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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丛书 白语篇》PDF电子书全5册，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dvz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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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中，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占有一定的地位。文明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示人类社会从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国家组织的历史阶段。史学界一般把夏代作为中国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开始。众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云南迄今发现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在洱海东部宾川县发掘的白羊村遗址，它证明文明因素在洱海周围开始萌生了。一九五七年发现的洱海北剑川海门口青铜器文化遗址，表明大理地区早在殷代晚期就已开始跨人文明社会的大门。一九六三年在洱海东南祥云县大波那发现距今二千三百五十年的木椁铜棺墓，证明洱海地区已出现国家的雏形。中华文明是指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明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因此，大理地区的文明史，也是中华文明史有机组成的一章。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大理地区的白、彝、回等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光彩夺目的文化殿堂里的一块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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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丛书 白语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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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族的语言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白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白语。白语是白族人相互交际、认知世界、传承白族文化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
（一）白语的方言和使用情况
白语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语。自李方桂以来，中国民族语言学界一般认为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白语和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50年代白语方言调查以后，将白语分为大理（南部）、剑川（中部）和怒江（北部）三大方言。其中，怒江方言原称碧江方言，因怒江州碧江县于1984年撤消，故本文改称怒江方言。学术界也有将白语三大方言改称西部（怒江）、中部（剑川）、东部（大理）的新意见。两种提法所涉及的方言区域划分基本一致。 大理（南部）方言包括大理和祥云两个土语，分布于大理、洱源、宾川、云龙、漾濞、永平、云县、凤庆、祥云、弥渡、巍山、保山、南华、昆明、元江等县市，以大理语音为代表；剑川（中部）方言，包括剑川和鹤庆两个土语，分布于剑川、鹤庆、兰坪、丽江、云龙、洱源、漾濞、永胜、宁蒗等县，以剑川语音为代表；怒江（北部）方言原称碧江方言，分泸水（原碧江）、兰坪两个土语，通行于怒江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和迪庆州的维西、香格里拉（原中甸）、云龙、洱源等县，以泸水语音为代表。此外，德宏州的潞西、盈江，红河州的弥勒、绿春，楚雄州的元谋、双柏、禄丰，文山州的邱北、马关，曲靖市的富源、宜良、宣威，昭通市的昭通、镇雄，玉溪市的玉溪、易门，昆明市的安宁、西山、五华等县市，还分布着数万白族人口。这些地区白族，有的还保留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究竟属于何种方言土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云南省外还有多个白族聚居区，如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湖南桑植县、沅陵县，四川凉山州、湖北恩施州鹤峰县都有数量不等的白族人口聚居，但多数已转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个别地区如贵州毕节、大方等县市有报告称当地白族曾一直使用白语，只是近几十年来才完全转用其他语言。
白族是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白族人口为185万，其中云南白族人口达150万，而其中的108万人又集中分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12个县市。由于白族人口聚居程度高，因此，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相比，白语的方言总体上看差别不大。各地白语的语法系统基本一致，词汇大部分相同，只是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差异。
语言使用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文宣司合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319万，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4237万，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41万（以上据1982年人口材料）。按200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约60余万人，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0万人，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约10万人。再加上省内其他白族聚居区的白语人口（包括大理一带以白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回族人口），白语的使用人口约有130万左右。白语三个方言之间，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较接近，除了一些方言词和语音的差异外，一般都可以相互通话。怒江方言和其他两个方言（特别是大理方言）的差别较大，通话有较大困难。白族民间一般认为，怒江方言最为“古老”，受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影响较少，剑川方言次之，大理方言受汉语的影响最大。这一认识总体上是符合白语方言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县以下白族聚居区群众活动都使用白语。大理白族自治州各县市的城镇地区一般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但白族聚居程度较高的几个县市，白语在城镇地区也有较大影响，最典型的是剑川县，全县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白语也是全县（包括县城）的通用语言。由于白语在当地的影响，大理州境内的一些汉族人口也兼通白语，居住在大理市境内的回族也以白语为主要交际用语。怒江州的兰坪县城内，由于多民族杂居，而白语影响又比较大，白语因此成为当地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之一。
