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书目
| 书名 | 《西藏佛学原论(修订版)》 |
|---|---|
| 作者 | 吕澂 |
| ISBN | 9789574473687 |
| 出版日期 | 2022-03-18 |
| 装订与印刷 | 平装、单色印刷 |
| 页数 | 320页 |
| 商品页所列尺寸 | 15×21×1.6;单位未注明 |
原始商品信息(简体转写)
来源范围:以下为商品页中署名吕澂的文章摘录,依原段落次序作简体转写。关于汉藏资料、经录和译名的判断属于原文作者在该篇中的论述,并非本文对所引目录的独立复核;商品页的推荐性评价不并入文章内容。
ISBN:
9789574473687
出版日期:
2022-03-18
作者:
吕澂
装订:
平装.单色印刷.320页.15x21x1.6.
本书是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随着中国佛协的成立,汉藏佛教界的阁系日见密切,两地佛学的沟通也益觉其有迫切的需要。在佛协的成立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到如何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就已提出了汉藏佛典翻译的问题。但这问题过于专门了,一时难得有具体的结论。会后,我看到一些有关西藏佛教文献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拟了这个「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题目来再发表些意见,以供当代汉藏佛学家的参考。 的确,到现在这新时代来,要从「中国的佛学」里,发扬它积极的,进步的,而又有助于文化建设的成分,道必须参合汉藏双方的学说,认识它的全貌,才谈得上正确,又必须有变方学者的合作,才做得到彻底。我们说藏佛学沟通的有其需要,它的意义就在于此。沟通的第一步,应该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来,汉藏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就很不够,有些汉地学人从西藏求学回来的,也曾做过些介绍说明西藏佛学的报告,或者还编译了专书,但只有少数能深入。再说西藏的佛学文献方面,东西洋的学者一向在关心研究,本来有不少好材料可以采取,而到现在,我们还没见着一部用汉文写成的西藏大藏经的完全目录(清代也有过西藏藏经目录的译本,但译语怪僻,不可卒读,当然是不合用的)。 因此,我们要了解藏学而可用的汉文材料委实太贫乏了。至于在藏地的情形,那就更差。我不很清楚多年去西藏求学的人怎样地介绍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但就我个人见开所及,似乎藏地学者所借以了解汉地佛学的,还离不开工布查的《中土佛法源流》和土观的《西藏佛法源流》附篇等旧作,而那些作品都是充满着错误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校印了土观那篇文章,就曾做过一段导言,指出它的种种错误,这里且不多谈。至于有关汉地佛学文献《大藏经》方面,西藏也只有工布查的著述里做过《至元法宝勘同目录》的翻译。但《至元录》本身问题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说是流于形式的。只要一看见西藏经录里或著述里有那部书的相似名目,便认为西藏也有译本,其实却不尽然,好多真有西藏翻译的,它反而遗漏了,据我们粗粗地统计,它里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余种书,误勘的却有一百五十多种,即是全数的十分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译,更替它添上好些错误:有处无端地遗漏了(如《心明经》、《种种杂咒经》、《百千印陀罗尼经》等),有处又随意勘同而勘错了(如以《华严经修慈分》危《金刚髻珠菩萨修行分》的同本,《庄严菩提心经》为《方广普贤菩萨所说经》的同本等)。