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PDF电子书全4册,由文物出版社2014年出版。
本书是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度考古发掘工作的综合性考古发掘报告。《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分四册。第一册、第二册和第三册为文字和插图,内容包括综述和郭城、皇城东城、宫城、上阳宫遗址的发掘资料,结语以及附录等。第四册为图版,包括彩色图版和黑白图版。
本报告中,为简约文字,探方、遗迹、遗物等的编号统一采取缩写形式,并在编号中省略了发掘年代。如郭城缩写为L,皇城缩写为H,东城缩写为D,宫城缩写为G,宫城皇城、东城外围的其他探方统一缩写为Q。探方统一缩写为T,灰坑统一缩写为H,井或渗井统一缩写为J,破坏坑统一缩写为K,砖瓦烧窑统一缩写为Y等。探方编号先按都城分区编号,然后各区内按发掘先后顺序编号。例如:郭城探方编号:LT、LT2、LT3等;皇城探方编号:HT、HT、H3等;东城探方编号:DT、DT2、DT3等;宫城探方编号:CT、CT2、Gr3等;其他区域探方编号:Qm1、Q2、QT3等。在发掘工作编号过程中,有些区域内的少量探方编号不统一,特别是分区交界处的一些探方编号有交叉现象。例如:宫城和皇城内有以Q开头的探方编号,宫城内有以D开头的探方编号等,本报告中沿用其原有编号的缩写形式。本报告中,出土遗物编号先排出土层位顺序编号,再排出土遗迹类别顺序编号,最后排遗物出土先后顺序编号。例如Gm716②H1:2,即指宫城第716号探方第2层第1个灰坑出土的第2件器物。此外,为区别同一地层中的若干小层,部分地层编号后会紧跟1个英文字母,以表示小层次序,例如Gm716②bH1:2;为避免遗物编号重复,部分遗物编号后会加一个英文字母,以表示重号遗物的次序,例如Gm716②bH1:2B。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书目: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1册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2册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3册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4册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出版说明:
隋唐洛阳城始筑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隋唐至北宋相继沿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其都城规划和布局,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和东亚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都城的形制布局、建筑特点等,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唐洛阳城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本报告即为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
隋唐洛阳城位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盆地。四面环山,北倚邙山,南亘熊耳,西连崤山,东傍嵩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正所谓“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大而言之,北起幽燕,南逾江淮,西对关陇,东抵黄河下游平原,位置居中,正所谓“四方入贡,道里均”,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掌控四方。从自然环境看,洛阳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四季变化明显,光照时间长,对发展农业极为有利,自古洛阳就成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洛阳水利资源丰富,境内有洛、伊、瀍、涧四条河流。洛河源自陕西洛南县,东流经卢氏、洛宁、宜阳三县而入洛阳。伊河源于河南栾川县,东流经嵩县、伊川,穿伊阙而进入洛阳盆地,东流至巩义与洛河相汇后注人黄河。瀍河源于河南孟津县,东南流入洛阳盆地,汇入洛河。涧河源于河南新安县,东北流,与发源于河南渑池县的谷水于汉函谷关东汇流后,东流进入洛阳盆地,汇入洛河。充沛的水资源,发达的农业经济,河山拱戴的山川形势,便利的交通条件等,使之成为建都的理想之地,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建都于此。洛阳盆地相继发现五座都城遗址(图1-1;彩版1),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城史上的奇观。隋唐洛阳城以其“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①的规划设计,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以宫城和皇城居于郭城西北部高冈的形制布局,整齐划一的里坊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彩版2)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隋唐时期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为维持京城的消费,需要从全国调集钱粮物资,自营建东都之始,隋炀帝便集全国之力开凿南北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北通涿郡,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的隋唐大运河。自此,洛阳成为全国的漕运中心,为隋唐东都和五代北宋西京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隋唐洛阳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大业二年建成,历经十个月。称东京,后改称东都①。东京建成后,隋炀帝即车驾入洛②。并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③,从此开创了近五百年的辉煌历史。
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攻入洛阳,焚乾阳殿,遂降洛阳为洛州都督府治所。贞观六年(632年)号为洛阳宫。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以洛阳宫为东都。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复改神都为东都。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称东都为东京。安史之乱,史思明一度占据洛阳。上元二年(761年),收复东京,复改东京为东都①。