从分布地区看，居住在平坝地区以及城镇附近的白族居民一般兼通汉语，多为双语人。而边远山区、交通阻塞地区的白族群众只通白语，如洱源西山、剑川象图等白族村寨，白族居民大多不懂汉语。从人口构成来看，白族青壮年男子因有相对较多的机会接受汉语文教育，加上普遍有外出务工的习惯，因此一般兼通汉语，而妇女通汉语的比例要低得多。白族地区的电影、广播、电视和报纸都使用汉语文，民间文艺活动则以白语为主。学校教育方面，白族各聚居区的中小学都用汉语文授课，小学低年级则普遍使用白汉双语进行教学，一些地方的小学高年级也仍用白语作为教学辅助语言。从历史发展情况看，白族地区的白汉双语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产生白语人口大规模转用汉语、白语功能大规模萎缩的现象，这都说明白语的使用和功能是基本稳定的。可以肯定，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白语仍将作为白族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民族特征而存在。
（二）白语的语言结构特点
与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一样，白语也是单音节的词根语，形态变化不复杂，词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由于和汉语、藏缅语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白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既有很多和藏缅语对应的地方，也有不少特点和汉语相同或相似。
白语语音的一般特征如下：辅音方面，三个方言都有双唇、唇齿、舌尖、舌面、舌根五组辅音，怒江方言另有舌尖后和小舌两组辅音。怒江方言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对立，其他两大方言清浊对立已消失，虽然31调和33调的塞音、塞擦音的仍保留浊音，但不区别词义。元音方面，各方言的元音数量都较少，元音都普遍分松紧两类，这一特点和彝语支语言相同。大理方言的鼻音韵尾已完全脱落，只剩下较单纯的口元音。剑川、怒江两个方言则有和口元音相对应的鼻化元音。大理和怒江两个方言有卷舌元音。声调方面，都有六到八个声调，声调和声母有密切联系，并可按元音松紧分为松紧两类。汉语借词的声调和白语的声调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词汇上，单音节词较多，多音节词较少。很多词汇（包括大量基本词汇）和汉语关系密切，应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借入的汉语借词，并多以音义全借的方式直接输入。早期的汉语借词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的来源。早期的汉语借词进入白语后大多成为基本词汇，并作为构词词素构成新词。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白语又从汉语中借入了大量的新词术语。因此，白语词汇中汉语借词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这是白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点。构词形式有附加式、重叠式和复合式三类。
语法方面，白语各方言在语法上差异不大。词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语序以SVO为主，和汉语类似，但仍保留古代白语的OV型语序。一些助动词和能愿动词位置在中心动词之后。量词非常发达，名词和量词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名词都要带量词，量词的位置在名词之后，部分量词已具有名词词缀的特点。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使用广泛。动词、助动词的否定和肯定、人称代词数和格的变化，都通过语音屈折变化来表示。可见，白语语法在受汉语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保持了古代白语的一些特点。
（三）白语的系属
白语是汉藏语系中系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的少数几种语言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从共同的原始母语发展而来的不同后代语言之间具有亲属关系。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可以把这些后代语言分别归并为不同的语系、语族和语支。换句话说，系属问题就是语言是从哪一个原始语言集团分化出来、同时又是怎样分化的问题。因此，白语的系属问题与白族的族源和历史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一直受到包括语言、民族、历史等相关学界的广泛关注。
通过考古和其他历史文献材料可知，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元明清，白语族群和汉语族群及其他藏缅语（包括彝语、傈僳语、藏语、羌语等）族群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与这种族群关系相联系，白语的语言结构十分复杂，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白语既有很多与藏缅语对应的地方，也有一些特点与汉语相同或类似。这就造成了白语系属问题研究的很大困难。
由于白语在语言结构上与汉语、藏缅语族语言错综复杂的关系，学术界至今还无法就白语的系属形成一致的认识。主要的意见有藏缅语族说、汉白语族说、汉语方言说、混合语说等多种。其中，藏缅语族说是民族语言学界的主流意见。在此基础上，中国民族语言学界对白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傅懋责力、徐琳、赵衍荪等认为白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马提索夫、戴庆厦、杨应新等主张白语属藏缅语族，但自成一语支，即白语支。有的学者则将白语列为藏缅语族中的“语支未定”语言。本文赞同白语是藏缅语族语言的意见，同时也承认白语历史上长期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语言结构和其他藏缅语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四）白语的价值
