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一编》书目：

一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上册 （第2版）一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下册 （第2版）一编  底边社会卷  上册 （第2版）一编  底边社会卷  下册  （第2版）一编  婚姻家庭卷 （第2版）一编  人口卷 （第2版）一编  社会保障卷 （第2版）一编  社会组织卷 （第2版）一编  文教事业卷 （第2版）一编  乡村社会卷 （第2版）一编  宗教民俗卷 （第2版）一编  少数民族卷 （第2版）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书目：

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上册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中册三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下册

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上册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中册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下册

大体上是第一编的延续。为了进一步拓宽资料的搜集范围,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并按专题或学科门类进行分工,各负其责,对散藏于全国各主要图书馆的民国调查文献进行了一番较大规模的文献调查。我们的目光,除了投向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单行本外,更主要的还是从各类报刊中“披沙拣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总共查阅的报刊约计不下千余种,搜集到的比较重要的调查有1400多种。我们从中挑出500多种作为续编内容,分成12卷,陆续出版。就民国时期的调查总量来说,这仍然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总的规模约计已经超过2500万字以上,是丛编第一编的三倍多。

与第一编相比,《二编》共有七卷基本上延续了原来的专题分类如“人口卷”、“乡村社会卷”、“宗教民俗卷”、“社会组织卷”、“城市(劳工)生活卷”、“少数民族卷”和“文教事业卷”。如将两编汇合起来,辅以其他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出版的着作,其中的有些专题,如“宗教民俗卷”、“少数民族卷”和“文教事业卷”等,也算是比较全面了,大致可以将当时有关调查的基本轮廓勾勒出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增加了四卷新的专题,如“乡村经济卷”、“近代工业卷”、“法政卷”和“华侨卷”。原来的“社会保障卷”这次改为“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其中的医疗卫生部分原本不属于社会调查的范围,但是我们发现它是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观察和检测中国人各方面的体质、菅养和卫生状况,可以使我们更具体、更准确地了解当时国民的体质状况,也为考察近代以来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变化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数据,因而很有价值,值得收录。此外,第一编原设的“婚姻家庭”和“底边社会”两个专题,这一次在文献搜集的过程亦有不少新的发现,但是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只能和其他未被列入的专题调查一样,暂时忍痛割爱了。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书目：

二编  华侨卷二编  社会组织卷二编  乡村社会卷

二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上册二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下册

二编  法政卷  上册二编  法政卷  下册

二编  人口卷  上册二编  人口卷  下册二编  人口卷  中册

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上册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下册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中册

二编  文教事业卷  1二编  文教事业卷  2二编  文教事业卷  3二编  文教事业卷  4

二编  乡村经济卷  上册二编  乡村经济卷  下册二编  乡村经济卷  中册

二编  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  上册二编  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  下册

二编  宗教民俗卷  上册二编  宗教民俗卷  下册

二编  近代工业卷  上册二编  近代工业卷  下册二编  近代工业卷  中册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出版说明：

两年前,由我们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甫经出版,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纷纷建议我们要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这样的情况,与其是对编者的鼓励,莫如说是对那一时代倡行社会调查之众多先驱者的赞誉。正是这些先驱者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和不厌烦琐、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才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纷扰不已的乱世硝烟散尽之后,仍然给我们留下如许丰富的数据、如许多彩的文字,让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以及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如许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这大约也是今日矢志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的心声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但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着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汉的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打倒,礼教打倒,旧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及目下见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阔斧一扫而光之势”。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于“革命”的狭隘定义,这样的社会调查运动,理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何况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是很早就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后来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过程中,这些绝大多数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革命领导者,更是把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和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致国外有学者把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调查,称为国内外最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

