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城武县志（菏泽市成武县志）赵嗣晋王孙延等纂修康熙四十一年版 PDF电子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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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简介

地区：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地方志

书名：康熙城武县志

卷数：全十卷

作者：清赵嗣晋王孙延等纂修

版本：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琴崔堂刻本

格式：据日本珍藏本原书原貌彩色高清PDF电子影印版下载

大小：117.26 MB

页码：569双页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地方志，康熙城武县志十卷，图一卷。清赵嗣晋纂修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赵嗣晋字桐严，广德人，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七年(1698)任城武县知县。赵嗣晋莅任后，见邑志虽创于明、再修于康熙年间，惟旧志皆极为简略，且距康熙旧志已30余年，这期间，钱粮户口，尚有增减，人物古迹，亦多异同。即与邑中绅士、父老同为修葺较订，并开馆纂述，网罗采辑，分类别例，缺者补之，冗者删去，历时五月而告成。《城武县志》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康熙城武县志全书十卷图一卷，分为：卷一舆地志：星野、沿革、山川、社村、风俗、方产，建置志：城池、河堤、官廨、仓廒、邮铺、桥梁、坊表、祠庙、义冢、保甲、兵防；康熙城武县志卷二学校志：文庙、儒学、祭器、乐器、书籍、学田、典籍、义学、义田，赋役志：户口、地亩、科制、盐课；康熙城武县志卷三至卷四职官志表、职官志传；康熙城武县志卷五人物志：宦迹传、文学传、武将传、隐逸传、节烈传、流寓传、武将传；康熙城武县志卷六至卷九艺文志：序、记、诗、赋、书；康熙城武县志卷十典社志：文祀、乡饮等，秩祀志，古迹志，杂志。康熙城武县志卷首有图十八幅。此志体例谨严，记述详确。其中以人物、职官两志记载最精赅。此外，将舆图单列一卷，为它志少见。然学校志、秩祀志、古迹志中，所记尚有重复，可为合并。

成武县作为千年古县，县名来历及沿革少有人考证。笔者二十多年来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成武”来历及沿革考》，今摘要如下。

“城武”旧址在曹县梁堌堆

夏朝时，楚人移居于今曹县东境梁堌堆（位于今成武县城西南约三十里），名以楚丘。商汤驱赶楚人南去，占有楚丘，伐夏前于楚丘告天会盟诸侯，称“吾甚武”。以武力行天之罚，灭桀而代之，此地遂名武城。西周至春秋处鲁宋之交。

《左传》载：楚灵王：“王田于武城。”楚欲称霸中原，会盟诸侯于武城，此武城不在楚国而在宋国，楚灵王称为楚国属地，行猎祭祖于此，又拒不见宋大子佐以欺宋。考宋地名武城且楚于此有宗祧之事者，正是夏时楚人所居之楚丘。楚灵王到武城，是因为武城境内有楚丘，此为楚人发源地，是其祭祖之所。此时楚北上中原，欲复前人故土,几年后驱宋迁都彭城，占有楚丘，后又置楚丘县为近齐国的淮北十二县之一，是今山东省最早设县之地，距今已二千四百年。

楚丘为城武的前身

清代乾隆年间所修《曹州府志·建置沿革表·城武》记：“周为郜国地，又为楚丘地。”清道光《城武县志·沿革》载：“春秋时，郜亡入宋；鲁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襄公十年，公享晋侯于楚丘，即今之城武西南境，为宋属邑。”清康熙本《曹县志·疆域志·沿革·周》记：“鲁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注言曰：‘楚丘……在济阳城武县西南。’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即此时楚丘已为宋属邑也。战国，周赧王二十五年，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齐得宋之济阴，东南为楚丘己氏邑。今县有楚丘地，而又分济阴定陶南境以附之。”据上二县志所言与《春秋三传》，知春秋时楚丘邑先属鲁国武城（子由为宰，澹台灭明故里），后属宋国；战国初属楚国楚丘县。

战国末，秦人东进。《六国年表》载：“(周显王）二十六（年），(秦)城武城……”周显王二十六年时，秦孝公出兵已到今山东西部，所城之武城应是天下之中的陶附近之原宋国武城，武城有商周二代先王告天之所景山，即楚丘。周显王二十七年，秦孝公在武城受诸侯贺，会诸侯，事后又朝见周天子。此时秦已驱楚南去，占有楚丘，仍名武城，筑城驻军，显示秦中原霸主地位。

刘邦改楚丘为城武

秦代设县仍名武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二世三年十月、(汉)十五（月)：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武城南。”《史记》人物传记为“成武南”。王离率大军为什么驻武城？《秦始皇本纪》载：“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与议于海上。”王离的封邑就是武城，列侯按封区户数拥有土地，并征收地税供其享用，称食邑。所以，王离为了保护自己的封地和利益，率军驻守武城，与周勃作战，却被打败。及至西楚霸王时，又废武城县名，恢复楚丘县名。

清康熙版《城武县志》记载：“汉高祖过鲁祀孔子，驻跸文亭，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城武。”刘邦灭项羽后，韩信封楚仍称楚丘县。汉王十二年，刘邦灭英布，西行回京，驻跸文亭山，一因发迹武城，今武功告成，正应其名；二因项羽、韩信已灭，为绝楚人怀思，改楚丘为城武。此是“城武”的由来，同时，解开了“城武”的“城”字是土字旁的两千多年之谜。