作为白族的民族共同语，白语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伴随着大理白族自治州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进程，白族社会各界对白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其中，白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是值得强调的。
①白语的社会价值。白语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语，是白族群众进行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这是白语的基本属性，也是白语最基本的价值，毋需赘述。
②白语的学术价值。作为汉藏语系中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语言，白语在语言结构上和藏缅语的很多语言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与汉语也有广泛而深刻的相似性，这种语言结构上的复杂性使得白语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宝库。白语语法、词汇、语音、方言、类型学等方面的研究，都蕴涵着相关语言学理论的重大价值。以白语和汉语的关系为例，如果能证明白语和汉语之间有关系的成分是由共同的原始成分发展而来，那就说明白语和汉语历史上有着亲缘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有关白语系属问题的讨论；如果能证明这些关系成分只是白语和汉语的密切接触造成的，那么，也可以丰富人们对语言接触的认识，为语言接触造成语言结构变异和语言类型发展的理论提供极富价值的例证；同时，又有助于探讨汉语方言的古代面貌及发展历史，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类似的，白语与其他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研究、白语的类型研究等，也同样涉及到语言历史、语言接触、混合语等理论问题。正因如此，白语研究正日益成为民族语言学和汉语学界共同的研究热点。
白语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上，也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上。语言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它伴随着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历史。因此，语言也蕴涵着一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信息。因此，语言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辅助材料，尤其是研究史前历史和无文字民族历史的过程中，语言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白文的功能不完善，加上历史文献大多损毁，有关白族的历史文献相当有限，因此，白族的历史研究需要更多地从白语中发现线索。这一问题现在已日益引起民族史学界的关注。语言作为民族最基本的特征，它与构成民族的其他要素紧密联系，语言在民族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早已得到公认。
③白语的文化价值。语言不仅有社会属性，还有着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属性。语言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成果都需要通过语言传承，民族文化创造活动都需要通过语言或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能力来进行。因此，一种民族语言，既是该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又是该种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承载体。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都积淀在其民族语言中，使民族语言成为一座代代传承的文化宝库。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文化价值要远远超过其他的民族文化现象。白语同样是白族从先民时代起就不断进行创造活动的产物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是白族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文化传承方面，白族虽然有长期的白、汉双语史，但汉文一直只应用于学校教育、官方文牍，而传统白族文化包括日常生活、婚丧嫁娶，民间文学中的大本曲、本子曲、民歌、民间故事、俗语，精神生活层面的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核心层次的民族文化传承上，白语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白语本身除具有以上的文化价值外，由于它在历史上与汉语、其他藏缅语言的复杂关系，它还深刻地体现着各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成为研究民族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材料。
④白语是白族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一般所说的构成民族的四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现在已经不是确认民族的必要条件。由于白族不像藏、蒙、维、傣、彝等民族一样有大量的民族历史文献，也不像一些宗教民族一样有统一、强大的宗教信仰力量来维系民族情感，统一的语言在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因此，白语是白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最为重要的标志，是白族族群认同的最重要的工具和纽带，白族人往往用“说白”、“说汉”来区分白族和汉族。占白族总人口较大比例的、较为稳定的白语人口，将是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白族作为一个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它在这方面的价值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二、白族的文字
白族有两种民族文字，即老白文和新白文。老白文是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白文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拼音文字。
白族在长期使用汉语文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很早就开始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到南诏中后期（公元9—10世纪），又通过增损汉字笔画或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将汉字偏旁部首组合成字等办法，创造了“白文”，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历史上又称为“僰文”，为与建国后创制的拼音白文相区别，又称“老白文”、“古白文”、“方块白文”或“汉字白文”。它是一种典型的汉字系文字。