它还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多书名都译得不正确(如《大乘同性经》译theg—pa chen—p—ohitshad—ma《无上依经》译成Sgra chen—po等),甚至西藏著述里有过译名的,也忽略了不知采用,反搞成不伦不类(如《观所缘缘论》dmigs brtag—pa错译为《观缘起论》rten—hbrel bagom—pa《理门论》rigs—pahi sgo错译为《量门论》tshad —mahi sgo等) 。所以单凭这样一部目录,实在难以令人明白汉译大藏经里究竟有些什么书,更谈不到比较运用了。但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相当的大,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喜饶嘉措法师刚从拉萨回到南京来,我就拉萨新版《甘珠尔》的编纂上有些问题和他讨论,他谈到汉地大藏经的一切,就是完全依据工布查的书,并还对它加以推重 的。可是,老实说,要从那些著述来了解汉地佛学的真正内容,如何能够?现在,我们应该好好地再来做一番准备工夫: 一、用藏文重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汉地佛源流,一直叙述到现在的情况;这须注意纠正工布查,土观等撰述里的错误。 二、彻底订正工布查所译的《至元法宝目录》,要使每一部书都有正确的译名和实在的勘同。以上是关于汉地佛学的,再说西藏佛学方面: 三、用汉文重编一部西蔵佛学历史(严格的说,应该和佛教历史有好些区别),阐明各种学说的源流和现况,最好更参照嘉木样的《西藏佛教史表》batan—rtsis编一个学术年表,作为附录。 四、尽量采取东西洋学界已有的数据,编译一部西藏大藏经的勘同目录。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西藏所有的经绿或学史关于各译家年代的先后,照例没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如胜巴堪布所着的《如意宝树史》dpagbsam bjon—bzan总结了各种经录记载,枚举印度法师来藏为译主的九十二人,西藏的度语(即翻译)一百七十一人,也只粗分为前传期和后传期的两大段落而已(见该书印度校印本408—410页) 。现在另编新绿,就得用西元或藏历分世纪地计算,将各家年代大体标明出来,令人一览而知其先后关系。 有了这些准备,才可以来谈汉藏双方佛学界的互相了解。这还要有步骤地选择学说上各种根本典籍,1分别译了出来,以为依据,就自然会涉及汉藏佛典翻译问题了。说起这样的翻译来,过去双方是早已做过一些工作的。藏地的翻译汉经,可以远推到佛学前传时期。现存那一时期的经录即《登噶尔玛录》里,就举出从汉文重译的大乘经二十四部、大乘论八部。这都还是些比较重要的书(如经部的《大般涅槃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等,论部的窥基《法华玄赞》、圆测《解深密疏》等),并且大部分保存到现在,可算是有相当规模的。至于汉译藏籍,除了元代以来有几种零星译本收入大藏经而外,我们从现存的增加汉蒙译语的《翻译名义大集》底稿以及《大乘要道密集》所载的 残篇断简,还可以想像到明清两代曾有过一系列的西藏密典翻译,而后来都散失不全了。 但这样翻译极其广泛,目前用不着。我们要是为了明了汉藏两方的佛学而来谈翻译,就应该联系到实际情况,译出双方学说的各籍,使人一下能得其枢钮。现在姑且举显教的学说而言。这在西藏正宗宗喀巴学系里,一向是以五科的组织在做着有系统的学习的,我们就该先将各科本典一一翻译出来。这里面除去俱舍科的《俱舍论颂》和《释论》已有玄奘的译本暂可应用而外,其余还有: 一、因明科,法称的《集量评释论》chos kyi graga—pahi tshad—ma rnam—hgrel和天主慧的《注疏》Iha—dbang blohi tshad—ma rnam—hgrel—gyi hgrel—pa (这是包括论本第一品的法称自注在内的) 。 二、般若科,弥勒的《现观庄严论》byams pa mgon pohi mngon-par rtogs—pahi rgyan和师子贤的《注疏》Senge bzang—pohi mngon—par rtogs—pahi rgyan gyi hgrel—pa don—gral。 三、中观科,月称的《入中论》zla—ba grags—pahi dbu-ma—la hjug—pa和他自己的《注解》。 四、戒律科,德光的《律经》yon—tan—gyi hod—kyi hdul—bahi mdo和他的《自注》。 这些都是要翻译的,但体裁上必须摆脱从前那楼古典式的束缚,而力求其浅显通俗,并还要现代化,运用多所参考随文附注的办法来帮助理解。因此,第二、三科的本典现观论等尽管已有法尊法师的译本,仍旧可以再翻一道。 