唐末,全国形成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后梁、后唐仍以洛阳为都,称洛阳为西都或洛京,汴梁为东京,后晋、后汉、后周均以汴梁为都,称洛阳为西京。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建立的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定都汴梁,史称东京,以洛阳为西京。
北宋洛阳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及东京,但由于洛阳有着悠久的建都历史,在地理位置上又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同时巩县又是帝陵所在,因此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王朝曾对洛阳城郭、坊市、街衢、河道进行多次修缮。特别是在宋徽宗时为朝谒诸陵,曾对西京宫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地修缮,历时六年,修缮大内房舍数千间②。金以洛阳为中京,范围大大缩小,因隋唐东城之旧筑城③。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26′~30′,北纬34°38′~41′1963年6月20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40余年的田野工作,基本搞清了隋唐洛阳城的平面布局,主要由郭城、宫城、皇城、东城和含嘉仓城等部分组成(图1-2,图1-3;彩版3,彩版4)。
郭城南宽北狭,平面略呈方形,与《唐六典》“郛郭南广北狭”记载基本相同。文献记载郭城共有八座城门,分别位于郭城东、南、北三面。其中南垣上三座,自西而东依次为厚载门(隋曰白虎门)、定鼎门(隋曰建国门)、长夏门;东垣上三座,自南而北依次为永通门、建春门(隋曰建阳门)、上东门(隋曰上春门);北垣上二座,东为安喜门(隋曰喜宁门),西为徽安门。经考古发现的有定鼎门、厚载门、长夏门、永通门。洛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将郭城分为洛南和洛北两区。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形成里坊。郭城内通往城门的街道较宽,其他坊间道路以及坊内道路稍窄。郭城内有三市,分别是位于洛北里坊区的北市(隋称通远市)、洛南里坊区的南市(隋称丰都市)和西市(隋称大同市)。宫城位于郭城西北隅,其南与皇城、东与东城、含嘉仓城相接,平面呈东西长方形。宫城主要由大内、东西隔城、东西夹城、玄武城、曜仪城和圆璧城组成。宫城南部以大内为中心,东西隔城、东西夹城依次分布;北部由南向北为玄武城、曜仪城和圆璧城三重隔城。文献记载宫城南面六门,中为应天门(隋曰则天门),东为明德门(隋曰兴教门)、重光门和泰和门,西为长乐门和洛城南门,南垣北屈部分,东有宣政门(隋曰永康门)、西有崇庆门(隋曰隆庆门);北面一门,为龙光门;东面二门,曜仪东门和圆璧门;西面二门,嘉豫门和洛城西门。经考古发现的有应天门、长乐门、明德门、崇庆门和宣政门。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南临洛河,平面呈长方形。文献记载有六座城门,南垣上三座,由东向西依次为左掖门、端门、右掖门;东垣一门,为宾耀门(隋曰东太阳门、唐初称东明门);西垣二座,南为丽景门,北为宣辉门(隋曰西太阳门,唐初称西明门)。考古发现有右掖门和宾耀门。皇城内,东西向四街,南北向隋为五街,唐为四街。
东城和含嘉仓城位于宫城东。东城,西与东夹城、北与含嘉仓城相接,东隔泻城渠与洛北里坊区相望。平面呈南北长方形。文献记载东城有三座城门,南为承福门、东为宣仁门、北为含嘉门。含嘉仓城(隋称含嘉城),位于东城之北,西与曜仪城和圆璧城相接。平面呈南北长方形。文献记载含嘉仓城有三座城门,南为含嘉门、西为圆璧门、北为德猷门。经考古发现的有宣仁门和德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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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深入探讨《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全4册 2014彩图高清》这一重要考古资料的重要性及其内容。本书汇集了自1959年到2001年,针对隋唐洛阳城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成果和发现。作为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宝贵资源,这部报告不仅展示了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城市规划、建筑风貌、文化遗存,还为我们提供了对这座古都历史演变的深入了解。通过对报告中涉及的四个方面——考古发掘的背景与意义、考古成果的主要内容、发掘方法与技术、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本文将全面解读《隋唐洛阳城考古报告》的核心内容,并探讨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总结了洛阳城从1959年到2001年间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时期,洛阳作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隋唐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建筑、街区划分及其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社会结构及文化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报告所揭示的发现,不仅推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进展,更为我们深入理解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这一系列考古发掘的背景,不仅仅是对洛阳古城遗址的探索,更是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全面回顾。隋唐时期,洛阳曾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着当时社会的高峰。因此,对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座古城的宏伟与繁荣,还能够为后人提供宝贵的遗迹,助力于重建隋唐洛阳的历史面貌。