古白文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书写符号体系，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其书写规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南诏大理国到当代的白文文献，其书写符号体系一脉相承，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①假借汉字。利用现成汉字来记录白语，有音读、训读、音义全借、借形字等几种。②自造新字。在汉字上进行笔画增减或把汉字及其偏旁重新加以组合，造成新字。所造成的新字白族民间称为“白字”。这类“白字”有以下数种：汉字变体字（由汉字增减笔画构成）、汉字省略字（由汉字省略部分构件构成）、汉字仿造字（借鉴汉字造字理论，由汉字及其偏旁重新组合构成，其中形声字和音义合体字最多）、加形字（由汉字加无意义的偏旁构成）。因此，古白文是一种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由多种造字方法构成的复合性的书写符号体系。
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白族民间使用。由于南诏、大理国两个民族政权都以汉文为官方文字，没有对白文进行规范和推广，因此，白文一直没有能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在南诏到明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白文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仅白族民间掌握白文者很多，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经常使用白文。从文献材料看，不仅被用于书写各种碑刻铭文，还被用来书写历史着作、文学作品，说明白文的流传使用是较为普及的。明代以来，虽然白文仍在白族民间使用，但它的使用范围已大大地缩小。流传至今的只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为数不多的白文碑铭和书面文献，且明代以前的十分少见，一般认为这与明代在云南推行文化专制，大肆焚毁民族古籍有关。
古白文在当代白族民间的使用情况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文献数量众多，并亟待挖掘整理。大理各地的民间艺人，几乎都使用古白文记录曲本和唱词。仅以大本曲为例，就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本”之说，说明其数量之大。再加上本子曲和各种民间歌本，数量更为可观。以笔者调查所知，一个民间艺人往往藏有二三十本或五六十本不等的白文曲本、唱词。民间的一些知识分子偶尔也藏有或传抄此类古白文文献。此外，民间宗教从业人员有时也藏有各种祭文、经文等白文文献。由于过去对白文的不正确认识，加上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当代白文文献的数量还很不清楚。二，古白文的使用和白族文化紧密结合。用古白文书写的白文曲本和唱词等，是白族民间文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白文祭文和经书，是白族宗教信仰的重要工具和载体。白文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不是很广泛，但白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领域，都和白文紧密相关。正因如此，白文在白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白文的文化价值日益受到相关学界的重视。
白文作为一种典型的汉字系文字，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
文字学价值。从文字结构上看，白文属于南方汉字系民族文字的一种。这一类型的文字和北方民族的表意或表音文字不同，其造字方法具有鲜明的理据性，以汉字仿造字为主。白文是南方汉字系民族文字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另外，白文丰富的书写手段充分体现了汉字符号的多语言适用性。因此，白文本身的发展，对于研究汉字的历史演变及汉字系统的特点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文化价值。白文和白族传统文化结合紧密，是白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白族的民间文学、宗教、伦理道德等都与白文有着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对白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研究，白文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同时，白文历史上没有经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规范和统一，完全在民间流传和使用，其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白族群众的文化创造能力。白文本身是汉、白文化密切交流的成果，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在语文使用方面，白文和汉文长期以来共存共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应用于行政事务、学校教育、民族交流等方面，而白文作为一种民间文字，只应用于白语民间文学创作和宗教活动领域。这种独特的双文字、双文化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制的白族文字一般称为新白文或拼音白文，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符号基础的拼音文字。1958年设计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采用拉丁字母，字母次序、名称、书写方法、读音都和汉语拼音方案大致相同。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该方案制订以后，并没有得到试验和推行。1982年，又在1958年方案的基本框架内进行修订，制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中部方言（剑川）为标准音。这个方案在剑川县受到普遍欢迎，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方言的特点，该方案在其他白族地区的推广情况并不理想。1993年，又制订了试行的“白文方案”（修订稿）。该方案确立了两个基础方言并存的认识，形成了两种文字变体并用的新的文字方案。该文字方案制订以后进行了试验和推广，在剑川、大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白族语言文字研究
（一）白族语言文字研究概况
