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十九世纪前的占星学
在公元九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时期的“伊斯兰黄金时代”，占星学再度兴起。虽然在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之间存在关于占星学的大量争论，但他们还是继承了古典世界的占星学习传统。在亚历山大、巴比伦等地存留下来的占星文化吸引了穆斯林学者，由此占星学在它的发源地重新兴盛起来。
在中世纪，通过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古典世界的学问和占星学又渐渐回到了欧洲。古典世界文化的重新被发现在西方引发了13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在学术界得到了重视，学院派的占星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毕达哥拉斯的古老思想又一次给新一代的占星师和天文学家们带来灵感和启迪，这其中包括像第谷、开普勒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
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
开普勒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占星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利用数学方法首次证明行星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彻底改变了圆形轨道的假设带来的行星研究上的困境。他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何学和毕达哥拉斯的传统理论。
在英国，皇家占星师，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私人占星师约翰•迪（John Dee），以及预言了1666年伦敦大火的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一代占星师的专业水平。
约翰•迪（John Dee,1527–1608）
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1602–1681）
威廉•利里在事发的14年前就预言了1666年的伦敦大火。有传言纵火是他本人所为，他因此遭到了审讯，但调查结果证明了他的清白。他的客户之中有许多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书直到今天还在出版，最近的一次再版是1985年的《基督教占星学》（Christian Astrology），这本书引发了人们对他的研究的新关注。
在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得到普及并被广泛实践。然而，日益涌现的新思想和伽利略等人掀起的哥白尼革命，动摇了传统的占星学观念。随着日心说逐渐取代地心说深入人心，以地球为中心的星盘结构似乎不再具有说服力。科学意识日益高涨——木星的卫星被发现，人们对于地球和太阳、月亮以及其他行星之间的广阔空间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随着更多的“恒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所有的占星学观点都遭到严重的质疑与挑战。
不过，占星学从来没有被证明是错的，只是逐渐被学术界抛弃。除了开普勒的占星观，不存在“占星学理论”这回事。离开了数学上的论证，没有人可以阐明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或仅仅是解释一个实验的结论。并且，在十九世纪之前，没有“行为科学”，不存在心理学，统计学尚处于发展的雏形。占星学无法用任何手段加以评判，这个世界没有定义它的方式，它失去了存在的位置。
占星师们还在努力。然而，失去了学术上的支持，再加上宗教的反对，专业的占星实践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日渐式微。除了一些很个别的例子，昔日的占星学大殿只剩下残砖片瓦，隐匿在神秘的历书之中，成为大部分读者眼中的新奇玩意。大部分西方人对于占星学知识的了解仅来源于这些散落在历书中的占星符号，而它们曾是多少伟大先人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这种古老的农历中列出了经典的占星学符号，它们在今天的美国还能买到。这些古老的历书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其对于长期气候状况的精准预测，而这些预测的基本依据是比托米勒时代更早的占星学法则。
占星学的实践大幅减少，只有在师徒之间的私人传授中才得以流传。占星师的实践方法和技巧不比17世纪末期先进多少。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和1846年发现的海王星还没有被占星师们纳入考量。没有占星学的团体和机构，没有同行评议。当天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占星学却日渐衰败了。有需要联系v；zhanxzhanx有需要联系v；zhanxzh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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