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新出墓志》PDF电子书全1册，由文物出版社2011年出版。
《长安新出墓志》辑録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新岀土北魏至清墓誌,按中国历史纪年编年顺序编排,并注明公元纪年。所辑録墓誌每篇均有録文,并配以图版和说明。说明内容包括:年代、尺寸、形制、纹饰、行数、字数及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处等项。原墓誌无标题自拟标题者,标题前加星号※表示。
关于録文
(一)録文一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通常用逗号、句号、顿号、冒号、感叹号
(二)録文序文部分不分段,铭文另起行。
(三)録文遇异体字、缺笔避讳字、俗体字一律径改;不易査对的宇按原笔画照録;通假字不改;原誌错字保留,于错字后加[]表示正字;原誌脱、衍文,于其句末加()说明;録文遇残缺,缺字以□表示,缺字较多不知几何者,以(下阙)表示。
(四)録文中原誌因避敬讳空格者,于敬讳前加○表示
(五)録文每行末加号表示分行。
《长安新出墓志》出版说明：
碑刻贮存或者储藏着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如果说碑刻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史书,那么墓誌碑刻的纪念性则如凝固在岩石上的精魂。碑誌还标识着一个区域的文化高度,有着地缘的因素,似乎是一部地方史的文字备忘绿,它是用生命书写的史章,镌刻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
在长安这块中国古代隋唐文明养分浸染最深的土地上,出土了聚多的石刻史料,当人们沉思凝视着一块块墓誌碑刻,仿佛回望着古人的精神家园,重温起那些风云起伏的历史岁月。
古代京畿内的长安县“地沃物丰”,爲“京师衣食之地”,物质基础和地理形势决定了这裏是“膏腴之地”、“上富雄地”,从皇家贵族到达官贵人、从士子胥吏到禁军武士,从高僧大德到女尼道冠,都在这裏生活过、游览过,数千年的沧桑经历见证了多少王朝的人文变迁。面对终南山麓,眼底翠録遍地,尤其是佛寺道观聚多,被誉爲风水宝地,他们把长安作爲自己最终归宿处,纷纷买地造茔,立碑碣,不仅留下了聚多的碑刻碣石,而且历史研究价值极高,遗存集藏非常丰富。
如今的长安区是西安市风景秀丽的后花园,二○○七年我到西安参加碑林博物馆建立九百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爲了扩大搜寻新的出土史料视野,专程到长安区博物馆考察碑刻文物,而馆长穆晓军则是我在西北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长安工作了十几年,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文博专家了。我在他的带领介绍下认真观察了一些新出土的墓誌碑刻,特别是唐安乐公主等人的墓誌令人感叹,这位唐中宗的小女儿生前“光艳动天下”,要做“皇太女”,史载她生活穷奢极侈,开府卖官干政,先嫁武崇训后嫁武延秀,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时她还在“照镜画眉\(见《大唐故勃逆宫人誌文并序》),记载她“禀性骄纵,立誌矜奢,倾国府之资财,爲第宇之雕饰”;虽然皇上“仁慈徒远,骨肉情深”,于景云元年(七一○年)十一月被埋葬,但死后只有很小的墓室。人生处世真是奇幻,起伏变化往往无常。这些墓誌石刻被人们视作是古人追思的载体,祭扫的标誌,但实际上却有如跌宕的历史块垒,以坚实的巖体、无言的沉默,向着后人无尽地倾诉墓主人的人生跋涉,化作了昭示千秋的凭吊思绪。
晓军馆长随后赠送了我数幅新岀唐代墓誌拓片,读之令人感叹。墓誌中的人物,有的爲国捐躯、殡身不惜,有的爲政清廉、民所歌之,有的爲非作歹、极力掩饰,有的狂傲一生品格低下,有的使人终身潦倒、委屈一辈,有的让人萦怀心碎、缅怀追念,即使那些龙子皇孙李元昌、李恪、李裔等(见《唐故元昌墓誌铭》、《大唐故恪墓誌铭并序》《唐故随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赠尚书考功郎中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墓誌铭并序》),不是赐死就是被杀,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虽然墓誌碑文内容五花八门,但有的人物让我们链接起武则天时代的恐怖,有的人物则让我们对当时历史事件做了揭密,有的人物使人回眸到民族危亡的时刻…