其次,汉地佛学的现状既零落,又散漫,谈不上什么修学的一定规模,这只可以对照着藏学的分科,举出些本典来: 一、 因明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汉地的因明学本属以《理门》为大论,而极端加以重视的。西藏学者为着彻底研究《集量论》,也曾向汉籍里多方搜求它,不知怎样的搞错了,竟将天主的《入正理论》翻了过去充数,从此便在西藏讹传了七八百年。现在译出真的《理门》,连带地改正这一大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 般若科,世亲的《能断金刚经论释》和护法等的《成唯识论》(汉地晚世的般若研究集中在《金刚经》,而旧传的弥勒般若学也只有《能断金刚经论颂》一书。西藏奈塘新版的《甘珠尔》里面曾收罗到它的译本编入遗,但无释论,依然不得其 解。今译恰拾粥补了道一欠映。至于勒学的发展,以唯识理论为其归宿,两方 都有这种见解。所以,西藏的般若科研究会旁及安慧的《唯藏三十论疏,其在土 与此相当的就只有护法等的《成唯识论》了并且从此一书里就能了解土所谓「相 宗」的重要主张,可调便利无比)。 三、中观科、青目的《中论》(释)(这是中观学初期的杰作,而为汉地的三轮宗所推崇的。它大部分所依据的《无畏节》,售传也认为龙树自己的著作。宗略巴系 学者建不同此说,但从青目的书里很可看得出无畏论》是种古注带着「母论」的性质的,这足以供西藏学者的参考。汉地所谓「性宗」的理论根据,不用说也都能从这部书得着了了解)。 四、戒律科,《四分律》(汉地的律学和西藏的系统不同,这在它所依据的广律上表现得最具体又最清楚,所以应该先译)。 五、俱舍科,众贤的《顺正理论》(答复正理师的严格批评,原来也是俱舍学的主题之一,但汉地学者特别地重视它,所以对于顺正理论有独到的研究,西藏译籍里只有《顺正理》的节本《显宗论》,并还翻译得不精确,像已经众贤订正了的俱舍颂文,都不知道照改,可谓在原则上已犯了错误。至于《顺正理论》里详叙学说异同之处,《显宗论》一概从删,就更无从去辨别是非了,因此,西藏俱舍学研究到这些地方,不免时常有错。像在《根品》里罗汉留寿行是否异熟一段,就是将经主之判误认为妙音的主张,到得解所依为意能依为识处,又将有部说错作经部。假使能参照到顺正理的原文,决不至于如此。现今藏译正理,对于研究《俱舍》一定大有帮助,可不待言。至于《大毗婆沙论》也算是俱舍学的重要参考书,法尊法师已有译稿,今不再说)。 翻译这些书,应该参照各大家――像普光、窥基、吉藏、道宣、元瑜等――的注疏,彻底了解了文义之后,再来从事,庶几可以做到译文明白晓畅的地步。西藏从前重翻宋译《楞伽经》,就曾先研究了圆晖的注解,经录里特为标明(见奈塘新版《甘珠尔目录》),这是值得效法的。 有了以上十几种书的藏汉译本,两地佛学者用来做显教学说部门初步的互相了解的基本数据,我想也尽够了。由这一个开端,随后再看实际情形,计划更进一步的沟通,应该是不会太难的。不过,在这些翻译的同时,对印度的佛学源流的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使两地的佛学者能有一致或者极相近的认识。在西藏,关于这一学说源流的好些传说实在是太混乱了,甚至使卓越的史家要来做整理工夫,也不免有治丝愈棼之感(见多罗那陀的《印度佛法源流》tarauatthahi rgya—gar chos hbyuug导言) 。到现在,该可以说「有办法」了。我们可参用汉藏两方所有较古、较信的数据,以批判的方法来搞清一些纠纷,而做出一部近于真相的印度佛学史,以求汉藏学者之共信。 这中间会牵涉到双方对于师承传授、人世后先等等不同的意见,也无妨暂捐成见作个平心静气的商量。克实说,汉地好些有关佛学的零星传说、史传出自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大家的,以他们时代的在先,见闻的真切,乃至授受之有渊源,都应该特加重视而分别予以信任。加之汉文的大藏经内容丰富,蕴藏着各个时代,各个派别的代表作品,用来做说明学说流变的真凭实据,其价值也是无可比拟的(关于这一层,我将另外撰文,发表所见)。所以,只要真的是求个是非辨别,那末,在有这些优越的条件下,即使意见分歧,绝不致没有途径令其终归于统一。这只看我们的努力吧!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真能使汉藏学者对于佛学源流得到共同的认识,由此作进一步的沟通,自必会更名符其实地发挥它的效力的。 我对于汉藏佛学初步沟通的意见,大略如上,自觉是不够完全正确的,因此,诚恳地期待着汉藏佛学家的指教!
