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指导教授：吕芳上研究生：汪伯轩316页

导师范式、学术薪传与战时教育的多重奏：解读汪伯轩《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

在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曾中断，反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缔造了“战时教育的奇迹”。这一宏大叙事中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而研究生汪伯轩在吕芳上教授指导下完成的316页论文《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正是试图深入这一历史枢纽，解构一位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战时与战后中国大学风貌的学术努力。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研究客体——陈立夫与战时高教，更在于其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文本，所呈现的导师范式、研究路径与对复杂历史人物的辩证思考。

一、吕芳上的导师范式：政治史与教育史的交叉视野

要理解汪伯轩的这篇论文，首先必须理解其指导教授吕芳上的学术视野。作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国民党史和民国教育文化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吕芳上教授一贯秉持着“新史学”的路径，注重将政治、社会与文化思潮交织考察。他善于从制度建构、人物心路与时代语境的互动中，提炼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指导汪伯轩研究陈立夫这一课题时，吕芳上教授的导师范式必然强调几点：

去脸谱化的解读：陈立夫长期作为“CC系”头目、“反动的”国民党官僚的符号存在。吕芳上的学术训练要求研究者超越简单的政治标签，进入历史现场，理解陈立夫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型官员，其政策主张背后的思想渊源与现实考量。
制度史与思想史的并重：研究战时高等教育，不能仅停留在颁布了哪些法令、组建了哪些大学，更要探究这些制度变革背后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是“党化教育”的强化，还是“通才教育”的回归？是战时应急之举，还是对现代中国大学道路的长远规划？吕芳上教授引导汪伯轩去挖掘陈立夫教育思想的核心——即以《中国之命运》为基调的民族本位主义教育观，及其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实践。
“战时状态”作为关键变量：所有的政策都是在“抗战建国”这一总目标下展开的。高校内迁、课程统一、师资管理、学生救济，无一不带有深刻的战时烙印。吕芳上的指导，势必要求汪伯轩清晰地辨析，哪些措施是纯粹的战争应对，哪些是陈立夫借战争之机推行的长远改革。

因此，这篇316页的论文，可以看作是吕芳上学术方法论的一次具体实践，是透过一位关键政治人物，对战时国家与教育、学术与政治关系进行的一次深度解剖。

二、汪伯轩的学术耕耘：架构、核心议题与辩证分析

在吕芳上教授的框架指导下，汪伯轩的论文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承载这一复杂主题的严谨结构。316页的篇幅，足以支撑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论述。

（一）论文的核心架构推演

论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思想渊源篇：探讨陈立夫教育理念的形成。这必然包括其家学传统（湖州陈氏）、深厚的国学根基，以及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哲学”的理解。陈立夫提出的“唯生论”哲学，是其反对唯物与唯心之争，强调生命、伦理与创造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他主张“重质不重量”、“通专并重”教育方针的哲学依据。
制度建构篇：这是论文的实体。汪伯轩需要详细梳理陈立夫执掌教育部期间（1938-1944）的重大举措。这包括：
- 高校内迁与整合：如何策划并领导了史上空前的“大学西迁”，如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组建西北联大，保存了中国学术的命脉。
- 国立大学体系的扩充：为满足战时与后方建设需要，新建和改组了一批国立大学，奠定了战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理与学科布局。
- 课程标准的统一：推行“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将“三民主义”、国文、中国通史等列为必修，旨在强化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这是其政策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被批评为“思想控制”。
- 师范教育与学术评审：设立师范学院制度，强化师资培养；建立部聘教授制度，表彰学术精英，稳定教授群体。
- 贷金与公费制度：为来自战区的流亡学生提供经济支持，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得以在战火中完成学业，培养了大批建国人才。
争议与影响篇：论文的高潮在于对陈立夫政策的辩证分析。汪伯轩需要在吕芳上的指导下，平衡地呈现历史的多个侧面：
- 成就与“奇迹”：充分肯定陈立夫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维系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与发展，培养了如杨振宁、李政道等一代学术精英，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贷金制度更是具有人道主义光辉的德政。
- 控制与张力：客观分析“统一课程”与“党化教育”之间的关系，探讨其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造成的挤压。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傅斯年）对此的激烈批评，是论文必须面对的重要史料。
- 个人与时代：将陈立夫的角色置于“战时统制经济”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大背景下考察。他的许多政策，既是个人理想的推行，也是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必然产物。

（二）核心议题的深入探讨

在316页的篇幅中，汪伯轩应有足够空间对几个核心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导师制”的推行：这是陈立夫试图将儒家书院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结合的一次尝试，旨在加强对学生的“德行”引导，其成效与流弊何在？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陈立夫与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群体的复杂互动，既有合作（如争取资源），也有冲突（如思想控制），构成了战时政学关系的缩影。
“文实并重”的调整：为适应战时需要，高等教育政策向实科（理工农医）倾斜，这对中国长远的学科生态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超越论文本身：历史启示与当代回响

汪伯轩的这篇论文，其意义远超出一篇优秀硕士论文的范畴。它为我们重新审视民国史、教育史与知识分子史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

对“陈立夫模式”的再评价：长期以来，我们对战时教育的赞美，常常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陈立夫的角色。这篇论文迫使我们去思考，国家力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在国族危亡之际，学术自由与国家目标的边界又在哪里？陈立夫的实践，是一种“必要的恶”，还是一种基于文化传统的“建设性方案”？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学术薪传的典范：吕芳上与汪伯轩的这次合作，是学术研究代际传承的典范。资深学者提供视野、理论与方法，青年研究者投入具体的史料挖掘与案头工作，共同推进对历史的认识。这篇316页的论文，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史的证据，见证了如何培养一位历史学者去处理复杂的历史人物与事件。
未尽的对话：由于陈立夫及其相关历史的极度复杂性，一篇硕士论文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例如，对“CC系”通过教育系统进行党务渗透的具体程度，对不同类型高校（如国立、私立、教会大学）政策的差异性影响等，仍有待更多档案的开放和更精细的研究。汪伯轩的论文，更像是一个坚实的中介，开启了而非终结了这场对话。

结语

《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这篇在吕芳上教授指导下、由汪伯轩完成的316页论文，是一部在特定导师范式下产生的深度研究。它力图穿透历史的迷雾，将一个符号化的政治人物还原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行动的思想者与管理者。它不仅详述了陈立夫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在战争的废墟上守护并重塑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以学术的冷静，剖析了其中交织的理想与现实、拯救与控制、民族大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深刻张力。阅读和理解这篇论文，不仅是在了解一段过去的历史，更是在参与一场关于教育本质、学术独立与国家命运之间永恒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