白语作为西南地区的一种重要民族语言，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再加上白族在西南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白语相应地也屡见于历史典籍。唐代樊绰《云南志》载南诏“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赕，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阁，高也；诺，深也；苴，俊也。”这些珍贵的语言材料，至今仍是进行白语语言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和殖民者进入云南地区，也注意到当地多样的民族及语言，较为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民族语言材料（主要为词汇材料），其中也包括白语材料。一些白族学者也开始关注白语，如赵式铭、张海秋、李藻等人，都探讨了白语和汉语之间的密切关系。
严格意义上的白语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内地的学校、科研机构纷纷迁入云南，客观上促进了云南学术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民族语言学。闻宥、袁家骅、傅懋责力、罗常培等学者都曾对白语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罗常培的调查材料最为丰富。除去调查材料本身的科学价值，这些经过系统训练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本身就标志着白语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有着超出其工作本身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随着族别的确认和自治州的成立，白族族源和白族语言的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白族历史和白族语言的认识。1957年，组织了大规模的白族社会和语言调查。通过对白族各聚居区的语言调查，大体上弄清了白语的分布、使用情况以及白语语言结构的一些主要特征，同时还掌握了数十个白语方言点的语言材料。这次调查在白语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白语研究，都是在此次调查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调查还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使得白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在白语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白语文规范和推广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白族语言研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随着母语研究人员的成长，加上民族语言学界对白语关注度的提高，特别是汉藏语比较学者以及汉语学界重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的学者的加入，使得白语研究成果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白语语言系属、语言类型、语言结构的很多特点都涉及到语言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近十年来，白语日益成为汉藏语言研究的热点，一批高质量的论着相继涌现，展现了白语研究的良好前景。
白文有着一千多年的使用历史，元、明以来“白文”或“僰文”之名也屡见于文献，但白文长期虽有文字之实，却无文字之名，其历史文献也一直湮没民间，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陆续被发现，对白文的学术研究也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的文献的不断发现，白文研究在文字性质、文献的发现和刊布、文献的释读与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新白文的规范和推广方面，也产生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成果。
（二）白语主要研究课题
语言（方言）调查和描写。语言调查和描写是白语研究的基础。白语研究的进展，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闻宥、傅懋责力、罗常培等都对白语进行了调查，其中罗常培先生作了较多贡献，他在1942年对主要的白语方言都作了初步的记录和描写，后来整理为9种白语报告。这些调查材料成为白语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白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牵头，组织了由中央民族学院、云南省民语委和大理州、怒江州共同参加的白语调查小组，先后到大理、迪庆和怒江对白语各个方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先后搜集了43个点的语言材料，归纳了近20个点的音位系统。这次调查的规模是空前的，调查成果也深刻地影响到白语的相关研究，此后近半个世纪关于白语的研究，大都以此次调查为基础。徐琳、赵衍荪发表的《白语概况》、《白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白语简志》、《白汉词典》等系列重要论着，都是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他如段伶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志卷七·方言志》、杨应新等《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志·白族语言》中，都对白语及其方言进行了描写。其他的一些研究者也很重视通过调查获得白语的第一手材料。
白语的历史和亲属语言比较。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戴维斯错误的“孟高棉语说”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赵式铭、张海秋等人的“汉语方言说”，接着又经历了建国以后白族族源和白语系属的大讨论，一直到今天通过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看白语系属，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主要的意见有：①孟高棉语族说。英国人戴维斯认为一些白语词有孟高棉语语源，该提法后来受到广泛批评，已经被基本否定。②混合语说。李澡、罗常培、徐嘉瑞、李绍尼等认为白语有混合语性质，是由汉语和白语甚至彝语等藏缅语经长期接触后融合而成的。③藏缅语族说。李方桂、闻宥等较早提出白语为藏缅语族语言。这成为民族语言学界的主流意见。在此基础上，中国民族语言学界对白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傅懋责力、徐琳、赵衍荪等认为白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马提索夫、戴庆厦、杨应新等主张白语属藏缅语族，但自成一语支，即白语支。有的学者则将白语列为藏缅语族中的“语支未定”语言。④一些学者认为白语不属于藏缅语，而和汉语关系密切（相关意见见下文）。在白语的系属问题上，有的学者的看法前后有很大变化，如李方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认为白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但后来又认为白语和汉语关系十分密切，系属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由于白语结构的特殊性，其系属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很多语言学理论问题，需要从更高层面的语言理论上进行讨论，同时，也需要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白语方言调查和比较研究，才能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出更加符合白语历史发展的结论。