吕后当政，恢复秦代旧称，又改称武城县。文帝十六年仍名武城县，之后改称成武县。王莽秉政，改成武为成安，改秺县为万岁县，改郜城为告成。东汉时省万岁、告成二县，成安又改为成武，将二县并入，治所迁今县城西文亭湖一带，为三县之中。西晋、唐、宋、元时期县名曾更名武城（成）县，明初名城武县，明洪武十八年“以城武为武成”（《清史稿·地理志·山东·曹州府》），后改称城武县。1958年，改称成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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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康熙城武县志》（菏泽市成武县志）康熙四十一年赵嗣晋、王孙延等纂修版本为核心，全面梳理其形成背景、编纂特色、内容体系及史学价值。文章首先回顾康熙年间成武地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指出县志编修在稳固地方治理与保存区域记忆中的关键意义。继而从文献结构、资料来源、体例创新等方面分析其编纂特点，展示此志在清代地方志传统中所具有的典型性与独特性。正文重点围绕四大主题展开：一是“成武县志的编纂背景”，揭示县志产生的时代动因；二是“康熙四十一年版的内容体系”，解析志书的主要结构模块与重点章节；三是“文献价值与史料可靠性”，探讨其史学地位与资料严谨程度；四是“地方文化与社会风貌呈现”，细述县志如何重构知识体系、保存民俗文化与书写地方精神。文章最后结合志书本身，对其在今日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作出总结归纳，强调其作为区域文明载体的不可替代性。

1、成武县志的编纂背景

康熙四十一年版《城武县志》的编纂背景与当时清政府的治国策略密切相关。康熙帝承平治世的长期稳定，使地方行政体系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文献以统摄各项典章制度与地方事务。城武县位于山东西南部，其地理交通位置重要，加之社会结构复杂，因此重修县志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环节。

当时，赵嗣晋、王孙延等主修官通过对县内旧志、乡民口述及官府档案的系统整理，使志书编修具有明确的政府指导性。在地方官主导编纂的背景下，县志不仅是一部知识汇编，更是一项政务工程。编修者通过定期修志的方式，不仅能记录风土人情，还能为地方政务提供历史依据。

从宏观背景来看，清代初期的社会稳定促进了文献事业的恢复，尤其是地方志纂修的规范化。城武县志的编修工作严格遵守中央要求，既强调历史真实性，也注重统治秩序的展示，使其成为地方官文化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2、康熙四十一年版的内容体系

康熙版《城武县志》内容结构严谨，沿袭中国古代方志的传统体例，由地理、建置、政事、人物、风俗等多重内容构成。内容的组织方式既具备信息的系统性，也体现编纂者对地方特点的深刻理解。例如，对山川、河流、聚落等自然地理的详细描述，不仅记录地貌特征，也提供后人研究环境变迁的重要依据。

志书对官职沿革、赋税制度、兵防建设的记述较为详尽，这体现了康熙朝加强基层管理的政策导向。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内容观察县域社会结构、行政管理与经济体系的综合运行状况，从而理解该时期基层社会的整体形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志中对地方学校、社会教化及著名人物均有专章叙述，展示出成武地区文化传统之深厚。通过对乡贤、名士与科举人物的整理编载，县志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地方精神构建的双重功能。

3、文献价值与史料可靠性

康熙四十一年版《城武县志》的史料价值极高，其内容来源广泛，既参考前代旧志，也依托官方档案与地方实地调查。这种多元化资料整合方式增强了志书的可靠性，使其成为研究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

志中大量有关建置沿革、地理变化、人口统计的数据，为现代学者研究区域发展提供精准资料。例如有关河流泛滥、堤坝修葺等条目的记载，有助于研究当地水利工程的历史演变，也使研究者能够在纵向时间轴上观察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

从史学角度看，此志虽带有一定官方视角，但其对社会风俗、民间活动及乡间生产生活的描写仍具有高度价值。它不仅是官方治理记录，也是社会生活的细致呈现，对今天研究地方民俗史与社会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4、地方文化与社会风貌呈现

康熙版《城武县志》对地方文化的呈现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其对民俗节令、乡间仪礼、饮食习惯与地方方言的记录，为研究城武地区的文化形态提供重要资料。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使古代城武社会变得鲜活真实。

此外，志书中对地方教育与书院文化的描述，展现了成武地区儒学传统的延续。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社会文化中心，志书对其课程设置、教师人物与学风传承均有详细记录，为文化史研究提供宝贵素材。

社会风貌部分特别强调乡贤义举、地方团体组织以及乡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这些记录，后人得以窥见康熙时期成武社会的道德结构与伦理秩序，也能理解地方社会如何通过自我调节维持稳定。

总结：

综观康熙四十一年版《城武县志》，它不仅是一部地方历史文献，更是一部全面呈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地域百科全书。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既为当时的行政治理提供依据，也为后世研究明清地方社会提供重要史料。在今日的文化研究语境中，该志的意义愈显重要。

它以资料真实、内容全面为特点，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景象，也使地方文化的内在逻辑得以延续。无论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或文献价值来看，此志都堪称成武地区历史文化的基石，值得深入发掘与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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