但是要将这样一种在西方近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移植到当时的中国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在一个基本上不具备社会调查土壤的传统社会搞调查,搞得不好,或许同样也会像其所批评的全盘西化论者或革命虚无主义者一样,陷入“穿洋靴于缠足”的困境之中。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传》的寓言式传记,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确、不讲效率、马马虎虎的行为习惯给予辛辣的嘲讽,然而这样一种在西洋镜透视下的“懒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样样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圆通大师”。(见叶圣陶着:《文章例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而李景汉先生之所以在大学课堂上“跼嵴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旦回到国内,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备这种起码的普通公民常识的民众,是一个不具备“近代国家资格”的“有民国而无国民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事实上并不缺乏调查这样的信息采集活动,只是这样的调查最终的目的无非服务于统治者的征赋加徭,故而当一种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社会改良的新型的现代社会调查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反过来却要遭遇这些预想中的受益者种种似乎不可理喻的误解、抵制或敌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从事社会调查,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从而获取被调查者的信赖,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对被调查者进行一番改造。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序言中写道,从事社会调查,“调查者底技术,固须训练;被调査者也同样的须受技术的训练。譬如我们为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的情形,而要它们记帐,便须先训练它们能写、能算,就是说,它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它们培养起来”。他还以建房子做比喻:“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正是工料全无。我们须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就此而论,作为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之产物的社会调查运动,反过来又成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真正通道,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深入传统社会关系内部的同时,又悄然改变着这一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例如定县实验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 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至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已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做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已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着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李景汉之所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偏重于事实的呈现,一方面是考虑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长,另一方面则是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希望等到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而且就像社区研究派自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法”一样,李景汊也同样将用统计的方法、图表的方式反映社会状况,看作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描写”。(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两者孰是孰非,大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其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至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仅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一旦弄明白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性质、地位与过程,这些调查对当代中国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多重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首先自然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样一种类型的史料,不仅是我们透视那一时代社会各阶层之生存图景的重要载体,而且因其毕竟是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观察分析而得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和当代社会调查取得的数据衔接起来,从而打通多少年来人为设置的历史界限,建立较长时段的资料系列或数据库,让尘封已久的所谓“死”的史料走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其所反映的社会概况,至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郑杭生语),借助我们今日的追踪调查,并与前者进行对照,就可以透视该地域或该社区长时段的变化历程。如果我们不是用一种至今仍然遥不可及的所谓纯粹的“本土化”为度量的标准,而是注重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相互结合,即民国学者提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那么,至少从资料替代的角度,这些社会调查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是问题意识的积累。这种问题意识,涉及学术、观念和实践等多重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对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更多的只是从资料的角度来使用,而忽略了这些报告所进行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对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以致今日许多学者依靠这些材料或数据重新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前辈并无太大的差异,或者说得刻薄一点,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抄袭。事实上,我们有必要把曾经被打断的学术谱系重新接续起来,并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更高的学术平台或学术起点之上,而不仅仅是在一种“出口转内销”的学术旅行之中浪费我们有限的生命。纵然这些结论并不可靠,值得推敲,但他们在那样一个与今日类似的社会转型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有许多直到今天还是极富启发性和生命力的,值得进一步的探究。而且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或结论,无论多么的不同甚至对立,也总有“片面的深刻”和“局部的真理”在,如果因为这种结论的分歧多样,而对于这些社会调查的科学性、客观性或真实性持否定的看法,则未免过于极端化了。如果我们摒弃那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立场或追求绝对真实的机械主义立场,把历史真实当作一种远大的理想而又不放弃对这种理想的追求,采取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辩证的立场,那么,这些调查所展现出来的所谓“真实”,将是另一种全新的面貌。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种的差异、分歧和争论,才是历史变迁的真实过程。

民国调查资料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根据19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刘育仁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27年到1935年的9年内,国内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9027个,平均每年1000个以上。(参见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因此,可以预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献的整理,将是一个难以完结的学术工程。至少到现在为止,在长期的资料搜集和文献追踪的过程中,我们以及学界同行总会时不时地有新的发现,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发现。我们只能希望借助于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来把这事业进行到底。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还是遵照第一编的原则。我们选择的都是当时发表在报刊之中或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没有出版单行本的调查资料。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放弃一些很有价值但保存不好的资料。另外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没有单行本,但是找起来比较容易的资料,这一次也没有收录。比如在“乡村经济卷”中,我们就没有收录由孙晓村主持、陈翰笙参与总体设计的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系列农村调查,即浙江、江苏、河南、陕西以及广西、云南六省农村调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美籍学者卜凯主持的最重要的两种调查《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的土地利用》,已为学者广泛引用,这次暂时不予列入。还有就是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民族学家的文集中都包含一部分的调查,包括单行本和当时已发表、未发表的论文,这次同样不准备重复收录。应该说,此次收录的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界找起来不是很容易的资料。如“人口卷”里收集的调查,基本上是县级或省级的调查资料,属于地方性的人口普查,目前的人口史学界已很难见到。其中特别是陈达在云南做的调查,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有油印本,但均有不少页码字迹不清。我们是对这两个油印本进行仔细对照和核对,才得到现在的版本。这个调查对以后的人口调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如此等等,因数量较多,兹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