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瓷窑大系》PDF电子书共7册,由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2017年出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傲居环球。纵观历史,由陶到瓷凝聚了古人类文明之大成,标志着人类渐远蒙昧走向文明。
从我们的祖先烧造出第一炉原始瓷起,中华古瓷窑的熊熊窑火从南到北、从古到今汇我民族精魂熠熠生辉,令人仰慕的瓷品遍布世界,乃至译我神州为“ CHINA“。星移斗转,时光如梭,古人作古后人感叹。面对精细妙美的件件瓷品,人们找寻着她的出生地、找寻着她的出生年代、找寻着她的母亲。
今天,北京艺术博物馆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引领下,有幸请上诸多同仁,在各古窑址的研究者、守护者的协助下,与中国华侨出版社聚沙以成塔,倾全力着此“中国古瓷窑大系”,以其叙我先人之智慧、之成就、之辉煌;以其激后人情、励后人志,再铸辉煌。此为北京艺术博物馆之幸、今人之幸也!
《中国古瓷窑大系》书目: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定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邢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磁州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登封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巩义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吉州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当阳峪窑
《中国古瓷窑大系》出版说明:
定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辖区内,曲阳县宋属定州,故称定窑。它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址,是上至宫廷贵胄,下至百姓戍卒都使用,宋金对峙时期还曾用于南宋和金代贸易的一类瓷器。其最重要的产品是精细的不施化妆土的白瓷,成为宋元时期士大夫清雅艺术取向的典型代表。其历史地位因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文献记载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又由于其广泛的影响,近代被学者列为六大瓷系之一。
定窑窑址集中分布于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北镇村和东、西燕川、野北村一带,该区域盛产上好的制瓷原料——灵山白坩(瓷土),出产长石、石英、白云石等制釉原料,有埋藏较浅易开采且丰富的煤炭资源,又有唐河支流洹河(古称汨水)、三会河自北向南穿过,如此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成就了宋元时期北方最着名的白瓷窑址—定窑。
定窑是历史上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址,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其“胎薄釉白,典雅秀丽,印花精绝”的自身特征形成后,与其相关的各类记载未有间断。其中有关于定窑北宋贡御情况的,如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宋林禹《吴越备史》:“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2《宋会要》:“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有关于定窑烧造工艺特征的,如宋周密《志雅堂杂钞》:“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有关于定窑瓷器种类及胎釉器型特征的,如明曹昭《格古要论》:“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亦有绣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间窑最好,但难得成队者。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东坡诗曰:定州花瓷琢红玉。凡窑器有茅蔑骨出者价轻,盖损曰茅,路曰蔑,无油水曰骨,此乃卖古董市语也。”清佚名《南窑笔记》:“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瓷是也。尊、爵、盘、碟、佛像及各种玩器,雕琢精巧,靡不全具,间有花纹内填采绿色者。又有土定,一种霍窑,一种建窑,似乎定制;又有欧窑,多碎纹者,不堪赏鉴。今南昌仿者,滑石合泥作骨子,纯用谌子釉。不减古釉,花样精致过之。”
定窑虽屡见于文献记载,但对其窑址位置的探索始于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的出现,中国的陶瓷研究不再仅限于文献记载的考证及传世瓷器的断代,对瓷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亦随之展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根据实地调查的工作,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实即涧磁村,概因按照当地村民方言纪录所致,下同)和仰泉村(燕川村)一带。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1951年、1957年,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人对涧磁村窑址进行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证实这里是定窑窑址无疑。通过采集到的近两千件瓷片标本,初步判明定窑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县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调查中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的遗物35件,清理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两堵和瓷泥槽两处,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代表定窑遗址不同时期堆积的北镇区涧磁区、燕川区、野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859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北镇区在北镇村内及村东两处地点布方,发掘面积385平方米,清理窑炉7座、作坊3座、水井1眼、碾臼1座、灶12座、灰坑70个、墓葬1座,出土器物4513件,陶瓷残片77967片,器物种类以白釉瓷器为主,另有陶器、窑具、铜器、铁器、石器、骨器和钱币等。涧磁区在涧磁村北进行了布方,发掘面积1024平方米,清理遗迹有窑炉、碾槽、料场、料池、水井、沟、墙及灰坑等,出土标本主要为瓷器和窑具,另有铜器、铁器、石器、骨器和钱币等。燕川区在西燕川村西南、大寺旧址、保定三矿储煤场三处地点布方,发掘总面积250平方米,清理窑炉1座,出土“尚食局”款瓷片25件,瓷塑300件,另有大量的陶瓷器残片及窑具。野北区在野北村西北发掘200平方米,清理了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