此外,这项考古工程的意义还体现在其对中国考古学技术的推动。洛阳城遗址的复杂性要求考古学家采取细致且先进的方法,如地层分析、数字化记录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了考古学研究的精度和深度。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发掘不仅是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也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全新突破。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涵盖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隋唐洛阳的城市规划及相关建筑遗址的发现。根据考古报告中的资料,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布局十分讲究,城市分为内城与外城,并通过严格的道路和街区划分形成了有机的城市网络。通过这些发掘,我们得以了解古代城市在空间组织上的智慧和美学。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宫殿区、寺庙遗址以及城市核心区的发掘成果。隋唐洛阳城中的宫殿建筑群,展示了隋唐帝王的奢华与雄伟,也为研究古代宫廷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出的唐代大明宫遗址,作为唐朝的皇宫,极具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寺庙遗址的发现也揭示了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宗教建筑的独特风格,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除建筑遗址外,大量的出土文物也是考古报告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文物包括陶器、金银器、铜器、石雕、壁画等,展示了隋唐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文物的分析,学者们不仅能够重建古代人的日常生活,还能够从中窥见到当时的社会风貌、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流派。
在《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家们采用了多种先进的发掘方法与技术,以确保对隋唐洛阳城遗址的全面探索。这些技术包括了传统的手工挖掘、精密的地层分析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结合。例如,通过高精度的地质雷达和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考古人员能够在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获取更多的地下信息,从而提高发掘效率和准确性。
另外,报告还提到了一种特别的考古发掘方式——考古学的跨学科合作。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艺术学家以及地理学家的紧密合作,使得洛阳城的发掘成果得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帮助考古人员理解和解释遗址中的各类遗物,也有助于为洛阳城的整体历史复原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技术手段的创新在考古发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考古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运用卫星影像和遥感技术对洛阳城遗址的空中考察,通过对大规模遗址的快速扫描和数据分析,考古人员能够更全面地掌握遗址的分布情况及其演变过程。这些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的学术价值无可估量。首先,报告通过对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历史资料库。这些资料不仅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实际的证据,也使得学者们能够深入了解隋唐时期的政治结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制度。
其次,洛阳城的发掘成果对于世界历史学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隋唐洛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洛阳城的考古研究,学者们得以揭示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互动,展示了丝绸之路上洛阳的独特作用与贡献。
最后,考古报告还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通过对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记录,不仅对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保护,也为后世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这些考古成果对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影响。
总结: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全4册 2014彩图高清》为我们提供了隋唐洛阳城的丰富历史资料,呈现了隋唐时期这座古城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者们不仅重建了这座古都的历史面貌,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
这部报告不仅是考古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历史学、文化学、建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它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面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让我们对隋唐时期的历史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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