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于天启七年在北京成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阿基米得浮力原理也首次被介绍给中国;第二卷为器解,讲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如天平、杠杆、滑轮、轮盘、螺旋和斜面等;第三卷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五十四幅图说,包括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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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附新制诸器图说一卷》成书于明崇祯元年,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一部极具代表性的译著与图说文献。该书由瑞国传教士邓玉函所著,经王徵、汪应魁、吴怀古等明代学者参与翻译、校订与补充,不仅系统介绍了西方机械、器物与工程原理,也结合中国传统工艺与思想加以诠释与转化。全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西方“奇器”在结构、功能与应用上的独特性,对明末中国士人认识世界、理解科学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成书背景、内容体系、译者群体与历史价值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深入阐述,力求呈现其在科技史、思想史与文化交流史中的多重意义。
一、成书时代背景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成书背景,深深植根于明末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语境之中。明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并存,传统政治与经济秩序逐渐失衡,士人群体普遍产生“经世致用”的强烈诉求,对实学与技术的关注明显上升。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自万历以来陆续入华,逐渐突破宗教传播的单一框架,将数学、天文、机械等知识引入中国。邓玉函作为耶稣会士之一,延续利玛窦以来“以器传教、以学通儒”的策略,试图通过器物知识建立中西对话的桥梁。
在这一背景下,《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并非孤立出现,而是明末“西学东渐”浪潮中的重要成果。它既回应了中国社会对实用技术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西方学者主动适应中国文化语境的努力。
二、图说内容体系
从内容结构上看,《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以“图说”为核心形式,将复杂的机械原理转化为直观形象的插图,并辅以文字说明。这种编纂方式在当时极具创新性,有效降低了读者理解西方技术的门槛。
书中所载“奇器”涵盖水利机械、起重装置、军事器械与日常工具等多个领域,体现出西方工程学对自然力的系统运用。滑轮、齿轮、杠杆等基本机械原理,被反复演示并加以组合,展示出技术设计的逻辑性。
附录《新制诸器图说》尤为引人注目,它并非简单翻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再创造。部分器械在材料选择与结构细节上,明显融入了本土经验,显示出中西技术互动的双向性。
三、译者协作特色
该书的译撰过程体现了明末中西合作的独特模式。邓玉函负责原始技术与理论的提供,而王徵、汪应魁、吴怀古等中国士人则在语言转化、概念解释与文化调和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王徵既是译者,也是实践者,他对机械技术本身抱有浓厚兴趣。在翻译过程中,他往往结合自身理解进行补充说明,使文本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习惯。这种“再阐释”使西方技术不再显得陌生。
多位参与者的协作,使《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呈现出复合性文本特征。它既保留了西方科学的原理性表达,又融入儒家经世思想的价值取向,成为跨文化知识生产的典型案例。
四、历史影响价值
从科技史角度看,《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机械工程的著作之一,对清初机械制造与科学研究产生了潜在影响。其图说形式,也为后世技术类书籍提供了范式。
在思想史层面,该书强化了明末士人对“格物致知”的新理解。器物不再只是匠人之技,而被视为认识天地运行规律的重要途径,这一转变为近代科学观念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它展示了中西双方在平等探讨技术与知识时所能达到的深度,为理解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流动提供了珍贵范本。
总结:
综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全书,可以发现其价值并不仅限于器物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它回应了明末社会对实用之学的渴求,也体现了士人与传教士共同探索新知的开放态度。
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该书既是一部技术文献,也是一座思想桥梁。它所呈现的合作模式与知识转化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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