在有关白语的系属及其历史发展的讨论中，白语和汉语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白语和汉语之间究竟是发生学关系还是借用关系？民族语言学界的主流意见是白语属藏缅语，白语中和汉语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是受汉语长期影响的结果。罗常培等主张白语是混合性质语言，也就是说白语与汉语无发生学关系，是语言的长期融合造成了当代白语的语言面貌。但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白语是汉语的亲属语言，甚至是汉语的方言。如白族学者赵式铭和张海秋等对白语中的古汉语词作了考证，进而认为白语是上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变体。赵式铭在《白文考》认为白语中保留大量周秦汉语“雅言”词汇，属于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的汉语方言，后来受到与之杂处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发展成为白语。张海秋等又进一步认为白语和汉语是同一系属的语言，白语是在古代楚方言的基础上，又掺杂了部分古代蜀语发展而成。美国着名语言学家白保罗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白语和汉语有发生学关系，并将白语归入汉语族。近10年来，郑张尚芳发表一系列论着，系统阐述了“汉白语族说”，认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他为白语的一百核心词找到了相对应的汉语关系词，并列出了与汉语有关系的白语词表。他的观点和研究，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由于白语和汉语有长期的密切关系，因此文中列出的关系词仍然很难确定是有共同来源的同源词还是早期的借词。而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则是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共同的难题，白语和汉语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白语的语言类型和语言性质。白语有着特殊的语言结构，使其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作为藏缅语中少有的主—动—宾（SVO）型语言之一（其他还有缅甸的克伦语），现代白语诸方言以主—动—宾(SVO)语序为主，但也有少数凝固形式的主—宾—动(SOV)语序。现代白语诸方言中，修饰词、助动词等位置一般都在动词前，而在一些凝固形式中，修饰词、助动词等位置都在动词后。又如大理一带白语直接加否定词来表示否定意义，而在其他的一些方言（如鹤庆金墩话）中，还大量地保存有通过语音屈折变化来表示否定意义的方法。这些语言类型上的丰富性，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另外，白语是否是一种混合语的问题也有很大争议。目前民族语言学界在这一问题上都很慎重，但同时也普遍认为，白语由于和汉语的密切接触，其语言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的新认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两种不同的语言在长期的密切接触中，语言结构会相互趋同。汉语和白语的接触，深刻地改变了白语的深层结构。以词汇为例，按语言学界的传统认识，语言中的基本词汇是十分稳定的，很难相互借用。而白语不仅大量从汉语借用文化词，其基本词汇很多也借自汉语。因此，白语语言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反例，也为语言接触造成语言结构变异的理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例证。
除了以上的一些研究领域，白语在实验与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方面，也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白语的研究历史很短，但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欣慰的。 白语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重视白语方言的调查和描写研究，使白语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自1957年的白语方言调查以后，白语方言的调查和描写工作相对薄弱和滞后，数量众多的白语方言材料没有进行描写和刊布，学术界进行白语研究长期以来只依靠少数几种方言材料，这就使得白语的面貌无法完整呈现，白语的内部比较研究也难以顺利开展，从而也影响了白语和汉语、藏缅语的比较研究。白语描写研究的滞后，是目前白语研究工作的主要不足。
第二，白语和其他藏缅语的比较研究尚未深入开展。白语和汉语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但白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却讨论得不多，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研究状况无助于对白语历史地位的客观认识。
第三，相关学界尚未充分认识白语在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相关学界在研究白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时，只注重使用相关的汉文历史文献进行考证，而没有认识到白语这一活材料的重要价值。众所周知，民族社会、历史的相关材料，往往都积淀在民族语言中；而以语言为传承载体的民族文化，不通过语言去进行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这种“重死文献，轻活语言”的观念，客观上影响了白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
第四，研究队伍（尤其是本民族的母语研究者）较为薄弱。白族地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专门进行白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相关机构，高等院校也还未开设白族语言文字的相关专业。数量不多的几位本民族语言研究者，多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等少数院校。母语研究者在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白语研究已经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今天，本民族语言研究队伍的建设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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