2009年9月—2010年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保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
此次发掘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在进行,通过田野发掘过程中的观察和初步整理,我们将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归纳为以下四点。
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
其中对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比如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定窑的装烧方法从三叶形、三又形支钉叠烧,到漏斗形匣钵单烧、碗形支圈支烧和环形支圈覆烧的工艺发展过程。又比如,在此次发掘的涧磁、北镇区的五个小区及燕川区的各个探方内均发现了金代的地层及各类遗迹,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
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八九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在燕川发掘区清理了定窑元代的地层及遗迹,清理出大量元代的遗物,为了解定窑元代的生产情况提供了材料。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地区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非常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已成为提供附近民众日用器物的窑场。元代后期开始,成规模的瓷器生产即告结束。
三、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
包括2座保存较完好的五代窑炉、1座宋代窑炉、3座金代窑炉,这些窑炉大都具有大而深的火膛,发达的通风道和宽大的烟囱,十分适合对烧成温度要求很高的定窑瓷器的烧成,具有不同于北方其他地区馒头窑的独特特点。如在北镇区T2内清理出的金代窑炉(Y1),是迄今清理的保存最完整的定窑窑炉,由通风道、风道门、窑门、火膛、窑床、烟道墙、烟囱和护墙等部分组成,其3.18米长的通风道、2米深的火膛、前宽后窄的窑床、有隔墙但又相通的烟囱,为我们全面了解金代定窑的窑炉结构,进而探讨定窑的烧成工艺提供了重要实例。在涧磁B区清理的一处作坊,其中有6口盛放原料的大缸、大陶盆及相关的池子,规模巨大;还清理了一处烘坯作坊,也颇具规模。定窑薄俏的胎体、发达的印花装饰,恰巧与成形和烘干有密切关系,这些遗迹的清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成形工艺和研究当时生产管理的相关问题都十分有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燕川区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大型冶炼遗址,堆积层厚达一米多;出土了大批坩锅、炼渣等遗物。通过地面调查,发现其面积可达10万平方米左右。通过初步的科技检测,证明这是一处铅的冶炼作坊。这处冶炼遗址的时代为金元时期,这应该是依托定窑的高温熔炼技术而进行的冶金生产,推测与文献记载的金代曲阳设有钱监的事件有关。
四、出士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
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都为我们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如果认为这些带款识的器物是用于贡御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不是十分集中,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其比例可达13左右。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与考古发现的汝窑的贡御体制似有一定的差别。
20092010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因其对新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践行、各类新考古手段的应用、取得的重要发掘成果,以及对窑址类遗址考古信息提取方法的创新,以及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而荣获“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度全省文物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特别奖”等奖项。此次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20092010年度定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有望在2012年年底完成组稿并出版,一个建立在定窑窑址考古发掘资料基础上的科学分期断代标尺即将诞生,这对定窑的研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亦有重要的意义。
2012年可以称为“中国定窑年”,北京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等关于定窑的专题展览及研讨会将陆续开展,第一部建立在定窑窑址考古发掘基础上的发掘报告即将出版,这一系列的活动为陶瓷考古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定窑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我们还通过拍摄专题片《定瓷春秋》、组织定窑专家讲座、组织在定窑官方博客上对热点问题讨论等形式,推进定窑公众考古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考古成果社会共享,让考古成果惠及民众,带动更多人关注考古,关注中华文明,促使公众自觉地保护好文化遗产。
定窑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一系列围绕定窑的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如关于定窑的贡御体制问题、关于覆烧工艺在定窑的创烧及发展问题、关于定窑明代瓷器的烧造情况(据《大明会典》载,明宣德、嘉靖年间,真定府曲阳县仍向光禄寺提供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等)。关于晚唐五代定窑与邢窑的关系及产品界定、关于金代定窑与井陉窑的关系及产品异同等。让我们共同努力,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独有的窑址资源整理好、研究好、保护好,在定窑研究和保护的道路上书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