书目与摘录范围
商品资料显示修订版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出版,平装单色印刷,共 320 页,作者署名吕澂。检索馆藏时,可以将完整书名、修订版和 ISBN 一起使用,以区分题名相近的其他著作或印次。有关篇目收录和版本差异,应以版权页与目录为准。
商品页面提供的内容主要是一段关于汉藏佛学沟通的论述,并非全书目录。它能说明作者在摘录中关心的翻译和研究问题,却不足以据此概括整本书的全部章节或论证。引用时应注明所见资料的范围,并回到原书查找确切篇名与页码。
汉藏佛学沟通的起点
摘录中,作者将双方学者的相互了解视为沟通的基础,并讨论汉藏佛典翻译和参考资料不足的问题。他的表述与特定写作时期的学术条件有关,阅读时应将其作为作者当时的判断,而不是直接当作今日文献状况的结论。
商品介绍还提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及代表对典籍翻译的讨论。若要研究这段历史,可先记下作者提到的会议、问题和建议,再查阅相应会议文献与研究资料。商品摘录没有提供完整日期和引文信息,不宜自行补写未核实的细节。
目录、译者与年代
作者在摘录中关注佛典目录以及译者年代的整理,认为理解典籍的传播需要参考译经记录。资料提到《如意宝树史》对印度与西藏译者的汇集,并讨论旧有记录按前传、后传划分的方式。具体统计数字、书名译法及藏文转写应核对原书和所依据的目录版本。
做文献笔记时,可以分别记录典籍名称、原文或转写、所用译名、作者或译者,以及年代判断依据。不同版本可能采用不同拼写和译名;遇到不确定的音译,不宜仅凭字面认定为同一人或同一部书。
汉藏典籍互译的例子
摘录提到《登噶尔玛录》中所载由汉文重译的经论,并举出《大般涅槃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等名称。作者也讨论汉译藏籍资料的保存情况。这些例子展示他如何从目录与译本切入,但各版本的书名、篇目及保存状况应查阅专业目录,不宜仅凭摘录推断。
作者还提及藏传佛教学系中按五科组织学习的思路,以及对选择典籍进行翻译的建议。商品页中的后续列举并不完整;阅读时应把作者实际列出的内容与后人补充的研究分开,避免误把推测写成原书观点。
阅读与查证方法
可以先梳理摘录提出的问题:双方如何了解彼此的佛学传统、目录资料有什么作用、怎样识别译者和译本,以及哪些典籍适合互译。随后回到原书确认每个问题出现的位置、作者使用的资料及其论证,再与较新的目录和研究进行比较。
作者对早期资料的评价属于其个人学术判断,也可能受时代材料限制。比较不同观点时,应保存原话的上下文,注明写作时间,并区分文献中可核对的书目信息与作者的评价。这样既能理解本书的研究视角,也便于判断后来研究是否修订了相关认识。
从经录到版本的核对
商品摘录使用经录说明典籍翻译的历史。经录本身提供的是特定记录者在特定时期汇集的信息;研究某一部经论时,还需要核对目录条目与实际保存的版本。可以先查明作者所引目录的名称和版本,再确认他所列的经论是否与目录条目对应,最后记录现存版本的馆藏或出版信息。
译者年代也是类似的问题。摘录讨论用纪年帮助读者了解先后关系,但作者对某位译者的年代判断需要结合他所依据的材料阅读。商品页没有提供完整参考书目,若要引用具体年代或译者人数,应先查阅原书的注释与相关目录,而不是只引用商品介绍中的概括。
术语表:经录、勘同与译名
经录:本文依商品摘录语境,指用于记录佛典、译本或相关传承信息的目录材料。作者用不同经录讨论文献题名、译者和年代;它是查证入口,不能代替核看具体经本。
勘同:指对照不同目录中的题名或条目,判断其是否对应同一典籍或译本。摘录特别提醒,名称相似并不自动证明文本相同,需查看具体版本和目录依据。
译名:指典籍名、人名等在不同语言和译本中的称呼。作者举出旧目录译名不一致的例子;检索时应保留原文、转写、译名出处和版本,避免只按字面合并记录。
译者年代:指借助目录及史料梳理译者活动的先后或年代判断。原文指出所据材料有时缺少明确纪年,因此相关结论须注明采用的记录和不确定范围。
适读对象与阅读理由
商品页说明作者写作时希望供当代汉藏佛学研究者参考;文章内容集中于资料互识、目录勘同、译名和翻译史。适合对佛教文献、目录学或汉藏佛学交流有兴趣、愿意继续查原典的读者,用来建立问题清单和检索路径。若只是寻找入门式的全书概览,商品摘录本身并不足以代替目录或完整章节。
常见问题
商品摘录能代表全书内容吗?
不能。页面主要展示汉藏佛学沟通及翻译的片段,完整结构、篇目和论证需查阅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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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记录书名、译名、出处及页码,再对照佛典目录与可靠的文献版本;遇到不同转写时应结合原文核对。
文中对资料不足的评价是否适用于今天?
摘录反映作者写作时的观察。现今的目录、译本和研究情况需要另查,不能直接由当年的评价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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