假若说我们超越千载时空而与古人邂逅,当时我便有了编辑出版长安新出土碑刻精华的思路,因爲近年来人们常常感叹石刻墓誌被自然侵蚀、人爲损毁或盗卖流失,长安这批新出土石刻墓誌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回到北京后我就提议由文物出版社向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提出二○◎八至二○○九年度出版经费申请,在评审专家严格审查和支持下,最终按照新史料整理获得了重大项目的资助。文物出版社几十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出土的碑刻史料,主持承担长安的墓誌石刻整理项目也是责无旁贷的任务,特别是要把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公布于世,更是迫在眉睫的事。在长安博物馆和穆晓军馆长日爬夜梳的辛勤劳动下,一块块墓誌拓片被锤打岀来,一篇篇文字被初步整理岀来,其间的努力与辛苦只有我们通过不断沟通知道。长安虽然是西安市的一个由县改爲区的行政区域,但它古老的名字一直是世瞩人说、载誉青史,汉唐风韵扑面,石刻出乎其中,宋元翰逸浸染,文脉相承碑铭,是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追溯的地方,儘管我们所见的石刻任凭风雨吹打、岁月剥蚀,有些磨砺无痕,有的泐漶不清,但均是独步古代的文化遗产,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极好的作用。
有人爱把墓誌石刻比作古人讲述大型系列历史的纪録片,不仅聚焦着一个地域逝去的人物,而且记録着人物迁徙流变的沉浮,儘管它不能描述一个人的个性细节,不可能全景式地展示人物丰满的形象,但它见证了风云会际中芸芸生的人性形态,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常常会被社会所扭曲,碑誌文字所隐含的复杂性,撰刻者含蓄地透露出的思考,都使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石刻中幽微的遮蔽内容,即使对重塑一个人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它无疑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越来越相信墓誌石刻中的一些史料价值,它不单是我们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爲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从本家人、本家族、本民族的内心深处审视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史书要以纪事爲主,那么墓誌更关注的人,是人的品格、德行和命运,以及人的播迁。而有什么能比人本身更使后世人感兴趣呢?石刻墓誌正是起了弥补史书不足的遗憾。
例如在隋代墓誌中,陈朝孝宣皇帝第二十六子陈叔兴在十三岁就被封爲沅陵郡王,陈灭亡后于开皇九年迁徙长安,大业三年(六○七年)时死在长安弘教乡务德里,年仅三十五岁(见《前陈沅陵王故陈府君之墓誌》)。墓誌将他比喻爲文雅好学的刘安、聪明修文的曹植,他的事迹儘管被撰写者一笔带过,但他与其母施太妃以及兄妹陈叔教、宁远公主一起有着亡国痛别金陵的经历,宁远公主于开皇九年(五八九年)又被隋文帝纳爲宣华夫人,这其中的跌宕心情墓誌又焉能表现呢?但是墓誌却将一家人的脉络梳理得非常凊楚,给了我们更爲凊晰的认识。
例如在唐代墓誌中,天实十三载(七五四年)游击将军、右武卫中郎将炽俟讪(字伏获)墓誌是又一重要发现,长安高阳原曾岀土其父炽俟弘福墓誌,由此可知他们是三姓葛逻禄炽俟部投奔唐朝入京的移民。炽俟讪虽爲西域外族人后裔,但他作爲将门之子被诏许“成均读书,又令博士就宅教示,俾游贵国庠,从师私第”(见《□故游击将军右武卫中郎将炽俟公墓誌铭并序》)。他们三代人曾爲唐朝贡献了自己家族的毕生精力。炽迪的夫人康氏,可能是中亚康国人后裔,应爲典型的西域民族之间通婚。而爲炽侯迪撰写墓誌的是京兆进士米士炎,似乎也是粟特米国人的后裔。所以这方墓誌爲人们了解活动在金山地区西突厥汘国葛逻禄部族迁徙增补了史料。
