年)
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庚子(公元1420年)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辛丑(公元1421年)
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壬寅(公元1422年)
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癸卯(公元1423年)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公元1424年)
明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公元1425年)
明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公元1426年)
明宣宗宣德二年丁未(公元1427年)
明宣宗宣德三年戊申(公元1428年)
……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中》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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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从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切入,精细编排,详尽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全书分为上下三册,内容涵盖了从科举考试到学者文学创作的全面历史背景,着重分析了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进行深入剖析:第一,探讨书籍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第二,分析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第三,讨论本书的结构特点与学术方法;第四,评估其对现代研究的启示与影响。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细致分析,本文不仅呈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全貌,还阐明了它对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贡献。
1、《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学术价值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对明代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贡献。该书通过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历史脉络,系统化地展示了明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和文学创作的趋势,为研究明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学术价值上看,这本书弥补了此前在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中的空白,对明代学术史、文化史的学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
本书特别突出了科举考试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明代的科举制度是其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创作则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文化价值。通过对科举考试和文学创作的同步考察,作者深入探讨了科举如何影响文学创作的题材、风格及作者的身份定位,揭示了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
此外,书中丰富的史料与详尽的编年方法使其成为研究明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对明代科举年间文学人物、作品以及学术变动的全面梳理,作者为明代文学的多维度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不仅仅是一本史料工具书,更是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度反思和批判的学术作品。
2、明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明代科举制度的实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社会背景。科举考试是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学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的升迁,而科举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风格。在《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中,作者细致描写了科举考试的选题、科目以及对学者文学创作的影响。例如,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内容使得许多学者将诗文创作作为个人表达的重要形式,而诗文风格也受到科举规范的严格制约。
科举制度不仅对文学风格产生了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许多成功的士人通过科举取得了官职,进而成为文学创作的推动力量。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明代官僚文化的特征,强调忠诚、孝道和家国情怀等传统价值观。此外,科举的考题也常常影响文学的主题。例如,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评论和历史叙事常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清明时代,科举考题更多地包含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思考。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通过详细的编年方式,将科举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一呈现。通过对每一届科举考试及其文学反响的具体记录,书中展现了明代文学创作的渐进性和科举制度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塑造。这一分析不仅增强了我们对明代文学的理解,也加深了对科举制度历史地位的认识。
3、《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结构特点与学术方法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言、正文和附录。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和主要思路,阐明了科举与文学互动的研究意义;正文部分则按照时间顺序,从科举考试的具体年份入手,逐年记录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举办情况以及文学作品的产生背景;附录部分则收录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人物年表等,方便读者深入了解。
在学术方法上,作者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这种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通过对具体年份的详细记录,作者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明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创作的演变脉络。每一年的科举考试情况、文学作品的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都被详细交代,使得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过程。
同时,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考证,确保了本书研究的严谨性。书中的注释系统也非常完备,每个章节的考证与论证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此外,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引用与批判也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使得该书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学术根基,还能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4、《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现代意义与影响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它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科举制度如何塑造了文学创作的形态。通过细致的编年分析,学者们可以追溯到具体的科举年份,了解每一次考试及其文学影响,为研究明代文学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
其次,本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尤其是它通过编年体的方式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联系呈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明代的研究,也为其他历史时期的科举与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此外,书中的详尽资料和丰富注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最后,本书的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它对于广大读者了解明代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也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深入分析,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创作、政治与社会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总结: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细致研究,展示了这一时期学术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方式。书中的编年方法、详实的史料和学术理论,不仅为研究明代历史与文学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现代学者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联系,发现了科举与文学的多维互动。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文化爱好者,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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