又例如长安是唐代韦氏家族最大的故居聚集地,出土的韦氏墓誌也最爲聚多,韦及、韦询、韦禩、韦正贯、韦定郎、韦翰、韦庆嗣、韦长卿、韦庆本、韦孝忠、韦柏尼等等,这样个延绵百年的名门塱族,靠什么力量支撑延续不断,看着那些韦氏墓誌不禁让我们感到就是文化的力量,正如韦正贯墓誌所说“韦氏世登文科,掌纶修史;婚姻之盛,甲于关右”(见《唐故岭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赠工部尚书京兆韦公墓誌铭》);这是一种超岀经济实力的巨大力量。特别是韦正贯墓誌记载他于中唐以后担任岭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改革弊政,“波斯诃陵诸国,其犀象海物到岸,皆先籍其尤者,而市舶使以布帛不中度者酬之,公理一削其事,问其便所以给焉”。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历史并不恍如隔世,儘管年代渐行渐远,但我们研究墓誌石刻就像深挖主角背后的故事,走访撰写者留下的旁述,倾听那些史书上没有的声音,翻检那些官书上没有留下的记録,通过类似民间故事叙述的方式,作一些素描式的陈述。例如武嗣宗是武则天从父昆弟之子,活了五十岁却也是个炙手可热人物,曾被封爲管国公(见《唐故赠太子少保管国公武府君墓誌铭并序》),对他的考证史料不多,这方墓誌恰恰填补史书空白。正是这种独特的硏究和关注体验,需要时间消化和领悟信息。
我一直认爲墓誌石刻不单是历史相对客观的记録,更是逝者存于灵魂的印记,虽然它基本上属于微观历史,或者属于自家人的口述史,但它毕竟展现出当时的政治风云、民问习俗和人物的命运。对墓誌石刻文字和内容的整理校注,明清以来就是古文辑绿的重要内容,而今更是古籍整理的重要项目,它对于留存民族历史记忆的作用绝不可低估,一幅拓片有价值的内容会从侧面佐证史书记载的正确与否,更直接地展现岀历史的纵深与跨度。墓誌石刻不仅能传递出历史的信息,其背景的点滴都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审美取向和文化层次,儘管媒体技术广泛传播,但石刻资料始终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石头读本。
随着长安的墓誌碑刻不断岀土,还将会继续编録下去,仅夲卷纵观之后就有几个特点是辑轶补遗,搜辑齐全;从北朝隋唐到宋元明皆有,只要是在长安土地新出的墓誌几乎搜罗齐全,有一半之上爲首次披露者。二是图片清晰,校点精善;对石刻墓誌采用拓片原样影印的方式,保留原来的风貌,使拓片图像与文字校点互参爲比,既示人全貌又经过文字勘校。三是资料珍稀,籛索宝贵;由于这些墓誌石刻均是本地岀土的,最可靠还是以原物爲准,所以不仅史料珍稀,而且爲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非常宝贵。正如整理者所说的有利于学术界从第一手史料角度进行观照,目的是便于匡补史实,有着文化传承的价值。
要达到古籍整理优秀成果的标准水平,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整理者对古代文体意识和语言修辞运用要给予注意,例如唐代着名文士李岘、崔博言、郑虔、李崤(见《大唐赠吏部尚书益州大都督汝南郡王韦府君墓誌铭并序》)、张读、张籍等人当时撰写的碑誌内文,有效的增补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语言,有着文化审美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使不是“官方语言”而是“社会话语”,但拾遗补缺难能可贵,这方面知识以前比较缺憾,值得今后进一步深λ硏究墓誌碑刻除了作爲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外,在书法发展流变上更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长安出土墓誌中有许多唐代名家笔迹,像徐浩的书法就不多见。墓誌刻石包括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汉隶、魏碑、唐楷各占时代主流,其中夹杂着许多令人难认的碑别字,需要长时间的揣摩考释,但破译的乐趣也融入字裏行问,犹如一个古老的文字宝库等待后人去寻找。
关注古代石刻史料的读者皆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日新月异”的进展,对新史料补充与更正往往每几年就有一批新的贡献,而墓誌彰显于世正是这一类的宾贵文物资源,也是不可再生、不能替代的文物财富,文物出版社目前正在与各地考古研究所联合推出一批新出土的石刻墓誌,我们希望能得到古籍整理专家学者更多地支持和关注,成爲国家文化遗产中不朽的人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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